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外國攝影師，花了40年拍攝香港舊式西洋建築

攝影師祺力高（Nicholas Kitto）來自曼島，他在1983年來到香港，從此定居此地。一向愛好歷史的他，從小便知道自己的祖父母曾在中國生活過一段不短的日子。但讓他真正開始拍攝中國通商口岸的契機，是他1996年在天津偶然找到父親六歲時一家遷往漢口前的舊宅。在那之後，他多次重訪故地，並且開始探索天津老城區其他西式建築，沉迷其中。他渴望更加了解中國昔日的通商口岸，不只是天津，還包括其他外國人曾經居住、工作的中國城市。

中國的通商口岸時代，從1840年左右到1943年，前後延續了約一個世紀。期間外國人在華的活動，可以說是急切、堅定，時而誤入歧途，往往強而有力，但並不總能如願。他們來到中國，要支配這片土地，留下印記，在所難免。與東道主相比，外國強盛、富裕、自信，相信自己的勢力能長久留在中國。現在我們當然知道，歷史另有打算。今天中國在多方面已經脫胎換骨，在人類活動的幾乎每個領域——經濟、農業、工業、技術、醫療、教育，都已取得巨大進展，與通商口岸的時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只不過，在通商口岸制度結束約75年後，外國活動的許多實體證據依然殘存。

圖 | 廈門鼓浪嶼英國領事館

由1842年設立首個通商口岸到19世紀末，列強相信最能照顧自身利益的辦法，是在每處開放貿易的地方設領事館。除了登記船隻進出，收取各種費用外，領事的作用主要有兩個：擔當外商與中國當局的溝通橋樑；維持外國人社區一定的秩序。英國的領事館建築仍然矗立在最早的5個通商口岸：福州、廣州、寧波、上海、廈門。除了福州的以外，無一是舊構——福州的英國領事館原為寺廟，現在還是寺廟。外國人湧入中國繁榮的商業中心，猝然而至，準備未周，初到任的領事也總是沒有合適的住所，被分配到廢棄的寺廟建築居住，也絕非罕見，有時別無選擇，還不得不兼用作辦公室。這種「臨時」安排或多年都得不到改善，何福愛（A. S. Harvey）領事被迫住進北海的漁民小屋，就是一例。雷夏伯（Herbert F. Brady）領事最初住在三水的廟裡，直到自費建好一座木屋，才能搬進稍為合適卻仍嫌簡陋的居所。

大量記錄表明，外國領事的到來非常不受歡迎，以致於建立領事館之前已被迫撤離。在宜昌，暴力抗議迫使領事京華陀（Walter King）迅速撤出，到下游的漢口；在汕頭，為免觸發城中醞釀的排外情緒，英國領事館多年來設於附近的島上，此舉十分謹慎；在廣州，排外情緒高漲，以至於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才得以按照1842年條約的規定開埠。

19世紀下半葉，隨着通商口岸體系發展，為特定目的專門建造領事館成為常態，領事館通常依照經典的「殖民地」建築風格設計。領事要有效發揮前述的兩個作用，其居住和辦工場所有必要散發出恰到好處的權威（而非優越）氣息。「殖民地」風格設計正好滿足這種需求，外圍的騎樓能為窗戶、柱子，以及總體上堅固的結構遮擋陽光。許多領事館的設計由軍事工程師而非專業建築師負責，施工則由駐上海的英國工部（Britain’s Office of Works）授權和監督。許多昔日的通商口岸都能見到這樣的例子，包括北海、蕪湖和汕頭等。

圖 | 《尋訪中國通商口岸——城市與建築的歷史之旅》

19 、20世紀之交，幾乎每個通商口岸都設領事館的做法已有明顯改變。一來通商口岸數量太多，有經濟成本的考量；二來認識到對外貿易已日益由中國商人代理，外商已不再需要常駐於每個通商口岸。然而，海關設施仍為必要，連帶需要建設海關大樓和恰當華麗的稅務司邸。海關是中國政府部門，但其管理和工作人員主要由外國人組成，因此海關大樓、稅務司邸和職員宿舍的建築往往具有西洋風格：長沙一條小街上矗立着一座大型建築，是昔日海關初級職員的住所；在煙台，一座更樸素的前海關宿舍建築，置於英國任何一處海濱小鎮都不顯突兀；杭州的外國租界舊址仍有海關大樓，風格近似許多英國的領事館。迷人的通商口岸時代海關大樓，如今仍可在不少城市找到，用途往往未變。比如上海的海關大樓如舊雄踞外灘。

大多通商口岸貼近中國原有的商貿中心，但也有一些通商口岸時代的大城市是無所依傍，從零開始發展起來的——哈爾濱源自一座跨河鐵路橋，青島源自一個小漁村，大連源自一片崎嶇的荒地。三座城市，分別由俄國、德國和後來接手的日本資本開創，發展出活力澎湃的市中心，各自反映着其開創者的民族特點。哈爾濱看去就像革命前相當壯麗的俄國城市；青島雖被德國佔領只有不到20年，卻到處都是德式建築，從厚重的巴伐利亞式教堂到井然有序的公共行政建築；天津的舊意大利租界有個彷彿從米蘭搬來的中央廣場，那一帶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奧運，完成了改建，現在稱為意式風情區。

圖 | 作者配以地圖、舊明信片等資料詳解通商口岸建築細節

在整個通商口岸時期，外國對中國的滲透，主要推動力是貿易，其次是附帶的商業活動。儘管中國工業和經濟發展都十分迅速，特別是在近年，仍有相當多舊日外國興建的商業建築得以保留。其中部分仍維持原有的用途，例如法國在福州馬尾建造的造船廠，比照1873年的原建築，其輪廓和基本結構仍清晰可辨。漢口、廣州、天津等大型通商口岸，以及沙市、汕頭等小型通商口岸仍保留着舊日的貨棧。銀行和商業總部跟領事館一樣，其建造要體現其出資方的權勢和影響力。原滙豐銀行上海分行壯麗奪目，充分展示了其香港姐妹大樓直到1985年被取代前的風采。天津的解放路（舊稱維多利亞道）曾建有不少相互競爭的外資銀行大樓，今日大多由中國的各家商業銀行使用，得到良好的維護。

在通商口岸故地，除了銀行以外，還能找到其他商業建築，例如天津的開灤礦務總局總部和大連的南滿鐵路總部。20世紀初，外資鐵路開始在中國擴張，多數外國勢力都在爭奪這潛在的巨大市場。這些商業冒險功成之處，留下了深刻的證據，例如瀋陽、旅順、濟南、青島的火車站。規模更小的還有為數不少的傳教站。西方宗教各個宗派互相競爭，都認為傳教活動與貿易一樣重要。在滲透中國的進程中，傳教士的腳步極少落後於商人。1846年，在法國施壓下，道光皇帝頒令，信仰基督教不再違法，為傳教士開闢了一條路。典型例子可見於溫州、福州、廣州、上海、瀋陽等許多城市。為了傳教，傳教士還開辦醫療和教育機構去吸引信徒，這些信徒通常來自社會較貧窮的階層，此前無法獲得這些資源。江門的大型醫院、蘇州、杭州、淡水的大學都是圍繞傳教事業而發展起來的。

圖 | 天津諸聖堂及禮拜堂

剩下最後一類要關注的外國建築是軍事設施。不難料到，這類建築今日所餘無幾，剩下的也不易接近。從湛江軍事基地的大門偷偷一瞥，就發現19 、20世紀之交的法國大型建築仍在使用。山海關也保留着同時代的兵營。要參觀威海劉公島的大量前皇家海軍設施倒是很容易。最讓人驚訝的例子，也許是位於重慶的前法國海軍總部，居然距離大海2000多公里，實在難以想像還有什麼比這更為離奇的選址。

我們慶幸許多通商口岸時代的建築仍然屹立，這其中不少是因為近年官方政策的改變。與此同時，投入研究昔日外國在華活動的青年歷史學者，其陣營也正在日益壯大。我們應該期望，通過像這本書的出版，能夠擴而充之中國人對此主題久已存在的興趣，激勵國家和各地政府進一步開放檔案，對這段歷史時期的研究才能繼續推進。

（本文轉載並改編自香港商務印書館微信公眾號，編者略有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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