上学年收集教学论文，就特别想写一个就文本读文本的相关论文，奈何掌握的素材和理论都不足，最后只好匆匆作罢。最近在微信读书里随机翻到的一本关于文本解读的书，读到一些和我想法大体相通的观点，感觉自己又得到了认可。记得之前一个讲座中一位老师提到的，“多读书，就是给自己找信心的”，信可乐也。
现在也不太喜欢就把“写作背景”打出来，更愿意大家一起一点点地立足文本，品读文字，追问，合理猜想。一旦上了背景，就真容易有套路话模式化之嫌。所以，有时候不给背景，有时候背景只是后期助读、印证。但是不容易。
尤记得学习《桃花源记》时，根本不用介绍陶渊明所在朝代、背景之类，学生都能抓住“避秦时乱” “皆叹惋”这些细节，就能判断外面的世界一点也不精彩。
要回到文本，尊重文本。运用“知人论世”来解释文学文本，务必慎重。
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或者不甚了解语文考卷中古诗的作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诗的理解和做诗歌鉴赏题。读一首诗，文本中有足够的信息供我们分析和理解，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得出合理的结论，而不必非要知道作者是谁。我郑重地写了下面这段话，来阐明我的观点：
一切合法的阐释结论，必须基于文本，能根据文本信息合理地推导出来。这是铁律。关于作者与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的信息，都是外围信息或背景信息，不是文本理解的直接对象。当且仅当文本编码意义不明，这些背景信息才能被引入阐释，而且只限于发挥印证性作用。
作者和时代背景，对于文本来说，都是外围信息，不可能构成文本理解的主体。教学时介绍作者及其时代背景，当然也无不可。但是，不宜把它升级为文本解读的方法。文本解读的对象只能是文本，真正重要的是文本！读文学作品，是要读懂作品的意思；而知人论世，是要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虽说文学和历史学、社会学有交集，但它们毕竟分属不同的领域，不可混淆。
我们应重视这一点，否则在实际教学中容易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贴标签。只要作者是陆游，就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遇到辛弃疾，这个标签也可以贴上。苏轼当然贴豪放，李清照当然贴婉约，这很幼稚，甚至愚蠢。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一条真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文本，当然要具体分析。“花褪残红青杏小”“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因为是苏东坡写的，就要被贴上“豪放”的标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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