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貝聿銘（1917–2019）全面回顧展「貝聿銘：人生如建築」現於香港九龍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展出。
美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的建築項目備受矚目，縱貫七十載，橫跨遼闊地域，包括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巴黎大羅浮宮、香港中銀大廈和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展覽主題反映貝聿銘如何游刃於各種區域和地方脈絡，以建築造就文化生產和建構公共空間，並探索對於傳統的嶄新演繹。展品將包羅一系列繪圖、草圖、錄像、模型、相片和多項檔案紀錄，當中不少為首次曝光。
《百年貝聿銘——游弋於不同文明之間的建築大師》
作者：李菁、賈冬婷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
出版時間：2020年7月
由香港中和出版推出的《百年貝聿銘——游弋於不同文明之間的建築大師》繁體版，以記者視角展現了貝聿銘的一生。既是一部貝聿銘的成長傳記，又是一部貝聿銘建築設計作品的編年史傳。兩位作者實地採訪，內容真實可靠：不僅採訪貝聿銘的兩個兒子、他的幾位助手、項目參與者和傳記作者，還去上海和蘇州尋訪了貝聿銘和貝氏家族的生活史，並實地探訪了貝聿銘晚年在中國的作品，詢問了包括法國前文化部長雅克·朗在內的「大羅浮宮」項目參與者。藉閱讀貝聿銘反觀自己和周遭世界，能給我們，尤其是年輕讀者，以實實在在的啟迪。
下文選自書中序言〈跨越東西方的人〉，一起看看貝聿銘的建築人生。
貝聿銘這個名字，似乎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存在。與之相聯繫的那些建築物——盧浮宮（Musée du Louvre）金字塔（1989）、香山飯店（1982）、蘇州博物館（2006）……都被時間證明了永恆性，甚至到2012年，還有一座摺紙狀的聖堂在日本美秀美術館落成。2019年5月16日，年逾百歲的貝聿銘逝世，但建築師之名，卻因為這些建築而永存。
圖 | 香港中銀大廈（圖源網絡）
某種意義上，建築與我們面對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息息相關——權力、榮耀、記憶、身份。一個建築師是如何通過建築來回應這些終極問題，並將它們帶到永恆的？而超越建築師身份之外，貝聿銘又是如何見證和參與這一個世紀的歷史的？
更讓人感興趣的，是貝聿銘對東西方文化的跨越。在西方現代性的想像中，世界最基本的秩序表現為兩組二元對立：時間秩序上的古代與現代、空間秩序上的東方與西方。作為兩種既對立又互補的精神因子，東西方的二元性也蕴含了人類精神終極結合的張力——西方理性的、倫理的、實證的、應用的精神正需要東方傾向於內心生活和直覺思維的精神的補充。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渴望從民族和國家的藩籬之中掙脫出來，去尋求一種更豐富、更包容的世界性視野。因此，如何跨越東方和西方之間的這道「玻璃門」，更成為人類命運的重要母題。
圖 | 日本MIHO博物館（圖源網絡）
縱觀東西文化交流史，完成這種跨越的人寥若晨星。這其中，貝聿銘是一個難得的樣本——他從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華，又游刃有餘地在兩個世界裡穿越。前輩建築師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式的圓形鏡框和後面那雙神采奕奕的眼睛、永遠上揚的嘴角、考究又不至於古板的西装、風度翩翩又有分寸感的態度，都給人一種精妙的平衡感，以至於貝聿銘多年的合作夥伴亨利·考伯（Henry N.Cobb） 形容他為「文化意義上的男扮女裝者」。某種意義上，貝聿銘是東方和西方、藝術和商業、陰與陽、新與舊等多重矛盾的統一體。
圖 | 巴黎盧浮宮（圖源網絡）
身為一個華裔美國人，貝聿銘在他的建築王國裡跨文化的成就斐然。1964年，貝聿銘擊敗名氣比他大得多的路易斯·康（Louis Isadore Kahn） ，被甘逎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總統的遺孀傑奎琳（Jacqueline Kennedy）選為甘逎迪圖書館的建築師。此後兩人成為至交，因為和甘逎迪同年的貝聿銘不但看上去是一位貴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輕紳士，正如其亡夫甘逎迪總統予世人的印象。1978年，幾乎是美國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築——國家美術館東館建成，貝聿銘以充滿激情的幾何結構有力駁斥了現代主義運動已經衰落的論調，1983年更被加冕建築界的最高獎項——普利兹克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1980年，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出人意料地邀請貝聿銘主持盧浮宮擴建工程，他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幫了忙：一方面，他可以帶來新世界的靈感和效率，卻不會給人招搖過市的美國人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的中國血統彷彿給他注射了預防針，使他得以抵禦法國的排外主義。這個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在爭議聲中成為巴黎最新的「紀念碑」，也給貝聿銘龍罩上一層無往不勝的光環。
更具跨越意義的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貝聿銘就作為中美關係的橋樑性人物，被屢屢邀請重返中國設計標誌性建築，包括建成於1982年的香山飯店、1989年的香港中銀大廈、2001年的北京中銀大廈、2006年的蘇州博物館新館，還有2009年的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一定意義上完成了文化尋根和重建；而建成於1997年的日本美秀美術館、2008年的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則是在更大跨度上對人類文化精髓的探尋。
圖 | 北京香山飯店（圖源網絡）
貝聿銘對文化的跨越當然不只局限在建築領域。正如尼采所說，「建築是一種權力的雄辯術」，儘管不願擔任政治角色，但貝聿銘在職業生涯中，卻屢次站在歷史事件的台前。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1979年鄧小平訪美的破冰之旅中，在甘逎迪中心的一次招待晚會上，貝聿銘在其中兩幕間擔任了報幕員；美方還特意安排鄧小平在剛建好的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發表演講，該館的建築師正是貝聿銘。而在此之前的一年裡，鄧小平已經兩次邀請員貝聿銘來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希望他能在紫禁城周圍留下美國式的現代化印記，而他最終選擇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建一座低層飯店，並影響了故宮周邊高度限制政策的出台。可以說，在貝聿銘身上並存着兩個世界，而他也同時被兩個世界所需要。
圖 | 蘇州博物館（圖源網絡）
某種意義上。這出於歷史的偶然。如果將貝聿銘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那麼，第一個階段是1917年到1935年，他出生於1917年的廣東，封建帝制剛剛分崩離析。貝聿銘的父親——銀行家貝祖詒帶着全家從廣東到香港，再到上海，既是尋找避風港，也是佔領橋頭堡，要在這個東西方文化的對撞點上尋找一條現代中國路徑。相對於半西方城市的上海，相鄰的蘇州則是傳統的中國城市，中學時期的貝聿銘會在每年暑假去蘇州的祖父家，學習一整套儒家禮儀。這個階段直到1935年，貝聿銘去美國求學。第二個階段在美國，從他1935年去求學，到1978年以個人名義被邀請回國，正值美國現代主義建築最盛行的時期。他拜在現代主義建築奠基人之一的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門下，又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始終如一地捍衛着現代主義，也藉此確立聲名。第三個階段從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改革開放直至他逝世，貝聿銘遊走在中美之間、東方和西方之間，作為尋根者，也作為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跨越者。
圖 | 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圖源網絡）
可以說，貝聿銘經歷了東西方兩種文化最好的時期，又恰好躲過了它們的災難期和衰退期，從兩個對立又互補的世界中汲取了精華：中國賦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傳統的貴族特有的權威感；而另一方面，美國使他能夠從過去的歷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為現代主義流派的代言人。
（本文轉載並改編自香港中和微信公眾號，編者略有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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