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文化模式》何以重要？

鲁思·本尼迪克特被公认为美国最杰出的人类学家。其代表作《文化模式》和《菊与刀》甫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并且在此后始终是文化研究的必读书。《文化模式》一书是从事文化研究的绝佳引路书，指出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塑造作用。

内容简介

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这本佳作中比较了三个社会——祖尼人社会、夸扣特尔人社会、多布人社会，揭示了这三个族群的行为差异。这项开创性研究表明，每种人类文化都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特征。本尼迪克特在研究中考察了文化与个人的关系。这本大胆直言的著作深入探究了何以为人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20世纪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她重视实地研究工作，调查研究过印第安人等。1946年，本尼迪克特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47年担任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那时，她被公认为美国最杰出的人类学家。其代表作《文化模式》和《菊与刀》甫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并且在此后始终是文化研究的必读书。她在著作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译者简介

黄觉，译审，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现就职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近年出版的译著有《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剑桥俄国戏剧史》、《酒神归来：特佐普罗斯方法》、《多金和圣彼得堡小剧院：演出是怎样炼成的》、《邂逅康铎》与《罗伯特·威尔逊：方法与作品》等。

编辑推荐

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有关文化问题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对文化，尤其是对异族文化的新认识和新理解。作者在书中表现出的对人类的爱，很值得我们借鉴。该书已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有着广泛影响。果勒认为，可以“以此书出版的年代，作为国民性的科学研究诞生之年”。

“文化模式”这一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和意思。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模式的理解也不同。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她认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无穷的可能。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趋向。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化成制度、礼仪，从而形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开宗明义，讲述了习俗。作者提出了人之本性，是由文化，即习俗塑造的，而不是生物学遗传的天性，以此有力地反驳了那种“纯化种族”的欺人之谈。第二章主要涉及由选择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作者认为，一个社会或者部落，面对无数人类行为的可能性，选择是必不可免的。而正是这不同的选择，形成了诸文化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文化、社会选择的结果。第三章论述了一种文化在选择了自身的行为模式、社会价值、目标取向之后又是如何整合成一种模式的。作者提出要把不同行为领域中的习俗或制度联系起来看，反对分离的个别研究。第四至六章，作者分别以三种不同的文化为例，分析了不同模式在各个行为领域里表现出来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塑造的不同行为类型。第七章分析了社会在文化整合中所起的作用，社会的本质是通过评价而使个体的行为趋于同化，协调各种冲突因素，从而整合出文化形貌。第八章提出，应对那些不适应的个体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样，一种文化才能不断吸收新的东西，保持其生命力。

媒体及学者评价

《文化模式》是路标，指向更自由、更宽容的生活。

—— 《纽约时报》

在现代世界，文化的概念已深入人心……这一切全归功于这部著作。它是一部清新的著作，字里行间闪烁着晨露般的晶莹，深深吸引着每一位首次与其世界观相遇的读者。

—— 美国人类学家 玛格丽特·米德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教科书，使我们懂得多样性的价值。她对未来的期望在21世纪依然引发共鸣：承认文化相对性便能使人对同时存在、各有其用的不同生活模式产生理解。这些模式都是人类从生存的原材料中为自己创造的。

—— 已故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 路易斯·兰菲尔

内容摘要

序

20世纪，人们对社会人类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开辟了许多新路径。老办法是人们利用点滴证据建构人类文化的历史，这些证据取自全世界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失去了文化间的自然接触。如今这种老办法已经站不住脚。于是人们通过对人类文化具体特征的分布进行研究，辅以考古学证据，努力重构历史联系。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从这个视角观察的领域越来越宽广。研究者试图在不同文化特征之间建立起坚实的关联，并借此建立更广泛的历史关联。文化通史研究曾假设相似的文化特征有可能独自发展，这种可能性已经被否定，或者不再占据重要地位。进化论的方法和对独立地域文化进行分析的方法都曾试图揭示文化形式的发展顺序。研究者试图通过前一种方法建构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整体面貌；后一种方法的支持者，至少那些较为保守的支持者，则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单位，是单独的历史问题。

受深度文化分析的影响，对与文化形式不可分割的材料进行收集得到了极大的推动。这些搜集而来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这些信息让我们觉得可以把社会生活分成泾渭分明的类别，比如经济、技术、艺术、社会组织、宗教，而且它们之间鲜有关联。而人类学家的位置则令人想起歌德的讽刺：

想认识生物，记述生物的人

首先便要驱逐精神，

结果是得到些零碎的片体，

可惜没有精神的联系。

对活文化（living culture）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每种文化的整体性的强烈兴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特质一旦离开了它的整体环境就变得无法理解。然而试图将文化看作仅由一套条件控制的整体，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纯粹的人类学—地理学，或经济学，或其他形式主义的方法，都只能提供扭曲的画面。

试图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进行把握，这样的意愿迫使我们将标准化行为的描述仅视为通往其他问题的跳板。我们必须将个体置于其所处文化中加以理解，也必须将文化视作个体经历加以理解。这与历史方法并不抵触，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注反而揭示出文化演变的动态过程，促使我们通过对相关文化的细致比较来评价我们获得的证据。

由于材料的特点，文化生活问题常常表现为文化中不同方面相互关系的问题。这种研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文化中整体性（或缺乏整体性）的程度，凸显不同类型文化的各种整合形式，并且看到文化中不同方面繁多的关系模式，不宜笼统论之。然而，这种研究却无益于或者只是间接地促进我们对个体与文化的关系的理解。

这种理解要求对文化的精神特质具有深刻洞见，并且了解主导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各种心态。本尼迪克特博士将文化的这种精神特质称为文化形貌（cultural configuration）。她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以三种文化为例阐明了这一问题。她所列举的三种文化各有一种广泛存在的主导理念。这种方法有别于剖析社会现象的所谓功能方法，其关注点在于发现基本心态，而不是纠缠于每种文化项之间的功能关系。这不是历史方法，但论及全面形貌时例外。文化形貌只要还在延续，便会规限始终从属于它的变迁方向。相较于文化内容，文化形貌常具有突出的恒定性。

本尼迪克特指出，并非每种文化都有某种主导特性，然而我们也许对促成个体行为的文化驱动力了解越多，就越能发现某些控制情感的因素、某些理想行为占上风，它们导致那些从我们这个文明的角度来看属于异常的态度。于是，人们对社会与反社会以及正常与反常的相对性有了新解。

本尼迪克特选取的极端案例更突出了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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