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呦喂，各位摄影家们，又到了大屠杀纪念日，就是今天，1月27日。80年前，1945年的今天，盟军解放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2005年，这一天被联合国指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今天说一个摩萨德万里奔袭抓捕纳粹艾希曼，带回以色列审判处死的故事。那是1960年，作为二战时的头号战犯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可是已经藏匿了十五年。
1961 年，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等待审判。
下面借用阿尔巴尼亚裔美国摄影师乔恩・米利（Gjon Mili）拍摄的《艾希曼》，他在 1961 年，受《生活》》杂志委托，拍摄了于一系列艾希曼在狱中生活，和受审期间的照片，这些照片首次发表于 1961 年 4 月 14 日的《生活》杂志。
当时对于如何处理阿道夫·艾希曼，以色列内部有过很大争执，很多人倾向于暗杀，一报还一报；但最终决定，要摩萨德不计风险把艾希曼抓回来，哪怕是造成外交事件，也要让全世界都看到正义的审判，以色列要不惜一切代价，为犹太民族讨回公道。
先说说阿道夫 · 艾希曼的发迹史。他1906年出生在德国，一直平平庸庸，没什么出息，直到1932年加入了德国纳粹党。艾希曼属于人狠话不多的主儿，在处理犹太人事情上，他确实展示出了他精明强干的一面。
1932年11月，他加入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1934年，被任命到柏林的党卫军服务处中心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因负责纳粹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获得希姆莱的赏识。
铁丝网曾限制着艾希曼的活动范围。
1938～1939，在维也纳和布拉格负责清除犹太人。1939年，艾希曼被调到帝国安全中心柏林犹太事务处。
1942年1月，在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上，纳粹高级官员确定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艾希曼负责消灭犹太人方案。他可以决定谁立即登上开往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的火车，以及谁将被驱逐出境。
艾希曼独自用餐，所有人都被禁止与他交谈。
艾希曼实际上已被任命为首席刽子手。 艾希曼曾经自豪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估计将来我死的时候啊。我会笑着走进坟墓的，因为有几百万的人给我陪葬』。
二战末期，艾希曼被美军俘虏，凭着给自己编造的假名以及乔装打扮，在混乱中找机会逃了出来。艾希曼心思缜密，早在苏联红军还没有进入柏林之前，就预见德国必败，他早就悄悄地做了预案。
从战俘营逃出来，他拿着假身份乔装成平民逃过了搜捕，逃到了德国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山村里边儿，装成了是一个伐木工人，在这个山村里藏了整整四年。
这老要躲躲藏藏的也不是个事儿。艾希曼与一个神秘组织 odessa 取得了联系。该组织专门帮助前党卫队成员。机会来了，艾希曼得到一张国际红十字会伪造的通行证，于是他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经奥地利和意大利逃往了阿根廷。
为什么选择阿根廷？因为这里欢迎德国人。二战前，德国有大量移民，高达25万人，德政府又有大量投资，二战时它表面上算是一个中立国家，私底上与德国关系密切，二战后，借助德国技术想成为南美大国。时任总统庇隆曾秘密派情报人员，打通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到阿根廷的逃亡路线，帮助纳粹战犯逃离欧洲，而贝隆夫人又是意大利人。所以对于纳粹来说，阿根廷就是『纳粹战犯的天堂』。像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野兽阿道夫・瓦格纳，这些人都跑到了阿根廷。当然，这些事情也让阿根廷在国际社会中饱受诟病。
这边艾希曼悄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奔驰工厂上了班，定居下来。那边以色列可没闲着，摩萨德一直在搜索这个刽子手的踪迹，10多年过去了，奇怪得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十三年之后的1957年，摩萨德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说艾希曼藏在阿根廷。
艾希曼这么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是怎么露出马脚的呢？这得感谢他的儿子克劳斯・艾希曼。
他是真坑爹啊。艾希曼平时非常低调，除了上班很少出门，也不参加任何聚会。儿子克劳斯交了一个女朋友，为了炫耀，经常显摆他的父亲曾是战时德国的重要军官。有一次甚至说犹太人是这个最劣等的民族，当年的德国人就应该把这些犹太人斩尽杀绝。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女朋友其实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女儿。女孩的父亲赫尔曼就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
赫尔曼一边调查现，一边联系德国。
在审判前的犹太逾越节那一周，艾希曼切着早餐的黄油。
德国把就消息转给了摩萨德。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小组，经过两年的调查，最终在1960年3月21日，在艾希曼和他老婆的银婚纪念日的晚上，用高倍相机拍下了一大堆照片。特工们拿新旧照片一比对，就确定是艾希曼，虽然他现在老了很多。
哈雷尔很激动，请示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古里安，要求就地处决。古里安觉得，这个手上沾着600万条犹太人鲜血的纳粹战犯，一定公开受审，才能彰显犹太人复仇的决心。
哈雷尔这下很头疼，怎么把活人从1万多公里的阿根廷运回以色列，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有一天，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哈雷尔眼睛亮了。5月25号是阿根廷的『 五月革命纪念日』，正好赶上150周年大庆。哈雷尔想用以色列庆祝人员来一个狸猫换太子，他让以色列给阿根廷多报备些人到阿根廷来参加庆祝活动，在回去的时候，把其中的一个人掉包，换成艾希曼带回去。
计划得到古里安的批准。行动开始。
艾希曼试图与人交谈，却只得到狱警们的沉默回应。
哈雷尔精心挑选了十一名摩萨德特工，组迅速地摸清了这个艾希曼的行动规律。这家伙每天坐公交上下班，从家到车站也就几分钟。庆幸的是，艾希曼租的这个房子在荒郊野外。
5月11号晚上，摩萨德成功抓捕艾希曼，然后藏在他们临时租的房子里，为了安全，他们租了两栋房子，一个在郊区别墅，另外一个市中心公寓。
天气好的时候，他每天被允许外出散步半小时。
进了别墅，摩萨德就扒艾希曼的衣服，因为纳粹党卫军身上都会有一个血型纹身图案。但是只找到一个形状跟图案一样大疤痕，这个刺青已经被洗掉了。
哈雷尔直接开问：『不要装糊涂，也别兜圈子，直接说吧，你的党卫军证件号是多少？』艾希曼说，早知会有这一天，痛快地说出了自己的党卫军号码和纳粹党员号码。哈雷尔又问：『你的真名叫什么？』沉默了有两分钟后，艾希曼说道：『阿道夫·艾希曼。』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可能是因为他家是偷渡来的，艾希曼的家人没有报警。
现在又一道难题摆在哈雷尔面前：掉包后，如果艾希曼不配合，在机场海关时一报警，就麻烦大了。
哈雷尔又导演了一出车祸。他让一名特工啊假装出了车祸，住进了阿根廷的医院，然后医院开了一份脑震证明，还允许回以色列治疗。证明上全换上艾希曼的照片。
到了5月20号这一天，马上他们要坐飞机走了，他们就给艾希曼换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制服，然后打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就这样艾希曼被抓回了以色列。
在解决了因以色列违反阿根廷法律而引起的争议之后，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安排了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他进行审判。
艾希曼的审判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 这场审判——由大屠杀结束后三年才成立的犹太国家的犹太法官进行——引发了事后追溯正义的指责。有些人呼吁应由国际法庭来审判，另一些人则希望德国来审判，但以色列坚持己见。
在接受质询时，艾希曼声称自己并非反犹分子。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唯命是从的官僚，只是在履行职责。 至于对他的指控，艾希曼坚称，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是『那种不会说谎的人』 ，他否认对大规模屠杀负有责任，他说：『我身不由己，我接到命令，但那事跟我没关系。』 他在描述自己在灭绝营中的角色时，闪烁其词，声称他只负责运输。他辩解道：『我从未声称不知道有关屠杀的事，我只是说第四局B4处（艾希曼的办公室）与此事无关。』
尽管艾希曼否认对此事负有最终责任，但是他不仅仅是在协调行动中服从命令。 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积极主动的管理者，在装备短缺威胁到德国的时候，他依靠各种策略和战术来获取稀缺用于驱逐犹太人的装备，包括的运牛车。 他反复设计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克服障碍，他对自己建立驱逐数百万受害者的有效程序感到自豪。
在审判艾希曼的时候，他被放进了一个透明的，特制的，防弹玻璃的隔舱里。以色列怕当时有人在会场上会拿枪不理智地杀死这个人。
他的审判从1961年4月11日持续到12月15日，艾希曼被判处死刑，这是以色列法庭唯一判处的死刑，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艾希曼于1962年5月31日被处以绞刑，骨灰被撒入大海。
作为纳粹德国的一名职业公务员，他被任命负责实施“最终解决方案” ，并组织从欧洲各地抓获犹太人，将他们运往集中营进行杀害。 他的行为启发了犹太裔思想家汉娜 ·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著作里提前一个新名词: 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