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2思想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但是他的童年却不幸福，他的父亲在民国建立后不久，深感对民国的失望，认为还不如清朝于是自杀，这件事为小小的梁漱溟留下很大的阴影。但这不并妨碍梁漱溟是个少年奇才，19岁他就当了民国报的记者，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研究者，在1913年就写有《社会主义粹言》，1915年，23岁的梁漱溟就成为北京大学教授。

不仅如此，梁漱溟和毛主席交情甚笃，但是在1953年9月，在一次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毛主席和自己交往数十年的朋友梁漱溟发生激烈的争执，吵到最后，参会代表都吵着要将梁漱溟撵下台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要知道，梁漱溟当时可是著名的民主人士。

初次交往

1917年，毛主席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而梁漱溟已经是蔡元培亲自聘任的北京大学教授，但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毛主席原先是杨昌济在湖南大学的学生，而梁漱溟和杨昌济同在北京大学教书，两个人经常去杨昌济家中做客，一来二去就认识了，但是当时两个人并没有过多的交往。

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根本无法与日本先进的精良的部队相抗衡，梁漱溟这个时候对中国的抗日前途有点迷茫，于是，专门跑到延安去咨询毛主席。

到了延安见到毛主席，他很真诚地问道：“我这次专门来延安就是询问中国的前途的，你说，咱们中华民族会不会灭亡。”听了这话，一直在边抽烟边听梁漱溟讲话的毛主席没有丝毫犹豫，自信地说道：“我们不要对中国的前途悲观，日本最终会走向失败，中国一定会胜利，我们要有这份信心。”

之后，毛主席又从国际局势，日本和我国的实力进行了多方比较，从各方面对梁漱溟进行阐释，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并且很乐观的对梁漱溟分析道：日本在中国占领的土地越多，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日本早晚都得从中国的土地上滚出去。此时梁漱溟听毛主席分析的头头是道，不知道将来他的话会不会实现，但是现在的他越来越对中国的抗日大局充满信心，要知道，毛主席一生中就去过两次苏联，从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但他洞察世事，将日本局势分析的鞭辟入里，成功预测中日战争未来走向。

但梁漱溟和毛主席的信仰不同，梁漱溟对儒家学说研究颇深，毛主席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两人就对当时应该用“阶级斗争理论建国”还是用“儒家理论”建国产生分歧，发生了争吵，但是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不仅如此，两人在不断争论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1946年，梁漱溟再次来到延安，这次他又来向毛主席讨教，毛主席对他十分欢迎，梁漱溟提出要有十个领导陪他交流，分身乏术的毛主席答应了他的要求，几个人坐在一起后，梁漱溟提出了“中国该建立什么政府”的问题，并开始侃侃而谈，毛主席等人在下面一直静静地听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邀请各界民主人士来北京参与政协会议，为此，毛主席感恩梁漱溟两次去延安探讨问题，特地派车将梁漱溟从重庆接到北京的中南海颐年堂。

当时毛主席极力邀请梁漱溟加入政府，但是被梁漱溟婉拒了，他认为自己还是在政府外能够更好地为新中国服务，毛主席决定尊重梁漱溟的选择，随后，两人都在北京，不断加深来往，尤其是，毛主席经常邀请梁漱溟来中南海做客。两人坐在一起经常就局势进行分析，但两人的观点经常相左，发生争论。

例如，美国入侵朝鲜，毛主席想要出兵朝鲜，于是就询问自己的好友，希望获得他的支持，但是梁漱溟持反对意见，梁漱溟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如果出兵朝鲜，那么就会加重百姓负担，使中国更加民不聊生，所以中国不应该出兵，但是毛主席认为，唇亡齿寒，如果此时不出兵，美国早晚会打到中国境内，要以牙还牙，坚持出兵。

梁漱溟听到毛主席的观点后，再三劝毛主席三思，出战朝鲜“弊大于利”啊，但毛主席此时已决心已定，并没有听从梁漱溟的看法，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此时，梁漱溟又转变态度，积极地支持中国出兵，毛主席并没有将此件事放在心上，反而和以前一样对待梁漱溟。但是，梁漱溟再一次和毛主席发生争端，这一次争执就比较激烈。

开始争端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会第49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为政协副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要讲的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在为两翼，基本实现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化。

第二天，周总理将报告交给政协小组讨论，在小组会议上，梁漱溟对这份报告中“总路线”十分赞成，没有意见。9月11日，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言，针对贯彻落实总路线的问题上，梁漱溟强调了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作为革命的一大主力，做出了重要牺牲，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提出城市包围农村，将经济的重心放在城市，一大批有才干的农村人进入到城市，导致农村出现空虚。

并且梁漱溟还提到，建国以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提高，但是农民依旧很贫苦，甚至有些人说：“城市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因此，梁漱溟认为我国的经济运动中忽略了一个大群体就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梁漱溟之所以有这样的发言，是因为对中国当时的时政缺乏了解，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必需加快发展工业，才能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而梁漱溟只是单纯的认为大力发展工业，会导致中国的农业与工业的差距拉大。

9月12日，毛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讲，将这次发言中提到的“照顾农民”称为小仁政，将“发展重工业，打美帝”称为“大仁政”，将“只实施小仁政而不实施大仁政”的行为称为帮美帝国主义的忙。

在讲话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委婉地批评了梁漱溟，说道：有人说我们不懂农民，我们已经搞了几十年的工农运动，还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农民，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不容分裂的，毛主席的一番话让梁漱溟无地自容，他认为自己对总路线是支持的，但是只是要求中央对农民问题更加重视，两人交往已经多年，大大小小的争吵都经历过，于是当晚梁漱溟就决定写信给毛主席，解释自己的观点。

第二天，毛主席就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梁漱溟，并对他解释道：梁先生之所以认为大力发展工业会对农民造成伤害，甚至提出“工人是九天，农民是九地”的说法，是因为从心理上就对党的总路线不赞成，只是不自知而已。

但是梁漱溟并不赞成毛主席的观点，于是当天晚上，两人不欢而散，梁漱溟是比较认死理的人，他决定在大会上再次提出自己的观点，让大会上的所有人进行评论，9月15日，李富春讲完话后，梁漱溟举手要求发言，但是时间已经不早了，毛主席让他第二天再进行发言。

9月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复述自己的观点，再次强调自己不但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只是要求中央重视农民问题。

周总理在梁漱溟发完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批评道：“梁漱溟的发言就是让我们不搞工业化，使中国不能工业化，但是，我们不搞工业化，农民怎么能够提高生活水平，怎样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之后周总理将梁漱溟在国共谈判时的表现又提了一遍：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并准备召开“伪国大”，周恩来身在重庆看清蒋介石的罪恶嘴脸，两党和谈无望准备回延安，但是各界民主党派都希望能够和平建国，纷纷劝说周恩来去南京谈判。

周恩来为了获得民主党派的支持，让更多的人认清到蒋介石的虚伪面孔，毅然决然的去南京，但是，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开始进攻解放区，同时又拉拢各民主党派成员，为国民党效力。此时的梁漱溟是民盟的秘书长，10月28日，梁漱溟没有经过共产党的同意，就提出了自以为的最佳方案“折中方案”，呼吁国共两党就地停火。

但是当时国民党已经占领我们苏北、张家口等地区，局势对共产党十分不利，梁漱溟又进一步提出为了恢复“东北地区的交通”，希望共产党交出20个县的行政权给国民党，因为当时东北有41个县有铁路，国民党占21个，共产党占20个，同时“国民党只准带警察不准带军队”。

梁漱溟做完这份报告后，没有经过共产党的同意，擅自将这份报告交给美国人，使共产党陷入被动，之后周总理说道梁漱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梁漱溟又提出的“反对武力统一全国的”《敬告中国共产党》，更是对我党不利。

周总理讲完话后，毛主席又接着发言，大意是：从周总理的发言中，可以明确看到梁漱溟当时是帮助蒋介石的，在国共谈判的紧要关头，梁漱溟发言都有利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都知道，最后，还总结了一句话，蒋介石是枪杆子杀人，而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同时，毛主席又对梁漱溟提出的“九天九地”的说法提出批判，并指出：“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是主张重视农业，虽间接糊涂确实善意可言，可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毛主席的发言让梁漱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举手准备发言，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准备好，大会决定让他准备充分后第二天再发言。

9月18日，梁漱溟再次登台发言，在这次大会上提出大会再给自己一段时间，希望在座的所有代表考察自己，同时也要考察共产党，考察毛主席，看看毛主席在听完自己的发言后，有没有说一句“我误会你了”的雅量。

其实在梁漱溟看来，毛主席还是不理解自己的观点，自己并没有反对工业化，但是毛主席不这样想，他认为，梁漱溟是一个对乡村深有研究的大儒，不顾客观事实提出“九天九地”的说法，说明心底里是反对工业化的。因此毛主席说道;“你要的“雅量”我没有，但是下次政协会议召开时，提名你继续做政协委员，这样的“雅量”我还是有的”。但是梁漱溟当时就急了，口不择言道：“当不当政协委员可以慢慢谈，但是我就想看看你毛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雅量。”

这句话一说出，就迅速引起在场所有人的不满，纷纷对梁漱溟提出批评，下面的人要求梁漱溟“滚下台”，甚至有人说道：“民主的权力不能给反动分子”。就是梁漱溟最好的朋友陈铭枢也提出不满。但是，毛主席了解梁漱溟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提出再给他十分钟。

会议结束后，梁漱溟回到家中，就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将今天的风波详细的讲了一遍，就是在讲的过程中梁漱溟仍然义正辞严的认为自己没有错，但是长子梁宽培在听到父亲的发言后，就提醒梁漱溟道“不要把个人问题和国家当前建设分开”，儿子的劝解让梁漱溟开始反思，他想到自己的观点确实是自己没有经过仔细调研，就提出此事，连“九天九地”的说法还是自己在老朋友彭一湖的口中听到的，心里顿时愧疚万分。

梁漱溟原以为自己当众批评了毛主席怎么也得挨个处分，于是他就给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秘书长李维汉写信，请求放长假，但是李维汉的回信让梁漱溟心中对毛主席更加钦佩。李维汉对梁漱溟回信道：“政协委员的资格可以保留，将来有会议可以继续参加。”所以，梁漱溟虽然在公开场合顶撞毛主席，但是他的工作待遇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1960年，梁漱溟的孙子出生，梁漱溟特地为他起名为“梁钦东”，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尊敬。

经过这次争执，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将所有心思都放在研究文化上面，但是他与毛主席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即使后来他们很少见面，但是只要梁漱溟有需要，毛主席都尽量帮助他，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梁漱溟的文稿被收走，梁漱溟心痛不已，立即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梁漱溟的文稿就被送了回来。

直到1978年，毛主席这时候已经逝世，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思想大解放，梁漱溟再三强调不能否认毛主席的功绩，他的才华和对新中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在晚年的时候，梁漱溟也时常想起自己和毛主席的那场争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有人提到当年的往事，梁漱溟说道：“当时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说话不分场合，当众与毛主席顶撞，使他为难，是我有错在先，毛主席批判我在后，我不该伤他的感情，是我不对，如今他们已经故去10年，我感到了寂寞。”

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执拗的文人，有的时候难免有失偏颇，但是有中国文人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爱国爱民的风骨。就是在晚年的时候，95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弥留之际，对自己的家人说道：“不要再浪费国家资源维持我的生命了，人的寿命有限，我活到这么大，自觉寿数到此为止了。”

毛主席不愧是伟大的领袖，当有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时候，他仍能做到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对待所有人，最终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