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加强了在东北进行化学战的研究和准备。1937年8月，以陆军技术本部及陆军科学研究所派驻关东军的常驻军人为骨干，在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技术部。有关化学战的研究、试验等事务归新设立的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担任。
齐齐哈尔市郊的“毒窟”
1939年5月11日，化学兵器班作为化学部（代号“516”）而独立出来。第一任部长由技术部部长小野行守兼任。在这之后技术部迁移到新京（今长春），化学部占了原技术部的全部土地与建筑。化学部同毗邻的迫击第2联队（1938年5月设立，部队代号“525”）共同成为化学战研究的中心。
关东军化学部“516”部队的250名成员大部分是技术军官。“516”部队共设5个课，即总务课，负责以下各课的统筹工作；第一课，负责毒气探测和毒物合成；第二课，负责毒气防护研究；第三课，负责毒气治疗研究；第四课，负责化学剂研究。
除“516”部队之外，关东军指挥的化学战部队还有：迫击第2联队（满洲第525部队），该联队于1938年5月在齐齐哈尔组建，是日本陆军第一支迫击联队，也是关东军化学部队的骨干力量。曾参加了诺门罕战争。1941年“关特演”时，迫击第2联队改编为迫击第10大队，该部队一直与“516“部队关系密切，是关东军化学部的重要实施部队。
迫击第10大队（满洲第526部队），1941年由迫击第2联队改编，当时关东军为准备对苏战争，便以第10大队为母体组建新的化学部队。到1942年10月，由于派出人员过多，余下部队与特种车第1联队合编组成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以上部队是长期与关东军化学部协作密切的化学部队。
武田英子在《地图上消失的大久野岛毒气厂》一书中，对“516“部队做了简单的概述：“在齐齐哈尔郊外的荒野上，驻扎着一支由技术军官及军医官组成的约100人的小部队”。
三尾丰在谈到关东军化学部时也说：“其实‘516’部队（关东军化学部代号）就是一个毒气研究机构。它们搞毒气的分工是，‘516’部队负责研究开发，‘731’部队负责验证，‘526’部队负责实地训练。”
“516”化学毒气部队旧址位于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东湖办事处，现今中国人民解放军65448部队军官宿舍大院内。大院内有原日军“516”部队本部一处，四库一处、弹药库一处和一个高20余米的方形烟囱。
1931年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市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齐齐哈尔市中心及周边共驻扎28支部队。其中，有一支神秘的“516”部队，是一支侵华日军的化学毒气部队。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该部队即撤回日本，销毁了一切罪证物、炸毁各种试验设施，将大量库存的化学毒剂和炮弹进行掩埋或抛入嫩江。
“毒窟”恐怖内幕
对于“516”部队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个谜。直到几十年后，曾在“516”部队服过兵役的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才走出战争的阴影，向世人揭露了这个部队的秘密。据他们回忆，“516”部队不仅对外严格保密，而且内部各部门之间也不能随意往来，而且每个加入这支部队的人都必须接受法西斯式的特殊训练，不仅通过教材了解各种毒气的外形特点、化学性质，还要亲身体验毒气。
由关东军“516”部队生产的毒气制品有：芥子气（黄色1号）、路易氏气（黄色2号）、氰酸（茶色毒气）、碳酰氯肟（青色毒气）、联苯氰基胂（赤色毒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的毒气，路易氏气属于速效性糜烂毒气，氰酸是窒息性毒气，碳酰氯肟和联苯氰基胂都属于刺激性毒气。“516”部队研制的这些种类的毒气，除了直接做成毒气弹外，还把它装进迫击炮弹内。这些毒气弹，首先由与其毗邻的满洲第525部队（即关东军迫击第2联队）使用。
“516”部队在其驻地南约600米处设有大型地下仓库，贮藏着各类毒气弹20万发。这些毒气弹除了供应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外，日本侵略军攻打菲律宾和在冲绳同美军作战时也都秘密使用过。
1984年7月16日的《赤旗》报上刊登了富口谈有关“526”部队的文章。据富口讲，其实，“526”部队是迫击炮大队中的一个分队，也是直属“516”部队的一支实战部队，它下设4个中队。其中第一、第二中队的任务是专门实施毒气战。富口是1945年3月作为汽车兵被分配到第一中队的，训练场地就在富拉尔基。他记得，兵营四周都是铁丝网，里面有毒气实验室、训练场及器材仓库等建筑。对他们这些新兵而言，每天穿着防护服搞训练，简直就像地狱一般。
“毒魔”犯下的罪行
渡边国义原是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炊事班长，不过在1944年后的毒气训练中曾担任过助手。他供述了关东军化学部搞毒气活体实验的一些情况，主要方式有撒播实验、活人实验等。
撒播实验，有的是通过演习方式进行，有的直接撒播在东北的村庄、道路、河川等，以观察效果。这种化学战争实验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广泛的地区进行。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在伪兴安北省海拉尔日军飞机场以北两公里草原及村庄道路上秘密散布了面积2 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一周的黄剂（糜烂性持久毒气），结果有6名中国农民通过放毒地区时，由于身体中毒腐蚀而死，50人手脚溃烂。
1940年7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以东4公里通向中国人村庄的道路和草地上散布了面积2 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 000名，毒气有效时间一周的糜烂性持久毒气，结果有5名中国农民通过散毒地区时中毒后身体受腐蚀而惨死，另有25名中国男女农民的手脚被毒气伤害。1941年1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富拉尔基的实弹训练中，导致地头的农民80人中毒。1944年8月中旬，还是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同样的试验，毒死4名中国人，20人受到毒气腐蚀致残。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194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1943年1月，1943年9月中旬，在伪兴安东省扎兰屯周围西南、东南山地，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先后4次试验糜烂性毒气及喷嚏型毒气效力，共毒死10名中国农民，140名中国百姓手脚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伤害。
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伪兴安东省碾子山以东3公里山地释放了糜烂性持久型毒气，导致当地农民3人死亡，50人手脚受到腐蚀。
“516”毒气部队所进行的这些试验绝大部分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受害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的毒，更不知道如何治疗。试验后，日军通过秘密跟踪调查，掌握实验效果。因此，时至今日，除日俘、战犯的供认外，在许多受害者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揭露日本侵略者施毒杀戮我同胞罪恶行径的证人已很难寻找。
在用各类毒气进行试验的同时，“516”毒气部队还伙同731细菌部队进行毒气的活体试验。平均每天有4～5名中国人、苏联人或蒙古人被当作试验品活活折磨死，这种活体试验至少进行过50多次。
草原上的毒气实验场
在《满洲草原上的恐怖的化学战》等日本关东军士兵的一些回忆录中，提到了二战期间日军在内蒙古进行毒气实验一事，根据其行军描述，可推断该实验场在以海拉尔为中心的50公里半径区域内。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发现巴彦汗毒气实验场遗迹。日军当年构筑的工事主要有堑壕、交通壕、汽车和坦克掩蔽部、单兵坑、指挥所、大小牲畜及小动物坑等20余种。当年侵华日军用于生化武器实验的工事掩体的遗址和足迹有数百处，占地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可以肯定，这一实验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二战中最大的毒气实验场。
日本关东军在此设立生化武器实验场，一方面因为日军当时一直把苏联作为进攻对象，而呼伦贝尔地区的气候、地貌等重要自然条件与苏联相似，在此实验有实战效果。另一方面，此地是游牧场所，地广人稀，便于保密。
关东军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化学战实验和演习，而且还将化学武器应用到了实战当中。1939年7月，在诺门罕战争中，日军第23师团曾在海拉尔兵站兵工厂秘密运送4发甲号毒气弹（每发500公斤），供给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海拉尔日军第一医院曾对死亡的苏军军官进行过检验，结果是因毒气弹中毒。这表明，日军在诺门罕战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
图片一部分来源于网络，一部分来源于哈尔滨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文学资料来源：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