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产生了以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的时代,学术界称为石器时代。按石器发展特点,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以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除此之外,也有木制、骨制和陶制工具,从这些器物可以看出人类的发展痕迹。使用石器,不论是磨制还是打制,都需要人工操作,是人类手工业的前身。使用陶器,说明人类已经掌握火的运用技术和烧造陶器的复杂工艺。使用木器,也存在技艺的流程,需要长期经验的积累和一定的方法。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劳动工具,出现了艺术与实用相结合的装饰品,如钻孔石坠、磨孔贝壳等,可以看出人类从生存向文明过渡的历程。[1]
史前石器,因造型简单,材料普通,没有雕琢工艺等,被学界多作为研究人类历史的实物资料,其内涵则往往被我们忽略。这里择要综述固原博物馆石器的同时,试论固原史前石器反映的人类文明进程。
一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史前石器择要
新石器的磨制石器既有技术上的进步,也有用途上的延伸。从工艺来看,有打、敲、磨、钻等。从用途来看,有砍伐、农耕、兵器、仪仗、装饰品等。固原博物馆藏史前石器主要以农业生产工具为主,有石斧、石锛、石锥、石铲、石刀、石镰以及石磨棒、石纺轮等,集中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发展程度和人类文明进程。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几千年中,在生活生产工具增加的同时,狩猎经济也是生活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固原境内留下了狩猎类的比如石矛、石球等工具。以上器物,除了所述的用途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用途,比如战争、祭祀、仪仗等。这里不作深入研究,先对器物狭义上的用途进行略述。[2]
石斧:长12、宽6厘米。1985年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沙塘乡页河子遗址出土。该石斧平面基本为长方形,一端有刃状,一端略凸弧。相同类型的石斧在固原境内也有出土。一座遗址往往发现多件石斧,如1985年页河子遗址另有一件石斧,长12.3、宽5.4厘米;固原菜园文化被称为当地的土著文化,该遗址也出土了若干石斧。流动在市场上和征集到的、发现于固原境内的石斧也有一定数量。
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石斧主要用于砍伐或者挖掘。综观人类文明摇篮之地的石斧,在大小、薄厚、形制上都存在差异,是区分各地区史前文化类型的重要参考。同时,对石斧的若干分型,表明石斧在功能上的区别。形态厚重、尺寸巨大的石斧和打制石斧,功能上应更倾向于树木砍伐。而器型规整的磨制石斧、石锛则与木材的深加工有关系。虽然在分类描述中将中锋刃归为石斧,偏锋归为石锛,但实际上装柄使用才是斧,不装柄的是锛。有些无孔石斧可以充当石锛使用,甚至一些小型石斧还可作为石凿和石楔使用。这样看来,石斧、石锛、石凿的特征有所差异,它们的功能或有不同。[3]20世纪70年代江苏省溧阳县发现3件带柄石斧和石锛,吴县发现的1件石斧是带柄的。良渚文化近30件带柄石斧和石锛中,不仅发现带柄石锛,还发现石锛像斧、凿和刨的装柄方式。这些石斧、石锛、石凿装柄并非固定单一,用途和功能多样,根据当时所需而使用。[4]
石纺轮:直径4.5、厚1厘米。1985年宁夏隆德县沙塘乡页河子遗址出土。石纺轮是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的纺织类工具,均为圆饼形,有的制作粗糙,有的磨制光滑,中心部位有一穿孔。类似的纺轮不仅用石头材料加工,还有用陶片制作的纺轮和用骨头制作的纺轮,甚至采用了较为高级的材料——玉。石纺轮利用了同心圆的原理,还有重力的原理,旋转时非常稳定,通过旋转进行加捻,卷绕于一身,既方便又科学,而且节约了成本。它不仅开辟了人类使用工具进行纺织加工的技术先河,也为人类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穿孔石刀:长为9.5、宽5厘米,1985年宁夏隆德县沙塘乡页河子遗址出土。石刀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谷物收割工具。根据使用方法的差异,可以分为系绳石刀和不系绳直接使用的石刀。固原出土的石刀均有穿孔,有的是单孔,有的是双孔,从对选定石刀的钻孔部位来看,基本上属于系绳使用的石刀,使用痕迹明显。
图一 砺石
砺石(图一):高5.3、宽3.9厘米。另有3件史前砺石,1件长9.2、宽3.6厘米,1992年固原县北塬发掘,石质,长条形,断残黏结。1件长10、宽3.5厘米,不规则长条形,断粘,1985年隆德沙塘页河子遗址出土。另外1件同年在沙塘遗址出土的砺石,是一块略为四边形的石头,长16、宽14、厚5.4厘米。砺石上均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石球:直径5厘米,1985年宁夏隆德县沙塘乡页河子遗址出土。此外,有两种石球较为独特,均带有穿孔。1件为圆形,直径9.3厘米;1件为椭圆形,直径5、长7.5厘米,1990年征集。石球在当时主要用于掷击野兽,或系在飞石索上猎取动物。粗大的石球可直接投掷野兽,中小型的石球可用作飞石索。飞石索的使用方法是:用兽皮或植物纤维做成一兜,兜的两头拴两根绳子,兜里放石球,使用时甩起绳子,使石球抡起来,而后松开一根绳索,将兜中的石球对准猎物飞出,有效射程可达50~60米。5考古证明10万年前许家窑遗址就有投石索使用,进行远距离捕获猎物。固原博物馆藏有穿孔的石球也是最好的例证。
图二 带孔锤石斧
带孔锤石斧(图二):长14、宽7.5、厚4厘米,1981年征集于宁夏固原县炭山乡。另有2002年征集的1件与图六形制相同,长16厘米。这种石斧均呈锥形,穿孔靠近锤打的部位,刃部有使用痕迹。穿孔为了起到固定锤柄的作用。
石箭镞:长5.5厘米,1985年宁夏隆德县沙塘乡页河子遗址出土。这件石箭镞是一种形制,有梃,在史前石箭镞中较为少见。还有一种形制是比较常见的三角形,形如子弹头,没有梃。石箭镞在石器时代使用广泛,数量较多。尖端锐利,两刃和底端较薄,远程发射,贯穿力、杀伤力较强。其选用了质地坚硬不易腐烂的燧石材料,这也是石箭镞虽然薄而小,但是能在数千年中得以保存的原因。
图三 石琮
石琮(图三):通高3.8、边长4.5厘米,中间有对穿的圆孔,保持了外方内圆。1985年宁夏隆德县沙塘乡页河子遗址出土。该琮石质细腻光滑,器型较小,外壁较薄,具有当地史前文化特征。琮作为祭祀的器具,是史前重要礼器,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在众多的文化类型中作用基本一致。
图四 石祖
石祖(图四):长24、直径8.5厘米。随着原始农业和原始宗教的发展,石祖功能寓意包含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土地崇拜、英雄崇拜等,但其最主要功能,是用于祈育求子,寄托着人口繁衍昌盛的希冀。
图五 石磨棒
石磨棒(图五):通长51.4厘米,砂岩石质,整体为圆柱状,中间粗,两端渐细。1985年征集于宁夏固原县南郊乡。石磨棒和石磨盘配套使用,中间稍粗的圆柱形便于和盘面更好地结合,以碾碎放在盘面上的谷物。需要说明的是,石磨棒与石磨盘配套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在固原史前遗址中,很少发现成套的,而是石磨棒多见,石磨盘非常少见。
图六 石铲
石铲(图六):长9.2、宽5.7厘米,不规则长方形。单面弧刃。长度、厚度与石斧外形相似,专家们定名为石铲。
图七 石锛
石锛(图七):长5.5、宽2.6厘米,石质细腻,通体磨光,单面磨刃,尾部平齐,制作精良。1985年宁夏隆德县沙塘乡页河子遗址出土。
二
固原博物馆史前石器要素与社会文明进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宁夏固原博物馆史前石器表现出如下要素:一是器型整体上偏小;二是总体上呈现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特征,多数器物的磨制工艺较细;三是包括人类生活生产各个方面的工具。这三个要素成为新石器时代农耕开始、人类定居、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标志。
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国,新石器开始不久就有了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稻作,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粟作。固原是边陲之地,历史上文化多元,但从上述的史前遗存和大量的其他类别的遗存分析,固原这一时期极有可能已经进入了农业的生产阶段。
石斧在固原地区出土量不少,它是砍砸的工具,用于砍伐像树木、动物、骨骼等一类软的东西。综合分析,砍树的概率很高。砍树的用途主要有两种,一是燃料,二是建筑,这一方面有专家在研究文章中已经提到。如果石斧砍伐树木作为建筑用料是一大因素的话,就足以说明距今6000年左右的固原人类正开始建造房屋,过着定居的生活。
固原史前遗存中收割谷物的长方形石刀、石镰说明农业的普及化。固原石磨棒体型较大,其配备的石磨盘相应较大,可能是农耕产物丰厚时所制作的。它的发现能够证明,至少在5000年左右,固原先民的农业已经开始成熟。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逐渐进入不同规模的专业化生产阶段。手工业种类繁多。例如,采石场和加工石器的遗存、加工陶器的遗存、加工骨角牙蚌的遗存、加工木材的遗存,还有酿酒和饮料加工的遗存,以及建筑、编织、纺织遗存等。固原史前遗址发现的遗存,都是反映这些手工艺发展的实物资料。换句话说,所有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工具,工具又离不开手工业,手工业发展表明生产力在提高。所以,固原史前石器是见证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形成固定的农业,阶级产生便越加明显,以氏族部落首领为首,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从而等级分明,形成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催生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矛盾运动中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为基础,揭示了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源于人类对物质生活的创造,文明形态是文明发展和积累并逐渐成熟的标志。可以说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杠杆。[6]
三
结 语
人类之初,逐水草而居,生活简单,生产力低下,所以在工具方面表现得较为粗糙,种类相对少。新石器时代开始,农业和定居生活开始,等级分化,社会的功能不断增加,生产力不断提高,所需的工具种类日益复杂,人类的这一文明进程,同样反映在了固原出土的史前石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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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永祥、高科:《固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状况调查》,《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樊温泉、贺存定、郑立超:《庙底沟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21年第4期;赵小帆:《贵州早期农具初论》,《四川文物》2008年第4期。
[3]崔凤祥、崔星:《狩猎岩画与原始体育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5期。
[4]肖梦龙:《试论石斧石锛的安柄与使用》,《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5]赵晔:《良渚文化石器装柄技术研究》,《南方文物》2008年第了期。
[6]周文、李吉良:《新质生产力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逻辑与文明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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