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回答如下问题：
1）“加沙战争”是一场什么战争？
2）斗争双方力量的构成与对比如何？
3）分析西方力量的变化
4）分析穆斯林力量
5）伊斯兰教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
6）这场斗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7）伊斯兰教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8）为什么说这场斗争必然会胜利？
9）这场斗争将给双方带来什么变化？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篇自问自答、写给自己的思路梳理。
斗争历时弥久，牺牲日愈残酷，前景晦暗不明……在这一情境下，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从眼前的、具体的和细节性的“事件”中摆脱出来，回到事情的原点和问题的根本，把握斗争的全貌，立足于一般历史规律，尝试摸索前景轮廓——作出一个简单的战略分析。
因此，本文并无什么新见，其中一些思路和结论仍来自多年前的思考。
如果允许对历史作如此构想：始自夏娃产子，终于历史末端，整个人类历史由善恶两股力量缠绵较量——此消彼长，胜负交替——的过程构成。此即本文成立的逻辑。
破局的希望在哪里？仍在于：邪恶力量的疯狂程度，和人性良善的忍耐限度。两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目前为止，后者仍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前者却因最近美国政局的重组而显著增强。
这场对决的前线在加沙和黎巴嫩，但决胜的战场却在黎凡特之外。包括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黎凡特区域发生的所有疯狂与残酷，都将投射到更广泛的地区，刺激并催生新的变化。
巴勒斯坦仍是这一动力源的核心。
“加沙战争”是一场什么战争？
经过一年多的实时直播，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们已经看清楚了：这是一场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
从较短的历史来看，它仍属于反殖民主义旧主题的延续。由眼前的斗争而推想整个人类历史，它只是漫长而残酷的人类公正斗争在现阶段的生动表现。
由此可以想见，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斗争的历史：压迫与反压迫，杀戮与复仇，不公正与公正理想……两种力量始终缠绵较量。至于某些短暂的历史例外，所谓和平时期，恐怕只是压迫被遮蔽、世界呈现出来的假象，也是斗争的蓄势阶段。
报告同时指出，共有1132名儿童受伤，其中近一半是被实弹炸伤
这两种力量包罗了每个历史阶段的所有人，每一名人类成员都实际地参与其中。不论是自觉的还是盲目的，主动的或被动的。
两种力量的对抗与鏖战，是一个变化的进程：随着一方的压制、压倒和侵进的深入，另一方力量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
斗争双方力量的构成与对比如何？
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斗争之外，但每个历史时期斗争的主体有所不同。目下以黎凡特地区为中心的这场战争，是一场穆斯林与西方之间的对抗——它仍属于第二任哈里发乌马尔开启、十字军运动延续、主要由奥斯曼帝国接力的“穆斯林-欧洲”千年较量的发展和激化。
当然它不是什么“宗教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
在这场斗争中，西方政治军事同盟处在“冲突”一方的正面位置，与以色列是一体的，穆斯林处于“冲突”另一方的正面位置。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正在“调解”真主党与以色列谈判的美国中东特使阿莫斯·霍克斯坦，他是一名以色列军队的预备役军官
由于现实利益相关度的原因，世界其他力量对这场斗争的参与程度十分有限。仅限于国际法体系下的外交立场，许多国家甚至并未完全实践国际法立场，军事和经济介入基本为零。这包括全球南方国家，也包括所谓金砖国家或“中伊俄轴心”。
作为斗争的外部条件，这一点与20世纪早期的全球反殖民斗争浪潮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场斗争中，并不存在一个“中俄伊轴心”。对于“巴勒斯坦问题”，另外两个大国的策略在客观上是利用——帮助它们轻而易举地揭露其竞争对手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对于以色列-西方军事同盟的种族灭绝战争，它们所采取的是绥靖政策。在制止加沙种族灭绝罪行上——无论在支持巴勒斯坦方面还是在制裁以色列方面——除了头口声明，两者皆未采取任何具体而有实质意义的行动，包括对以色列的经济施压。
西方力量的变化
当我们确认了人类历史的本质是两种力量的较量过程，而当前的“加沙战争”只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和延续；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过程是一个变化的而非恒定的过程，冲突的加剧会导致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如果我们拒绝将西方社会（而非其国家或政权）看作某种意识形态高度一致化的事物——我们必须拒绝这种观念——则我们有必要对其力量变化进行分析。
读读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作品吧：易卜拉欣·法农兄弟
在破坏其自身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方面，一年多来，以色列-西方同盟（即本文开头所说的邪恶力量）的战绩不俗：以前所未有的魄力和意志，大刀阔斧地破坏了（如果不是毁灭的话）西方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繁荣”的普世教义，极大地伤害了其民主制度和民主本身在世界人民头脑中的印象——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
主要来说，这一战绩的后果将体现在西方民众的身上，推动其社会内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是观念上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对“巴以冲突”的认识和理解，包括对其自身传统价值的正视和省思，也包括对诸如“身份政治”、“反犹主义”、“伊斯兰恐惧症”等一系列相关议题的思辨与讨论。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哈雷迪派抗议以色列征兵，并声称犹太复国主义是造成全世界对犹太人的敌意的罪魁祸首
持续一年多残酷的种族灭绝直播，彻底打破了长久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把持的殖民主义叙事，以色列作为“中东唯一民主国家”而受到包围和攻击的形象彻底破产，反之，“定居者殖民国家”的形象日愈成为从学术到公众的共识，它吸引人们注意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外部起源及其现实支撑：如果没有西方列强提供的生存庇护，这个“定居者殖民国家”不可能坚持一周。
正是在这一观念变化的基础上，公众舆论和民意倾向发生了醒目的变化。以最保守的英国为例，2024年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支持对以色列全面武器禁运，69%的人要求加沙立即停火。
行动方面，“不要以我们的名义”成为西方民众反对种族灭绝、声援巴勒斯坦抗议运动的一个明确而响亮的口号，不仅出现了遍及美、英、法、德数国近百所大学的校园营地抗议浪潮，在整个西方世界，各国民众掀起了狂日持久的抗议运动，从纽约、华盛顿、温哥华到伦敦、柏林、巴黎、马德里、布鲁塞尔、罗马……直到悉尼、墨尔本、东京、首尔。
纽约市长期从事政治组织工作的阿卜杜拉·阿克尔说：“美国人的名字居然没有出现在起诉名单上，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和内塔尼亚胡一样同谋的人、和乔·拜登一样同谋的人、和卡马拉·哈里斯一样同谋的人，以及和托尼·布林肯一样同谋的人将逍遥法外吗？”
在此之前，任何能够动员20万人的活动——如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1970年代最大规模的反越战抗议、1990年代的英国人头税游行、2000年代的伊拉克战争抗议等——都被认为是伟大的事业，但巴勒斯坦彻底改变了这一衡量标准，在加沙种族灭绝战争一周年之际，仅英国的示威活动就有30万人参加游行，而过去一年中规模最小的游行有 10 万人参加，规模最大的动员了超过80 万人，发生在去年欧洲休战纪念日。
大规模民众抗议并未能阻止加沙种族灭绝战争，这是一个事实，但因此将抗议活动视为“无用的背景噪音”是不正确的。不仅它在抵制、撤资、制裁——打击、孤立以色列经贸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在推动西方社会内部变化方面发生着潜在但切实的作用。
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可能催生出一场美国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或英国的大泽乡起义。但它必然会解构西方的意识形态，推动其政治制度改革，进而瓦解其全球霸权基础……最近的美国大选结果即是一个开端——它并不是一场共和党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是一场民主党种族灭绝的失败。
在国际刑事法院签发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的通缉令后，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市长表示：他的城市将遵守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一旦内塔尼亚胡踏足该市，当地警方将立即逮捕他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表示：所有欧盟国家都有义务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的逮捕令
持续且规模巨大的抗议运动甚至迫使或者赋予了西方国家外交官抵抗美国的勇气。在联合国，几乎所有国家都无视美国的命令，投票支持停火并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走上联合国演讲台时，数十个国家的外交官纷纷退场，发出强烈的抗议信号。
穆斯林力量分析
当我们说这是一场“穆斯林与西方之间的对决”时，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穆斯林国家”或阿拉伯民族，也不是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乌玛”，也不是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尽管伊斯兰教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所指的是以穆斯林为人口主体的世界区域。因为无论在过去绵延千年的“穆斯林-西方”对抗中，还是在最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冲突的矛头所指是同一对象、同一区域。
分析穆斯林一方的力量，需要将“力量”区分为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即通常所谓的实力。与一般的流行看法相反，在物质力量方面，与西方相比穆斯林世界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在经济总量、军事武装方面，西方的优势并不是“压倒性”的。特别是在能源资源、战略地理和人口资源这几方面，穆斯林世界甚至占据着优势地位。
在物质力量方面，穆斯林世界主要落后在科技与工业化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不是决定性因素，也是在较短时期内可能实现补课、赶超的。
但穆斯林世界所有的这些物质力量，在现实中都是被垄断和被控制的，无法作为有效力量运用于与西方的斗争中去。这是“拥有”与“掌握”的不同，力量的拥有者是穆斯林世界，而力量的掌握者却是西方的代理人政权。
在第 29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勒斯坦运动团体抗议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向以色列供应 30% 的石油
现存的穆斯林“国家”，其实质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们是民族国家的赝品。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基本权力结构是：中世纪王权政治/ 军事寡头＋部落政治＋宗教权力三者联合而成的利益体。它们不是搏击长空的有生命的雄鹰，它们是纸风筝，风筝线牵在西方的手中。
穆斯林“国家”的这一权力结构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建立在19世纪以来颠覆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设计、特别是20世纪初的“麦克马洪-侯赛因协定”、“赛克斯-皮科协定”及其衍生品“贝尔福宣言”的基础上。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西方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教法主义陷阱设计和直接军事干涉，一再阻断其思想革新与民主进程，镇压穆斯林反抗运动，颠覆不驯服政权，维护其利益看门狗秩序。
因此，穆斯林世界的物质力量不但不能被运用于与西方的斗争中，而且通过西方代理人政权之手而被运用于管理和压制穆斯林民众。
穆斯林世界的精神力量，则由其宗教信仰伊斯兰教所决定。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是这股穆斯林精神力量的阀门，但这个阀门今天是生锈的，甚至已经锈死了。
伊斯兰教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
伊斯兰教实际参与了当前的这场斗争，但参与的程度十分有限——这种参与的深度和强度，既不及麦地那时代的斗争，也不及先知穆罕默德之后百年伊斯兰扩张时代的斗争，甚至也不及萨拉哈丁时代与十字军的斗争，甚至也不及奥斯曼时代与欧洲的角力斗争……
首先说伊斯兰教实际地参与了这场斗争：尽管斗争的实质并非宗教的，但穆斯林一方的斗争理论、动员旗帜、组织名称、战斗口号都利用了宗教资源：这场战争是以宗教名义进行的，组织和动员依赖宗教理论，所有的战斗皆被称作“圣战”，10月7日的行动被命名为“阿克萨洪水”……
但宗教的这种参与仅限于斗争第一线的抵抗组织，而远未能影响更为广泛的整个穆斯林主体。并且在对第一线的参与中，因其理论发展（如教律革新、教令发布等）未能适应现实斗争，使其未能充分地释放自身所蕴含的动员力和号召力。
决定这场斗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作为一般规律，战略名篇《论持久战》对这一问题早已作出了回答：“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论持久战》批判了“唯武器论”，认为它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
这一规律具有普遍价值，同样适用于当前的这场“穆斯林-西方”战争。
但本文强调“人的因素”，不仅是强调作为人口资源的人力和作为道德资源的人心，更侧重于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对战争的影响——我们认为它是决定性的。
阿拉伯诗人阿布·泰伊布·穆塔纳比
作为决定因素的“人的精神力量”包括：对于当前斗争实质的认识，对于社群共同命运的责任意识，对于集体斗争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战斗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当这些意识和信念被塑造并牢固地树立起来，当人的精神世界获得改造与重生，当社群成员以参加这场斗争为最高义务、且抱定“誓死”与“必胜”的信念——它将释放出巨大的力量，成为影响战争、决定最终胜负的因素。
这一力量远非物质力量可比，并且它能够创造出斗争所需的一切物质力量，包括变革政治、推动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增强军事武装力量……简言之，人的精神力量可能创造任何历史奇迹。
如果否认这一结论，则无法解释公元七世纪从阿拉伯半岛爆发出来的神秘力量和它所创造的历史奇迹，那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奇迹；也无法解释2023年10月7日阿克萨洪水所创造的奇迹：一群被囚禁于“露天监狱”17年并长期遭到反复轰炸、攻击和毁灭性破坏的囚犯，一举突破了由尖端武器与最新科技重重构筑的封锁屏障，数小时之内整体歼灭了敌方的一个精锐师，彻底粉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军事神话、实际上等于粉碎了美国不可战胜的军事神话，无疑它也是一个历史奇迹。
哈马斯现任领导人奥萨玛·哈姆丹于2024 年 10 月 26 日披露说：“当领导层决定进行这次行动时……这次动员有大约 1,400 名圣战者，他们需要越过隔离墙。他们被授予选择自由：他们可以选择参加行动，或者如果他们有正当理由也可以不参加行动……他们被紧急召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顾虑，这 1,400 名男子被赋予了选择权，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退缩！”
哈马斯现任领导人奥萨玛·哈姆丹于2024 年 10 月 26 日披露说：1,400 名男子被赋予了选择权，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退缩！
这一事实印证了如上的理论：正是基于社群共同命运的责任意识，基于在集体斗争中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正是抱定了“誓死”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才可能于一切不可能之中、在最大的不可能之处，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在科技垄断、金融垄断、资源垄断、信息垄断、武器垄断（已故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理论）的时代，在新自由主义基本完成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资本武装的坚甲厚盾尖牙利爪面前，在武装反抗成为不可能的历史时期，在全球反抗前景一片晦暗中，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刷地撕开了一道口子，大声告诉世界：武装反抗是可能的。
伊斯兰教将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或者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作：伊斯兰教在这场斗争中的前景命运。就长远历史来看，伊斯兰教在这场斗争中的前景存在两种可能：要么这场斗争作为宗教自身蜕变、重获新生的必要课程；要么宗教作为人类斗争意识形态的历史性绝唱。
换言之，要么伊斯兰教获得重生，成为打开穆斯林精神力量阀门的一把钥匙；要么伊斯兰教因其不能适应现实斗争而被抛弃。本文讨论前一种可能，但后一种可能也并非不可能。宗教可能是上帝之道的表现形式，当它发生变异时就可能不再是，伊斯兰教也能不例外。
今天，发生在加沙、西岸和黎巴嫩的事情，通过实时直播，每天都在强烈刺激着穆斯林民众的头脑和心灵，促使他们紧张思考与其宗教信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眼前的残酷与我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公正在伊斯兰教中所占的位置是什么？”“真主应许的援助在哪里？它是什么？”“对于种族灭绝我能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办？”……以及“如何才能够解决加沙问题？”
如何才能够解决“加沙问题”？也许首先需要解决认识问题：当我们说“加沙问题”或“巴勒斯坦问题”时，实际上我们说的是：穆斯林问题。
参照最近的历史来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针对以穆斯林为主体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侵略与大规模杀戮，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常态——当你解决了一个“加沙问题”，没有悬念，紧接着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加沙问题”……
当“解决问题”本身成为了一种重复机制，实际上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何况，解决加沙问题至少目前来说还只是一种假设。
残酷场景的刺激与人性本能驱使，加上宗教知识阶层的现实表现和现行宗教解释无能回应的负面对照，三重作用下，所有以上那些质疑与思考，最终必然导向：对伊斯兰教本身的正视，和对它的根本性再认识。这预示了一场可能的重大宗教变革运动。
这场变革运动将是——也必须是——彻底的、根本性的，而不是小打小闹、缝缝补补的。它将是教义性的变革，而不是教法的或仪式性的变革。它将是思想性和精神性的变革，而不是制度性的或文化性的变革。
这场变革运动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理论建设。没有理论，无以组织。理论建设的核心任务则是对根本经典的重新诠释，使之能够适应当前斗争的需要——让古兰经能够解释眼前的世界现实，能够为解决当前的世界主要矛盾提供理论支持和思想指导——简言之，需要一部21世纪的“تفسير القرآن”（经注）。
对根本经典的新诠释，无法回避这样一些重大议题：明确人类的根本使命，明确人类在宗教和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坚决地明确公正价值在信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重新建构其斗争哲学（包括战争理论）；强调其宗教自由、宗教平等和反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原则；发掘其中的民主价值、平等自由和人权思想及其政治指导；强调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强调理性与思考的重要性；……同时突出和强调原典中的超越价值，在承认和尊重其历史贡献的前提下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内容提出处理方案。在对待原典的方式问题上，坚决反对字面解读、机械执行。
他说：“人民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的运动很弱。人民没有借口，他们有责任攻占边境。埃及人和约旦人守卫着以色列的边境，他们与正在实施控制穆斯林土地计划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区别。那些为加沙大屠杀而欢呼的统治者将很快面临轮回。”
但理论建设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事情只能藉着打比方的方式来阐述：譬如一辆“悍马”，它的所有部件都是利用最优良的材料、按照最标准的规范制作的，它的发动机性能是最优秀的，它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是最精良的……它所拥有的燃料和动力是最优越的，但当它尚未被完成组装或被拆散成一堆零件，它的实际功用在哪里？
这一比方的思路建立在对当前残酷斗争的观察和思考基础上。这一比方也恰好地驳斥了对于伊斯兰教的种种流行解释，它被解释成一种单纯的道德培养或一种机械的教律和仪式实践。果若如此，据说今天全世界有20亿左右的穆斯林人口，设想一下每一名穆斯林都被培养成圣人品性——20亿未能凝聚成为坚强团体的圣人将如何对抗一台梅卡瓦，轮流上前用牙啃么？20亿张圣人牙口恐怕不及一枚“亚辛105”……何况，持此理论的筛害们培养出来的高品圣徒在哪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利欲熏心的憨娃之徒！
今天，对于有志于团队建设的人们，紧要的事情莫过于思考“团结”命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重大命题被庸俗化了，我这里所说的“团结”特指公元七世纪那个阿拉伯人的团结，而非今天的盲众们人云亦云空喊的“团结”。团结命题包含两件事情：人的培育与群的建设。确实这是一切工作中至难的工作，但它也是一切工作中最有价值的工作。至少在今天是这样的。
人的培育譬如织布所需的纱的加工，需要从麻的种植或蚕的饲养做起。它所需要的工作包括知识的传授与道德的培养，但更重要的一定是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淬炼与锻造。群的建设无疑是更加艰巨、复杂而系统性的工作，简言之，它几乎需要天生的特殊人物来肩负。
但无论谁，都必须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汲取资源——不是通过流俗的“圣传”或泛滥的“圣训”，而是藉由天性禀赋和心灵之光，隔着1400年时空获得启发与指导。例如从十分有限的价值资料中发见不为凡庸所见的真相，领悟他的培养和建设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设若我们想象中的变革运动能够实现，设若在思想变革的基础上可能实现“乌玛”的重建——它是在麦地那乌玛精神价值的基础上的创新，而非刻舟求剑式的复制——那么，精神的革造必然带来力量的变化。
在这一系列想象/ 假设得以成立的基础上，则历史以来穆斯林所占据的广袤地域和所拥有的庞大人口，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战略纵深——直白说，穆斯林拥有足够的人头供敌人杀戮，种族灭绝对于穆斯林并不能构成致命威胁——以人头换时间，以时间换力量。
至此，伊斯兰教回到初衷，重焕它在七世纪的容华，转化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激发出巨大的解放力量，加持穆斯林赢得这场跨世纪的全球斗争的最终胜利。否则，它必将被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所抛弃。实际上，后者也是正在持续发生的进程。
对于伊斯兰教，两种命运必居其一。但如果是后者，那将是一个相当持久而痛苦的历史过程。
之所以认为伊斯兰教有可能成为指导穆斯林斗争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和精神堡垒，不仅是由于我们信仰它，也是由于它的原典中确实蕴藏着能够胜任当前和未来斗争的资源价值。即使从功利和策略的思路出发，它也拥有实际的强大动员力和号召力。
为什么说这场斗争必然会胜利？
伊斯兰教与这场斗争的胜负是两个有关但并不必然相联的问题。即使没有伊斯兰教为旗帜，这场人类公正斗争也必然会取得最终胜利。因为它是合乎历史规律的，也因为它是符合上帝之道的。
必胜的结论首先来自斗争中力量的变化与优势地位的转移理论，这种力量的变化是双方的，在各自内部发生。压迫者/ 邪恶力量自身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它的压迫是一个持续的和加剧的进程，这必然导致进一步导致它自身内部和对方力量的转化。这就是在本文开头为什么我们说“破局的希望在于邪恶力量的疯狂程度，和人性良善的忍耐限度”的道理。
南非政治家、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纳莱迪·潘多尔讲述了她从流亡到加入争取南非自由和巴勒斯坦斗争的历程
不仅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年多的种族灭绝中已经证实了这一规律，而且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亦将进一步证实这一规律。这一点不仅从他的上一任期的政策中得到证实，也可以从他此次胜选甫始就迫不及待地组建了一支噩梦式的外交政策团队这一举动中看出端倪——这预示着至少在未来四年中，不止巴勒斯坦而是整个中东的和平前景将更加黯淡。
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人选或许是被提名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的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皮特·赫格斯，他不仅支持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部署美军，而且公开支持在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位置建造“第三圣殿”，并以纹身表达对中世纪十字军的赞美与招魂，呼吁对穆斯林发动十字军东征……
特朗普挑选的驻以色列大使是前阿肯色州州长迈克·赫卡比，他是一名福音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真诚信奉“大以色列”计划，梦想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造自己的度假屋。2017年他在约旦河西岸的一次活动中公开宣称：“不存在所谓的定居点。它们只是社区……不存在所谓的占领。占领者是巴比伦人、亚述人、土耳其人、英国人和罗马人，他们是占领者。犹太人才是唯一的拥有者。”
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一名坚定的极右翼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新保守主义军国主义者。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压迫者/ 邪恶力量延续并加剧其压迫程度，在客观上推动斗争力量的转化，这也是由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其国家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要求它必须维护其全球霸权，在中东地区，就要求它必须鼎力推动由以色列主导的地区权力秩序进程。
以色列与美国的连体孪生关系建立于以色列诞生之初，1948年以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总额1600亿美元的经济外援和无条件的外交支持。仅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来的一年中，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超过22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是过去75年平均额的十倍强。而特朗普将要做的，只是在这一立场上更坚定，并可能在面临挑战时变得更极端。
根据USAlD数据服务公司截至2023年11月的数据，1946年至2023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估计为2600亿美元
在美国的强力支持和鼓励下，2024年的以色列已经完全陷入了无所不能、为所欲为的狂妄幻觉：陶醉于成功暗杀哈马斯和真主党领导人等短期“胜利”，公开承认并炫耀“寻呼机炸弹”恐怖主义袭击，肆意辱骂、攻击联合国机构、多数国家代表和联合国本身，禁止联合国秘书长进入以色列领土，威胁黎巴嫩将遭受与加沙相同的命运……而其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则完全进入救世主模式，公开将自己标榜为黎巴嫩人民和伊朗人民的解放者，试图煽动全体黎巴嫩人民反抗真主党。
对于巴勒斯坦的最终解放和整个这场斗争的终极胜利而言，敌方进入“疯狂模式”未必是坏事。当然，短期内巴勒斯坦人民、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民众必须付出巨大牺牲，作为军事组织的巴勒斯坦武装抵抗力量也可能遭受重创而在短期内消沉……但从长远来看，首先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意志不可能就此沦丧，其次这一“疯狂模式”必然刺激更广泛地区的穆斯林民众出现进一步反应。
11月21日，哈马斯加沙领导人在接受阿克萨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不会交换战俘，除非加沙停战
当忍耐一旦绷断，当人性承受的限度在某一个点上被突破，一国甚或一地民众突兀而起反对本国代理人政权，将极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当阿拉伯西方代理人统治首先被颠覆，当这一权力秩序的铁壁被打破，秩序失控，必然涌现出更多的民间抵抗武装和萨拉哈丁式的人物。
彼时，将是斗争转向胜利的开端。
这场斗争将可能给双方带来什么变化？
“穆斯林/ 伊斯兰教批判”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它大约起源于最初的宗教间攻击，并伴随着欧洲对穆斯林世界的胜败而起伏，特别是最近的19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和2000年代初“911/ 全球反恐战争”两场“冲突”引发了两波“穆斯林/ 伊斯兰教批判”的高潮。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
“批判穆斯林/ 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像任何一个人群和其文化传统一样，“穆斯林/ 伊斯兰教”不仅可以被批判，并且它需要被批判，但它不需要规训——基于文明优越论的种族主义呵斥和殖民主义谴责——这种规训，是为其奴役寻求建立理论依据。
“需要从伊斯兰教中解放出来”、“需要现代文明洗礼”、“需要完成民主化”……诸如此类，因其本身概念不清而不足论。其中一种比较概括而笼统的说法是：穆斯林需要实现现代化。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但问题是：穆斯林需要实现哪些方面的现代化？
宗教的现代化？价值观的现代化？物质文明的现代化？科技的现代化？如果所指的是这些，则可以确认它仍属于一个东方主义＋发展主义的基本思路，仍未能蜕掉其西方文明优越论、欧洲中心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底色，而这两者无疑是我们所反对的——它本身即是当前这场斗争的起源。
爱德华·萨义德的这部著作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隐藏在“客观”、“学术”背后的东方主义面孔
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认为穆斯林需要现代化。我所说的现代化首要的是：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即“خليفة”（代表上帝而治理大地者，即人类）根本使命的履行模式。它有一个核心而具体的任务：穆斯林的国家组织形式。它负责着社会管理的重大职责，直接关系着公平秩序的建立和全部资源的管理。
如前所述，现存的穆斯林“国家”大体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仿制品。穆斯林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意味着从前现代的模式中脱离出来，探索建立适应现当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国家组织形式。但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摹仿、复制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不是绝对真理，也不是上帝钦定版本，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
未来穆斯林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受限于我们自身的理性和政治想象力，只能把它留给未来的人们去探索。但至少来说，它绝不能是单一民族国家，它必须抛弃所谓教法立国和政教合一理想，它可能要求打破（或者有限打破）现有的国家边界壁垒，至少在一个区域内恢复人类的自由迁徙权利和交流权利，它必须探索出适合自身文化的民主体制。
对西方社会来说，在支持种族灭绝的苏纳克被支持种族灭绝的斯塔默取代、在种族灭绝乔被更凶狠更野蛮的种族灭绝唐纳德取代之后，是否西方社会也该到了反思其意识形态（被称作“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的时候了？
肇端于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在其后的四十年里迅速成为西方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但四十年之后，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所有问题的意识形态根源”（乔治·蒙比尔特），包括它需要对像特朗普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上台负责，“通往奴役之路成为了通往权力的道路。”
至于西方民主制度，在此番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政治评论家阿米尔·阿尔卡莱这样写道：
没有人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不是特朗普的“黑暗力量”获胜，假如是哈里斯的“欢乐力量”以某种方式战胜了前者，这将对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其中的含义：当哈里斯获胜后，人们将会欣喜若狂——到底这意味着什么？
无论它涉及何种的精神、智力、情感或政治杂技，至少其中的一部分狂喜意味着：明确支持美国参与和纵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种族灭绝。
——这一结果难道不是完全证实了并赤裸裸地展示出美国政策、众多机构核心和选举制度的彻底腐烂吗？
民主的理论千万条，归根结底，民主不该被允许与种族灭绝兼容并存，民主制度更不应该被用作支持和参与种族灭绝的工具——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普世价值的话，难道这不应当成为其中基本的一条？
包括西方社会在内，人类对真正民主精神及其形式的思考和探索也许还仍是一项未竟事业，显然今天的西方民主并非完美，相反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对此，可以引用半年前我在《加沙启蒙：打破，揭示与揭露》中的一段话来表明看法：
对于真诚热爱民主、渴望追求人类平等的人们来说，也许很早他们就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漫长的人类公平探索和正义追求史，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和巨大障碍：当世界被以“民主”的名义控制、被以“科技”（在21世纪语境里它与“文明”同义）的手段扼住了喉咙，面对普遍而广泛的人类公平和自由困境，尤其是面对赤裸裸的种族灭绝暴行和旧世纪的殖民压迫，如何寻求打破这一巨大障碍、突破人类普遍困境的路径——延续不屈的人类精神和美好的先哲夙愿，这是一个痛苦的题目。
推进这个“痛苦的题目”，推动民主探索和变革尝试，这是今天西方民众面临的新困境和进步可能。民主探索与穆斯林的治理模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惟当双方实现了这些重大变革，取得了共同的进步，十数万巴勒斯坦牺牲者的牺牲才获得了此世价值，这场“玷污人类历史”的浩劫才具有了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
历史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力量的变化更非一朝一夕。而眼前，我们且准备好迎接特朗普即将开启的黑暗时代吧。
2024年11月22日
我们的救援工作仍在持续
11月12日，志愿者在加沙北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饮水
11月15日，志愿者在代尔巴拉赫为流离失所者提供饮水
11月16日，志愿者在代尔巴拉赫为流离失所者供应汤食
11月19日，志愿者在代尔巴拉赫为流离失所者提供饮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