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秋节，有些事情提笔想写，但后来想了想，还是不写了罢。
聊聊过往，谈谈未来。
十年前我刚分配到单位工作，和女朋友在外面合租，南京的徐庄软件园。合租生涯，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对中国的产业发展有了直观的体验。
一般来讲，过去十年中，政府的新城发展，都需要通过产业引领。
产业落地，拆迁，动迁房建设，新人导入，逐渐形成一个个产业新城。
导入的新城收入增加之后，再在产业附近兴建高档住宅，吸引高收入新人和本地拆迁户购买，从而完成城市界面的升级。
一个又一个板块在产业力量的驱动下，升级为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新城。城市的盘子越扩越大，中心城市吸引人口的能力越来越强，城市率不断提高。
这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
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被遗忘的地区。
比如，后来我居住的军区大院附近。
和女朋友领证后，我们在军区附近分配了一套公寓住房。那时候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但由于距离我上班的地方较远，而且配套还不够成熟，一直没住。
2017年，我们搬进军区大院附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全面清理有偿服务，军方出租的房地产全部收回，小商小贩纷纷搬迁，然后这块地方附近变得更加萧条。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周围散步，应该说环境还是不错的。有山有水，路边随便一座公寓楼，都有超过三十年的历史。但我同时也知道，有很多街巷，其实已经三十多年没发展过了。
南京从北京西路到北京东路，一路上好几个大院，分别是省委省政府、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空司令部和军区。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高端人口”居住的地方，当年能分配一套住房都是无上的荣誉。
然而，现在这些地区“高端人口”的后代，混的好的纷纷成为新城的“新人口”，跟着产业大军到郊区挣钱去了。混的不咋行的，则靠着爹妈的积累，找个清闲工作混日子，整天带着一腔骄傲在三十年没发展的地方数落着沉重的历史过往。
后来我离开了体制内单位，迁移到上海郊区，加入“产业大军”，又在动迁房居住了一年半左右的时光。
这时候我发现，动迁房升级了。
二十多年前的多层动迁房，变成了现在二三十层的动迁大居。所谓大居，是大型居住区的简称，里面的居民大多由主城区和本地农村拆迁而来。
上海一共规划了46处大居点，每处大居都是整体规划、统一建设，能住成千上万人。
从远处看去，大居的样貌就像一个个矗立着的多米诺骨牌，整齐划一，缺乏生趣。
大居周围一般都会配套菜场、学校、商场和社区食堂。居民成分复杂，部分是拆迁户，但更多是打工人。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大居，有不少房子被民宿老板承包，里面的居住的人鱼龙混杂，极容易成为令派出所头疼的地方。
给我感觉是，这种新型大居，其实就是90年代各种工人新村的翻版，但和工人新村不同的是，新时代大居里面居住的“工人”，已经没有“单位”和“身份”，流动性很强，哪里有饭吃就去哪里，对大居也不太可能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大居和周围配套也是军队大院的“市场化版本”。一个个矗立着的高层住宅，整齐划一没有个性，就像一座座兵营。生活在里面的居民，每天过着单调而重复的生活，和营区里的士兵无异。
这种大居的配套，显然也是一种工业化的供给，满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显然不属于未来的方向。
毕竟，人们追求的永远是稀缺着的美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最渴望、最期盼，最想追求的美好而又稀缺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思考类似的问题。
或许答案大家都知道，只是无法用准确的文字描述出来。
在我看来，有价值且美好东西的其实都是恒常而不变，那就是人类的勇气、自由、创造力和个性。
不管是军区大院还是动迁大区，它们满足的都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它们拿走的是个体的勇气和创造力，它们不允许个人自我设计住宅的样貌，目的仅仅是为了提高分配的效率。
未来，物质丰富之后，人类自由的天性会逐步释放，多样化且多元化的住宅和产品供给会慢慢增加。
大居和大院的地块，因为历史过于沉重，往往很难孕育出新生。
增长的希望，一定在那些缺少负重而又充满创造、自由和勇气的地块。
那些过往和满足生存需求的往事，或许就只能注定随风而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