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从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前沿出发，以人类学的整体观为基点，阐述数智时代的文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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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的人类学》封面书影
内容简介
本书以《数智时代的人类学》为题，在国家倡导“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展示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互渗，并借助“人类世”的长时段视角，回应数能革命引发的诸多挑战，关注人类学的未来走向。
全书从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前沿出发，以人类学的整体观为基点，阐述数智时代的文明演变。
对推动当下文理结合的跨学科发展而言，本书以中国实践为基础提出的许多突破性观点——如神话与科幻相互映照、虚拟与现实双线并置以及人类学的五重田野等，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的突出特点在于突破以往的“数码时代”、“数字化生存”等习惯认知，提出“数智文明”为核心的表述构架。
在篇章布局上，全书做到了实证个案与宏观学理相结合、东西方背景相贯通，夹叙夹议，深入浅出，既坚守学术论著的严谨精细，又兼顾阅读接受的雅俗共赏。与此同时，通过诸多案例的比较分析，本书还能对大专以上的广大读者及从事文学与人类学研究的专业同行起到知识普及和教学参考之用。
作者简介
徐新建，文学博士，教育部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西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荣誉会长、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修班结业，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及悉尼大学、法国人文之家访问学者。
出版著作《西南研究论》《民歌与国学》《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与《不同而和：中国文学的多元共建》等，作品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目录
序一：为“人类世”占卜
我和徐新建教授相识于1993年的张家界。相识的缘由在于两个青年在学术追求上的契合。这种天造地设的契合，加上其他必要因素，终于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人文学界，催生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名叫“文学人类学”。今年伊始，文学人类学五个字，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文艺学招生方向，写进了国家新颁布的研究生专业目录，成为一个三级学科的名称。
文学人类学，顾名思义地讲，这是我俩接受大学教育的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嫁接另外一个国内高校一般都没有的专业“人类学”的结果。回首我俩三十一年来的交往，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谁也不曾料到：迎接2024年这个中国人的龙年，我拿出一部彩图版小书《龙的元宇宙》为献礼；徐新建教授拿出的献礼新书，就是这部《数智时代的人类学》。
其书名，指向某种超出一般常识的新知识：什么是数智时代呢？
这样的新名词，在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里，以及毕业后任教的一二十年里，都是闻所未闻的。我想先借用本书作者自己的说法，来回应一下对此术语感到困惑的大量读者：数智文明是“人类世”的新标记。
要说明什么是数智文明，本书不得不在开篇用很大篇幅，讨论2000年以来的另一新术语“人类世”。好在“人类世”的说法，要比数智时代或数智文明的提法出现更早，它专指一个地质学的年代，即人类自己的行为结果，已经发展到彻底改变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迫使大量生物种走向灭绝，给地球生命史敲响警钟。普遍认为人类世的到来，是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的事，一般以1950年为标志。那不正是我们五零后们出生的年代吗？
在我们的文学专业里，数千年的世界文学史上能够预见到人类世降临的作者，如同凤毛麟角。既然这个并不美妙的地质学年代已经来临，人类对自己的未来选择，会不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呢？要回答此类问题，在传统的前现代社会里，一般只有巫师萨满、占卜师或预言师，才有这个资格。徐新建写的这部新潮之书，就是要自觉去充当今日社会的预言师角色吧。
工业革命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也极大提升了人类群体间彼此杀戮的能力。紧接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数字革命，伴随着我们的中年时光。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短短几十年，数智文明已经要全面取代工业文明。数智文明时代的当下战争，要依赖海量的无人机去完成。军事攻击目标的锁定，也会靠人工智能完成。就像以色列军队攻击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加沙地区那样。数智时代的暴力程度，升级无限。从电视和自媒体上的情况看，如今巴勒斯坦社会中的人类个体，已经变成全套智能化杀戮机器自动攻击下的非常渺小而无助的牺牲者。
人类学，作为解说人类行为奥秘的科学，从1850年代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到1950年代的人类世降临；再到2050年代的可预期的新世界格局，200年间所留下的伟大教训，足以抵消以往思想史的一切结论：那就是，人类被进化的历史正在走向一种无限加速变化的失控状态，任其发展下去的结果已经明确：人类的自我毁灭以及地球生态本身的毁灭。
听起来，这哪里还像人类学说教，简直就像科幻。
当21世纪的全球最畅销书《人类简史》的作者，在其书的结尾留下悲观的预言时，已经精准地诊断出人类自孕育出文明国家以来便患上的不治之症：
这位70后的以色列作者赫拉利自己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会在2024年，成为四万多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的屠杀机器，并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威胁，变成这个星球上的残酷现实。
徐新建教授在《数智时代的人类学》中，多次讲述到他亲历的学术史回忆场景：如文学人类学团队在2000年的四川大学讨论现代性危机下“原始复归”主题；2004年又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上发表十分超前的《生态宣言》……
如今回头看，这些早年的学术表态都是“人类世”意识尚未成熟时期，国内的文学人类学方面未雨绸缪的忧思表现。当时预感到飞速变化的当下社会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难题，却没有料到这一切来得如此迅猛，以至于今日的社会生活已经难以区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今天的人们，如此强烈地拥抱被理性时代误判为已经衰亡或消逝的神话幻想，并以科幻和虚拟现实为名，竭力拓展高科技驱动的幻想体验新方式，从网络游戏到各种玄幻主题公园。
可以这样说：我和徐新建教授在合作推进和普及文学人类学专业知识的当初，是想给文学研究提供某种科学实证的可操作的范式。几十年下来，才发现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比以往文学史的所有玄幻作品还要更加玄幻的世界。因为时代的变化速率和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个人理性预见的可能范围。
在我们有幸考入大学的1977年，也恰逢适合结婚成家的年龄段。当时的社会家庭理想，表现为所谓的结婚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如今呢，我们还是我们，从求学的学子，变成即将退役的老教师。本周我出差，载我去虹桥机场的出租车司机段师傅，一路上都在抱怨一件事：为什么要搞什么无人驾驶？据说浦东区已经开始无人驾驶的试点，不久就会推广开来。出租车司机谋生的饭碗，眼看就要面临机器人的威胁，而不保了。
我们自己的一生，经历过那样一个以自行车为标志的理想代步工具的年代，如今呢，嫦娥六号探测器已经从月球背面采集到土壤标本并带回地球了。这几十年间完成的技术变化和知识迭代，不就是《数智时代的人类学》所要面对的问题吗？
在此，我郑重地把徐新建教授的这部新书推荐给读者，它恰好可以见证：这一代人的不懈追求、自我超越和深度思考。
序言的结尾，请允许我引用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老战友，已故的桐柏县文化馆马卉欣先生采录的一则盘古神话，让读者亲自体验一下，当今的科幻与古人的玄幻，二者是什么关系：
天地未分时，有个叫盘古的神人，身披驾云衣，脚穿登云鞋，在彩云里游玩，前面飘来个大气包，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一恼，抽出腰里的斧子，把大气包砍破了，落向下方。盘古追上去，睡在大气包上。不知过了几万年，盘古醒来不见了驾云衣和登云鞋，大气包变成了地，地上有了天。从此有了天地，盘古成了地上第一个人。[2]
[1]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第二十章“智人末日”，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2]参见马卉欣（编著）：《盘古之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序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大胆创新
新建兄微信飘了过来，要我为他即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数智时代的人类学》写几句话，书稿随附件直接就递过来了。
我在电脑上打开这厚重的书稿，浏览目录和内容，对着屏幕硬是楞了好一会儿，觉得如此精心大著，自己何德何能，又如何能写得出什么样的一个序！于是赶紧微信回复过去表示婉拒，理由是一直在瞎忙，没空细读书稿。没想到他的回复马上又过来了，“你不写谁写？”我于是无言以对，40多年的朋友交情和学问同好，又都是先后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山民类非正统学人，写几句就写几句吧，70岁的人本来已经可以“从心所欲”了，在朋友面前看来还是得说个恭敬不如从命，咋办呢、赶紧浏览书稿，然后凝心静气敲会儿键盘。
不妨从书名说起，如果是一般所谓“人类学”的书名，那肯定和新建无关，但若是《数智时代的人类学》，不用看内容，我就能猜到，这八成就是徐新建的大作。在中国人文学界，絮絮叨叨地说什么数字人文，早已经重复了几十年，大家对这个概念似乎感觉不言自明却又往往都语焉不详，一头雾水。
我记得1985年在深圳，我的导师乐黛云教授与人合作启动设计《红楼梦》的计算语言数据库研究的时候，就是在尝试开展这种被称为数字人文学的研究，几十年后的今天，人类早已经进入大模型计算时代，智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如此普及的社会，我们还是把但凡和0+1，和计算机沾点边的人文研究都叫做数字人文研究，未免实在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太笼统太含糊其辞了！正是见不得这种言不及义的表述，我不敢说新建是第一个叫出“数智人文”的学者，但他肯定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又最早肯定“数智”表述，并认真区别数字与数智二者差异的学人。早在2018年他来南方科技大学出席我主持的人文与计算机学者10+10“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与人文”跨学科对话会议时候，就非常认真地提出“数智人文”的概念，并且仔细厘清过数字与数智的代际差别。在他看来，数智的“智”具有升级意味，不但突出与计算技术关联的智能、智力、智慧，并且与人类作为“智人”物种的自我命名紧密对应，以人工智能和智慧互联网为代表的数智社会的出现，不仅标志者“人类世”进程中的新文明诞生，更意味着后新人类对历史人类的新挑战。
请注意，上面这段话又引出了一个新词汇“人类世”。这当然不是新建的发明，学过地质学专业的我，对这词儿并不陌生，在地层学、古生物学等课程教材中，相对于震旦、寒武、泥盆、侏罗等等这些古老的地层和生物年代，人类世实在是不值一提的阶段，既新又短，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地球成因和找矿也没啥关系，所以地质专业大伙儿就常常忘记他的存在。可是对于人类学而言，如新建这样的文学人类学者率先把这个概念引入学科论述，在学术上立马就有宇宙空间和地球时间的宏大视野，这实在是太符合新建做学问的风格了。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这一帮贵州青年学人凑在一起研究贵州文学，研究傩戏和面具文化的时候，新建以及我们都主张，研究地方文化要有京城高度，全球意识，要从世界的面具文化和戏剧发展史去看贵州傩文化的意义。而今40多年过去，新建已经成为一名走遍世界，遍访名校，回头又深入考察中外田野，穿越大西南山脉搞调查研究，学术硕果累累的国际化比较文学和文学人类学者了。
阅读这本即将出版的《数智时代的人类学》，立马就能感受到他一以贯之的学术视野和写作特点。无论是讨论“数智之维”，还是力图建构“新人类学”，都能从字里行间呈现出他那种试图穿越古今中西，勘破学科壁垒，以地球尺度、百万年人类进化史和上万年文明史去观察事物，分析现象，同时大开大合，纵横捭阖地展开论述的酣畅淋漓叙述风格。新建的著述特点是绝不人云亦云，在这本新著中，他从天地创生，文明初起，向上看宇宙科幻，向下看科玄并置，向外看世界学术风云，向内看传统文化积淀，向后看文字以外的神话世界，向前看通用人工智能的趋势，凡此种种学科视野和方法手段，又都紧紧围绕新人类学的建构层层展开，一气呵成。于是，一种数智时代新人类学的学科逻辑结构和方法模型论述已经得以清晰呈现，于是，本书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
我相信，年轻读者阅读此书，一定会感觉不落俗套，突破许多规范，更是新见迭出的启发；专业学者阅读此书，定会有茅塞顿开，启发神思的会心领悟；而我读此书，则开始一路浮想联翩，说来也是，两百年中西文化激荡，西化化中，西学东渐；40年改革开放，中西互鉴，和而不同。在学科知识体系上，却始终没法超越欧洲启蒙时代和欧美工业革命背景下生成的学科结构体制和命名范畴。他们是谁？我们如何？未来怎样？接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应该是如此格局吗？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新AI时代将引发的教育大变革的前夜，东方文化，中国学术，如何以自主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命名定位去参与世界学术的大循环，大变革？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摆在所有人的面前，避不开，躲不过，那么，要不要试一试，一起来一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大胆创新闯荡和寻求学科命名话语权的奋发努力！
就此意义而言，新建此书，我看算得上开先河之举，或者说，至少是一块稳当的学术垫脚石。
徐新建，2024，《数智时代的人类学》，人民出版社。
后记
·徐新建
对于一个原本以音乐和文学为专业的文科生来说，毅然跨入关于数码智能的研究堪称冒险。然而就个人经历与体验而言，这样的冒险既身不由己又势在必行，而且乐在其中。
1992至93年，我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任课教师毫不同情和毫无例外地要求所有作业必须用电脑打印提交，于是便赶鸭上架般地步入了几乎无头可回的“换笔”之路。自那以后，加上同样是在中美中心习得的互联网检索等数码工具的使用，从此被裹挟上这条充满变异、惊奇和艰难、欣喜的全球科技之旅。
及至2002和2009年分别赴哈佛大学东亚系及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访学，又使这样的进程进一步延伸。其间，在哈佛合作导师华琛教授（Jams Watson）鼓励下，组织专题小组参加在夏威夷大学举办的亚洲研究年会，围绕会议框架“亚洲研究的巨大挑战：从口头传统到网络想象”，以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网页创办及影响为例做了发言。在剑桥大学时，参加中国学者联合会的学术活动，讨论进化论与科学史议题，并以轮值主编身份主持学会刊物《剑桥研究》（JCS）的2009年刊，在编者引言中做了如下阐述：
From Two Cultures to No Culture（Civitas,2009）
剑桥中国学者：《剑桥研究》（2009）
回想至今已达30多年的这条文理跨界之路，谈不上懂得了数智科技的学理方法，更不敢称已做到愿景中的文理兼容。反倒是对上世纪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早就提及的“两种文化”及其鸿沟壁垒感受愈深。[1]期间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加盟过与重庆文理学院、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成都电子科大的教研合作；与北大学者蔡华和杨煦生等一起，在电子科大组建的数字人文研究所兼职工作4年，从人类学、哲学与伦理学角度讨论过诸如“新文科背景下的人文重建”、“基因编辑对社会规范的冲击”等议题。最值得回味的是自2018年起连续参与南方科技大学主办的系列对话。当时的情景充满戏剧性：来自人文与科技领域的学者两排对坐，各自表述，相互论争；针对人文学者提出的“科技原罪”说，大数据专家应声作答，称那我们就“戴罪立功”！都是坦诚壮语，掷地有声。
凡此种种，都对我个人的研究旨趣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由此陆续发表过与之相关的多篇论述。本书即可视为还在途中的成果汇集。
除了极少篇目外，本书多数章节都已曾面世。因此应将其视为以特定主题为取向的再次汇集。
就像将看似零散的“折子戏”组合为完整剧作一样，文集的汇总不亚于让已中场休息的角色重新登台。
新的舞台叫“数智时代”，剧情则保持了多幕之间的连贯性——人类世与人类学，以此呈现本届人类演化简史的学术分集。至于汇集出演的效果如何、故事是否依然有趣、情节是否流畅贯通，作者无法自评，还得留待看官们指点斧正、众说纷纭。
如今看来，尽管科技飞速发展，通过各种堪称“人类世”奇迹的人工发明，智人物种仿佛可望被提升至不可思议的2.0、3.0版本。然而，被Covid-19等各种病毒反复纠缠且不断挫败的严峻现实却将世界的真相再度揭开——人类依然是脆弱的生物群体，在细胞和基因的层面脆弱不堪，无论个体还是种群，人类生命的世间积淀隔代便会回零，遑论海市蜃楼般的后天文明。
于是哪怕仅在人类学反思的有限视角中，也需要认真思考人类物种的未来命运。因为无论作为主体还是对象，人类学的聚焦都是人类自身。转用菲拉列特说过的意思，人类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我们都是自己的收件者。[2]
本书主要内容的撰写持续十余年。某种意义上说，最终的加速完成得益于彭兆荣教授的警醒。自2024年以来，作为多年的学术挚友，兆荣兄不止一次告诫醒我要警惕数智隐藏的危害一面。他反复引述保罗·若里翁的警句——“最后走的人关灯”[3]，强调要洞察危机，切勿一厢情愿地去凸显科学技术的华丽外表。对此我完全赞同，期盼读者也不要误以为本书的推出是为了给数智或后人类的到来唱赞歌。
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对本书的资助，感谢为出版立项提供帮助的学界同道以及选发其中各篇成果的期刊友人，感谢挚友叶舒宪与陈跃红拨冗赐序。在学科之间既壁垒森严、相互隔膜又边界模糊、话语破碎的年月里，能获得同道的认可与肯定无异于情感加持和心性激励。
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段海宝先生与夏青女士。自上一部著作《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合作出版以来，尽管中有疫情阻隔，我与海宝先生未断联系，一直沟通，终于盼到新著签约的时机降临，于是又步入了再度携手的开心时光。特别感谢责任编辑夏青女士，在她耐心细致的协助下，全书得以反复打磨后最终推出。感谢广西艺术学院黎学锐与王锦戈老师为本书奉献封面方案，该创意源自2024年在该校举办的数智学术讨论会海报，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大家都对蓝底、白字加数码符号的图案表示了赞赏。或许其中蕴含了对人文思辨介入数智科技的乐观期待。
希望如此。
[1] 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
[2]B.菲拉列特：《神学与20世纪人类学概念》，石衡潭译，《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第42-48页。
[3] [法]保罗·若里翁：《最后走的人关灯——论人类的灭绝》，严建晔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