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光谱：中古士族的谱系与谱牒》
上海古籍出版社
范兆飞著
2024年9月精装版
內容提要
所有世人的祖先及其记忆都有客观的无限性与主观的有限性。本书旨在讨论中古士族祖先记忆中的构成、载体以及意义。谱系和谱牒是其中最关键的话题。上编“贞石证谱”，从谱系的石刻化传统入手，探寻中古谱牒与石刻文献的共生关系，追踪谱牒知识的基本史源，在此基础上观察中古谱牒在士族社会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下编“个案研究”，集矢于中古碑志中向来被学者忽视的介于虚实之间的祖先描述，尤其考察祖先记忆的模糊区域和阶段性特征，进而揭示这种祖先书写与门阀兴衰的交互作用。附录“揽镜自照”，通过深度评介域外重要学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和反思中古士族研究的问题、主义与理论，借此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和中古史研究的开展。本书作者熟练运用碑志资料，结合传世文献，重绘士族祖先记忆中波澜不惊而又光怪陆离的“光谱”，赋予士族研究这一旧话题以新的意义，可谓推雅取正，别开生面。
内容一瞥
中古谱牒的变化与不变
中古谱牒尽管已经亡佚殆尽，但相关内容保存在碑志等石刻文献中。正如陈爽所考，中古墓志的首叙、志尾和碑阴所载人物谱系，大多数是墓主近世祖先的婚姻和仕宦，这些资料来自家族谱牒。本文考察的重点还包括碑志的主体部分即铭序和志铭，形成以下认识：任何一份中古谱牒，基本由“直接谱系”和“间接谱系”所构成，前者包括近世祖先的婚姻和仕宦，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首叙、志尾和志阴等特殊位置；后者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铭序和志铭等位置，来源驳杂：继承、钞撮和整合战国秦汉各种文献——前朝姓氏书（如《世本》《风俗通》等）、汉代碑刻，抑或先秦两汉的典籍（如《大戴礼记》《左传》《史记》等）——的姓氏知识。“直接谱系”直接抄自谱牒，或据谱牒简化改写；“间接谱系”即关于远祖来源，无论文字还是内容，经历比较明显的“二次加工”，很可能来自《史记》《左传》《世本》等前朝文献。当然，直接谱系和间接谱系并非泾渭分明，通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间或许还有“中间文本”的存在，如行状亦为墓志重要史源。魏晋南北朝的行状多已不存。唐代行状可作参照。杨炯撰有《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行状开篇即以公文格式记载薛振高曾祖父的名号和官职。又如司空图撰写的《故宣州观察使检校礼部王公行状》，开篇以公文格式记载王凝祖先的名字和官职，“曾祖翃，皇任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谥忠惠公。祖重，皇任河东县令，赠潞州都督。父众仲，皇任衡州刺史，贈司空。”这两篇行状仅载近世祖先官职，未记得姓源流，与墓志特殊位置所载近世祖先冠冕的情形，颇为相似。类似行状中的谱系资料，应本于谱牒，或与谱牒同源。
如果着眼于秦汉以降更长的历史时段，观察古代谱系“寄生”的物质性载体。我们发现，谱系在汉代零星地出现于石碑的首叙、志尾和碑阴中，这种并不寻常的现象，在魏晋南北朝的墓志中变得屡见不鲜。相应地，就谱牒内容而言，中古谱牒中近世祖先的婚姻和职官“派生”而出，经常分布在墓志正文以外的首叙、志尾等位置。陈爽复原和辑存的谱牒印证了这种情形。另一方面，“不变”的因素同样值得重视，谱系的“石刻化”传统一以贯之：汉碑正文关于姓氏起源、房支分化和近世祖先的记载方式，继续被中古碑志和造像记等石刻资料所继承；而汉代碑刻、姓氏书乃至先秦两汉典籍关于姓氏起源和历史人物的知识，亦为中古碑志、造像记等石刻资料所因袭、损益和整合。因此，无论载体抑或内容，中古谱牒发生的种种“变异”，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变化。
东晋温式之墓志
这种变化与不变意味着什么？如所周知，中古谱牒对于士人的婚姻和仕宦都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价值，《玉海·艺文篇》记载，“其末又载《诸氏族谱》一卷，云：梁天监七年中丞王僧孺所撰，俾士流，案此谱，乃通昏姻。”结合南齐发生的另一件事情，王源联姻满璋之遭到沈约的弹劾，理由是“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根据正是“索璋之簿阀”。迄于唐代，各种大型氏族谱的编纂，依然具有“通婚指南”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古谱牒成为政府和谱牒家的至宝重器，“秘而不宣”。南齐建武初年，谱学家贾渊任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可见士人谱牒具有高度的“机密性”，不能随便示人。既然如此机密，缘何刻于墓碑、造像记等地表资料，随意供他人阅读？这种自相矛盾如何解释？中古士人究竟如何通过谱牒甄别通婚对象的阀阅？大多数学者对此都“语焉不详”，以姜士彬所论为例：
唐代一个人为其女儿选择夫婿时，可以检核这份氏族谱，来判定所选择的人物是否合适。如果所选择的年轻人是鲁国车氏，那么只需要检核“鲁国”郡的条目，察看车氏是否罗列其下。如果是鲁国车氏，那就意味着这个家族是名族望姓，是门当户对的佳偶快婿。
中古大族选择婚配对象，抑或有司选拔官吏，如此稽考就能“验明正身”、核其家世，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究其本质，这种判断源于对中古谱牒内容的“迷惑不清”。章学诚谓，“知谱而不知牒”，“谱外有牒，表之注也”，具体记载“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等。现存敦煌氏族谱残卷仅仅是“谱”，其外还有“牒”。因此，“谱”只是目录索引，还要核对“牒”的相关内容，即车氏成员近世祖先的婚宦等信息。章学诚所谓“表格”形式的古谱保存于今者，似乎只有《高昌某氏残谱》和《某氏族谱》，其中并无具体的谱牒内容，故本文以碑志所载的文章谱牒为考察对象。
66TAM50号墓所出某氏谱残件（部分）
秦汉以降，汉魏六朝碑志所见谱牒中“不变”的成分——即碑志正文所载的姓氏源流与房支分化——无论形式抑或内容，持续不断地出现在汉代碑刻、姓氏书乃至读书人唾手可得的文史典籍，故有“大众文化”的意味，公共性、流通性和延续性是其特点。这种知识自然也被中古谱牒所因袭，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再往后看，族姓来源、宗族迁徙和房分也是宋代谱牒记载的主要内容。
与此相反，“派生”于墓志正文之外的首叙和志尾记载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尤其是婚姻对象之于家族背景，具有“精英文化”的意义，机密性、垄断性和封闭性是显著特点。可见中古谱牒内容具有“公”和“私”的属性分野。中古大族所选择的婚姻对象是否“门当户对”，稽考的重点就是“私”的内容。这里的“私”，是“私密”“垄断”之义，而非个人主义，六朝婚姻稽考谱牒，包办婚姻，目的正是门当户对。门第、权势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个人意愿被排除在外。证明前文章学诚关于“牒”的推测是准确的。这也正是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尤其是婚娶对象的家世——刻于地下的墓志，而极少见于墓碑、造像记等地表石刻的重要原因。例如，西魏大统十四年（548）所立《蔡氏造老君像记》，碑阳追叙祖先官职已极为详尽，起自春秋战国的蔡翟，迄于北朝，凡一百二十余人，大多数担任太守或县令，但毫不涉及婚姻对象以及家世背景。至于一般造像记所载婚姻关系，只是普通民众的婚姻，没有涉及通婚家族的背景。这自然不能与中古碑志所载大族近世祖先的婚宦相提并论。这种具有“垄断性”和“私密性”的谱牒内容，更由于出现在首叙或志尾等“特殊”位置，显得更加光彩夺目。此种现象肇端于魏晋时期，比较集中的出现是在《华芳墓志》的首叙部分，其后盛于南北朝，在唐代即便偶有所见，但多数记载子女婚娶，而关于近世祖先，则仅列官职，罕见婚娶。在这个意义上，墓志首叙、志尾等特殊位置所载祖先婚宦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其出现、繁盛与消失，正好与士族社会的兴衰共始终，见证了士族社会的演进过程。
除此以外，欲洞察中古谱牒在传统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意义，我们还需要具备长时段的视野，最大限度地开拓史料，否则对于士族谱系的“源”和“流”，很难有实质性的把握。例如，笔者曾经认为，郭氏墓志最早追溯祖先至虢叔者，是立于西晋泰始十年（270）的《虢休碑》，这显然是囿于阅读魏晋隋唐史料的局限所导致的错误认识。稽考汉代文献，蔡邕所撰《郭有道碑文》（169）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谓之郭，即其后也。”《先生郭辅碑》载其姓氏源流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为文王卿士，采食于虢。至于武王，锡而封之，后世谓之郭。”又如，《北军中候郭仲奇碑》（172）亦云：“其先盖周之胄绪，虞郭建国。”《冀州从事郭君碑》（180）云：“其先出高辛，兴自于周。……因国为氏。”“前瞻”之外，尚需“后顾”，中古时期已经散失的谱牒资料，有可能保存于宋元以降的各类文献。陈爽稽存近世家谱所存的六朝谱牒史料：明代《琅琊王氏宗谱》所载太康八年（287）的“谱序”，明代《方氏谱系》收藏东晋咸康二年（336）龚正行的判语，等等。实际上，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竹田龙儿、牧野巽等人早已注意到，明清谱牒中保留着中古时期的上谱表、谱序、旧谱，甚或唐代政府的谱牒诏敕，并对这些文献进行考察，在此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曾经展望，“倘若立足更大的族谱资料基础，进行系统的研究，收获定必更丰。”有理由相信，在中古以外的历史时期开拓史料，纵横比较，是考察谱牒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与保持不变的有效路径。
作者简介
范兆飞，1978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旨趣集中于中古士族政治、石刻文献及北朝政治社会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2014），译著《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011）、《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2016）、《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2018）以及学术论文近五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