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后来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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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5 21:14
北京
7月5日，在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吉克斯坦《人民报》和“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共创中塔关系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到：“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山水相连、命运与共，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2000多年的友谊。中国汉代张骞、唐代玄奘、明代陈诚都曾在塔吉克斯坦留下了友好足迹。粟特商队穿梭于欧亚大陆，促进了中国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往来，也为丝绸之路沿线民众文明交流和文化互鉴作出了特殊贡献。”对于“凿空西域”的张骞、“西行取经”的玄奘，人们大多耳熟能详。明代永乐年间“五使西域”“重开丝绸之路”的陈诚，则因与“七下西洋”的郑和形成一陆一海的组合，为大明王朝打开对外交流局面作出重要贡献而声名远播，还被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誉为十五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这三位历史人物在各自的“西域”之行中，都曾踏上塔吉克斯坦这片古老的土地。正是一代又一代杰出使者的前赴后继，古丝绸之路虽几经兴衰却总能再次焕发新生。而在众多身影中，还有一群商队不能忽视——粟特商队。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实际上，他们也与塔吉克斯坦渊源颇深，是中塔深厚历史情谊的见证者。粟特人的主要居住地在索格底亚那，其中心区域在泽拉夫善河与卡什卡达里亚河之间的盆地中，行政区划上属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部分塔吉克斯坦领土。因此有观点认为部分粟特人很可能是塔吉克人祖先或早期塔吉克人。实际上，粟特从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是典型的绿洲城邦政权。在河中地分布着几个比较大的绿洲城邦，他们各自为政，城邦经济的基础是绿洲灌溉农业，但社会财富的积累则主要依靠商人的商贸活动。不过，粟特人的文化与今天塔吉克人存在一些共同特征，比如热爱音乐舞蹈，重视诗歌文学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两者在丝绸之路上重叠的印迹，见证了这片土地与古丝路的休戚与共。粟特人，史籍中也称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他们是属伊朗系统的中亚古族，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粟特人有着极强的商业天赋，多以赚钱为己任，父母也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经商兴趣和能力。《旧唐书·西域传》中记载：“(粟特人)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可见粟特人对商业的重视和对孩子的期许。“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康国粟特人里，男孩儿五岁时要读书识字，差不多学学就得去学做生意，赚的钱越多越好。等到男子年满二十岁，便不再局限于在本地发展，而是去临近地区做生意，哪里有商机就去哪里，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综上所述，在从小的培养和历练之下，粟特人对生意的爱好和对“利”的追逐刻到了骨子里，也影响了他们的发展和选择。公元3-8世纪之间，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本土战乱的影响下，粟特人大批离开故土，东行经商贸易。他们以商队的形式东来，在宜商、宜居的地方建立聚落，同时也吸纳其他中亚民族发展壮大。经过长时间经营，他们在撒马尔罕到长安，甚至到我国东北边境之间，建立了数个中转站，形成了贸易网络。同时，他们也是与印度和北方游牧民族贸易的担当者。可以说，当时中亚、东亚处处皆有粟特商人的踪迹，活跃了数百年的粟特人建立了非常庞大的商业帝国。粟特人虽以商业闻名，但并非只从事贸易，他们也会入仕，有的还身居要职，功名显赫。以入华的粟特人为例，他们中有的进入漠北突厥汗国，有的入仕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不同时代的各级军政机构，其中尤以从军者居多。是的，粟特民族中除了有商业人才，还有部分人尚武，他们拥有强健的体魄，英勇善战。玄奘《大唐西域记》飒秣建国（即康国）条记载：“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同时，《新唐书》安国条记载：“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虽然不一定每个粟特人都很能打，但粟特族群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骁勇善战的战士。宁夏固原南郊发现的隋唐史姓家族墓地中，有成员就是以军功彰显于世。史射勿入仕北周，从北周保定四年（564）到隋开皇二十年（600）一直随中原将领四处征战。近40年中，他曾与北齐、稽胡、突厥等多方作战，以军功获任大都督、骠骑将军等职位。史射勿在中原王朝奋斗了一生，其子孙后辈也在中原扎了根，有的任唐朝监牧官管理马匹，有的任中书省译语人，这些工作发挥了粟特人的畜牧和语言天赋，不过他们与史射勿不同，他们的生活已逐渐脱离粟特聚落的环境，慢慢融合了更多的汉文化元素。可以说，在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人虽然背井离乡，但作为丝路贸易的垄断者，借沟通东西的丝绸之路，他们既发挥了商业才能，又为自己谋求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地位。那么，作为唐朝时期在世界上最会赚钱的商人，这些曾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最后去了哪里呢？“安史之乱”后，由于该动乱的领导者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是地道的九姓胡，因此在安史之乱平定过程中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的粟特人都在努力给自己降低“存在感”。按常理，粟特人可以选择回归故土，但是8世纪初，伊斯兰教已传入中亚，唐朝在与阿拉伯帝国关于中亚的争夺中本占了上风，但因安史之乱唐朝撤兵回防内地，中亚各国再难招架阿拉伯帝国而被伊斯兰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身有着自己信仰的粟特人要是回乡就要面对转变信仰的抉择。再者，时代变迁，长期定居中原的粟特人早已适应中原的生活习惯，所以大多数的粟特人都选择继续留在中原王朝。留居中原王朝的粟特人一般选择彻底汉化：或改换姓名，或附会汉人的郡望，逐渐将自己变成地道的汉人。比如，有的康姓和安姓的粟特人将自己的祖籍追溯到会稽郡、洛阳、敦煌等地；石姓粟特人，会称自己是汉朝丞相石奋的后裔；何姓粟特人，则将自己的起源追溯到战国时韩国王室。除了改姓，还有的粟特人从名字出发隐藏自己的外族身份，比如将有明显粟特风格的“盘陀”“射”“沙”“芬”等字换成“忠”“义”“仁”“孝”等具有明显汉文化内核的字。除了汉化之外，安史之乱后的河北地区是粟特人的好去处。唐朝为了尽早结束安史之乱，在宝应元年至二年（762-763），陆续接受了安史部将投降，并给他们划定了各自的统辖范围，没有从兵力和建制上彻底消灭安史集团的根底，而是形成了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主的河北藩镇割据局面。那时，河朔地区拥有重兵，能够自立节度使，贡赋也不需要交给朝廷，自由度相当高。从高层到低级军官都有粟特人存在，“胡风”“尚武”的标签仍在，再加上其中有安、史原本的部下，因此对待胡人相当友好。以史宪诚、何进滔为例，进入河北魏博节镇后，他们有了不错的发展，最后还坐到了节度使的位置上。河北地区崇胡风、尚武的特征以及一些胡俗一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和宋代都仍有存在。此外，晚唐时，河北及原六胡州的粟特胡人，还加入到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当中，他们加入后，沙陀三部落里有两部的主体都是粟特人。这些粟特人后来成为五代王朝的中坚力量，甚至像石敬瑭那样当了皇帝。在这个过程中，粟特人也逐渐融合了更多的汉文化元素，在习俗等方面随中原文化改变，与中原人逐渐无异。因此粟特人的“消失”，并不是真的消失，而是在多种原因的推动下，选择了主动的民族融合。[1]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西域下·康》，中华书局，1975年。[2]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3]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4]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5] ［唐］杜佑撰《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6]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7]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8]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暮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9] 王丁《胡名盘陀考》，向群、万毅《姜伯勤教授八秩华诞颂寿史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0]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