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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李渊、李世民父子开国的历程比作一局打怪游戏的话，哪方势力才是最为强大的那个反派BOSS呢？王世充？窦建德？杜伏威？都不是。答案是突厥汗国。
乱局肇始
不少人都晓得，大规模的隋末农民起义，起源于隋炀帝穷兵黩武征伐高丽。百姓不堪兵役、劳役的压榨，宁愿铤而走险，也不肯在辽东“浪死”。但隋炀帝为什么会决意用兵高丽呢，这就与大业三年（607）的北巡有关。
这年正月初一，突厥汗国的启民可汗入朝，见隋“大陈文物”非常仰慕，“请袭冠带，帝不许。明日，又率其属上表固请”。杨广的虚荣心因此得到极大满足，对大臣们说：
“今天衣冠礼仪齐备，以至于使单于愿意改服饰，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于是，四月，隋炀帝就开始北巡，启民可汗就不断派儿子、侄儿沿途请安问好。突厥汗国举国动员，从榆林北边到启民可汗牙帐，再往东到蓟（涿郡治所，今北京），为隋炀帝修了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以奉迎隋炀帝大队人马的到来。
八月，隋炀帝的车队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溯金河（今内蒙古大黑河）往东北去启民牙帐。隋炀帝的巡游队伍有甲士50万，马10万匹，加上仪仗后勤，浩浩荡荡，千里不绝；随行还有上面能容纳几百人的观风行殿、周长达两千步的行城，极为壮观。草原上的游牧民见此，还以为是神仙下凡，一望见隋炀帝行营，远在十里之外就跪下磕头。到了突厥的可汗牙帐，启民可汗又率领王公大臣和各族酋长跪伏在地，捧杯上寿，山呼万岁。隋炀帝当场赋诗一首：
“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就是在突厥牙帐，隋炀帝看到了来自高丽的使臣，忽然想起东方还有一个高丽没有拜倒在脚下。于是他要高丽使者回报高丽王，必须前来朝拜，否则将以兵戎相见。高丽王得知，非但不来朝拜，反而加强战备。隋炀帝大怒，下令备战，于是亲自推倒了隋朝灭亡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最终，三征高丽搞得隋王朝筋疲力尽、内乱四起，还为突厥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609年，对隋炀帝极为恭顺的启民可汗去世，其子即位，称始毕可汗。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又率领人马出了边塞。这一次，迎接他的却不是恭顺的游牧民——始毕可汗率其部众几十万骑兵前来袭击。雁门郡所辖41座城，突厥大军攻下了39座，只剩下隋炀帝所在的雁门与崞（今山西崞县）两城尚未攻陷。雁门城墙残缺，守备薄弱，战士临时拆除民房，修筑工事。城内军民十五万人，粮食只够吃十五天。突厥的箭直射到杨广的脚下。他恐慌万状，一筹莫展，数年前对突厥的威风，如今一扫而空。
幸亏始毕可汗的妻子是隋朝宗室义成公主，公主派使者去对始毕说：“北边又有紧急情况”，加上从隋朝东都洛阳和其他各郡来的援兵也赶到忻口（今山西忻口），突厥这才撤兵而去。隋炀帝让人出城侦察，看到附近山谷空无一人，连突厥的马都见不到一匹，终于放下心来。但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北巡，而改为南下江都（今江苏扬州），后来就被杀死在那里。而在当时人看来，这实际上就是逃亡。李密就说，隋炀帝“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可见突厥不臣，对隋人心理影响之大了。
太上可汗
雁门之围后，突厥汗国与隋朝的关系彻底破裂。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伴随着势力对比的反转，突厥统治者消除了对隋的畏惧心理，并建立起心理优势。隋朝末年，陷入分裂状态，突厥汗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纵横捭阖，东自河北，西至河西走廊，大大小小的北方割据政权纷纷向其俯首称臣。甚至可以说，突厥汗国既是隋末唐初中原军阀势力的后盾，也是内地战乱兵争的策源地。
灵武郡（治今宁夏灵武）的白榆妄大约是最早反隋连结突厥的势力。大业九年（613）正月，白榆妄起兵反隋“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大业十一年（615），又有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人王须拔自称漫天王、魏刁儿自称历山飞，起兵反隋，建国号燕，“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赵”。
到了617年，隋末大动乱进入高潮，不仅是被压迫的民众起义，连隋朝守臣也纷纷反隋，投靠突厥汗国。二月，朔方（即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鹰扬郎将（地方府兵将领）梁师都起兵，自称大丞相，与北边的突厥结盟，被封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师都据关内道北部，是与突厥关系最密切、存在时间最长的割据势力。马邑鹰扬校尉（府兵下级军官）刘武周也聚众自称太守，遣使依附于突厥。三月，刘武周攻下楼烦郡（治今山西静乐），接着占领了隋朝的汾阳宫（在静乐北），把抓到的宫女送去贿赂突厥始毕可汗；始毕大悦，送给刘武周大批战马作为回报，于是刘武周的兵力更为强盛，又攻占了定襄郡（即云州，治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突厥汗国顺势将刘武周立为“定杨可汗”，还送给他一面突厥人的狼头大纛（dào）旗。杨者，隋也。“定杨可汗”这一名号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刘武周甘为“儿皇帝”，在隋末群雄里只是个二等人物。可当时纵横中原的“豪杰”们又是如何呢？可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镇压瓦岗军的刽子手王世充本是隋朝官吏，于武德二年（619）自立为皇帝，国号为郑。第二年，“郑”国就与突厥取得联系，“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世”。窦建德是割据河北的“夏”皇帝，却也同样依靠突厥以壮兵势，甚至“多赍金帛，重赂突厥。市马而求援”。武德二年（619），窦建德引兵讨伐弑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于聊城，将隋炀帝的皇后（萧后）与孙子（杨政道），连同宇文化及的首级一起送往突厥，献给义成公主（隋朝宗室）。突厥方面将杨政道（隋炀帝的孙子）封为隋王，令在突厥境地的隋人皆隶其下，有众万人，行其正朔，置百官，成立了又一个傀儡政权。这时的突厥可汗俨然已经成为北方边境地区的“太上可汗”。这就是史书里所说的：
“及隋末离乱……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称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
这段文字里没有提到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只不过是“为尊者讳”的做法。李渊自太原起兵，同样离不开突厥的支持。起兵之前，李渊派刘文静面见始毕可汗，商量请他派兵，并同他约定：“如果进入长安，民众土地属唐国公，金银丝绸归突厥。”起兵之后，为了与另一个割据势力（薛举）争夺长安，急忙遣使突厥，不仅贿以大量金帛，而且许诺割让五原（治今内蒙古五原南）及榆林（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二郡，与突厥以灵州为界。五原、榆林地处河套，历来是中原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天然防线，突厥既得金帛，又将与中原的分界线向南推进数百里，自然转而支持李渊。唐军得突厥之助，终于在武德元年（618）十一月消灭了薛举。李渊称帝后，仍旧不断向突厥大量送礼以加强双方联系，求得支持。
何以反目
即便如此，当唐朝站稳脚跟，逐次消灭各割据势力，显现出一统中国的气象后，突厥汗国还是转而与唐为敌。武德三年（620），李世民大破刘武周部下骁将宋金刚，刘武周闻讯，丢弃并州逃奔突厥，于是其所据州县全部归入唐朝治下。唐军进而向梁师都发起进攻。梁师都连吃败仗，惶惶不安，派人劝处罗可汗侵唐：
“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
之后，处罗可汗（始毕可汗的兄弟）策划了一个五路攻唐的计划，决定派弟弟莫贺咄从原州（今宁夏固原）进击，泥步设（始毕可汗之子什钵苾的称号）和梁师都一道从延州（今陕西延安）进击，处罗自己从并州进击，始毕可汗的儿子突利可汗则率领奚、契丹、靺鞨从幽州进击；再联络窦建德的军队从滏口（今河北邯郸西）向西进攻，与突厥军队在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一带会师。这一计划如果付诸实施，唐朝不但将丢掉黄河以北，就连关中根据地也有危险。“幸亏”这个时候处罗可汗急病而死，突厥汗国忙于国丧无暇出兵，李唐方面才得以“安居平五路”。
继承可汗之位的是处罗可汗的兄弟颉利可汗，凭借父兄创下的基业，颉利十分高傲，瞧不起中原王朝。武德四年（621），突厥军队横扫河东（今山西），进攻原州，深入延州，唐朝将领迎战，竟无一人取胜。第二年，突厥分兵三路，分别由幽州、雁门、原州侵唐，颉利亲自率十五万骑从雁门入寇。唐廷不胜其扰，甚至打算放弃长安。李渊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越过南山（今秦岭）去樊、邓（今湖北襄樊、河南邓州市）一带巡视可以建都的地方，后因李世民苦谏作罢。但突厥汗国的攻势并没有停止。武德七年（624），突厥改从关内道进攻，三月、七月、八月，频犯原州，抵达陇州、岐州，东距长安四百余里，长安告急。武德八年（625）七、八月间，突厥又自灵、相、潞、沁、韩、朔等州全线南下进犯。武德九年（626），唐朝发生“玄武门之变”，突厥趁机再次南下入寇。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长安戒严。李世民严阵以待，迫使他在渭水便桥，签订了和平协议。
但这也是突厥汗国兵势的最高峰。天下大势已然不同。武德七年（624）招安后重新起事的辅公祏（shí）被唐军捕杀，江南也稳定下来。唐朝的统一事业基本完成，剩下要解决的就是边疆问题。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出兵征伐突厥。第二年三月，颉利兵败阴山，于败逃途中被俘，解送长安。不可一世的（东）突厥汗国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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