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已知存世庙学铜祭器数量最多的时代。王朝祭祀宣圣用器数量庞大，地方州学祭器数量也没有明显的减少，甚至有些州县学用器数反而比宫廷用器更多。这些祭器大多带有清楚的纪年铭文，记录铸造时间、使用地点及定制者信息，然而目前对现存元代庙学祭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元代庙学祭器生产、使用情况的全面认识有赖于更多个案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本文以三件馆藏至正年间松江府学铜祭器为例，考证铭文内容，探究历史背景，揭示祭器铸造活动背后松江地方社会的巨变与重振。
一
现存元代至正纪年松江府学铜祭器
元代至正纪年松江府学铭文铜祭器共有三件，分藏于湖南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器型为铜簋、铜鼎炉和铜豆。其形制特征如下：
1.至正乙未松江府学铜簋
湖南博物院藏。该器高14.4、口径22.5×16.4厘米，重2521克，失盖，器身敞口，腹部内收，圜底，圈足上接铸4个兽面状扁足，口沿两侧有一对兽首半环耳，器口沿、圈足饰蝉纹，腹部饰瓦棱纹。器物内底有铭文，为金文小篆，因年代久远，保存条件不佳，大部分字体漫漶不清。
元至正 铜簋 高14.4、口径22.5×16.4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2.至正乙未松江府学铜鼎炉
上海博物馆藏，为上海博物馆东馆新展出的晚期铜器，此前未见著录。器物高17、口径22.7厘米，敞口垂腹，三足，口沿两侧下方接铸一对立耳，器身腹部中心有一圈简化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该器铭文内容、字体均与湖南博物院藏铜簋完全一致，可补充铜簋铭文漫漶之不足。
据（正德）《松江府志》、王逢《梧溪集》卷二收入《题松江府学训导胡师善遗迹后》两条史料中所见佥宪赵承禧，知府崔思诚与铭文对应，且范金为祭器之事亦有记此可证实铜簋、铜鼎炉确为松江府学至正十五年祭器。
元至正 铜鼎炉 高17、口径22.7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3.至正己亥松江府学铜豆
上海博物馆藏。此器通高16.5、口径15.8厘米，重1.75千克，浅平圆盘，盘口分隔为多个纹饰单元，每个单元装饰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柄部粗壮，上部饰变形龙纹，下部饰波曲纹，柄部铸大段铭文。
元至正 铜豆 通高16.5、口径15.8厘米 上海博物馆
铜豆铭文
二
仿古祭器的形制来源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宋元以降的复古礼祭器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图谱知识体系，国家和地方的祭器大体上参照《三礼图》和《宣和博古图》这两大系统进行制作，两者分别代表了“经书解释学的真实”和“考证学的真实”，在后世各有追随模仿者。上述松江府学所铸三件祭器均可在目前所见最早的《宣和博古图》版本——元至大版中找到相似的器物原型。但元代松江府学铜祭器的纹饰较之古器物图谱均有所简化，体现出“古其形状，今其文理”的时代特征。
除了以《宣和博古图》图像为样本铸造，这两批祭器物质形态的相似性亦值得关注。虽然3件器物器型各不相同，但纹饰却有相似之处，特别是至正十五年铜鼎腹部的兽面纹与至正十九年铜豆豆盘兽面纹构图基本一致，推测第二批器物是仿照前一批制作的。
周太师望簋
周鱼豆
铜鼎炉腹部兽面纹
三
两批松江府学祭器的制作背景
铜质祭器较其他材质祭器铸造成本高，铸造过程艰难。不过尽管铜祭器铸造成本高昂，但胜在保存时间长，不易损毁，因此一旦铸成往往一劳永逸。但是松江府学却在短短四年时间内铸造了两批铜祭器，这其中是否有特殊的因由？
由史料记载可知，就在第一批至正十五年祭器铸造完成后的第二年，至正丙申年，发生了“松江之变”。
此次祸乱中，至正十五年铸造的庙学祭器得以部分保存，得益于当时的松江府学训导胡师善的奋勇抗争，以命守护。
尽管松江府学仰赖胡师善的义举得以幸存，但整个松江府在祸乱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杨维桢事后追忆：“至正丙申，松郡毁于兵，凡富贵肥楹厚栋存者，什不能一。”松江的富家大户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是惨不忍睹，遭受如此重创的松江府为何能在短短数年后再次兴造仿古铜祭器？史料显示铸造松江府学铜豆的至正十九年，松江府已归属张士诚统辖。至正十六年初，张士诚政权接管松江后立即开始广招贤才，重振地方社会秩序，恢复文教。（正德）《松江府志》载：“己亥同知顾逖重修（松江府学），改大小学斋为五经斋，重建三贤祠于阁之北。”松江府学修复完工后，周伯琦撰《重修庙学记》：“比岁兵兴，（松江府学）残毁。无几，贰守昭阳顾侯逖既视事，慨然躬其任，而判官海陵蒋君仁杰寔佐之，时则通川高君志道已选为教授缺......作释奠礼器雅乐......广弟子员至百五十，延名士为宾友者三十五人，执行礼者二十五人。”此次重建府学及制作礼器雅乐的工程“兴工于至正十九年之春，迄于明年之冬，凡祀教器物之品式无不修具......”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记载主理重建事宜的地方主官“贰守昭阳顾侯逖”也出现在至正己亥年铜豆铭文中，据（正德）《松江府志》卷二十三《宦迹》“顾逖”条记载：“顾逖，字思邈，昭阳人。至正兵后来同知府事。时祸难甫解，群情未固。逖至，固捍守，申化条，劳徕抚循。未几，俗更殷阜，四境宁谧。论者谓张全义之尹河南，郭禹之治荆，韩建之刺华，能化瘠为腴，转嗟为歌，以逖方之，可以无愧。”
由此校核铭文第一列，可知初始内容应为“松江府提调官同知谢礼顾逖”，而非“谢礼逖”，惜“顾”字已漫漶。“谢礼”其人未见小传，但（清代乾隆）《杭州府志》卷四《城池》载“至正十八年......松江通守谢礼，（清代嘉庆）《松江府志》卷七十七《名迹志》“春草堂”条提到：在泖上，别驾，谢礼所居，又有光禄亭，杨维桢晚年常居礼家，聂大年题廉夫集所云“白发草元杨子宅，红妆檀板谢家湖”是也，杨维桢有记。此“谢礼”应该就是松江本地豪族谢伯礼（一作伯理）。
在谢礼、顾逖的带领下，松江的文官士大夫迅速开始了祸乱后的地方文化重建，重修庙学，铸造祭器，恢复礼乐教化是当务之急。正因为这些措施，造就了元末松江“文物之盛，他邑有弗能及已”的繁荣景象，直至明末，松江士人何良俊依然感慨：“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盖自苏州为张士诚所据，浙西诸郡皆为战场，而吾松稍僻，峰柳之间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荟萃于此，熏陶渐染之功为多也。”
综上，经由三件馆藏至正铭文松江府学铜祭器的考证可知，至正十五年松江府按照《宣和博古图》中的仿古器物图像铸造了一批铜祭器以振文教，至正十六年“松江之变”爆发，生灵涂炭，幸有英烈之士护持，部分祭器得以保全。祸乱平定后，张士诚政权接管松江，致力于社会重建和文化复兴，在当地官员和文人士大夫的共同努力下，仅三年后又按照相同器型、纹饰补造了一批祭器，以补庙学释奠仪式所用之缺，从此松江府学弦歌再续，人文繁盛，影响所及不仅止于明末，直至今日亦然。这三件铜祭器便是元末松江地区跌宕起伏的社会巨变的物质实证，同时元代仿古铜祭器的物质面貌和相关知识也借此个案得以不断完善。
本文原标题《元代至正纪年松江府学铜祭器考》，刊载于《文物天地》2024年第7期，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及其单位：崔倩，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杭州市文保中心
来源：文物天地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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