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萧何”曾“自追自逃”演韩信 “与时麒鸣——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展”开幕》的新闻报道，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周信芳在话剧、电影等领域都有精彩表现。展品中的电影《斩经堂》说明书记录了1936年周信芳应邀与袁美云合作拍摄戏曲影片《斩经堂》，该片在新光电影院放映期间整整客满31天，放映93场观众达到10万人次”，相信作者在写这段话时，也不一定知道，新光电影院，这个1930年建造、被上海市政府列为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的影院，已在近期改建为了亚朵酒店。
我们也是看了四眼老王在12月13日微博上的贴文才得知这个消息的，原始贴文如图：
如四眼老王所述，1930年，新光大戏院在宁波路586号正式建成，戏院由哈沙德洋行设计、杨瑞记营造厂施工，建筑上混搭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哥特式风格，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厅1296个座位（百度上显示的信息是1260，但一位曾在新光工作过的老总说是1296）。
新光大戏院离现在的南京东路步行街仅一分钟步行距离，1930年11月21日开幕，一开始放映欧美新片，此后成为明星公司首映影院。除了卓别林在沪访问时，梅兰芳和胡蝶陪他在新光看过马连良的演出外，鲁迅也在日记中提及曾与家人前往新光大戏院看电影，1944年《倾城之恋》舞台剧曾在新光大戏院首演，日后李安拍摄《色，戒》，也选择了在新光取景。
以上这些，当然是新光在上海电影史、话剧史、文艺史上的一些注脚，新光真正成为一代或几代上海观众集体记忆的，还是它1974年起划归市电影局，改称新光影剧场，1989年大修后，更名新光观摩厅，专映电影，1994年改建竣工又改称新光影艺苑的这段时期。
因为在这段时期，新光大量放映内部资料片。内部资料片（也可以称为内部参考片，或内参片）原本是为了电影专业人士和有关领导观看服务的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但在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它在改革开放中逐渐与普通市民产生了关联，成为上海当时极其特殊的文化商品。
因为，在1984年成立的上海音像资料馆开发出类似于小厅放映的录像厅内参片赛道之前，内参片的唯一放映介质就是35毫米胶片，而当时上海的影院和礼堂基本都是千人厅规模，所以内参片即便采用的是全包场不对外售票的模式，分到票子的人也形形色色，不一定都是根红苗正的，甚至分到票子的人自己也不一定有时间去看，票子当然也不会就此浪费，因此这些内参片场次中的大部分票子就通过分到票子的人的家属迅速散到了社会上，成为人人想要得到的紧俏品。
为什么内参片的票子可以如何紧俏？因为两张内参片的电影票，不仅能以物换物（比如用内参片的票子换菜场里卖出的质量更好的猪肉），甚至可以拿来打通各种关系（比如用内参片的票子让你的老师唯你是从），以及青年男女谈恋爱时的重要约会节目等等。在新光看电影，或者获取一张新光电影票，或者青少年观众如何成功进入到这个“儿童严禁入场”的影院的，这些记忆，不仅散落到了普通市民群体之中，也成为了混迹于其中真正的影迷群体的特殊文化记忆。
事实上，《繁花》剧组曾就新光当时的放映情况，在开拍前漫长的筹备期内，做过非常详细的调研，虽然对应的内容最终没有被放到电视剧内，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新光在当时上海电影放映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而围绕着新光在那一时期所展开的、存在于上海一代或几代人的记忆之中各种故事，之所以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只是因为上海电影放映文化本身的整理与保护做得不够（关于新光在2008-2010年间的放映记录，可以参考《等待电影的日子：“电影101工作室”20周年纪念志》一书），假如有学术机构介入的话，相信应该会有数以千计的围绕着新光而发生的精彩故事被记录下来。
下面这张图是新光现在的样子。再过六年，新光大戏院将迎来建成100周年纪念。2030年的新光，会是怎样一副模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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