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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光影
猝死的白大褂与沉默的听诊器
2017年9月16日晚，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医生陈彦东副教授在家中猝死，年仅40岁。（真实案例）
他留下了同为医生的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孩子。
死因竟是反流性食管炎引发的窒息：一种常被忽视的“小毛病”。
同事回忆，他出事前半年已频繁反酸、嗳气，却因连轴转的门诊和手术硬扛着。
讽刺的是，身为医生，他比谁都清楚“过劳猝死”的风险，却仍被困在无休止的加班、晋升和患者投诉中。
当救死扶伤的理想撞上现实的铜墙铁壁，躺平竟成了唯一的自救。
第一刀
当“白衣天使”成了“绩效打工人”
“我读医学院时，教授说医生是‘越老越吃香’，现在才明白，吃香的是职称，不是人。”一位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苦笑。
年轻时，谁没幻想过成为“华佗再世”？
可人到中年才发现，体制内的晋升通道比消化科的内镜还曲折：科研论文要“灌水”，临床指标要“达标”，患者满意度要“刷分”，还要应付行政部门的突击检查。
有位同行自嘲：“白天看病像打仗，晚上写论文像绣花，月底一看工资条，不如门口卖煎饼的大妈。”
这股荒诞劲儿，连庄子看了都得摇头。
他在《逍遥游》里写“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可如今的医生却被逼成“全能选手”：既要会治病，又要懂公关；既要熬夜写国自然，还要在医患纠纷中“舌战群儒”。
某次急诊科开会，主任拍桌怒吼：“患者投诉你态度差？明天起，每人微笑必须露八颗牙！”
底下有人嘀咕：“牙龈出血算工伤不？”
第二刀
躺平？不过是困兽的战术撤退
“躺平”二字，总被外人贴上“消极”标签。
可你若问问那些“躺平派”医生，他们会掏出一本血泪账：年轻时谁没拼过？
值夜班熬到心动过速，论文被导师“借”去署名，好不容易评上副主任医师，却发现工资还没规培生涨得快。
一位从乡镇医院跳槽到二线城市的医生坦言：“40岁才看懂，体制内的‘努力’，就像给驴眼前挂胡萝卜，跑再快也啃不着。”
这让我想起《道德经》里的“柔弱胜刚强”。
面对行政部门的“创新KPI”、患者家属的“百度式质疑”，许多医生选择“战术性躺平”：不争职称、不抢手术、不开昂贵药，甚至刻意避开疑难病例。
一位消化科前辈自封“佛系主任”，座右铭是“能坐诊绝不站台，能开药绝不动刀”。
问他为何如此，他幽幽一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我倒是想悬壶济世，可患者录像的手机比听诊器还灵敏啊！”
第三刀
当“内卷”撞上“摆烂”
谁在替系统背锅？
学界总爱分析“躺平”的社会心理，却鲜少追问：为什么医生成了重灾区？
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一针见血：外界环境压力、个人认知与代际关系失衡，共同酿成了这场“医者心死”。
举个例子，某三甲医院的呼吸科，老教授们还在坚持手写病历，因为“电子系统填表太耗时”；
年轻医生却偷偷用AI生成病历，结果被查出“复制粘贴”扣光奖金。
两代人面面相觑，齐齐叹气：“这破系统，神仙来了也得躺！”
更荒诞的是，某些医院为“激励”员工，竟把门诊量和药品提成挂钩。
一位儿科医生吐槽：“领导要求日均接诊80个患儿，每人问诊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这是看医生还是流水线包工头？”
这种“逼良为卷”的机制，生生把医生逼成“算法囚徒”。
当治病救人成了数据游戏，谁还信那句“医者仁心”？
第四刀
历史的镜子与文学的药方
翻翻古书，会发现“躺平”竟是门传统手艺。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转身去南山种菊花；
苏轼被贬黄州，反而发明了东坡肉。
可今天的医生连“辞职种地”的退路都没有。
老婆孩子绑着人，房贷车贷拴着魂。
一位网友调侃：“陶渊明要是活在现在，估计得写《归去来兮辞·加急版》：‘主任催稿紧，田园将芜胡不归？’”
再看看麻醉医生故事：他们手握“药毒一线”的麻醉剂，却要对抗比药瘾更可怕的职业倦怠。
有句话醍醐灌顶：“当整个系统都在推着你狂奔时，能站稳的人，比躺下的人更需要勇气。”
这话放在医生身上再贴切不过：躺平不是懦弱，而是对异化制度的沉默抗议。
躺下去的是身，躺不平的是心
批评“躺平”很容易，但比指责更重要的，是看清那张让医生窒息的网：
僵化的职称体系、以药养医的潜规则、无限追责的恐惧……当一位医生不得不靠“少救人”来自保时，错的真是他吗？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说“救人心比救肉体更重要”。
可若他能穿越到今天，或许会再加一句：“救医生，才能救病人。”
毕竟，没有哪个职业能靠“用爱发电”撑过40岁。
给医生减负，不是少写几份检查，而是重建一套尊重专业、容错纠错的制度。
到那时，“躺平”或许会变回它最本真的模样。
不是无奈妥协，而是一场养精蓄锐的“仰卧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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