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 李兰

芳在清代诞生了桐城派的安徽桐城，素有“天下高文归一县”的美誉。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将桐城派发展成为清代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文派。

百世流芳，余烈赫赫。但他们并未偏安一隅，而是心系道义与家国之大者，辗转于京城与地方之间。终其一生，以文章、学术、教育诠释着生命的意义。追寻他们在京城留下的足迹，我们可见其毕生缩影，亦可见其精神品格之所在。

桐城三祖雕像，左、中、右分别为方苞、刘大櫆、姚鼐。 安徽名人馆藏

儒士方苞的坚毅不屈

方苞（1668—1749）被视为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他自幼聪颖，二十四岁入京城国子监，文名鹊起，大学士李光地读了他的文章都说“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而日后的方苞也未辜负李光地的赏识，历经三朝更迭，主宰文坛三十余年。

方苞毕生浮沉宦海，曾经生死劫难，京城给他带来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考验。丰台的芍药园，京郊的潭柘山，都留下了方苞的足迹。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月，方苞与寓安等友人慕名前往丰台王氏园，想一睹传说中的芍药盛景，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只有零星数畦。但此行他还是比较快乐的，和朋友在园中列坐畅谈，感到久违的自由惬意，以及生命的价值。但在极乐之中，《兰亭集序》式的兴衰之感一触即发，方苞也开始缅怀这里“千亩相连，五色间厕”的昔日奇观，进而追悼前半生。人生过半，到现在还能和自己分享这片刻欢愉的朋友，细数下来还有多少呢？不过就眼前这为数不多的几个罢了。而今日之后，他们也将奔赴四方，留守京城的自己将重新回到孤独的漩涡。

清代方苞行书录朱子语轴 故宫博物院藏

同样的衰疾羁孤之感，在不久之后的潭柘之行再次袭来。四月二十二日，方苞好友正好前来拜访，于是决定再次出游，同往潭柘。他们的旅途充满艰辛，道阻且长。他们的收获却与上次丰台之行一样，首先迎来的是薄暮抵达山脚、四望仅见荒丘的失落。但与方苞的人生相似，他在这里有幸遇见了峰回路转，别有天地。山中林泉清淑，让他仿佛徜徉在吴越溪山的故园幻象之中。他在龙潭石边久坐忘归，进入了庄周“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觅见内心片刻安宁。然而这份安宁，也拷问着他的灵魂，让他反思生命的意义，后悔自己因世俗而让身心均困于枷锁。

方苞居京时间较长，为何独在这年出游时留下了《游丰台记》《游潭柘记》这两篇仅有的都中游记？且都如此雅洁幽深，神情郁结？回望方苞一生，我们不难看到文章背后的倔强与坚毅。和传统多数文人一样，出仕京城与退隐家园对方苞来说也是一道难以回答的人生难题。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四十三岁，正值壮年。戴名世“南山集案”的发生，给方苞带来了人生重大转折。此年以前，他人生窘迫，但自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从未放弃探求圣贤之道。习古文，读经史，砥砺学问品格，盛名卓著。此年之后，他牵连下狱，被判绞刑。狱中两年，沉潜研治礼学，贯彻诸经，更坚定了治学求道的信念。幸而康熙皇帝爱其学问，得以免死，颇得恩荣，迎来了仕宦、学术与辞章事业的新生。京城，为方苞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巨大舞台。约选古文，提倡“义法”，敕编《钦定四书文》，纂修《三礼》，赢得生前身后名。但是与此同时，他隶归旗籍，不得南归，陷入了漫长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丰台芍园与潭柘溪山，便铭记了方苞曾经这段曲折的心路历程。直至乾隆七年（1742），方苞才辞归江宁，回归他魂牵梦萦的故园山水，著书授徒，最终奔赴久已向往的生命价值。

清代方苞《古文约选》，清雍正十一年果亲王府写刻刊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文人刘大櫆的雄才胆略

方苞弟子众多，惟对桐城后学刘大櫆（1698—1779）青睐有加，屡加奖掖。雍正四年（1726）初识刘大櫆，便以为“昌黎复出”，视之为“国士”。乾隆十三年、十四年，方苞临终之前，刘大櫆寓居方苞家中，学文问道，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旅程，接过了桐城文章的薪火。

与方苞相比，刘大櫆更像一位传统文人，才华横溢，爽朗不羁。他寓京阶段的人生，比方苞更不如意。但出游所见，唤起的不是内省意识，而是对外的批判精神。大慧寺与万柳堂这两处京中胜迹，便留下了他胆识雄富的掠影。

刘大櫆游大慧寺，是在雍正三年（1725），此时他初至京城，对自己的未来满怀憧憬。他喜好徜徉山水，不久便经常四处游览。大慧寺之行，深深触动了他。大慧寺虽为佛寺，却是明代武宗朝司礼太监张雄所建，在嘉靖朝亦多次经太监扩建，至清代还竖立着大学士李东阳撰写的碑文。大慧寺作为佛家寺庙，为何会得到太监的集体重视？李东阳身为一朝宰相，为何会为阉党撰文？刘大櫆也有和今人一样的困惑，在《游大慧寺记》这篇游记中犀利地揭示了背后真相。他了解到，京中寺庙多为太监墓地。凡人大多害怕死后汩没无名，故而想方设法，追求生命的不朽。当今古墓群的出土，也常有让今人叹为观止的营造，或百思难解的习俗。太监也有一些独特的死亡文化，因死而无后，便想出了请僧人为他们守冢，请贵官文人为他们撰文，来实现人生不朽的办法。而对于李东阳应承撰文，刘大櫆则持批判态度，也为自己立下了自得其为我，不交欢于权贵的人生信条。

同样犀利的思想，再次复现于著名的《游万柳堂记》之中。万柳堂原是康熙朝大学士冯溥斥巨资修建的精美别墅，地广三十亩，遍植以柳，成为吟游胜地。然而，随着冯溥势衰，主人数易，此园日渐凋敝，最终荡然无存，难觅其址。刘大櫆曾三至此园，目睹了它从尚有亭台楼榭，到飞桥塌卧于水，再到昔日之柳无一幸存的急遽衰败。若一般文人来写，恐怕仅会停留于昔盛今衰的感慨。刘大櫆的可贵之处，便是悟到了盛衰背后的生命真谛。落花流水，万物枯荣，时间总会毫不留情地流逝，告诉我们疾病、衰老，甚至是死之将至。我们每个人，又应如何应对？刘大櫆说，只要追求自得便好，不必去追求那些终将衰败的富贵。即便身处富贵，也应心怀忧惧，更没有必要为了追求享乐或夸耀于世，而吮民脂膏，大兴土木。刘大櫆家贫蹭蹬，对于社会的不平等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故而下笔亦挟冷峻之风，可醒世人之心。文章短小精悍，却立意深远，这便是传承了方苞“义法说”所谓“言有物，言有序”的创作主张，同时也呈现了刘大櫆“明义理，适世用”的重要思想。

然而刘大櫆年轻时的英气与用世抱负，并未在长达九年的京城岁月间实现。他最终放下了科举考试的执着，携着京城经验，南归故里，投身教育，担任黟县教谕，先后主讲于安庆敬敷书院、歙县问政书院，为桐城文章的传承打下坚实基础，也在他擅长的辞章领域大放异彩。

师者姚鼐的博采众长

乾隆四十二年（1777），回归故里的刘大櫆已经八旬，姚鼐（1731—1815）写了篇文章为他祝寿，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桐城文章，从此扬名天下。而姚鼐也主动扛起旗帜，成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姚鼐生长于桐城，但也在北京有过比较漫长的人生。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天，他辞京南归，对桐城派的最终确立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姚鼐这一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在泰山之行得到了印证。要了解他的古文创作、文章思想和人生境界，都不能绕过《登泰山记》这篇经典之作。

桐城三祖虽然都擅长古文，但特色并不一致。前人已有总结，说方苞以理胜，刘大櫆以才胜，而姚鼐则兼而有之。比如同是游记，方苞写得曲折幽深，富有理趣；刘大櫆则是纵横捭阖，锋芒毕露。姚鼐则说要义理、考证与文章三者并重，简单说就是既要立意好，也要言之有据，还要有畅达有文采。姚鼐这篇游记便是一篇典范，至今仍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作品。文中对泰山的地理历史介绍，多来源于地志知识，或姚鼐的亲自脚步丈量。但姚鼐并没有不厌其烦地考据，而是精心地剪裁与安排，在接近零度写作的客观记述中潜藏个人情思的表达。他写自己“从京师乘风雪”而来，最终到达日观峰，见到了日出时“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澄明之景。这段登泰山的身体游历，其实也象征着他想清楚人生追求，选择辞京南归的心路历程。

对于姚鼐来说，披风冒雪的艰难，是寓居京城的精神写照。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第六次参加会试，最终考到二甲，授庶吉士，从此主要生活于京城，有时或因公务而辗转各地，官至刑部郎中，成为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之一。可以说，他的仕途与学术道路都比刘大櫆顺利得多。但姚鼐正像刘大櫆早年表彰的那样，是一个有圣贤追求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所以深感自己“不足有为于朝”，既不适应当掌管刑狱这样的官职，也不适应京城汉学圈批判程朱之学的风气，于壮年之时辞去京中官职，选择了离开。

泰山日出，于他而言意味着人生的新开始，意味着他皈依教育，弘扬文章之学的希望。他南归以后，曾执掌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其间两任钟山书院山长，长达二十余年，通过书院的平台，极大发展了桐城派的文章与学术。他的重要贡献，便是编纂了《古文辞类纂》这部经典古文教材，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文章理论，为古文学习提出切实可循的方法路径。他将方苞、刘大櫆系于唐宋八大家之后，完成了桐城派接续古文正统的学术建构。也借钟山书院等优秀平台，培养学生无数，为桐城派学术辞章的传承贡献了重要力量。

崇文重教，向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桐城三祖为核心的桐城派，在时代变迁、风尚变易的洪流之中也坚守着同样的信念，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他们都以文章经家国之事业，以教育传承文明之薪火，故而超越了地域局限，绵延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