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晋朝是一个缺乏天命的朝代？

近日，作家沈刚的历史新著《晋朝的死结》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是一部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以，“死结”为线索，清晰地梳理了晋朝150多年的历史，涵盖关键时间点、人物和事件。但它并不只是局限于人物与事件的演绎，而是深入历史肌理，注重分析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原因、联系和规律，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深化认知。书中的视角不仅限于晋朝，还扩展至东汉、三国、南北朝乃至隋唐，揭示了古代王朝在天命与强权间的挣扎。

在上海书城举行的《晋朝的死结》新书发布会，作者沈刚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进行对谈，对于晋朝的历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死结，我的定义是，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实际操作的结构性矛盾。两晋一百五十五年，在不同的阶段，死结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但是，我们重点还是要研究死结是怎么形成的。

回到东汉末年的社会思潮、社会背景。一方面，儒家思想还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儒家的天命观与汉室享有天命、汉室为正统的理念融为一体，这个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的思维；另一方面，政治现实层面，就是军阀武力割据。这样的话，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血腥政治逻辑，与天下士人“心存汉室”的价值观念之间，就形成了结构性的对立。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充分利用了汉室正统的价值思潮，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统一了北方，等到他走上权力的巅峰，暴露出代汉的意图，问题就来了，与他合作的部分知识分子就和他分道扬镳，特别是他重用的中书令荀彧忧愤而死。曹操的儿子曹丕代汉，五十年不到，司马氏又取代曹魏建立晋朝，东汉献帝朝廷、曹魏政权和司马氏集团，统治集团中的大臣、官僚士大夫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尽管迫于暴力的威胁，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妥协，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内心认可新生的政权。魏晋立国一开场就笼罩在不合法的阴影中。

所以，正是由于这个死结的存在，大家就觉得曹魏、司马氏得国不正，统治不合法，或者说，大家觉得晋朝的开国没有天命。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探讨。

第一个层面，汉室的天命为什么这么强大？

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制度历来有周制、秦制之分。殷周换代，西周周代统治者反复论证，殷纣王是因为失德从而造成天命转移，实际上作出承诺，就是承受天命的周室必须以德治理天下。所以，以德治为核心的天命观，加上世袭贵族分封制，反映宗法等级的制度等等，这些构成了周制的基本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王权低落，诸子百家各种思潮兴起。老庄道家祟尚避世、隐逸的生存方式，表达清静无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儒家、法家思想中分别都包含着追求大一统的积极态度。其中孔孟儒学推崇德治和仁政，强调宗法伦理、合乎周礼的等级尊卑秩序，实际上就是要求恢复周制及周天子的权威。

问题在于，在诸侯征战、追求霸权的大环境下，儒家克制私欲、恢复周礼的解决方案，并不能为诸侯建立大一统王权提供方法论上的实际助益，于是，迎合君王对内集权、对外扩张的法家学说乘势而起。法家主张强化君主绝对的专制权威，实行郡县制，制定各种严苛的法律，要求臣下与庶民无条件服从，通过赏罚控制臣民的行为，提倡农战，把民众改造为从事粮食生产、作战杀敌的工具。

所谓商鞅秦国变法，搞得就是这一套。法家的思想，确实大为加强了专制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确实是法家路线的胜利。

但是，秦朝统一仅十五年即告覆亡，又证明法家思维的高压、残暴的统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刑罚严苛、横征暴敛，轻视天命及合法性塑造，法家著述大多是为帝王献策的统治术、权谋学，不可能成为凝聚君臣士民官方的价值。

到了刘邦创建汉王朝，，历史的钟摆朝着以德治而享有天命的周制逻辑回归。汉承秦制，汉朝保留了秦朝皇帝制度在内的体系、法律的前提下，一度采取了郡县制、分封制并行的一国两制模式，而且采用清静无为的老庄政治伦理，与民生养生息，轻徭薄赋、特别是汉文帝刘桓对内不扰民、对外不挑畔，西汉政权在他手里通过了瓶颈期。

西汉武帝时期始，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经过君权天授的天命说包装，实际上否定了秦朝的天命合法性，直接将汉朝塑造成夏商周三代之后，天下大一统王道秩序的继承者。

尽管儒学中天命转移的说法，意外地为王莽代汉立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王莽的改革最终成为笑柄，本人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这就说明了王莽并不具备天命的合法性。而刘秀在群雄逐鹿中最后胜出，不仅向天下证明了他本人受命予天的合法性，更加证明了汉王朝的天命系统并未中断和转移。

考虑到夏商两代可能分别延续了六百年以上，西周和东周共延续了八百年左右，经历了王莽篡汉的曲折，汉王朝大一统政权成功复辟后，其实杜绝了任何人觊觎的可能性。在当时儒生士大天的认知里，刘氏家族君主专制的汉政权，将可能无限地固定下去。历史仿佛是终结了。

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东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当于儒学为汉政权背书，和汉室的天命融为一体。儒生士大夫忠于儒家精神、忠于汉室和忠于皇帝三位一体，意识形态转化为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巨大向心力。东汉章帝后，东汉皇帝大多数都是幼年即位，除了末代汉献帝外，都很短寿没有活过四十的。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后来又出现宦官专权等严重弊政，而汉室仍然存续百年以上，这是儒家意识形态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紧接着第二个层面，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否享有天命？

晋朝的开国皇帝是司马炎，但实际的开创者是他的祖父司马懿。对三国历史熟悉的朋友，对于司马懿都不陌生。特别是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是作为诸葛亮的对立面而存在，所谓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罗贯中是葆诸葛亮、贬司马懿，实际上司马懿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是超过诸葛亮的。

从《三国志》、《晋书》等正史对于司马懿的描写，即可看出司马氏代魏是不是享有天命。两汉时代，所谓天人感应的谶纬文化盛行，特别是包装在王朝开创者身上异象、异梦等等，都被认为是某种天命所归的象征。

西汉的开创者刘邦。《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的母亲是在梦中和神仙交合，然后怀孕生下刘邦。刘邦斩杀挡道的白蛇，又被说成是赤帝子斩杀白帝子；东汉的开创者到刘秀，西汉末年，有本叫《赤伏符》的图谶预言书，上面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字句，被认为是刘秀当为天子的依据。古文经学大师刘歆，早年因避汉成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曾经被以为，可能是谶语中的主角。刘歆参与反对王莽的密谋泄露，被迫自杀后，人们开始关注在河北自立门户的刘秀。光武帝登基改元之时，祝文中特别提及这句谶语，以此证明他是真命天子。

那么，司马懿出场又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晋书．宣帝纪》中记载，首先是曹操觉察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然后曹操对太子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所谓狼顾之相，就是说司马懿看人像狼一样，暗示他有不臣的政治野心，三马同食一槽，更是隐喻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三人对于曹氏政权内部侵蚀。实际上，曹操讲这个话时，司马懿当时才三十出头，司马师、司马昭尚为幼童或婴儿，曹操怎么可能预见到四十年后发生的事？把司马氏父子的行为安排在曹操的梦里，也许可以认为是一种天命，但这种天命的形象无疑是很不堪的。

司马懿出生于东汉一个后起的经学世家。和曹丕、诸葛亮同属三国世代中的第二代。司马懿大概比曹操小二十岁左右，被曹操征召在他身边工作，直到他去世，一共十二年。也就是说，魏晋两朝的实际创始人，有同为十二年汉臣的共事关系。

这个十二年，是曹操和汉廷矛盾激化的十二年，孔融、崔琰和杨修等名士被杀，献帝伏皇后、董贵妃等家族几乎被灭族。司马懿是曹操事业的实际继承人，他在曹操身边学到了战争和治国的经验，另一方面，曹操残忍杀戮反对者的做法，一定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马懿积极参与了曹丕代汉的劝进活动，又以大都督身份，指挥魏军阻止了诸葛亮北伐中原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终结了以诸葛亮为代表的部分士大夫恢复汉室的政治实践。

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有个规律，就是当这个王朝的合法性或者说天命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时，国家需要有经验的年长的统治者维持稳定。偏偏曹操选择曹丕一系的嫡系后代，一代比一代短命，到了第四代小皇帝曹芳即位，司马懿的机会就来了。历史的发展其实也充满偶然性，当年如果曹操选择曹植即位，曹植的长子早夭，次子曹植很长寿，一直活到三国归晋后的公元288年，也许可以带领曹魏政权走出瓶颈。

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把辅政大臣曹爽兄弟三人、以及依附曹爽的大批士族名士，包括何晏、邓飏和桓范等人，全部夷灭三族，包括家族中已经出嫁的姐妹和女儿。洛阳刑场血流成河，天下名士减半，士林为之颤抖。

所以，司马懿奠定晋朝立国的基础，确实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问题在于，司马懿作为儒是世家的代表，他还是要倡导儒家主流的意识形态治国的，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和曹魏政权相比，司马氏更能代表儒生世家的的利益，

这就延伸出第三个层面，就是说当时的士族儒生的价值取向，他们对于司马氏政权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从官方的角度讲，晋朝以儒学中的孝立国治天下，始于司马师、司马昭当政时期，但这并不是司马氏统治者独创。在儒家伦理之中，忠君与孝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两者逻辑上都是一致的。有时即使发生冲突，统治者大概也会主张先国后家的原则。到了曹操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曹丕为魏王太子时，专门就忠孝关系提问过参加宴会的宾客。他说，皇帝、父亲均有疾病，仅一粒药丸先救皇帝还是父亲？当时有个大臣叫邴原的，就坚决主张亲重于君、以孝为先，曹丕也没有为难他。这一方面说明了士人心中忠孝顺序的改变，另一方面，当时曹氏父子尚未代汉，如果一味强调忠君的话，也只能便宜了傀儡皇帝。

司马氏兄弟提倡以孝治国，其实他们遇到了难题与曹氏父子完全相同。在废帝、弑君的历史变局面前，司马氏兄弟何以提倡忠君呢？晋武帝司马炎继续父亲的做法，把凸显孝道的名教作为国家的统治价值，但这个事的副作用就是，助长了士族先家后国、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倾向，钱穆先生就说，晋朝士大夫的“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

站在儒生士族的角度，司马氏政权固然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无论是九品中正制、五等爵制，都给予了他们政治、经济上种种特权，不过，对于价值理念有着自己坚持的士大夫来说，仅仅依靠实际的利益输送，也难以改变他们内心固有的观念。尽管迫于暴力压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改朝换代不持异议，有些人还参与了劝进，但是被动地接受，和内心真正的认可还是有着很大差别。

曹操、曹丕父子强行篡汉，皇权就失去了天命的神秘性和正当性。司马昭安排钟会讨伐蜀汉，攻下成都后，钟会居然想拥兵自立。他是司马昭最为信任心腹大臣，很多人想不通这一点。实际上，就是钟会不再相信皇权需要天命，只相信赤裸裸的实力原则。既然曹氏、司马氏可以，我钟会为什么不行？司马氏建立晋朝，很多大臣名士不一定同情曹魏亡国，但内心也无法认可晋室的天命。

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既然儒家学说中天命的观念受到挑战，那么儒学的神圣性在哪里？儒学还可信吗？

实际上最初开启儒学之外精神探索的，是一批曹魏政权的二代。包括后来被司马氏所杀的何晏、邓飏和夏侯玄等人。这个就是所谓的的“正始之音”。作为曹魏政权的子弟，他们不可能不拥护新生的政权，却把精神追求的重点，转向抽象、玄虚的形而上层面。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清淡的小圈子，讲究讨论的形式和技巧，把老庄道家的玄虚奉为世界的本质。

高平陵政变后，士林气氛相当紧张。一批名士以“任诞“的方式，发泄心中的痛苦和愤怒。大家知道，这就是“竹林七贤”，代表人物就是阮藉、嵇康等人。这些人疯狂饮酒，服丧期间照喝，也不管礼教中男女有别，作出种种违背礼教约束的荒诞行为。而且公开否认礼教作为国家统治理论的行为，主张天人合一，蔑视礼法。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呢？因为司马氏父子篡位，本质就是一种毁弃儒家伦理的行为，但是，司马氏偏偏还要高举维护名教的大旗。所以，稽康、阮籍等人就采取这种反对礼教的行动进行反抗。

经过正始、竹林两批名士推波助澜，老庄玄学之风在士族、名士群众充分发酵，然后反映到思想层面，就是脱儒入玄，然后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士大夫先家后国、孝而不忠。皇帝还存在，士大夫还存在，但是凝聚人心的那个思想儒学却失去了教化的功能。这个就是魏晋得国不正，对于当时整个社会思想的根本性影响。

一部尽心之作，有特色。作者穷尽史料，查阅了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包括新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希望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讲述晋朝的历史。本书从千丝万缕、纷纭复杂的乱麻中找出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死结。历史的死结自然无法由后人解开，但如果梳理和揭示出了死结，至少能让当下的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葛剑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中央文史馆馆员）

读沈刚兄的这本书，给我一个重要启发就是思考中国古代政治架构，是否有那么简洁清晰、整齐划一的周制与秦制的区分。周制、秦制，确实都是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体制，但是周秦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尝试了吗？读这本书，就可以解除一部分困惑。本书宏观上不乏新颖的见解，微观上亦有研究成果，值得一读！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秦、西晋、隋三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中，西晋相对受关注最少。事实上，西晋政权崩溃后的长期战乱与分裂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而东晋作为第一个定鼎南方的王朝，开启了中国政治地理从“东西”向“南北”的转型。本书融汇前人研究成果，以简明晓畅的文字勾勒出两晋历史演变的线索，为普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入门指要。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沈刚，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历任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编辑，之后创办企业至今。大学时代即发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小说《别了，十八岁》获“萌芽”文学奖。出版小说集《别了，十八岁》，出版史评著作《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酷爱中国历史的阅读和研究，致力于跨界大历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