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乡贤陈造是南宋时期著名诗人，有《江湖长翁集》存于世。《四库全书》专门将《江湖长翁集》四十卷编入“集部”中。笔者有一部明万历刻本《江湖长翁集》（电子版）和一部“钦定四库全书”版《江湖长翁集》。我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研读了这部书，受益匪浅，深感《江湖长翁集》是陈造留给后人的一笔厚重的文化财富。
一、陈造和《江湖长翁集》
陈造（1133—1203），字唐卿，号江湖长翁，高邮乡贤，人称“淮南夫子”。《嘉庆高邮州志》载：“宋开宝四年（971）置高邮军，隶淮南东路。熙宁五年（1072）军罢，县属扬州，元祐元年（1086）复置军，建炎四年（1130）升为承州，割泰州之兴化县与高邮县并隶焉。绍兴五年（1135）州废，县属扬州，三十一年（1161）复置军，领县如故。”又《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神宗熙宁五年）丁卯（1072），诏以淮南路分东、西两路，扬、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为东路。”由此可见，在那时的行政区划中，高邮曾置军，又罢军置县，后又复置军，但高邮始终属于淮南路，因而陈造在其作品中常自称“淮人”。陈造曾在平江（今江苏苏州）任府学教授，掌教吴门，启迪诸生，颇有声誉，时人以“淮南夫子”称之。
陈造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考中进士，此后历任太平州繁昌县（今属安徽）县尉，平江府学教授、明州定海（今浙江镇海）知县、房州（今湖北房县）通判、浙西路安抚司、淮南西路安抚司参议官。去世后被赠朝奉大夫（正五品）。
陈造虽然长期担任地方官员，但并不因为位卑而懈怠，而是积极勤勉，尽力造福一方百姓。为官之余，陈造醉心著述，一生笔耕不止，诗文作品数量颇丰，在世之时即以诗文享誉一方。但是陈造在世期间因经济拮据，未能整理刊刻，多以馈赠的形式传示他人。陈造曾经说过，自己作诗文的目的是为文写意，抒发内心的感受，起初对自己的作品并不自信，后给示于友，反响良好，从而增强了信心。他曾将自己的部分作品整理成《西游稿》，含诗、赋、杂说几类文体，可惜《西游稿》未能流传。
陈造去世6年后，其子陈师文于嘉定二年（1209）整理陈造诗文编订《陈长翁文集》，并请陆游为其作序。据此记载，《陈长翁文集》应有宋刊本。《江湖长翁文集》载李之藻《刻江湖长翁文集序》云：“陈集遭元兵燹，云孙妇孙避乱姑苏，独携一子及版负斯，籍以行曰：‘此先世之宝也’，艰关九死，卒传兹业。”据《嘉庆高邮州志》“节孝”篇记载：“孙氏，字文经，御史彦方之女，幼善文章，通经史，长适郡人陈正。正，字均正，宋陈造八世孙，中元进士，为行人，以封王海外，卒于途。文经乃励志孀居，日课子以文学，后值兵乱，曰；‘先公文集乃传家至宝，不可失也’，于是弃家不顾，版负其集，而手携其子士雅，避乱苏州，以苏州乃造敷教之地也，兵三至高邮，而文经之去来者亦三，卒全是集，可谓知所重者矣。其子士雅，幼聆母训，操行端庄，洪武十三年知州张，举士雅孝廉任山西汾州知州。”由此可知，陈士雅初授官的时间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而其母孙文经携版文集及子陈士雅避难应是元末战乱。其版及文集，因陈正夫人孙文经奋不顾身保护，才得以流传下来。
到了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浙江仁和县李之藻（万历进士，科学家）在江淮负责治水，迁高邮制使，在高邮寻得贡士王应元手抄本《陈长翁文集》（以宋刊本为底本的），遂与秦观集合刊发行，这就是明万历刻本。清代《四库全书》收录了陈造的《江湖长翁文集》，为山东巡抚采进本。此本以明万历刻本为底本，但有一定的讹误与遗漏，比如明万历刻本卷首的几篇序言以及《宋故淮南夫子陈公墓志铭》，四库本并未收录，所以四库本《江湖长翁文集》的文献价值难以与明万历刻本相比。
二、世人对陈造及《江湖长翁集》的评价
《江湖长翁集》中有陈造一篇自序，序中解释为什么叫江湖长翁？“长翁，陈子自谓也。陈子家高邮，自以无补于世，置江湖乃宜，故曰江湖长翁，物无用，曰长物，言无当，曰长语，翁亦然。”这是他陆沉下僚，郁郁不得志的心态，但他说他“好吟诗为文，诗寓兴，文写所欲言，不古不工，人议之，不病也，外此无嗜好。”陈造淡泊名利，潜心创作，以言垂世。
与陈造同时代的人对陈造及他的诗文都有较好的评价，这其中有：
郑兴裔（1126—1199），字光锡，开封人。两次出使金国，先后任扬州知府、保静军承宣使、明州知府兼沿海制置使。他在《荐举陈造状》中评价陈造：“以词赋声震艺苑”，“除平江教授，启迪生徒，亹亹（wěi）不倦，撰《芹宫讲古》，阐明经义，士子服其论议，憾师承之不早至，有‘淮南夫子’之称。”“臣窃观其问学闲深，艺文优赡”。
张孝伯（1137—？），字伯子，号笃素居士，和州（安徽和县）人。孝宗隆兴元年进士，曾任江宁知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礼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嘉庆高邮州志》载：陈造曾上书论列多国家大计，而于桑梓水利尤详。参政张孝伯见之曰，有才如此，乃陆沉州县耶，举以自代，授陈造浙江西路安抚使参政。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一字幼元，号石湖居士，平江府吴县（苏州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四川制置使、资政殿大学士。南宋文学家、书法家。范成大与陈造相交甚密，非常喜爱陈造的文章。他曾对国史院检讨官龚颐正说：“唐卿亦邮人，使遇欧、苏，盛名当不在少游下。”就是说，如果陈造遇到欧阳修、苏东坡，会与秦少游齐名。范成大是南宋名臣、文坛名家，能得此盛誉，可见陈造在南宋中兴文坛上已占据一席之地。
尤袤（1127—1194），字延之，无锡人，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南宋著名诗人，他得到陈造的骚词杂著，谓人曰；“吾自是有师法矣”。
罗点（1150—1194），字春伯，号引庵，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他看了陈造的杂著说，陈造“是可为师，岂敢为友？”对陈造的评价甚高。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进士，官至礼部郎中、宝章阁侍制，南宋文学家，史学家。他在《江湖长翁集》叙中说：“视中原盛时，皆略可无愧，可谓盛矣。久而寝微，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方是时，能居今笃古，一洗斯病，擅二者之长，卓然杰立于颓波之外，如吾长翁者，岂易得哉？”陆游认为，南宋中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诗文创作一度繁盛，后逐渐衰微，存在以“纤巧摘裂为文，卑陋俚俗为诗”的病症，然而陈造能够不受当时负面文风的影响，保持文章本色，这是很难得的。
明万历戊午年（1618），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姚镛，在《江湖长翁集序》中说：“先生在南渡时，躬耕刻厉，业既成，为通儒，甫脱身簿尉，所为古文词与韵言，煜烨有声”，“其上执政书洋洋洒洒，皆国家至计。竟陆沉下僚不振，于是先生始悠然埋照，自署江湖长翁，思以言垂世矣”。该序客观评价了陈造的诗文，对江湖长翁以言垂世作了介绍。
山东巡抚采进本《江湖长翁文集》序中评价：元申屠駉为作墓志，称其“于诲诱则良师，于抚字则循吏。身笃操修，道兼体用。”“虽金石之文，称述例多溢量，亦未必纯构虚词也。集中的《罪言》一篇，盖仿杜牧而作，不免纸上谈兵，徒为豪语。其文则恢奇排奡（刚劲有力），要亦陈亮、刘过之流。其他劄子诸篇，多剀切敷陈，当于事理。记序各体，锤字炼词，稍伤其气，而皆谨严有法，不失规程。在南宋诸作者中，亦铁中铮铮者矣。”该序高度评价陈造出众的才能。
当代文学家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评价陈造“是陆游、范成大、尤袤都赏识的诗人，跟范成大唱和的诗很多。自从杨万里以后，一般诗人都想摆脱江西派的影响，陈造和敖陶孙两人是显著的例外，他敢批评当时的社会习尚，肯反映人民的疾苦。
三、《江湖长翁集》的文化价值
万历本《江湖长翁集》共四十卷，卷一辞赋；卷二至卷二十为诗，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六言绝句、七言绝句等；卷二十一至卷四十为文，有记、序、书、札子、题跋、论、启等。全集有诗2038首，词10首，文580篇。
通读《江湖长翁集》，结合阅读当代学者研究陈造的论文，我认为《江湖长翁集》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特色鲜明的刺世诗文
有学者认为，在南宋中兴时期，以文学题材对当时社会世态进行揭露和讽刺最为广泛而深入的诗人莫过于陈造。从陈造的生平事迹来看，他对时势与世态非常关切，可以说是察之微，忧之切，故而讽之广，刺之深。表现在文学创作之中，便是他创作了大量特色鲜明的刺世诗文，对各种不良现象展开了全面深刻的讽刺和批评，在南宋中兴诗坛中可谓独树一帜。
苏州大学曾维刚教授研究南宋中兴诗坛，他认为陈造的刺世诗文表现在四个方面：①讽刺社会上下偷惰宴安、忍耻事仇的苟且现象；②讽刺政府官吏因循腐朽、忘记民生的政治弊端；③讽刺趋时媚俗、欺世盗名的士风与学风；④讽刺陋隘和不合理的社会风俗。笔者看到《江湖长翁集》中的《罪言》《魏帝庙》《官务》《践弊》《齐东野语》《正学》《财昏》等诗文就非常刺世，对当时的政风、世风、学风等不良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比如诗中说道：“至今阅遣史，为汝空饮恨”。“今世从仕者，万口用一律”，“一利伏一弊，救弊要得策。持货留官券，舍此莫衣食……况今苦倒垂，倚持振焚溺。”陈造这种特色鲜明的批判精神和创作精神增强了《江湖长翁集》的文化厚重感。
2、情景交融的民生之吟
陈造出身农家，他曾说：“我本扶犂手”，“以农起家”，“淮乡冷族”，“向无置锥地，铢积寸累”，“向贫无书，借而得，手抄心记未餍，旋复索去。”《宋故淮南夫子陈公墓志铭》中说陈造早年“为穑多艰……贫不能自振”。正因为陈造出身贫寒，从而使得他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陈造对农民的关注，能站在农民的立场考虑问题，与百姓同忧喜、共苦乐，真实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江湖长翁集》中有很多关心民生疾苦之作。如《次程帅劝农和陶诗韵》《次儿辈喜雨韵呈太守》《祷雨凤凰山二首》等等。这里举一例《田家叹》：秧欲雨，麦欲晴，补创割肉望两熟，家家昂首心征营。一月晴，半月阴，宜晴宜雨不俱得，望岁未免劳此心。此诗开头即点明“秧欲雨，麦欲晴”的农事情形，农家盼望两熟如“补创割肉”，但“宜晴宜雨不俱得”的现实，又难免让百姓失望。表达了农民复杂心情和痛苦感受，从中可以看出陈造关注民生的人文情怀。
《江湖长翁集》中还有很多反映农家之乐的诗作。比如《再次韵答余司理》：挑灯初听咚咚鼓，南北收尽檐间雨。麦根既润燥乃宜，此事时传老农语。人家屋脊黄云中，南村北村欢笑同。表现晴雨适当，农家丰收在望的欢欣。再比如《次韵答路监狱》：雨足便晴麦田好，麦秋决可收全功。与民父天免衔恤，更因欢喜忘肺疾。陈造从雨足便晴的好天气，联想到秋日丰收，不禁因欢喜把自身病痛忘却了，表现出他关注民生，与民同乐的情感。
《江湖长翁集》中更有大量的田园歌咏。有描写江南农村风物的，如《早夏》；有反映乡土风俗的，如《房陵十首》；有描写农民辛勤劳动，展现劳动生活场景的，如《田家谣》。从田园诗中均可看出陈造对农家生活的热爱和对农民的关切。《宋诗鉴赏辞典》中左成文评价陈造的诗歌现实性很强，诗风质朴，认为陈造“是南宋较能反映社会现实以及劳动人民疾苦的一位诗人”。
3、内涵丰富的记事佳作
《江湖长翁集》2038首诗，580篇散文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记事诗文，这些记事诗文描写细致，内涵丰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比如《光孝寺建佛殿疏》：“有唐名刹，合盛于熙朝，大雄秘宫，劣存于故址。劫火叹遭罹之酷，精蓝堕寂寞之滨……傥黄面老之像，弗获所棲，则举直师之愿，得无遗恨……”文中说，唐代名刹，与朝廷一起兴盛，但现在大雄宝殿还有秘宫已经损坏在故址，遭到残酷的火灾罹难，佛寺僧舍在运河之滨陷入了寂寞之境……倘若佛像能有地方安设，则举直禅师的心愿就不会有遗憾……从文中我们得知，光孝寺为举直禅师建于唐代，也即镇国寺，换句话说，镇国寺在宋代也称光孝寺。
再比如《四贤堂记》：“郡庠三贤堂绘中丞孙公、给事乔公、龙图秦公像尚矣，兼绘少卿朱公，则始于今太守陈公。公按图有问，知彰孝名坊，孝子朱公尝居焉。曰：‘是可表俗’。乃访得其像，绘于堂，匾曰：‘四贤’，而命客记之……”此文真实记载了“三贤堂”到“四贤堂”的历史。也让我们进一步推断“四贤堂”最终融入“乡贤祠”，从而知道天长朱寿昌入祀高邮乡贤祠的缘由。
此外，还有《维扬龙庙记》，讲述了维扬（今扬州）龙庙的历史沿革、修建的原因和目的。《兴化县移建学记》，记载了兴化县学曾经颓败破旧的事实，修茸的时间节点，以及主持修缮的官员。所有这些记事诗文，从创作技巧来看，各类文体写作游刃有余，行文流畅，生动自然，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从内容上看，记述描写了当时的台阁名胜、时政人事，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这也正是《江湖长翁集》的文化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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