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作为西北重镇、“丝路明珠”在维护中国疆域稳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西部开发、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且研究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东部沿海城市，对西北城市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2021年田澍教授担任总主编，何玉红担任副总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五卷本240余万字的《兰州通史》，填补了兰州没有城市通史著作的空白。2023年由田澍、何玉红、马玉凤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兰州简史》一书在学术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系统地揭示了兰州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区域特征。但较之其他城市史的研究，兰州城市史仍有较大可拓展的研究空间。而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邵彦涛副教授著《现代国家与其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以下简称“邵著”）一书，是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优秀成果，可谓又一部兰州城市史研究的力作。该书的问世不仅有力地推进了近代西北城市史和区域史的相关研究，而且对于新时代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共建“一带一路”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邵著”兰州城市史研究内容

第一章从地理、文化与政治方面入手论述，基本厘清了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的背景。首先，作者从自然地理空间视角，论述了兰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认为“秦汉以来，兰州经历了从‘秦西极边郡’到‘西州首邑’的变化，并在清末以来，‘中国’实体化过程中，开始成为中国疆域中最接近地理中心的大城市”。其次，作者论述了兰州城市西北政治经济地位的奠定及近代化的开启，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内陆秩序的形成过程，认为“自肃王移藩以来，兰州就开始成为西北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乾隆二十九年陕甘总督移驻兰州并兼理西北茶务，兰州开始成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左宗棠西征的胜利，又进一步提升了兰州在政治、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并帮助兰州实现了对整个西北地区更为有效的管辖……在左宗棠的推动下，兰州很早就设立了近代机器工业，可以说它近代化的开启时间要比国内许多城市都早。”再次，作者论述了辛亥革命后，西北内陆秩序的破坏，传统治边模式丧失了在西北的维持，甘肃出现了割据纷争的局面，并认为“各派军阀势力少有完全统合甘肃各镇军阀的能力，因而他们以兰州城市为割据根据地，不仅各项政令难以走出兰州城，更迫害了兰州城市商业，打断了其与广大乡村腹地的经济联系，造成了城市孤岛的局面。”最后，作者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甘肃权威重构的尝试与努力，并认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借机底定兰州，随后委派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代表着国民政府对西北力量介入。邵力子之后，继任者朱绍良等人逐渐获取甘肃省的军政大权，并开始将中央权威向整个西北地区覆盖。其中，朱绍良在解决盛世才问题时功绩突出，并一度兼任新疆省长。同时国民政府在兰州设立了许多跨省机构，也代表着兰州的政治管辖范围越出甘肃省界，开始向整个西北地区扩展”。

第二章重点探讨了近代兰州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作者论述了兰州的城墙与城池，认为“陕甘总督移驻兰州后，兰州在国家政治地理结构中的地位趋于稳定，政治军事因素的主导作用稳定下来之后，多元性的综合因素开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兰州城市空间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即为商业力量的持续凸显，它将政治力量安排下原来用于军事防卫的外城逐步改造成一个繁荣的商业活动集中区域，进而逐步推动了兰州东西两关的扩展。”其次，作者探究了兰州城市内部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认为“在近代兰州城市空间格局中，内宫式格局的稳定性、街道名称的意识形态意味，都体现了城市的政治性特征。寺庙在空间构形中的重要地位，则反映了城市的宗教性和民族性。由于内城遍布行政建筑和寺庙，住宅偏少，兰州城可意象化程度很高，标识性很强，既简洁明了，又颇具‘中国性’。”同时分析近代兰州城市的空间格局后认为，“其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性、军事性和民族性特征……与中国核心地区复杂难辨的城市结构相比，兰州城市结构较为简单，于空间格局上更接近中国人理想的空间构成。因此，位处边缘地带的兰州城市显得更为‘中国’，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治理理念和礼制结构，更像是中华帝国结构的缩影”。再次，作者论述了兰州市人口结构与空间分层，认为兰州人口增长呈现反序特征，职业结构呈现公务特征。“由于西北回汉矛盾的逐步激化，兰州城墙阻隔汉回的界限意义却不断强化……兰州呈现出按照权力地位和民族身份排列的城市居住空间形态。”

第三章重点考察了近代兰州经济发展的动因。第一，作者论述了长途贩运贸易与交通发展对促进兰州城市商业的作用，认为“近代兰州经济的发展就收益于国内统一市场构建形成的‘大流通’格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代表的‘小生产-大流通’经济格局一直是兰州城市商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近代以来，这种力量在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扩展，构成了兰州乃至整个西北经济体系发育的基本动力。在长途贩运贸易的推动下，近代兰州城市商业也获得了可喜的进步和发展。”并指出“在传统运输方式和工具逐渐落伍的情况下，近代兰州急需引入现代交通手段以激活自己的地理优势。但是在完全实现对兰州直接统治以前，中央政府缺乏对交通运输等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和动力，以兰州为中心的向西北地区交通自然难以获得充分发展。”第二，作者考察了清末民初兰州工业的发展概况，认为左宗棠创办“两局”的举措“使兰州的工业化发展超过了西安，兰州因此位列西部首位；即便放眼全国，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兰州也处于各大城市的前列。但是，‘起步早’并未带来工业化的持续规律性发展，兰州工业化反而跌跌停停，在抗战以前几乎都是左宗棠创办两局的基础上原地打转。”

第四章重点研究了近代兰州的市政建设。首先，作者论述了清末以来的市政建设，认为“从时间的纵向线索来看，‘国家’的缺席与在场对近代兰州市政的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作者考察了兰州市制的“三立三废”过程，认为“尽管兰州并不符合市制规定，但国民政府仍力主其设市，国政与市政由此相互纠缠。国政主导了市政，却难以超越市政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缺乏足够的人口、资金和财政能力的情况下，作为点状政区的兰州最终难获发展。”作者认为与东部城市进程快、高速度的城市化步伐相比，“兰州市政建设可谓是起步迟滞且发展缓慢，直到1938年省会公务所创办以后，近代兰州才有了市政管理机构的雏形。”再次，作者从市政与寺庙关系展开，论述了城市现代化的空间征服，认为，“在财政困乏之下，兰州城市现代化的开展不得不更多地侵占民间资源，而庙产作为产权并不十分明晰的社会资源，自然成为最佳的选择。”“在近代兰州市政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性机构大肆侵占了佛道寺院，而对非佛道寺院广于保护，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空间征服及其有选择性特点”。最后，作者考察了兰州市市政与林政的关系，认为“在兰政府对植树造林事业不寻常的热衷，除了有来自中央的经费支持以外，自然包含着这种以植树为现代化政绩的政治投机手段，同时也反映了在兰政府以植树为自身塑造现代性外衣的政治统治策略。”纵观近代兰州市政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作为边缘城市，其发展既受到现代国家构建这一政治动机的推动，又一直受自身财政拮据之困扰……也是在财政困乏之下，兰州城市现代化的开展不得不更多地侵占民间资源，佛道寺院的庙产作为一个产权并不十分明晰的社会资源自然成为最佳的选择。在市政现代化的其他方面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具有现代化属性而又无需过多现代化技术和资金支持的林政，就成为边缘地区走向现代化的一条蹊径，也是其面向国家展现‘现代化政绩’的绝佳手段。”通过对兰州设市过程、市政与寺庙、市政与林政等问题的考察，作者总结得出结论即“近代兰州的市政发展与中国中心地带的城市发展之间存在反序特征。”

第五章重点论述了“兰州中心说”与近代兰州的社会心态。第一，作者论述了从西北边疆到中国中心的兰州观念的变迁过程，认为“从边缘到中心，兰州城市所经历的戏剧性转变背后，其实是‘中国’观念的深刻变迁。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兰州成了现代‘中国’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并以景观符号的意义促进了‘中国’认同的生成，在‘中国’观念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作者考察了“兰州中心说”的这一悖论导致了这一学说内在的紧张和不协调，也从侧面反映了近代兰州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这一差距与边缘化的事实一起引发了近代兰州人在身份认同中的焦虑和紧张，进而导致了颇为剧烈的籍贯冲突问题。”并认为“在近代兰州，外地人往往比本地人更强势，籍贯冲突也不再由外地人发起，而主要表现为处于弱势的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排斥和抗争。这种排斥和抗争还往往包含本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诉求，并成为这些诉求的一种宣泄渠道。”第四，作者论述了教育界反抗边缘化的具体实践，认为“‘兰州中心说’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在宏观上反映了现代国家构建与现代化之间内在的紧张和不协调，在微观体验上则推动并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籍贯冲突。”

二、“邵著”兰州城市史研究特点

纵览全书，“邵著”有以下几个特点较为突出：

（一）征引丰富，有理有据

丰富、扎实、多样且可信的史料是完成一部历史学著作的前提和基础。作者在该书写作中充分挖掘了大量一手资料，做到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第一，档案资料作为“原生态”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研究中不容忽视，具有较高的地位。作者充分挖掘了甘肃省馆藏甘肃督察驻京办事处、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参议会、甘肃省地政局、甘肃省高等法院、甘肃省民政厅、空袭紧急联合办事处等13个部门的未刊档案资料，为著作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第二，报刊作为一种“史料”，对于学者走进“历史现场”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学者所言“报章杂志在两种意义上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它们既是历史行进的痕迹，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皆是如此。”作者查阅了《兰州日报》《兰州政府公报》《兰州市政三周年》《新兰州》等49种近代报刊。第三，社会调查是认识近代社会的重要途径。近代中国社会调查自清末兴起，在民国时期得到极大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危机背景下，朝野各界纷纷开始将目光转向西北，掀起了为开发西北、复兴中华民族而进行的社会调查和考察在当时具有典型性，这些调查资料对于研究近代兰州城史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充分搜集了《西北视察记》《中国的西北角》《兰州商业调查》等49种西北调查和考察资料。第四、地方志和文史资料作为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对于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参考价值。作者充分搜集了《兰州府志》《皋兰县志》《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等38种近代方志和文史资料。此外，作者还搜集了18种近代编辑出版的“资料汇编”，123种国内外论著，148篇今人研究论文。总之，作者在研究中能广泛搜集运用各类史料，并作了充分解读，对兰州城市史进行了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

（二）视角新颖，立论高远

推动史学研究最大的动力即创新，主要基于新史料的挖掘、新观点的提出、新视角的转换。综观全书可知，该书最大的创新就在于研究视角的转换。以往城市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以研究城市结构、功能的发展演变，揭示城市发展规律为特征。另一种是将城市视为一个立体社会，对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侧面、内容、要素进行研究。”同时以往学界城市史研究还存在“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宏大叙事，框结构完整，整体感比较强。但是对城市社会的微观环境的研究似乎显得不足。”。而邵著转换视野，将近代兰州的发展置于现代国家与其边缘的互动关系的路径切入，“鲜活地展现了边缘社会参与并推动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实态。”并认为“现代国家构建是边缘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边缘社会参与、推动了现代国家构建。现代国家构建的理想是在去中心化、一体化过程中实现国家的均质化，现实却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失衡日益严重。解决边缘化问题的关键，不是反抗边缘化，而是重置中国‘中心’……才能重新发现西部边缘的空间价值，才能在去边缘化中深化对‘中国’的认知，进而扩展中国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可见，在“邵著”的兰州城市史研究中，不仅分析了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应然”与“实然”，而且提出了解决“中心”与“边缘”关系的方法即重置中国“中心”，发现西部边缘的空间价值。这一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强烈的现实关怀。

（三）深钻精研，新论迭出

纵览全书，就研究内容而言，“邵著”提出的新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邵著”将清末民国时期时人将兰州称为“中国中心”的观点概括为“兰州中心说”。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了我国东北广大领土，中华民族日益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为加强国防建设，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政府朝野各界纷纷开始将目光转向西北，关于“注意西北”“介绍西北”“研究西北”“开发西北”“保卫西北”的舆论呼声一时甚嚣尘上并逐渐被付诸实践，兰州的中心的地位与价值在这一时期被国人重视。正如作者所说：“兰州中心说”的提出，“代表着对西部价值的重新发现，是对中国‘中心’进行重新定义的一次尝试，同时也反映了兰州及西北地区消解边缘化的努力和抗争”并“凸显了中国大陆性认同者试图以兰州为中国之陆地中心的天然合法性来消解其边缘性地位，以达到建设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目的。”

其二，“邵著”认为国家的“缺席”与“在场”对处于国家边缘位置的城市发展进程至关重要。近代兰州城市的发展趋势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既有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普遍性，又具有全面抗战时期快速发展的独特性及抗战胜利后陷入缓慢发展的普遍性。在这其中国家因素在兰州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言，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沿海地区才是现代化的中心地区，所以‘扶持之手’又更多伸向了那里；而一旦国家把注意力锁定在沿海地区，那么边缘地区的发展目标就变成了政治安定而非经济发展，甚至以牺牲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来实现政治安定的统治目标”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内陆更加严重地边缘化了。尽管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为近代兰州城市地位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但是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却导致了近代兰州严重的边缘化”正如时人所言“北伐成功以后，政府以全部力量建设东南，东南各省的农田水利以及工商业交通，都已有了很强固的基础，而日趋于繁荣了。至于西南方面，如粤、闽、川、滇等省，因地方生产的丰富及商业的发达，也都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唯有我们这荒凉的西北一角，既无自力更生的本钱，也得不到中央政府的‘青睐’遂使这一块地方，几乎与内地脱节了。”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纷乱的局势下，甘肃政治尚未完全进入正轨，处于边缘省份的甘肃战略地位不足，中央亦不会投入较大财力来补助贫瘠的西北边疆一隅。因此，在国家“缺席”的情况下，财政经费的严重缺乏，无疑是影响和制约甘肃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面对危局，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被国民党当局策定为“抗战大后方”，并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与建设，兰州也成为苏联援华通道的核心枢纽，推动了兰州城市的快速发展。但与西南相比较，发展仍然较为缓慢。正如作者所言“在边缘地区，国家治理对政治技术的刻意强调和对经济技术的忽略，可能给边缘社会带来反作用。国家在强调政治技术的同时给予了边缘社会更多的发展承诺，……进而形成了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内在冲突”。因此，“近代兰州在国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并未因为抗战时期的发展而得到多大的改变，反而在西南地区的快速大规模发展中更加相形见绌。”

三、“邵著”兰州城市史研究的不足

当然，“邵著”也不可避免地存有不足之处。“邵著”研究较多关注中心与边缘关系，忽略了城乡的社会变迁及其互动关系以及工业化、近代化及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同时集中于探讨兰州城市史是单一的城市研究，并没有从比较的角度去进行考察。总体来看，“邵著”无论从史料搜集、还是分析视角来看，都是一部了解近代以来兰州城市发展史的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拓展了西北城市史研究的内容，展现出多学科整合的方法论效应，开辟了边疆城市史研究的新视角。

作者：侯培和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原刊自《档案》2024年第4期

篇幅有限，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