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经满怀深情地说：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作为中央秘书，邓小平在1927年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担任记录，为我们留下了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此后，他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担任秘书长。后来，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参照朱毛等发动农民建立革命武装的经验，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根据地。

1931年，邓小平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此时，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受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毛泽东本人也遭受排挤，离开党和军队实际领导岗位。邓小平虽然此时和毛泽东交往并不密切，却因为积极拥护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而被作为“毛派”头子一步步被打击、批判，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下”和“落”。

这里所说的“毛派”，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领导者给邓小平等人加上的。1933年春，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地方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从实际出发，赞成毛泽东在多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路线，以及在中央苏区制定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正确主张，而被指责为“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遭到残酷斗争和打击。邓小平先后被撤销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受到党内处分。

邓小平的这次“下”和“落”直到遵义会议才有了转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的记录，见证了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肯定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基本原则的整个过程。

邓小平后来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成果”，变成了全党的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敬佩和信赖、紧紧跟从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小自己11岁的“少壮派”也器重有加，破格提携。

1935年6月，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1个月后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7个月后被任命为主任；6个月后，毛泽东等人提出：“中央决定调尚昆同志出外工作，拟以小平接替尚昆”的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最后出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2个月后任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4个月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邓小平接替张浩（林育英）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

如此频繁的职务提升，既因为邓小平本人才干突出，也有战争时局发展变化和革命工作迫切需要的原因，更不可或缺的是当时已经主导我党军事工作的毛泽东对他的格外关注。

从抗日战争、经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邓小平先后担任太北军政委员会、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5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的经过。5月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中央局的能力实难胜任；建议派彭真（注：中共“七大”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来中原，改组领导班子。并说如有可能，邓小平拟到中央面报一次工作。5月9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电示各战略区，关于中原区作如下决定：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而邓小平当时仅为中央委员。

关于军事作战方面的任命。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关于指挥发起淮海战役，“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关于1949年指挥发起渡江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3月，邓小平被任命华东局第一书记。

毛泽东对邓小平精心培养的原因，终于在中共“八大”召开前由毛泽东自己说明了。1956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毛泽东谈到准备推举自己担任中央总书记时，邓小平表示：“对总书记这个问题，中央讲了很久，我也多次提出，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但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又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了。邓小平说：“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这是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科学阐发的重要成果。

邓小平在谈到评价毛泽东时说：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坚持这条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说，1957年以前，他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邓小平还从广大群众感情方面来考虑。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陈云也指出，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地破解了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本文来源：新周报 宋毅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