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26日，在北京的一条马路边，我们接受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在第一辆敞棚车上站着，向红卫兵们频频招手，依次排列的车辆是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与伟人相距只有5——6米远，看得很清楚。
武汉似乎是全国的信息中心，其多种消息又灵通又快捷。1967年7月中旬，谢富治和王力违背周恩来“大联合”的指示，在武汉表态，称“武三司”是革命组织。这个站队态度遭到“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他们围困东湖宾馆，意欲同谢富治和王力
辯论，吓得谢、王二人连夜上关山，步行山间小路，奔武汉关山军用飞机场，连夜飞回北京。江青到飞机场接见，还给王力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更激起武汉军民的强烈不满。于是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武汉“7、20大游行”。
几十万群众上街，号称“百万雄师”。主要街道都是由几百辆解放牌大卡车开路，车的脚踏板和前挡泥板上站着手端扎枪的红卫兵，一个个威风凛凛，与车箱里站满摇旗呐喊的示威人群组合在一起，很是壮观。后面就是高举小旗的老百姓的游行队伍，看不见头，望不到尾，浩浩荡荡，一直持续了三天才结束。
到了1967年8月份，武汉造反派开始抢枪。武汉工学院的造反派抢了武昌区武装部的枪，马房山中学的造反派动手晚了，没抢着，就去夺工学院造反派的枪。他们手持匕首，步步紧逼，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时，工学院造反派开枪了，打死了中学造反派头头艾惠彬。
艾惠彬尸体躺在校园的水泥路上，血中有气泡。于是，马房山中学造反派抬着尸体，满校园游行，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不到1小时，工学院的造反派大喊：“北京来电，谢富治说了，为抢枪而死的人是不偿命的”！结果是遭到更猛烈的围攻。到了晚上，学生逃散一空。
我们这些家是内蒙古的学生遭了殃，无家可归，无亲可投，只好夹着凉席到去江边过夜。
在江边，我曾看到漂在水面上趴俯姿势的男人尸体，恐怖极了。据说，淹死的赤身女尸则是仰俯在水面上的。其实，这是由于男女之间的重心位置不同而决定的。
我真正盼望的是毕业拿工资，家里太困难了。盼呀！盼！终于盼来了《中发67(290)文件》，文件中说：“1966届大学毕业生，从1967年9月份开始发工资，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第一次拿到月薪42、5元，我兴奋极了。与同学们结伙会餐，大吃了一顿。
到12月19日，我们拿到毕业证。在分配工作方面，大家不争不抢，对于去上海、天津、武汉、洛阳、石家庄、郑州、开封等地，都能心情舒畅，各赴其岗。我决心去山东。在分配方案定盘的前一天晚上，领导还商量我，让去天津。我坚定地说：“去山东，不去天津，不能出尔反尔。”
1968年1月份，我到山东省机械厅报到，被分配到山东省拖拉机制造厂。厂址在济宁地区兖州县，距泰山120里，离曲阜35里。该厂现在是全国大型企业，定型产品是泰山——25轮式拖拉机。该厂原来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中国第二拖拉机制造厂，比洛阳拖拉机厂还要大。援建过程中，苏联撕毁了合同，只建起四栋住宅楼和机械加工车间底座。
1964年山东省接手继续建设，曾试产过铁马——6和铁马——8园艺拖拉机。1969年开始设计红旗——12轮式拖拉机，我参加此拖拉机的设计、试制、质检、装配及耐久试验的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宝贵数据，为后来产品定型提供了很多依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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