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史学集刊》2025年第1期“自然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环境与灾害笔谈”。

主持人语(周琼): 自然既孕育生生不息的生态系统又让其遭遇各种灾害。作为地球物种的人类以自然环境为生存基础，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到不同量级的灾害后，通过各种防灾减灾救灾实践与自然链接，形成不可分离的共同体。本组文章从不同视角对灾害、环境进行考察和探讨。《来自水域的视角：江南水生态与灾害治理的历史动态考察》认为五代时期江南形成的精细水利结构是长期应对水旱灾害的结果，生态系统中许多常被忽视的小规模灾变最终会导致无可挽回的危机和损失；《生态过渡地带与中国环境史学的深化——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例》认为生态过渡带是拓展草原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关注草原环境变迁史，有助于推动环境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本土研究范式的形成；《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发展——灾害区域的协调与应对》认为人与自然冲突的表现是灾害的爆发，灾害是伴生人类生存的常态，应系统治理区域生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灾害应对责任；《神化与神秘化：中国古代灾害文化演进的两种路向》认为官方与民间的灾害文化陷于魅化歧途，灾害神化和神秘化误导了人们的灾害认识，影响了抗灾救荒活动；《换个视角看灾害：向灾而生与内化为同的文化史解读》认为“向灾而生”是创新发明和凝聚力形成的另类话语表达，“因灾凝聚、内化为同”成为灾害在文化史上的另类解读。五篇论文形成了自然—灾害—人—文化互动的表达模式，灾害给生命带来苦难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促使人类的思想文化、文明形态得到丰富和发展。要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应普及和倡导生态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创建良性健康的灾害文化，建构一个文明且具有极强弹韧性的超区域生态体系，才有可能实现万物和谐共生的愿景

狭义的江南指太湖以东的长三角地区，主要包括苏州、上海和嘉湖地区。太湖水东出太湖后，散流入一个低平原地带，然后进入沿海冈身高地出海，形成一个从低地流向高地的溢流体系和感潮体系。东有进潮动力，西有清水顶托，清水在高低地间缓流，河网充水，形成了支持中国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所需要的稻作农业环境和手工业城乡环境。为应对水旱灾变，古人兴建了海塘、圩田、堤防和各种闸坝，这一溢流水利体系利用了浊潮与清水的顶托动态，使清水不至于快速排泄，为生产与生活提供用水，为传统的丝织业和棉织业提供水环境。水网体系早期的主干河流是吴淞江，后期是黄浦江。随着现代水利体系和机械动力的兴起，传统的水旱灾变基本上得到了控制，然而，新的水环境又引发了污染灾变。以史为鉴，分析水环境、水利与灾变的动态关系，寻求其历史演变规律，可以为现代长三角水生态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

早期江南的水环境基本上处于较为自然的丰水状态，经常发生水灾。元鼎三年(前114)，江南水灾需要朝廷调剂四川之粮，汉武帝说：“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1]随着开发程度的增加，唐末五代时期的江南建立了塘浦圩田水利体系以应对水灾。这是一种低地排涝与高地灌溉一体化的体系，人们在整个沿海高地与吴淞江周边的低地建设宽大的塘浦，竖向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横向五里、七里为一横塘。“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深之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深阔的塘浦使水流从低田导向吴淞江，再由吴淞江入冈身高地后出海，“塘浦因此而深宽，水亦因之而流耳”。塘浦之水高于江，江之水亦高于海，形成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的局面，从而使低地的水周流于高地。在潮水动力的条件下，这种体系使江海之水，特别是出太清的清水水流，“周流于冈阜之地。虽大旱之岁，亦可车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岁，积水或从此而流泄耳”。这种水利体系使三江常浚、水田常熟，“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地常获丰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这一体系现在仍被人们所赞赏，吴越国在这一体系的支持下，基本上消除了水患。“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唯长兴中一遭水耳”。

入宋后，塘浦圩田体系因人为破坏，造成水流阻碍和塘浦崩溃的现象，使得吴淞江淤积加重，出现水旱之灾。水网的破坏与民间修圩制度废弃有关，“始由田法隳坏，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浅，地势既高。沿于海者，则海潮不应，沿于江者，又因水田堤防隳坏，水得潴聚于民田之间。而江水渐低，故高田复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处，又因人户利于行舟之便，坏其冈门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为旱地。每至四五月间，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冈阜之田以乾坼矣”。[2]元祐五年(1090)七月，苏轼上奏道：“去年浙西数郡，先水后旱”。这是指元祐四年(1089)先旱后水，苏州一带“堤堰圩垾，率皆破损”。次年，苏州一带又发生水灾。“去年水灾如水初病，今岁之灾如病再发，病状虽同，气力衰耗，恐难支持”。因淤积，江南地区河流的蓄水能力下降，淫雨连绵后会迅速形成水灾。[3]

随着更多北方移民的到来，南宋时期江南地区有更多的低地被围垦，局部出现滞水。官方拆坝围以求水流畅通。乾道二年(1166)，吏部侍郎陈之茂言：“比年以来，泄水之道既多堙塞，重以豪户有力之家，以平时潴水之处坚筑塍岸，包广田亩，弥望绵亘，不可数计。”[4]农民在淀山湖一带修建的长坝阻挡了水流，水患因此易发生。随着水网淤积程度的日益严重，湖泊与湿地减少，进而影响了蓄水，降雨量减少易发生旱情。南宋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旱情。“近1200年来，最旱的时期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在1180—1215年的36年间，本区共发生特大旱7次，大旱3次、大水2次，未发生特大水”。[5]南宋初年，江南地区涝灾较多，到淳熙年间，旱灾增多。在淳熙年间的16年中，江南地区共发生旱与大旱5次，分别发生于淳熙二年(1175)秋、淳熙五年(1178)、淳熙七年(1180)秋、淳熙十四年(1187)六月和淳熙八年(1181)秋。嘉定年间，江南地区旱灾仍然较多，从嘉泰元年(1201)到嘉泰三年(1203)，连续三年大旱。[6]南宋时期，官府加强了对江南地区水患的预防，但水灾可防，旱灾难治。水灾的防治也是官方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所致，元人任仁发指出了南宋为除水患所做的努力。“合役军民，不问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必然为之。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豪富上户，谗言不能乱其耳，珍货不能动其心；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接，悉为膏腴之产。以故二三百年间，水灾罕见”。尽管如此，随着吴淞江的淤积和东南一路排泄受阻，淀山湖区域壅水加剧，元朝时江南仍发生了重大水患。都水庸田司的官员发现淀山湖一带权豪围垦严重，致使这一地区水路不通，刮东南风时，水回太湖，湖州的太湖沿岸易发生水灾泛滥；刮西北风时，“水下淀山湖泖，则昆山、常熟、吴江、松江等处泛滥”。其原因皆是因为“下流不决，积水往来为害”。[7]

在明代以前，江南地区的排水还是以吴淞江为主干道，这时的水位要比后期以黄浦江为主干道时期为高，水灾多于旱灾。至元二十年(1283)，杭州与苏州一带发大水，吴江水则碑水位位于第七道中间的位置。经水电部上海勘测设计院的实地考证，第七道的下限是4.48米，至元二十年的太湖水位比1954年发大水时高10厘米，[8]说明宋元时江南地区爆发的水灾更大，同时也说明，在同样情况下，早期以吴淞江为排水主干道时期水灾水位比后期以黄浦江为排水主干道时期发生水灾的水位高。

明初夏原吉的掣淞入浏和开黄浦江的举措，使整个江南地区的泄水困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掣淞入浏使吴淞江分水北入刘家港，开大黄浦使大部分吴淞江水流汇入黄浦江出海。夏原吉说：“臣等相视，得刘家港，即古娄江，径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径入大江，皆系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吴淞江南北两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难流。傍有范家浜，至南跄浦口，可径通海。宜汉人浚令深阔，上接大黄浦，以达泖湖之水。”[9]随着黄浦江成为下游出海的主干河道，治水者不必导圩田之水入吴淞江，建大圩的必要性就不大，因此，明初的况仲在苏州七县分圩，“大圩田地，分作小圩，各以五百亩为率。圩旁深浚泾河，坚筑夹岸，通接外河，以便车戽”。[10]黄浦江承担了80%以上的泄水量，东南嘉湖一带的水流也多趋黄浦江。然而，淤积问题却愈加严重。吴淞江在唐朝时宽达20里，元朝时宽不足1里，民国时期宽仅几十米，出水微弱。浏河在7—10世纪时河宽水深，清代以后渐淤浅缩狭，19世纪上半叶宽仅十几米，出水十分微弱。[11]正是河流淤积和水面的减少，导致江南地区的水旱灾情不断增多。

江南地区在洪武年间共发生4次大水和1次海溢。永乐年间，吴中持续发生水灾，22年间共爆发12次大水和1次旱灾，夏原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治水江南。宣德的10年间，共发生5次水灾和2次旱情。嘉靖年间(1522—1566)，随着黄浦江的逐步刷深和各地河流的淤积以及气候的变迁，江南地区旱灾发生的频度变快。嘉靖元年(1522)春，“大旱，河渠枯涸，三月至六月，大水成巨浸。吴中田畴并没，七月湖涨，吴江城外及简村三十里内一望无际”。这种快速的水旱转化是因旱区河道细而淤积造成的，水多成涝，水少成旱。嘉靖二年(1523)，江南地区仍处于这种旱涝迅速转化的状态，“二年，夏大旱，溪湖见底，妨稼。七月，湖海泛溢，漂溺民居”。嘉靖三年(1524)，依然如此。“夏先旱，后大水，伤稼”。河道的长期淤塞导致河湖蓄水量减少，引发旱涝的快速交替转换，降雨量少时易发生旱灾，夏秋之季降雨稍多时，又易发生水灾。从嘉靖四年(1525)到嘉靖十五年(1536)，江南地区的旱情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了秋季之旱。在这12年中，共发生了6次旱灾和2次水灾，旱灾频率和敏感度皆为50%。嘉靖十四年(1535)，“春雨夏旱秋大水”，当时的水利设施完全没有抵御能力。从嘉靖十六年(1537)到嘉靖二十年(1541)的5年间，稍微偏涝，但仍有快速的水旱交替发生。嘉靖十八年(1539)，江南地区“春夏大旱，闰七年，湖海水溢，平地涌波数尺，田多坍没”。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又呈严重的旱象，在7年中共发生6次旱情，旱灾敏感度约达86%。由于水利不修，嘉靖二十八年(1549)高乡、低乡皆遭受旱灾和涝灾，“太湖水溢，低乡害稼，高乡苦旱”。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旱涝灾害与以前相比较少，且以水灾为多，旱灾为少，这一阶段旱涝相对不敏感。嘉靖年间旱情总体上是加重的，只是嘉靖年间后期旱灾稍减，水灾偏多。[12]

吴淞江两岸的旱象在明代愈加严重。“自长桥以东，上流之水犹驶。迨夏驾口至安亭，过嘉定、清浦之境，中间不绝如线，是以两县之田与安亭连界者，无不荒。以三区言之：吴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则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则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沟浍生尘，嗷嗷待尽而已”。另外，水网的隔断造成清水动力不足，使得北部入长江的清水水流较弱，导致北部沿江高地旱灾多发。“顷二十年以来，松江日就枯涸。惟独昆山之东、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岁苦旱灾。腹内之民，宴然不知”。[13]明末嘉定地形高亢，土脉沙瘠。“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其余止堪种花豆。但遇霪雨，则易于腐烂；遇旱熯，则易于枯槁。又海啸之虞，不得有秋，十年之内，荒歉恒居五六”。[14]清中叶的《安亭志》记载了当地的环境变迁过程：“五季之世，江乡一乐国也。自吴淞、娄江湮塞不通，而诸小港亦塞，田卒荒芜，即不免民就逃亡。”[15]

一年生亚洲棉自元代开始在江南推广也与旱情有关。吴伟业言：“元至正年，淞江乌泥泾污莱不食，偶传此种。”到明代，植棉“自上海、嘉定以延及吾州，冈身高仰，合于土宜。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16]清初，嘉定与宝山旱地化趋势明显，人们致力于植棉织布维持生活。“嘉定濒海高亢瘠，版籍虽存米额，其实专种木棉，涝则尽淹，旱则全槁，加以飓灾时作，十岁九荒”。瞿仲仁言：“国初水道通流，犹可车戽，民间种稻者十分之九，以故本色兑运。其后江湖壅塞，清水不下，浊泥逆上，渐浅渐狭。既不宜于禾稻，姑取办于木棉，以花折布，以布贸银，以银粜米，以米兑军。运他邑之粟，充本县之粮。”[17]旱情发生时，江南地区高地常有田地荒废。“自吴淞江湮而遂人之法不讲，于是十六等都六区三扇田率污莱”。水利得到兴修后水田复原，官方又复征前税，官民冲突因此而生。“吴淞江大挑之后，则水利渐得开垦渐熟，六区之民正宜力田以给公上，乃复恃故有荒区之名，屡为无厌之乞，无怪乎阖邑士民曹起而角之，若聚讼然也”。[18]

20世纪以后，抽水机改变了江南地区依赖自然水动力的水利格局。水乡抗旱较为容易，政府将工作重点放于排涝上，兴修了太浦江和望虞河，使有网无纲的吴江与青浦一带有了排水主干道，与此相适应的现代圩田制度也在人民公社时期建立起来。吴江在1949年以前，全县有鱼鳞圩2948个，大多数圩子的面积为300～400亩不等。1984年，全县有联圩119个，万亩以上的联圩达24个。圩内建立的排涝系统，可以在暴雨发生前预先降低水位。[19]政府常常把几个县的相关地区并成一个联圩，规模甚大。现代水利使太湖水流以高水位进入太浦河、吴淞江和望虞河诸河道，发生洪水时主干河道高水位行洪。溢流体系的水流一般是先入低地，水流因水位抬升进入高水位的吴淞江或黄浦江等干道。直接高水位排水使得干河水流的流动性加快，水较少进入支河，导致支河出现死水现象。支河沿岸的个别乡镇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保护措施不到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污染并长期累积。同时，因肥料和除草剂的使用，河流富营养化程度增加，进一步加重了水污染。

现代水网虽可以满足农业排灌，但水污染问题却变得日益突出。在20世纪50年代，苏州内城河尚可见鱼虾，到80年代环城河的河水却出现了黑臭问题，这一问题波及吴县水域。沿湖各县排放的污水加重了太湖的污染。尽管太湖水体的自净能力强，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污染问题。[20]2003年夏季，太湖流域发生了50年一遇的高温和30年一遇的干旱，太湖和河网水位急速下降，太湖局部湖域大规模暴发蓝藻，河网水质严重恶化，政府启动引江济太后才有效抑制了蓝藻的暴发。[21]长江水的有机磷含量较高，进入太湖和江南后，水污染进一步扩大。在一般情况下，入湖河道的总磷TP浓度会高于湖泊，河流水体中携带的颗粒态磷一旦进入相对静止的湖泊就会有一部分发生沉降并转入底泥，在风浪的推动下污染面会进一步扩散。在高强度的投入治理下，太湖水体的磷浓度依然偏高，这与施工建设增加和人口增加有关系，更与湖体沉水植被退化，以及出入太湖水流的有机磷浓度增高有关。[22]

水利系统与闸坝体系也使传统的渔业资源面临危机。21世纪高产品种、新物种、水生植物的引进，以及鱼类的减少和水环境的污染，对长期以来稳定的生态系统构成挑战。江南的水污染和渔业危机，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不是淤积形成的水旱危机，而是水流与污染形成的危机，而应对这种危机的水利方案，现在仍难以完善。

五代时期江南形成的精细水利结构是长期水旱灾害应对的结果。在这一体系崩溃后，江南地区先是水灾加剧，后是旱灾频仍。江南地区水利体系的核心在于将低地的水泄排到吴淞江和黄浦江，而围垦和淤积导致了水利体系崩溃，引发了水灾和旱灾。历史证明，生态系统中的许多灾变并非都可以被预测，其较慢的致灾过程常常被人忽视，最终造成无可挽回的危机和损失。[23]民间损害公共水利行为的长期积累，使有的灾变甚至难以被察觉。人们对圩岸的破坏、蓄水区的围垦，以及利用水生植物沉积成田挤占河道水面的行为虽暂时不会引起灾变，但在不断累积致灾条件。“农人之利于湖也，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穑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24]

当致灾条件累积到一定时期，就会形成水旱灾害。现代污染累积也是如此，工厂和城市的排污常常在慢性累积中造成难以逆转的水环境质量下降，进而造成环境污染。现代农业兴起后，人们不再挑挖河泥，由此产生的河道阻滞和污染却不断累积危机发生的条件。历史经验表明，要恢复良好的水生态，就需要有稳定的地方制度建设。现代的河长制度是对这种水污染的一个应对，传统的江南也有塘长、圩长制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良好的乡村水利水环境维护体制，对防止各种难以预测的灾害有着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王建革，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农业史和环境史。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

[1]《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0页。

[2](宋)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水利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70、281、271－272页。

[3](宋)苏轼：《上哲宗乞预备来年救饥之术》，(宋)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2页。

[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938页。

[5]孙顺才、黄漪平主编：《太湖》，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6](明)张国维编著，蔡一平点校：《吴中水利全书》卷八《水年》，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416页。

[7](明)张国维编著，蔡一平点校：《吴中水利全书》卷二二《议》，第1024－1025、1027－1028页。

[8]陈家其：《太湖流域南宋以来旱涝规律及其成因初探》，《地理科学》，1989年，第1期。

[9](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石定枎订补：《农政全书》卷一四《水利》，中华书局 2020年版，第402页。

[10](明)况仲著，吴奈夫等点校：《况太守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4页。

[11]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程潞等编著：《上海农业地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12](明)张国维编著，蔡一平点校：《吴中水利全书》卷八《水年》，第417－421页。

[13](明)归有光著，彭国忠等校点：《震川集》卷八《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2、175页。

[14]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考下·本县查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 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15](清)陈树德、(清)孙岱编辑，王健标点：《安亭志》卷二《水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6]乾隆《宝山县志》卷九下《木棉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 宝山县卷》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17]光绪《重修宝山县志稿·赋役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 宝山县卷》上册，第1364－1365页。

[18]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考下·知县韩浚复议减则田粮缘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 嘉定县卷》，第230－231页。

[19]吴江县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吴江县水利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4、94－102页。

[20]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21]崔广柏等：《太湖流域富营养化控制机理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11、210页。

[22]朱广伟等：《近70年来太湖磷浓度变化特征及未来控制策略》，《湖泊科学》，2021年第4期。

[23]Sara B.Pritchard, Carl A. Zimring, Technology and theEnvironment in Hist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103-107.

[24](清)钱泳撰，张伟校点：《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