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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老师好,您对人本主义心理经济学颇有研究。最近我们货币大放水,能否请您谈谈它对经济的影响?
鞠教授:这个货币大放水,对经济的影响是止痛药,暂时利好,根本上不能解决问题。
这种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大放水,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多次。在凯恩斯主义流行的初期,效果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那么很多公共需求无法由私人资本来提供,比如非常大的铁路、非常大的运河以及比较有前瞻性但初期不赚钱的产业,这些东西由私人资本来提供,它比较困难。
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公共需求到处都紧缺,由zheng府扩大投资、扩大支出、扩大货币发行量来解决公共需求的问题,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的经济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经济问题,若从大的方面讲有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整个经济的构成,大概1/3左右是投资,主要是zheng府投资,1/3左右是外贸,还剩下的是个人消费。当然数据上有争议,因为我们这些数据到底准不准,也不知道,但是大概如此吧。
首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一,我们持续通过公共物品的投资扩张,在初期是对的。因为初期的公共需求判断很容易,现在公共物品的投资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通俗的讲就是每一块钱的公共投资,它必须对应的是市场最需求的那个点,我们不能笼统的说“这个投资有没有需求”。
比如我现在在上海我们门口建一条马路,去问周边的居民有没有这个需求,那当然大家都说有的,对吧?多建一条路嘛,总归好的。但是这是不是对全社会有利的呢?不一定,因为也许比这条马路更紧迫的需求是幼儿园,或者比这条马路更紧迫的需求是网瘾戒除所之类的东西。
理论上讲,每增加一块公共投资,要对准最迫切的那个需求,这是最好的。当然这是个理论值,永远达不到。那么我们要相对对准,对吧?和需求的吻合度要高一点。
那么过去呢,社会公共需求的缺口很容易判断,现在就不好判断了。由于我们持续依靠公共投资来扩张经济,后面就出现了大量的投资是无法继续的,也就是说没有对准需求的,也就无法继续了。
比如说,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地铁,很多交通都是亏的,那么就没办法继续下去。通俗的讲,就是这种投资没有对准需求,因而是无效的或者低效的,没办法增加人民群众的整个生活质量,因为这个生产要素的配置跟需求的吻合性差。
那么我们由于采取不断的加大税收和收费的力度,有些是变形的税收,比如说土地批租使得整个社会要素的配置,很大一部分对准的都是以zheng府宣称,代表老百姓需求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消费。这些公共物品公共消费是非常低效的。那么你通过资金量的扩张大放水,解决了这个结构性问题吗?没有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出口的量非常大,这当然是比较好的事情。有人说:“出口嘛,总归是对准需求的了,对吧?”但是要注意,我们也有我们的特殊性。因为我们出口,你拿到的外汇是不会流落在民间的。如果流落在民间,就不存在资源配置劣化的问题。
但是现在是强制结汇——那么外汇到哪里去呢?由zheng府F管理。那zheng府来统一使用这个外汇。如果要民间使用这个外汇,一定换回的是我们需要的消费品或者公共服务。
但是如果是zheng府集中了这个外汇,到外头购买的跟我们老百姓持有外汇购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很可能购的是一种名誉,比如说给人家的资助或者一些对提高老百姓的需求满足程度关联度不大的大炮或者火箭之类的东西。
当然zheng府的开支是非常有必要,但也不能简单的认为越大越好,对吧?极端的思想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因此我们外汇这一块,它实际上消费也是对不准需求的,扭曲的。
那么我们很多人赚了外汇以后换成人民币,如果是在其他的地方没有外汇管制,它当然不可能冲击房地产市场,肯定是到海外去冲击澳洲市场、加拿大市场。
但我们都是人民币,没办法去购买海外的资本品,于是就在内部寻找,找来找去,股市肯定不行的,期货也搞不得,找来找去就找到房产商,就造成房产信号扭曲,于是房产投资急剧膨胀,大量过剩,生产要素配置又出了问题。
为什么房地产会出这么大的误差呢?是因为以前市场的信号是不准的,给各家房地产的信号是后面房子消费量很大,所以我们都要去生产房子。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信号?是因为有钱人拿了人民币,他除了买房子也没办法干别的事。但事实上,他最终是不需要这么多房子。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消费端呢?消费端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各种许可制度阻碍了供应跟消费的匹配,使得这个供需是不对头的。
比方说,也许我们这个地方网瘾非常厉害,我们更需要的是要建设一个网瘾戒除所。但是你可能要办这个东西,要这个许可证那个许可证,他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许可证太多,导致生产跟供应的配置的吻合性程度非常差。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交易成本太高——各种交易成本都很高。人员流动障碍高——因为我们有户口制度,资金流动障碍高,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都非常高……。
那么交易成本过大,因为不光是交易本身,交易本身在自由的原则下,交易后状态是比交易前状态大家都更幸福了。但是这个交易本身是有成本的,有交易成本的,我们的交易成本非常的高。
各种各样的许可证也可以理解成交易成本,因为你要越过这个障碍,其实是可能的就要花很多钱、动脑筋,交易成本非常的大。当然,我们其他的交易成本也很大,资金流动、人员流动、生产要素流动障碍都非常的大。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流动障碍太大,导致了很多的供应跟需求不匹配。
当然了,第五个,我们这里也不鼓励创新,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人发现,投机取巧其实比创新更能赚钱。那么创新又不能得到有效的鼓励。
那么这些问题分别是投资端、外贸端跟消费端产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能不能通过货币的大量的发放解决问题呢?当然了,有方法比没方法好,总比啥招也没有好,对吧?弄一弄,暂时好一好,股市好一好,会一定程度的启动消费。
当然,各种方法也是矛盾的。比如说,一方面大放水来启动股市造成财富效应,可以使得消费信心又上升。一方面又搞退休延迟,实际上是严重打击消费的,这些说明目标不清晰。
所以大放水是可以暂时性的让经济面好转的,但是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鞠强教授简介
鞠强教授,自筹巨资科研,管理心理学家、心身问题干预专家。
北理本科复旦硕士,早年武汉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特聘教授、兼职或客座教授,曾管理咨询扭亏54家企业,学术实战俱行,善投资和自办企业。
专著12本,十一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社会稳定-领导者管理心理学深层解读》,鞠门学术体系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