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系统观念是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系统观念来把握改革的全局与重点、整体与部分、联系与区别。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系统观念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论指导，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应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多种复杂问题的必然要求。以系统观念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关键在于坚持系统思考、坚持系统谋划、坚持系统部署、坚持系统推进与坚持系统集成。在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工程的实践进路中，需要坚持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的领导，在系统整体上突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重点，在系统全局中正确处理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大中小学思政课区域一体化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建设方向，其核心要义在于区域教育主体突破学段和校际壁垒，以共同体成员的协作互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区域一体化的整体内涵式发展。新时代持续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区域一体化走深走实，可广泛凝聚区域多主体人才协同共培的价值共识，形成多模态纵横连贯式的区域教育网络生态系统，全面提升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区域一体化的建设质量。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要求、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发展诉求和学生个人成长发展需求对大中小学思政课区域一体化具有正向驱动作用，牵动着大中小学思政课区域一体化建设的“时”和“序”、“质”和“量”、“道”和“术”。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区域一体化建设，要健全常态长效运行机制，畅通区域管理行动经络;补足协同推进短板弱项，统筹区域格局协调发展;建立多元主题合作网络，深化区域合作互联互通;优化教育资源服务供给，实现区域资源无界共享。

中国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国家，外部环境变化必然冲击国内债券市场，投资者情绪起落传递金融风险。本文选取2007—2022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行债券数据验证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此类风险带来的冲击扩大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投资者乐观情绪与低违约避险效应缓解了冲击，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强化负面信息传递，并且企业应对措施因其特性和货币金融环境不同而异，良好的经济基本面是应对地缘政治冲击最有效的平滑器。为增加企业财务韧性，建议宏观上应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合理引导预期，同时要加强企业信息披露机制，建立信誉累积的长效机制。

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人口红利消退趋势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质量方案。本文将数字消费纳入一个多部门竞争均衡的资源错配框架中，借助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了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消费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非线性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消费规模对劳动力资源错配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影响，且我国数字消费已处于对劳动力再配置的优化阶段，该结论经一系列检验后依然具有稳健性。第二，数字消费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随着地理区位、环境规制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不同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第三，市场化进程、产业集聚以及政府经济目标是调节数字消费规模对劳动力资源错配“倒U形”非线性关系的重要机制。其中，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会导致极值点向右偏移，并强化非线性关系;产业集聚水平、政府经济目标的提高使极值点向左移动，并弱化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丰富了数字时代劳动力再配置理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新方案和新思路。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跨境资本大幅度异常流动越来越频繁，而跨境资本高频次极端流动可能会加剧金融部门脆弱程度、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实证检验了涌入、骤停、外逃、回撤四种类型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对我国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１)我国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持续期和发生频次均较高，说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具有“大进大出”“急进急出”的特征，且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类型频繁转换区间与各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局部峰值具有较高的同步性。(２)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对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跨境资本涌入和外逃会增加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且此时保险部门是各金融部门的风险源;跨境资本骤停和回撤会降低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但资本骤停期间，证券部门是风险源，而资本回撤期间，房地产部门则构成了金融系统的风险隐患。

教师对交流轮岗政策的遵从意愿直接影响政策实施成效。为探析政策感知、职业认同是否及如何影响教师交流轮岗政策遵从意愿，本研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比分析1487份教师调查问卷数据。研究发现：教师整体上对交流轮岗政策遵从意愿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政策感知、职业认同对政策遵从呈多通道的差异化影响。具体表现为：在政策感知方面，政策了解和认可程度高的教师更倾向于遵从交流轮岗政策;职业认同方面，工作回报、角色价值和工作成就感对政策遵从有正相关性，而工作保障和工作氛围则对政策遵从有负相关性。深入分析后认为：良好的工作保障和氛围可能强化了教师对稳定性的期望，减少了对人事变革的接受度，进而对交流轮岗政策遵从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与职业生涯建构理论为基础，以80536名师范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职业认同量表、职业目标量表、学习投入量表以及职业使命感量表，探讨师范生职业使命感与其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以及身份的基础上，师范生职业使命感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认同在职业使命感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职业目标调节了职业使命感通过职业认同影响师范生学习投入的中介过程的前半段路径，并且在职业使命感与学习投入之间也起到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在师范生群体之中，职业目标、职业认同、职业使命感与学习投入四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为增强师范生对于教师身份的认同感，提升其职业使命感以及在校期间的学习投入奠定基础，也为高校培养师范生人才、创建高素质教师队伍提供参考依据。

当下我国师范教育改革进入了以产出导向为改革理念的新阶段，即以师范生的学习结果和能力表现来评价师范教育培养质量。本研究突破在师范教育阶段内讨论师范生水平的局限，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法，以毕业后任教１个月的新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新教师自评和老教师他评的对比，呈现师范毕业生的职业能力水平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再结合新教师在真实教育情境中的适应性和对在学阶段所接受的师范教育课程的满意度评价，逆向审视师范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以“服务终端”的理念进行课程设置、嵌入前沿属性优化课程教学、数字技术支持“具身拟态”提高实训效果、创设“人人交往”机会消解人机互动带来的沟通弱化等，以推动师范教育的课程改革。

汉代经学中，存在着经书传注的口传传统。通过对几则经学史文献的意义澄清，可以重现汉代经学传注口头传统。再由汉代口传传注文献的梳理，可以进而考察汉代学术两大公案：一为西汉孔安国确曾注《论语》《孝经》，但在后世只有口传，因而引起误解;一为向歆父子校书仅针对书面文献，而未致力于将口传文献著于竹帛。与此同时，有必要强调，汉代经学传注的口传传统，是以书面经书为中心，并围绕书面经书而形成与发展的。

《苍颉篇》的经典地位问题以往学者均未论及，它是秦代“书同文”政策的产物，也是这一活动的重要组成，在文字编排及结构两个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说文解字》的编纂。在汉代，《苍颉篇》不仅与入仕息息相关，从同墓葬的伴出文献可推知它也是深受贵族重视的典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它对汉代辞赋家产生过重要影响。通过官方所组织的两次文字会议均以之为核心来看，除表明《苍颉篇》的特殊地位，还可知其与古文经学有重要的关联。经过扬雄、杜林、张揖、郭璞等的注释工作后，《苍颉篇》的身份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发生了转换，它开始成为学者注释古书的重要参考。本文所论也提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对虽已亡佚却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古书的评价。

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及其前身沪剧《芦荡火种》中的阿庆嫂形象，系从原型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改换性别而来。在如此“变性记”的背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大众之法”之间反复发生的龃龉、竞争与调适。其中，“新人叙事学”并未主导英雄的叙事建构，江湖风情、义气及“斗”之喜剧机制三重“大众之法”共同介入《芦荡火种》对原型人物的删改与虚构，《沙家浜》则以革命对“大众之法”予以双重再调适。阿庆嫂作为经典形象的形成，孕育了社会主义文艺在英雄叙述方面不可多得的艺术经验。

苏轼在与物相处中，呈现出“物我互证”的关系，蕴含着丰富独特的审美运思，并随生活实践不断深化。他鉴赏为人所忽视的物趣，自娱以示不凡的生活情致;共情于孤独流落的物喻，自托无意妥协的精神品性;雅化谪居饮食的物味，自颂苦难之中的超然心境。苏轼以其自身行为昭示出寻常、弃置、平淡之物所具有的独特生命力与审美价值，表明对自我的肯定。这一与物互证的过程，揭示出苏轼物我关系中我适的状态，也彰显了苏轼与俗不同的生活哲学。

政治叙事是儒家树立理想人格、阐释社会正义、教化广大民众的常见载体与主要途径，可谓是展现儒家伦理的基本场所。宋代诗话政治叙事看似散乱无章，实则是这种主流观念的诗学再现，并汇集为人格伦理、正义伦理、诗教伦理三重主体话语，展示出宋人对儒家伦理的时代阐释。与官方主流话语相比，宋代诗话政治叙事并未脱离史实，反而更具传播力。这不仅印证了诗话是按传播逻辑成篇的文体特性，而且有助于拓展智识精英圈的政治认知，深化受众的伦理意识，并为宋代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典型样本及话语助力。

隐喻言说是《庄子》话语特色之一，其中不乏体现主体与其生存环境同构互动的精神生态隐喻。本文对此种隐喻进行界定并提出识别程序，选取《庄子》精神生态隐喻英译实例，探究何种叙事重构方法能将《庄子》原文有关精神生态的隐喻叙事内容更好地被译入语读者群接受并认可，进而将原文的精神生态内涵在异域文化中得以传递。《庄子》精神生态隐喻主要有喻体源于自然意象和非自然意象等两类。前者的英译可遵照选择性采用的诗化叙事重构方法，后者的英译宜采取人物事件再定位的语境重构策略。聚焦《庄子》中精神生态隐喻的译介叙事重构研究，可对以生态思想外译为导向的《庄子》英译实践与研究提供参考。

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源来自西方二元主义所导致的对立与异化。二元主义由本体论扩展到认识论，再到政治哲学，在政治关系的两个维度上展现对立：权利绝对优先于权力，导致作为权利主体的人类与作为权力工具的自然万物的对立;权力支配度的不同，导致生态资源在人群中分配极度不均。资本主义政治哲学试图在两个层面维护二元对立，结果加剧生态危机：一方面，主流政治哲学竭力维护异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改变社会偏好，异化转移，将生产的异化转变为需求的异化。很多人认识到生态危机的这一根源，力求调节和缓和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办法就是弱化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近年来，沿这一路径从政治哲学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理论主要有三类，即生态保守主义、生态激进主义和生态国家主义，这些理论并未根本解决二元对立哲学的弊端。只有生态马克思主义既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克服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又通过对“类解放”目标的坚守而确保了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主体地位，将权利与义务统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真正提出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根本途径：生产领域，停止过度生产;需求领域，遏制无度消费;分配领域，调节生态资源的代内与代际分配;伦理领域，由群体本位走向类本位;制度领域，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建立生态保护和治理机制。

容积视频捕获(VolumetricVideo)是通过光学扫描来捕捉拍摄对象并生成动静两态４D数字影像模型的前沿机器视觉技术之一。与现有的虚拟数字人不同，它生成的数字克隆人是对真人一比一的真实呈现，故而数字克隆人所具有的视觉情感与叙事场景于受众而言具有更深刻的沉浸性。本文从数字克隆人的生成逻辑、技术特性出发，深挖其背后生发的感知体验与情感投射，通过跨媒介叙事分析，结合实验室成果探索其沉浸意境与实践意义，揭示数字克隆人在经历“生产—创造”的过程后将客观形态和主观感性融合在一起，冲破了人与技术、人与审美、人与群体的边界，在虚拟世界中转化为现实的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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