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唐贞观九年(635年)，东方亚述教会（当时称之为景教）为天主教入华之始，到艾伟德来华的1930年代，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了1300年。
天主教来华
马克·波罗应该算是天主教来华的第一个代表人物
文艺复兴时的1270年代，天主教教徒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和老大之子马可三人带着教宗给元帝国皇帝的信来到中国。此后马可·波罗在元帝国任职游历长达17年，后来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介绍了富饶的东方，激起了西方对中国的遐想。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 到澳门传教，1570年他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da China）》在欧洲出版，对东方的中国赞誉有加。
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发挥了奠基作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明万历十年）他抵达澳门学习华文，开启了洋教在中国传播的新页。1601年利玛窦等携大量礼品觐见明神宗，生活习俗儒化，通晓儒家经典，谈吐睿智文雅，受士大夫欢迎，获北京永驻许可。
1606年中进士两年后的徐光启，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次年春翻译完前六卷（平面几何部分），并刻印刊行。遗憾的是徐-利的合作在译出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后，徐光启因父去世扶柩回沪，守孝三载，待徐光启1610年12月回京时，利玛窦已于同年5月去世。《几何原本》数论和立体几何的后九卷在250年后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和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在1857年（250年）后译出。如果《几何原本》数论和立体几何能在十七世纪初期译成中文，一定会大大促进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也许会改写中华的历史。
利玛窦的传教容许中国教徒继续祭天、祭祖、祭孔的习俗，认为中国人所谓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而祭祀祖先与孔子，是缅怀先人与敬仰哲人的仪式，与信仰也没有关系。
利玛窦推动传教活动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走上层路线，与有影响力的官员文士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二是他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1645年罗马教廷禁令：绝对禁止进入城隍庙拜祭城隍；绝对禁止进入孔庙拜祭孔子；绝对禁止进入祠堂拜祭祖先；绝对禁止为先人设祭坛、立牌位，更不可以祈祷、供祭先人。
如此禁令引发了强烈的文化冲突，导致满清全面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约百年。所以如果没有包容和共性，难以有文明交流。
1666年逝世于北京的科隆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为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传教士。他1618年来华后再未返回欧洲，历经明清两朝，传教47年，曾任清朝第一任钦天监监正，顺治时受封为通政使，对中国天文和历书的发展贡献很多。在明末的兵荒马乱中，为了不让《崇祯历书》木刻被毁，不惧奉献守护在自己的教堂里，上奏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马克·波罗和达克鲁斯等传教士来华时，中国的国力远强盛于西方，在他们介绍中国的文字里多是崇拜盛赞有加。确实那时的中国，文化昌盛物产丰富国力强大，对于欧洲是既神秘又富饶。
而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传教士来华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的欧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在16世纪已扩大至欧洲各国，其影响遍及文学、哲学、艺术、政治、科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探索，重视教育，重视思考研究，挑战旧的意识及旧宗教的弊端，很多的重要的科学发现及发明产生了，进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商业革命。
利玛窦对中华文化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但利玛窦在晚年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书里对中国社会的弊端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很受人尊敬，不像儒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注：即科举）的鼓励和报酬的吸引。
总体来说，这些早期的来华传教士身份高贵走的是上层路线，其主要对象是朝廷官员，和想成为朝廷官员的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