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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传奇人物以其超凡的智慧和独特的才能被后世铭记，许负便是其一。
相传，她曾预言薄姬将来会生下天子，后来薄姬确实成了汉文帝的母亲；她还曾为周亚夫看相，预言他三年后会封侯，八年后会成为将相，再过九年后会饿死，后来这些预言竟也都一一应验。因为精湛的相术，她不仅被封侯，还被汉高祖刘邦认作义母，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但传说归传说，真实的历史上真的有许负这位“天下第一女神算”吗？
许负的庐山真面目
首先，许负应是确有其人。
但当我们进一步深入，也会发现许负的传闻中其实存在很多疑点。
秦人还是汉人？敦煌类书《琱玉集》“善相”条记载许负为“秦始皇时人也”。而《史记》中所记载许负事迹则集中于汉初之世。不过两者并不矛盾，学者周金泰大致可推定许负为由秦入汉，即秦末汉初之人。
“天下第一女神算”是男是女？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段子……但其实司马迁最初介绍许负时，并未提及许负的性别。是到了东汉时，应劭才指明许负的籍贯以及性别：“负，河内温人，老妪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援引应劭说法的同时，又引姚氏按语“楚汉春秋高祖封负为鸣雌亭侯，是知妇人亦有封邑”。由此来看，无论是“老妪”，还是“妇人”，都坐实了许负为女相师的身份。
但是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却认为许负为男子。他的主要依据是不存于今《史记》三家注本张守节《正义》中的一条记载：“负，名也，非妇也。”然而，这一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学者周金泰就对泷川资言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在援引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秦汉史学者陈直在《汉书新证》一书中提出的考古发现，即“西安汉城遗址曾出‘许负’穿带印一方，其一面为‘许女’二字，此印面积宽大，确为西汉初期制作。”论证许负应为女性。
而且，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长安置祠祝官、女巫”，许负为女相师也具有很大的政治合法性。汉代巫术盛行，而女性在汉代方士中又占据一定的地位，可见，许负为女相师的身份应无异议。
真的封侯了吗？早期文献中，西汉初年陆贾所撰的《楚汉春秋》中记载许负曾被汉高祖封为鸣雌亭侯。到了后世，敦煌类书《琱玉集》“善相”条中的记载就变成：
“豹后被杀，高祖因纳薄姬，遂生文帝，果如许负之言。高祖后封许负之为雌亭侯。”
金代王朋寿《类林杂说》卷五《相征》则记载着“与高祖相薄姬为夫人，而生文帝，封负为睢亭侯”。无论是“雌亭侯”还是“睢亭侯”，都应该是传抄之误，不过这也证明了后世文书极有可能是依据《楚汉春秋》对许负进行介绍的。
然而，无论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还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都没有出现许负之名。因此，历代学者对许负封侯持怀疑态度。例如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时，就对许负封侯的事表示怀疑：“然汉高祖时封皆列侯，未有乡亭之爵，疑此封为不然。”上文提到的学者陈直在《汉书新证》一书中，则直接指出西汉无亭侯名且鸣雌非食邑，故许负“鸣雌亭侯”之名恐为杜撰。
如今来看，许负应当未被封侯，而封侯则是为彰显许负相术而被后来人附加的。然而许负封侯的说法却一直流传至今，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魏晋时代，许负与先秦的唐举被相提并论；而到了唐代之后，她又与袁天罡并称，有人甚至直接将相术简化为“袁、许之术”。
那么，许负的相人之术为何会被拔高到如此高度呢？
「许负相薄姬」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因葬焉。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史记·外戚世家》）
据《外戚世家》记载，薄姬是魏王宗家女魏媪与人苟合而生。薄姬一生历经两次婚姻，起初最先嫁给魏王豹。在进入魏王宫前，薄姬曾往许负处看相，许负称薄姬“当生天子”。
当时正值秦末纷争，项羽方与汉王对峙在荥阳，天下未有所定。魏豹最初与汉击楚，听闻许负的预言后，心中大喜，便背叛汉，开始中立，甚至与楚连和。而魏豹此举意在等刘邦和项羽相斗之后坐收渔翁之利，以最终获得天下大权。但是，魏豹最终被刘邦麾下大将周苛所杀，他未能当上天子便已身亡。
魏豹死后，薄姬进入了刘邦的织锦室，后得幸而入后宫。不过，据《外戚世家》记载，薄姬“岁余不得幸”，彼时刘邦可能对“当生天子”的预言并不知晓，是后来见薄姬受宫中美人嘲笑，才“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正是这次召幸，薄姬有了著名的“苍龙据吾腹”之梦，继而“一幸生男，是为代王”，代王即后来承继大统的文帝刘恒。
「许负相周亚夫」
“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在《史记》的记载中，周亚夫的初次亮相便伴随着许负的相面预言。周亚夫在当河内守时，许负依据亚夫面部“纹路深入口角”的特征，对其一生的命运起伏做出了预判：他三年后会被封侯，八年后位极将相，但再过九年将会饿死。
听闻其对自己未来的预测，周亚夫并不相信，因为他的哥哥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认为自己没有机会封侯，更不会饿死。然而，世事难料，后来周亚夫的哥哥因罪被废，周亚夫得以被封为条侯，并因治军有方、平定七国之乱等功绩位极丞相。但后来，景帝以周亚夫越矩置办殉葬兵器为由，将其关押入狱。亚夫最终被诬陷谋反之罪，在狱中绝食五日而死，这些竟都与许负的预言一样。
无论这些记载是否有被夸大，可以肯定的是，与许负相术预言密切相关的两个人，都是汉代十分响亮的“政治人物”。
皇权加强的合法化
许负相人的背后政治逻辑
也就是说，在许负相人的故事逻辑发展中，相术更多是种表面现象，其深层是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较量。
「横扫外戚势力」
首先许负相薄姬“云当生天子”，其核心导向便是薄姬之子刘恒即位，而刘恒即位的背后，最大促成力量是朝廷权臣对吕氏外戚势力的清扫。
西汉初期，刘邦去世后，吕氏外戚势力渐长，作乱不断，史称“诸吕之乱”。朝中刘氏宗室倍感愤恨，但是又对吕后及其外戚势力极为忌惮。如何将吕氏天下重新变为刘氏天下，是朝中权臣们的当务之急。
当时除了刘恒外，还有两位帝位候选人——齐王刘襄和淮南王刘长。齐王刘襄是“高皇帝长孙”，而且有军功，本应是储君的最佳人选。不过，“齐王母家驷钧，恶人也”，大臣们吸取诸吕之乱的教训，害怕“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而淮南王刘长年少，且“母家恶”，更为重要的是，刘长“常附吕后”，日后若是登基，怕日后吕氏外戚势力再度卷土重来。相比之下，刘恒的母族薄姬一方在朝中无根基，也与吕氏集团没有任何渊源，加之“薄氏瑾良”，刘恒本人亦“仁孝宽厚”。可以看出，刘恒的即位，是朝中大臣在诸吕之乱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做出的抉择。换言之，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刘恒被朝中权臣推上帝位。
即位之初，文帝缺乏政治威信，毕竟他并非当时最佳新帝人选，是以宗藩身份而非太子身份继承大统，为功臣们联合所立，出现了“臣立君”的倒置。由此，学者周金泰推测许负相辞其实是对文帝即位合法性的加持。文帝刘恒即位后，确实借用方术神化统治合法性。《外戚世家》载薄姬“当生天子”相辞外，还载薄姬“苍龙据吾腹”之梦，这两个预言皆与文帝出生相关，故带有“命定论”倾向，共同“制造”出文帝即将继承大统的“天命”。
「重创功臣集团」
刘恒即位后，外戚势力虽被清扫，但是随之面临的便是朝廷权臣势力的逐渐膨胀。而周亚夫之死则是反映了景帝时期皇权对权臣势力的打击。
亚夫背后的周氏家族地位颇为特殊，其父周勃虽在汉高祖的功臣行列中最初职位不显，但随着张良、萧何等大臣的相继离世，特别是在“清除吕氏、安定刘氏”的事件后，周勃逐渐成为功臣集团的中坚力量，并且主导了废除少帝、拥立代王等一系列关键行动。文帝登基初期，周勃仍享受着丰厚的奖赏与崇高的地位，然而不久之后，他却接连遭遇解除相位、身陷囹圄的命运，这充分反映了文帝对他的深深猜疑。
文帝时代与周氏家族之间的君臣矛盾延续到了景帝时代。亚夫在平定叛乱方面的功绩，相较于其父周勃，有过之而无不及。汉初所经历的两场重大内政动荡——诸吕之乱与七国之乱，本质上是对外戚势力与诸侯王国的连续打击，而执行这一历史使命的，正是周氏家族。因此，亚夫受到景帝的猜忌，大概已是不可避免之事。作为汉初功臣集团“最后一位代表”，亚夫之死，表明了汉朝加强皇权的进程。
无论是文帝登基前，功臣集团对外戚势力的清算，还是标志着功臣集团遭受重创的亚夫之死，其背后最终胜者，都是日益巩固的皇权。许负的预言正是为其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使得汉初的政治演变显得合乎逻辑且水到渠成。而文帝与景帝，也成为许负相人故事背后最大的受益者。由此，学者周金泰推断许负故事文本成立过程：先有文帝即位与亚夫之死，继有民间相人故事，最后司马迁将相人故事收入《史记》，并调整时间顺序将其置于政治事件发生之前。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并非许负影响了政局走向，而是政局的走向选择甚至亲写了许负的预言。
不断被塑造的“许负”
从上文的探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许负相术故事本身，还是许负个人生平、封侯等事迹都存在着种种争议。在这种种争议中，有一点可以明确——“许负”是一个经由历朝历代不断被塑造的人物。她的个人生平和相术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后世人受政治社会环境影响而不断进行改写、加持，这点在记载了许负相术的史书典籍中得到充分证明。
首先是记载许负相薄姬和相周亚夫故事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相术预言的记载不在少数，据统计，书中曾记载过12次通过给人看相而预测时人运命的相术预言。的确，汉初社会巫术盛行，人们相信灵异、敬奉祖先、敬畏天道。作为史官，司马迁在转述史料的过程中无法摆脱时代环境的影响，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书写一些预言故事。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采取文史交融的叙述方式描述相术故事，如此极大增加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性，使得叙述更具张力的同时，也可以整合一些片段式的历史资料，进而使得整个历史事件更为完整且逻辑通畅，许负相人事件可能便是如此诞生的。
而后代史书文献所记载的许负事迹，几乎多是《史记》的传抄与翻版。从汉书始，直至后来的类书，提到善相人者，往往都照录《史记》的有关内容，并附会上一些他人的事迹，比如相文帝宠臣邓通的事，史籍并未说明相工的姓字，而后世相书，则往往称许负。
和该情况相类似的是“许负相书”本身同样并非许负一人所写。前文交代过的敦煌保存5个卷号的许负《相书》写本，它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古代相书残卷。历来的研究者往往以“许负相书”或“许负系统相书”称之。而学者王晶波逐一考察过相书中内容，所谓的许负相书，并不是许负一人独撰，而是经历了不同时代的13位作者合写而成。不过，许负列在13人之首，书中也一再强调“许负相书”“许负撰”，一方面，表明许负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许负”是一个被不断塑造的人物。
编写者往往根据时代和个人需求，打造出或者附着出一个“许负”的形象，如此，一个“天下第一女神算”许负便诞生了。在此背景下，许负的相术是否真的那么灵验，似乎已然没那么重要了。
[1]李家海.汉初巫风与《史记》书写[D].南京大学,2011.
[2]秦楠楠.《史记》预言研究[D].信阳师范学院,2021.
[3]王晶波.许负《相书》的作者与源流[J].敦煌学辑刊,2006,(04):73-79.
[4]周金泰.许负故事所见相人术与文景政局书写——兼论历史故事的叙述本源[J].中国史研究,2022,(02):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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