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写了很多散文。我写散文，常常是兴之所至，情之所发，当内心里有了一种无法遏止的创作冲动和表达欲望的时候，散文也就自然而然地从笔端流出。
《十里庙岭》这部散文集，是我将自己四十岁之前发表在各类大小期刊上的文章以整体归纳的方式进行大总结的一部书稿。在这部文集中，占比重最多的还是关于故乡、关于亲情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都是我在经历过了人生的挫折、家庭的变故乃至父母的去世之后，在抑郁悲痛之中所写出来的安放和抚慰自己心灵的文章。
我所出生的庙岭村，即位于今咸阳市彬州市（彬县）义门镇人民政府驻地304县道以北腹地深处。整个村子地形平坦，间有沟壑，属于典型的渭北黄土苔塬。村子东南方向与东村毗邻，西接咀头村和中罗堡村，北边往下沟坡地带与弥家坪村和老户村相连。
据说很久以前，罗家咀（即今天的东村，主要以罗姓为主）有个土台子叫罗家岭，岭上有座土地庙，里面供奉着几尊泥塑的菩萨像。人们一旦遇到个七灾八难，总会有人彻夜在那里匍匐跪拜着磕头烧香，以求消灾避难，化险为夷。每遇大旱之年，土地庙前便锣鼓喧天，黑压压一片跪地的百姓，他们在德高望重的长辈引领下唱着上古以来的祈雨歌谣，在庙案前祭献水果三牲，以求降得甘霖，滋润万物，保佑来年五谷丰登。
随着年代的绵延，后来岭上就建起了一座座规模恢宏的寺庙，供人们烧香拜佛祈福，由此那个山岭就被起名为“庙岭”。今天的老辈人经常提起庙岭，嘴里有句话叫作“十里烂庙岭”，其实说的就是后来的庙岭村。只是以前的东村和庙岭村属于一个自然村。
“十里烂庙岭”的意思，通俗地说是指这个村子从头到尾加起来有十里之遥，十里相连的地界上都遍布着一座座大小相连的庙宇，且香火旺盛。从地形演变来看，在今天的庙岭村和东村之间确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将原本的一整个自然村从中间分开，人们站在两边的梯田组成的苔原上，可以相互对着喊话且声音清晰可闻。只是据村里的老人说，后来在民国战乱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破除封建迷信等运动中，这里的庙宇相继被焚毁，焚毁的庙宇里拆下来的石头和佛像都被捣成了料姜石埋在了村子下面的窑洞里做了地基。
1958年8月，彬县人民政府正式设立庙岭村生产大队党支部，隶属义门镇人民公社管辖。同年10月，庙岭村生产大队被划归北极镇人民政府管辖。1961年5月，改归义门人民公社管辖。1962年，以村庄地形中的大沟为划界分为两个生产大队，大沟以东取名东村生产大队，大沟以西则维持庙岭村生产大队原名不变。直到1984年，政府和公社分设，正式设立了庙岭村村民委员会。
在今天庙岭村的地界上，整体分为五个村民小组，一组地界东南与东村相连，主要以李姓人家为主。二组和三组处于村庄中央，二组以辛姓人家为主。三组有辛、黄、景、程等多种性别人家杂居。四组和五组处于村庄边缘，四组原称王家前头，以王姓人家为主，间有赵、穆、叱干等多姓人家杂居。五组与咀头村临界，人数最少，主要以辛姓人家为主。庙岭村整体上几百户人家，人口最多时期有上万人，如今大体有几千口人。
这里地处渭北高原腹地，常年寒冷枯寂，到处都是莽苍苍山梁沟野密布的黄土层。它早晚温差大，但又不是过度的寒冷，最适合小麦、高粱、土豆等作物的种植。春夏时节，它遍布绿色的植被，充满了鸟语花香。可一旦秋收过后，整个田野又很快再次被灰色笼罩，直到冬天里第一场大雪的降临。
就像我在《老地窑：我的出生地》里所写的那样，我正是在这块黄土密布的高原上一座最不起眼的土窑洞里喊出了自己人生里的第一声啼哭。
在十八岁之前，我几乎没有走出过这片黄土地。可以说，正是这个小小的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几乎无法呈现的村庄，承包了我十八岁之前所有的喜怒哀乐。虽然那个时候的很多感触连自己都模糊不清，可当我考上大学，一步步地走出这片黄土地的时候，在日渐远离之中它却在我的眼前一点点地变得清晰和逼真起来。
在西安求学和工作的二十年里，我面临着诸如《西漂十年》里所描写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心灵的挣扎和生活的困顿，但我并没有气馁，因为我知道自己身后有一片可供我栖息和休整的根据地，那就是父母亲人所在的那个叫庙岭的小村庄。
甚至，我之所以能有在《文字的风度》中的沉潜和奋发、宁静中的思考和内心里的清凉，均是得自那一方厚土的恩赐。而我人生里真正的成长，是源自父母接连在两年时间里的先后离去。
我的父母都是从20世纪的那场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以及农业合作社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人生中所经历的历史苦难和人生惨痛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无法想象的。
在那个困苦的年代里，他们吃过树叶树皮，吃过各种野菜熬煮的糊糊，那里面的面粉少到只能看到一层薄薄的清波荡漾的面皮。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听得最多的是母亲在煤油灯下一夜又一夜的讲述。那时候夜晚的时间总是特别漫长，刚上三四年级的我字还没有认全，只能用铅笔小心翼翼地将母亲口中的往事用汉字加拼音替代的方式记录到一个漂亮的笔记本里，然后被母亲郑重地收进柜子里。
母亲口中的往事其实正是她过往生命中的苦难，是我曾经的那些哥哥姐姐们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因为各种条件限制所导致的死亡。我后来走上写作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在很小的年龄里生命的底色上就被母亲用泪水浸染上的苦难有关。
在我出生以前，母亲曾生育了五六个孩子，他们均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活下来。这样惨痛的现实让父母在这个叫庙岭的小村庄里不停地辗转腾挪到处搬迁，期求找到一方能够保佑子孙平安成长的福地，之后才有了我的出生。
我所出生的一九八一年，是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土地承包到户政策落实到农村的时代，中国的农民从这一刻开始拥有了对土地的自主权，可以精耕细作，有了看得见的温饱。
也是我出生前的几年，父亲被招工去了县城周边的国营煤矿，成了煤矿上一名正式员工，虽然工作苦点累点，可对于真正在饥饿和苦难中曾经煎熬过的人，这一点苦根本算不了什么。
父亲需要在外工作，家里所有土地的耕种和收获就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后来的病，正是因为早年拼命般地在土地上劳作一年一年的劳累所慢慢积淀下来的内伤。由慢性肝炎到肝腹水、肝硬化，母亲十多年间不停地辗转于家与医院之间，我就是这样一点点地看着她由一个微胖的妇女逐渐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脸颊塌陷、双眼枯黄的老人。
母亲去世的时候，体重已经轻到不足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一般重，似乎一阵微风都可以将她吹走。而她的身体上遍布着数不清的针眼，我每一次归来都不忍去细看她挽起衣袖的胳膊。尤其是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因为病痛的折磨，她上吐下泻，而和着食物与排泄物流下来的全是血……
那是生命中一种惨痛的凌迟，也是让身边人的心发痛发冷发寒的另一种灵魂的凌迟。这双重的凌迟也只有她身边的亲人可以感同身受。最后陪伴的日子里，似乎所有人都害怕见到这样的凌迟之痛，而作为儿子的我避无可避，只能默默地承受。后来，父亲第二年去世时，我又再一次经历了同样的凌迟之苦。那是看着自己的亲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却无能为力的一种孤独，是无比漫长又无比短暂的告别仪式。人的心灵也就是在这其中一点点地变软，又一点点地变硬，泪水在这里毫无作用，因为它只能显示出你的软弱和无能，显示出你在冰冷如铁的死亡现实面前的不堪一击。
在《十里庙岭》这部文集中，我对父母的一生基本上做到了详细的记述。他们是中国广大乡村的土地上最平凡普通的农民的一分子，放在中国十四亿的人群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他们又是中国十四亿人群里我们的父辈中最鲜活最生动的一个。
他们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为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了这片土地上的儿女，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和泪。这便是中国父母们的无私和伟大，也是我们身后的这块乡土的无私和伟大，是需要我们铭记一生的恩情。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根，都被托举在这块厚土之上。
在《十里庙岭》这部散文集中，还有诸如我的村邻、我的四叔、我的舅舅们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我亲眼看见过的生命历程。在我人生已经走过的四十年里，如果说前二十年是我在一个小村庄里扎根成长的过程，那么后二十年便是我走出这个小村庄奔往浩荡的城市亲身体验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里无数青年人逐梦而生的过程。
可相对而言，正是因为有了前二十年的扎根成长，让我获取了充足的亲情温暖和乡土养分，我才能够在后二十年里勇敢地放手一搏，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坚定地前行，做真正的自己。
今天的我们虽然走出了乡土，但我们的灵魂在城市孤独的夜晚里，在自己纯真的梦幻里，仍然时时刻刻回望着乡土，在乡心的最深处做着最为动情的歌吟。
中国人在真正的意义上其实是没有宗教的，因为我们的宗教就是我们的祖先。无论我们走出多远，因为血缘的牵系，因为那条从一出生就被剪断的脐带的埋葬处，我们总归有一天要回到自己的故乡。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这首诗，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回乡游子的一种尴尬处境，可从内心深处来说，这个归来的游子又何尝不是幸福地荡漾在一种谙熟的乡音里呢！
而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够为自己的故乡记录下一点什么，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因为无论我走出去多远，当有人问我来自何方的时候，我都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出心底那个最熟悉的名字：庙岭。从《西漂十年》的青涩莽撞到《文字的风度》的渐趋成熟，再到写作《十里庙岭》这部献给故乡的小书时的沉稳与沧桑，这些年来我一直跌跌撞撞地奔赴在追寻文学理想的路上，从未止步。而正是我的故乡或者说一直埋藏在我心底的“庙岭”这两个字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地向前、向前，再向前。
感谢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老师在鲁迅文学院授课期间为《十里庙岭》扉页题字，陈彦老师的授课令我收获颇多。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宗涛老师为本书倾情作序，张老师是我们彬州的文学前辈，也是我们做人作文的楷模，能获得他所写的序言，我非常感恩。感谢著名作家、杨凌示范区文联主席贺绪林老师和青年小说家范墩子、青年作家、诗人左右与青年作家、记者韩磊以及彬州市作协副主席青年女作家刘秀梅对本书的联袂推荐！感谢青年作家、书法家柴治平为本书题写书名。同时也感谢我的大学同窗、亲密的兄弟侯刚以及我的一帮高中同窗与我的故乡彬州市文联与彬州市作协的文朋诗友们长期以来在写作上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南方出版社编辑白娜老师和特约编辑何超锋老师与插画师黄少芯女士对本书的付出！
辛峰，陕西彬州人，先后毕业于西安欧亚学院新闻系与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鲁迅文学院作家研修班学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西安市新城区作家协会理事。现为十点读书签约作者，《作品》杂志评刊员，第五批“陕西青年文学之星”。著有长篇小说《西漂十年》，文学评论集《文字的风度》等，有作品见于《文艺报》《延河》《鸭绿江》《散文诗》等刊。曾获在场主义微散文奖、第四届“三亚杯”华语文学大赛金奖等奖项。荣获陕西省文明办评选的“陕西好人”（自强励志），咸阳市文明办评选的“咸阳好人”以及彬州市委市政府评选的“彬州好人”，彬州校友基金会2023年度杰出新人奖等社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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