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地区史前石斧浅析

　　旧石器时代固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彭阳茹河流域的岭儿、刘河等地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址，距今2.7万~3.2万年，是宁夏南部首次发现的早期古人类活动遗迹，开启了固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先河，填补了本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固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黄河中上游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1960年对宁夏西吉县兴隆镇遗址考古发现以来，先后在固原市境内(包括中卫市海原县)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670余处，分布于茹河、泾河、清水河、葫芦河以及其支流沿岸方便人们生活的塬地与坡地之间，墓葬则大多位于山梁并高于居住遗址[1]。文化类型与甘肃地区较为接近，但文化内涵与毗邻地区的同期文化既有关联又有所区别[2]。主要包括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菜园类型、齐家文化;其中，菜园文化是本地区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具有浓厚地域特征的原始文化类型。同时，出土了大量种类、形制、纹饰颇具特色的陶、石、玉、骨、鹿角等质地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装饰品等。

　　在固原地区的一部分新石器时期遗址或墓葬中，发现了石斧、玉斧等玉石类器物，这里仅将固原境内出土的石斧列表梳理(表一)。

　　从列表可知，固原地区出土的石斧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涉及的文化类型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半山和马厂类型、菜园文化、齐家文化以及龙山文化。

　　众所周知，石斧经历了从打制、修琢到磨制，从刃部修整到钻孔、装柄方式等不断演变的过程，原始技术条件下石器的生产会受到如选材、加工工具等因素的制约，导致石斧发展缓慢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石斧在总体形制上并不能像陶器变化明显而成为考古界定各类文化的标志，但不同地区的石斧因受到当地文化、环境和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而产生差异[3]。固原地区石斧在共性和差异性方面也显现出一些本地特征：

　　在加工工艺方面，随着石器制作工艺的演变，本地石斧多以磨制为主，但也有如林子梁遗址出土的L采：1这种打、琢兼制的;海原曹洼遗址的H104:1为打、磨兼制;马缨子梁遗址的MH1:5,林子梁遗址的LF3J2:8、LT3③A:1、LF9:14石斧为琢、磨兼制;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龙山时期的部分石斧是先打制、后琢、再磨光;还有选用天然砾石或砂岩稍加打磨或琢磨后的石器。而石斧的磨制技术尤其体现在刃部，石斧从两面磨制在端部聚拢成刃缘，侧面看基本对称。

　　在形制方面，除海原马缨子遗址的MH1:5、林子梁遗址的LF13TY:10和LF9:5和隆德周家嘴头遗址的3件石斧以及海原瓦罐嘴墓地的玉斧平面呈梯形外，其余基本为长方形或长条形，不像渭南地区出土的胆形、亚腰形等石斧。其次石斧厚壁的多，薄体的少，横截面呈长方形或椭圆形。

　　在出土环境方面，这些石斧的出土地多伴生有其他类型石器、骨器以及大量陶器等;出土地点也都是各文化类型的遗址或墓葬。

　　在材质方面，本地石斧大多数选用黑曜石、石英岩、砂岩等，有些石斧采用了砾石作为原料，其石质看似粗糙，但比较坚韧，有的已经有玉质化的倾向。通过肉眼观察推测，石斧原材料有当地石材，也有其他地方流入的石材。

　　在尺寸方面，本次调查的40件石斧长度从十几厘米到几厘米不等。完整器中，尺寸最长的是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石斧H108:1,长17.8厘米;其中有18件的长度超过了10厘米，其余的尺寸基本在10厘米以下;长度和宽度的比例也无规律，同样两个长度相似的石斧，但宽度却有区别，反之亦然。

　　以上特征在整体上与渭南地区、海岱地区、晋南地区的石斧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别。

　　(一)实用性

　　“斧”这个字出现很早，先秦文献中“斧”字也常有所见，如《诗经·豳风·七月》有“取彼斧，以伐远扬。”《诗经·齐风·南山》有“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说文解字》释斧：斫也。从文献可以确定石斧最初是一种用于砍斫的实用工具。《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对农具石斧的描述也是作为砍伐工具使用，常见的组合是斧、锛。黄建秋在《国外磨制石斧石锛研究述评》一文中罗列了大量有趣又非常重要的实验及研究数据[4]。苏联、日本、丹麦、美国等地的学者很早就开始探讨石斧的功用，多次实验后获得一批很有意义的实验数据，再次证明了石斧的实用性主要在于砍伐。同时，通过显微观察石斧存在砍斫骨骼的肉骨痕迹，微痕研究结果也显示石斧、石锛不仅用于伐木，还用于屠宰、揉皮，这些数据结果让石斧作为实用工具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不断拓展。

　　这些研究对本地区史前石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看来以类似或多角度的方法对固原石斧研究，更能体现其实用性，以此得出固原史前石斧的多种用途。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主要反映的是国外文化区域的特性，史前中国石斧的功能、社会意义、文化内涵等方面可能更为丰富。

　　(二)象征性

　　新石器时代石斧作为生产工具，从最初的砍伐、采集等生产活动逐渐扩展到狩猎、战斗等领域，并逐渐向非实用性方面发展。原材料选择了更具有符号象征价值的石头，如部分材质、做工精细、小巧玲珑且无使用痕迹的石斧，可用来作为交换，且随着人类社会阶级、宗教的产生，这些石斧进一步演变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器物，可能被用于祭祀、仪式或象征权力和地位，被视为权力、力量或某种精神的象征，或成为部落首领以及重要人物的标志[5]。尤其是金属工具出现后，以斧为原形的钺仍是权势的符号，在皇权礼制中具有重要地位。研究西亚史前黑曜石贸易活动的考古学家伦福瑞说过：“玉石石斧的重点在于它们的‘使用价值’很低。如果有人拿它来砍树，刀刃很容易就会碎裂。即使今日我们也无法完全了解它们的重要性。但这些石斧唯一的功能与价值一定有某些象征性意义……”作为同类型的固原史前石斧，象征意义方面应该也有与之相似之处。例如，海原县菜园村瓦罐嘴墓地出土的1件玉斧(表一),由淡白色粗玉修磨而成，磨制精细，表面圆润光滑，这类器物已失去作为劳动工具的基本功能。

　　石斧的使用促进了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原始社会男子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形成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社会，而玉斧的出现演化为氏族酋长或部落联盟首领执掌王权象征物，或成为一种显示身份或祭祀礼仪用物。1978年河南阎村出土的1件仰韶文化时期“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有学者认为其中所绘石斧或是当时生产力的最高代表，斧柄上的数道系绳或许象征的权利大小，也代表了氏族最高的权力者——酋长[6]。叶舒宪《盘古之斧钺续论：从工具到圣物的进化史》一文中提到：“从实用工具到象征符号的全过程，可以用文学人类学派新提出的文化多级编码理论加以诠释，即将二者视为文化原编码和再编码的差异性现象[7]。如今要确认人类认知行为在何时何地产生想象性的飞跃，把实用性的劳动工具转化承载更多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文化象征符号的?”斧作为石器工具的进化史，伴随着人类起源的全过程，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研究价值，堪称人类早期文明的标志之一。看来进一步研究固原地区的石斧是非常必要的。

　　地处中国西北部的固原是我国早期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繁衍栖居以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固原史前文化遗存丰富，石斧作为史前人类活动重要的遗存之一，有着特殊的意义，呼吁更多的学者集中系统地梳理研究，对我国文明起源、发展、构成、民族融合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通过石斧研究，对揭开固原区域史前人类的生产劳动、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