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前期，部分境外机构延续境内经营思路，将做大信贷资产规模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其中内外联动业务占有相当比重。近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与境外机构经营密切相关的跨境经贸投资活动遭受各种冲击，加上全球金融业监管趋严，监管处罚事件层出不穷，境外经营风险显著增大。

一是地缘政治冲突、网络黑客入侵事件频发，跨国经营风险显著增加，安全成为企业和境外机构更加迫切的诉求。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的发生与延续，一定程度动摇了原有全球化底层逻辑和秩序。部分跨国企业成为地缘政治动荡的受害者，安全受到企业越来越多的关注，具体又体现为资金安全、交易结算安全、账户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诉求。部分企业与境外机构探讨合作方案时，防范国别政治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成为主要话题之一。境外机构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以网络安全为例，近期若干起黑客入侵银行系统事件，给全球银行业敲响警钟，迫使境外机构不得不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对网络金融犯罪，以降低潜在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声誉风险。

二是局部的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企业和个人投融资信心受到影响，抑制了跨境投融资业务发展。过去几年，技术封锁和贸易争端屡见不鲜，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分工格局重构，大宗商品市场动荡不安，供应风险持续存在。由于跨境经营成本上升，非预期因素增加，叠加跨境贸易运费和关税大幅波动等因素，部分企业跨境投资意愿下降，倾向于采取收缩战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总出口额23.8万亿美元，较2022年下降4.6%。另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为1.3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跨境经贸和投资活动的不景气，一定程度拉低了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量。

三是美元短促高频加息，部分负债率较高的国家和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自2022年3月美联储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美联储共计加息11次，累计加息达5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一度高达5.25%〜5.5%。部分欠发达或负债率较高的国家，难以偿还此前借入的美元贷款，部分企业财务负担加重，难以按照原计划偿还境外机构贷款本息，极端情况下，营收甚至不足覆盖利息支出，导致部分境外机构不良贷款率攀升。尽管2024年9月美联储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但较高的利率水平预计将继续得以维持，短期内部分国家和企业的财务负担压力仍然较大。

四是境内外融资利率水平差异明显，境内贷款规模总体宽裕，人民币信贷资金价格更加便宜，境外融资成本优势基本丧失，部分境外融资功能被弱化。美联储启动此轮加息周期后，境内人民币贷款利率下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2年3月底贷款市场1年期LPR为3.7%，5年期以上LPR为4.6%，至2024年9月，1年期LPR为3.35%，5年期以上LPR为3.85%。在此背景之下，部分境内银行和企业在境外筹集资金的动力有所下降。

五是部分国家频繁使用单边经济金融制裁，反洗钱监管措施成为金融制裁的工具，境外机构合规管理压力骤增。“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一些国家严厉打击恐怖融资和洗钱活动，参与监管境外机构反洗钱合规的部门不断增加，部分国家逐步将反洗钱管控手段作为金融制裁的一部分，合规管理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加大对违反合规管理要求的金融机构的执法和处罚力度，境外机构部分业务，如个人零售、跨境支付等成为被监管的重点。

一是传统的资产扩张模式难以持续。境内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型期，部分行业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个别行业信贷风险明显提升，由境内端驱动的资产投放减少。境外端，部分境外机构所在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下行，信贷需求逐渐饱和，信贷风险开始暴露，本地新增信贷投放乏力。在有效信贷需求下降的情况下，若盲目追求做大信贷资产规模，容易导致信贷风险偏好不符合市场实际，从而放大信用风险。

二是以信贷资产为主的资产结构受到挑战。长期以来，相当部分境外机构资产构成中信贷资产占有最大比重。然而，随着企业和机构类客户融资渠道的进一步拓宽和筹资工具的多元化，境外机构信贷资产的投放路径选择压力增大；全球经济周期下行风险依然存在，符合境外机构信贷风险偏好的优质信贷资产投放机会减少，加上信贷资产本身也面临较大的资本约束压力和信用风险压力，以信贷资产为主的资产结构拓展空间日益被压缩。

三是资产负债管理在美元迅速大幅加息背景下显得适应能力不足。上文提及的本轮美元加息周期，因其加息幅度陡峭，对全球美元及美元挂钩货币的流动性带来冲击，加大了境外机构资产负债管理的难度，部分银行处理和应对加息所带来的风险时尚显得有些难以应对，更较难把握其中蕴含的发展机遇。如部分境外机构对短促剧烈加息预计不足，在缺口管理方面准备不充分，由于资本金较少或缺乏低成本活期存款，导致净息差（NIM）快速收窄。

四是传统的联动业务迅速萎缩。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境内信贷规模偶尔出现紧张情形，境内融资价格相对境外更高，在岸离岸汇率存在差异，境内银行往往通过内外联动引入境外机构资金支持企业降低财务成本，联动业务也成为建立时间不长的境外机构的一个重要的业务支撑和利润来源。但由于美元加息、境内端人民币融资成本下降，内外联动业务动力因素发生较大调整，特别是近年有关部门严查融资性贸易等脱实向虚业务，传统通道式内外联动模式存在空间被挤压，部分境外机构内外联动信贷资产规模明显下降。

五是本土化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有所增多。出于拓展市场、提高本地市场品牌影响力、增加营收等动因。部分境外机构持续推动本地业务发展，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强化反洗钱、个人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跨境传输等方面的监管标准，部分本地业务已经超出一些境外机构的合规管理能力。以见效周期较长、需长期精耕细作的零售业务为例，部分境外机构一直将拓展本地零售业务作为本地化发展战略之一，但零售业务总体经营成本较高，具有较高的反洗钱涉敏风险特征，与部分境外机构长期战略目标也存在一定冲突，部分规模较小的境外机构其实并不具备发展零售业务的合规管理能力。公开信息和案例显示，近些年境外中资银行罚款相当比例是由于零售业务引起。

第一，资产拓展模式转型，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寻求高质量增长。

一是根据自身风控能力和市场容量，制定并落实国别风险限额管理要求，参考本地市场主流银行资产回报率（ROA）、股本回报率（ROE）、不良率、主权信用违约互换（CDS）水平等指标，结合当地法律法规和税赋监管等因素，确定业务发展边界，控制风险暴露总量。

二是摒弃一味做大资产规模的惯性思维，加强信贷资产的地区、客户、行业集中度管理，根据市场禀赋优化资产结构，将资产结构从以信贷资产为主，逐步转向包含信贷资产、以债券为主的固定收益资产、同业资产等的多元化资产结构。在金融市场较为活跃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成熟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市场，境外机构可考虑加大固定收益类资产和衍生品资产配置，为核心客户提供投融资一体化服务；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拓展“走出去”中资企业相关资产，适当增加同业资产配置，提升在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比较优势部分占比。

三是围绕价值创造理念，理性看待不同境外机构产生的利润含金量，要充分考虑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机构的经营利润背后，所承担的国别信用风险可能存在差异，同样的资产负债表所蕴含的风险可能截然不同，可续性和安全性也无法相提并论，要避免不顾不同境外机构自身禀赋差异进行考核。

第二，资产负债管理转型，实行更精细化的主动资负管理。

一是加强不同国家不同币种升息或降息周期缺口管理，通过主动开展资产负债久期管理和缺口敏感性前瞻性管理，争取在快速变化中的市场取得先发优势或跑赢市场。

二是树立整体观念和协同思维，依托FTP定价管理机制，积极引导前台部门执行前述主动资产负债管理思想，全面提高境外机构资产负债管理总体质效。

三是增强使用利率掉期等交易策略调整资产负债固浮定价缺口的能力，降低利率敏感性风险敞口；提高运用汇率风险对冲工具的能力，利用汇率掉期等工具提高汇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努力实现资本投入账目价值的保值和增值。

四是健全和优化资本补充机制，合理使用AT1等资本工具，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管理水平,结合授权及监管敞口限额规定来确定资本金管理策略，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衍生品套保等手段，避免并表资本金被侵蚀。

五是深入了解并落实本地监管对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监管制度和要求，重视流动性风险的监测、计量、识别和防控，做实账簿利率风险管理。

第三，联动业务转型，全面实现集团境内外机构优势互补和战略协同。

联动策略方面，运用“1+N”思维，统筹不同境内外机构的资源禀赋和经营条件，施行统一的风险偏好，对全球集团性客户风险限额、业务拓展、资金布局等进行统一管理。如部分境外机构驻在国优质大型企业数量多，但机构本身在当地网点较少，低成本筹资渠道相对缺乏，而部分其他境外机构虽缺少优质企业客户资源，但网点多、零售业务筹资渠道通畅，筹资成本相对较低，在落实总部授权管理前提下，可以考虑推动加强合作。

联动产品方面，主导产品从传统的代付、风参、内保外贷、福费廷、跨境直贷等融资产品，向境内外协同提供以全球现金管理、资金池等为基础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和问题解决方案转型，完善支付结算网络，协同建立覆盖面广的多币种清结算体系，满足企业全球经营安全需求。

联动服务对象方面，牢固树立金融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的思维，协同对中资“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汇率和利率风险管理产品和全球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发掘跨国企业存量资产再融资牵头安排、利率汇率优化管理等方面的业务机遇，积极运用国际银团等方式参与能源、资源、飞机、船舶等与国家战略相关的并购或新建项目。

联动对象方面，加强中资机构之间合作，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机制，强调合作共赢，避免无序竞争，搭建良好的业务生态，共同在同一市场落实国家战略，通过银团合作等模式提高客户违约成本，共同平衡好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关系。

第四，本土化转型，依托比较优势增强本地适应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一是深入分析本地主流银行和优秀外资银行的报表结构、盈利模式和主流产品线，结合当前形势和自身禀赋定位，对客户、产品、行业策略进行再思考和调整，比如部分地区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过高，贷款“砖头文化”较浓、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要进行相应调整，适当降低行业集中度。

二是因地制宜介入零售业务领域，当地监管条件相对宽松，且自身反洗钱合规管理能力较强的机构，可以推动个人贷款、银行卡、收单、电子支付，私银和财富管理等业务，但在开展零售业务成本较高和反洗钱涉敏风险较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考虑退出零售业务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