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海专栏】| 一朝相识一世情——我和庞俊生教导员的往事

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情是很奇妙的，谁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间和地点遇见谁，以致和自己产生什么关联，这是天造地设，全非自己所能左右的。我和庞俊生教导员的相识就是这样的，由于相识，也就有了后来的交往和一世的深情。

1974年12月30日早晨，我们河北省广平县入伍的新兵，从邯郸乘坐了一夜的火车（郑州至太原的客车）后，63军187师直属队和561团接的新兵，在山西榆次北站下了车（那时榆次有北站和西站两个车站）。

下车后，我和南韩村公社及广平县直的30多名新兵，跟着接我们的黄海军指导员（通信营无线电连指导员）等，步行到了位于榆次市安宁街的63军187师直属队的营房。

我们先到了通信营。之后，我和其他10多名新兵被分到了无线电连，另外20名新兵被分到了通信连和有线电连。

这天，是我离开家乡的第4天，是从小到大离开家乡最长的时间，也是到了离家最远的地方。

上午，考虑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连里让我们补觉和清整。下午起床后，一阵卡登卡登的皮鞋响声在楼道响起，接着听到一个人大声问连队执勤的战士，广平县来的新兵都住在哪儿？接着，让连值班员把来自广平县的新兵集合起来。

在连值班员的口令下，我们广平县的10多名新兵，分别从各宿舍出来，在楼道门口里面列队。这时，已有一位面带微笑，精神饱满，精明干练，军容严整，略微发胖，身材高大的中年军人在等我们了。

连值班员把我们集合完毕，举手向这位军人敬礼后报告时，这位军人挥了挥手，没让报告。

这位军人微笑着看着我们，然后，一口响亮的大名口音说：“你们都是广平县的？”我们回答说，是。这位军人接着说：“我是大名县庞龙化的。你们是我当兵近20年来遇到的最近的老乡。我特意来看看你们。”

乡音入耳，分外可亲，也有些惊喜。

庞龙化，这个村子我很生疏，当兵前没有听说过。我的村子北盐池，属于广平县南韩村公社（现改为南韩镇），在广平县城东北约20华里。我们村向东距大名县的谢寨村7华里；向东南距大名县的北贾庄5华里、杨桥（公社）18华里。后来得知，庞龙化距我村（东南方向）约40华里，我们那儿不叫庞龙化，而是叫“庞龙黃（音）”。

我虽然不知道庞龙化，但大名还是知道的。大名，那时虽然不像现在“一部水浒传天下，世人皆知大名府”的名气大，但从小就听大人说过大名的一些轶事。

大名县城，在我村的东南方向，距我村有60华里。大名县城是宋朝就有的历史名城；《水浒传》里有玉麒麟卢俊义等大名府的诸多故事；宋朝时“大名是东京的一把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建国后大名师范也是挺有名的。教我初中语文的尚彬老师就是大名师范毕业的；“文革”时大名师范红卫兵的袖章和旗子上赫然印着“河北大师”，知道的是河北大名师范，不知道的则不知所云。大名的城墙也很有名气。小时候曾听大人说，大名的城墙有3丈多高，上面的宽度能开汽车；大名的城门是扭头门（也叫牛头门），东门口向南开，南门口向西开，西门口向北开，北门口向东开。

关于大名扭头门的说法，随着2010年11月考古人员在东门（也叫瓮门）考古发掘得到了证实：东城门向南开。现在也有学者认为，大名的东、西城门，是向南开的；南、北城门是向东开的，这样开的要意除了防守功能外，还有“向阳”的作用。

异地遇故乡，是人生一喜，也是在外游子渴盼的。离开家乡，刚到异地，初到部队，能遇见大名县“当官”的老乡，我们心里都很高兴。但没见过世面，没经过训练，也不懂什么礼节的我们，如“菜鸟”一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如何回答。

稍顷，连队干部听到动静，纷纷来到楼道门口。只见黄海军指导员向这位军人敬礼后，简要汇报了我们这些广平兵的情况。黄海军指导员接着向我们介绍道：“这是咱们通信营的庞副政委。”于是，我们拍起了手掌。

黄海军指导员请庞副政委讲话。只听庞副政委声音洪亮地说，你们来到了187师通信营，187师是一支好部队；山西榆次是一个好地方；你们到了部队要好好干。庞副政委环视我们后，接着说：“希望你们在部队要干出成绩，干出名堂，要给父母、给家乡争光。”庞副政委讲话后，我们又是鼓掌。庞副政委走后，黄海军指导员告诉我们说，这位副政委的名字叫庞俊生。

就这样，我于1974年12月30日，在山西省榆次市（现为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63军187师通信营无线电连认识了庞俊生。

庞俊生，男，汉族，河北省大名县庞龙化村人，1936年出生，1956年入伍。入伍后，先在63军187师（直）高炮营工作，后调到师（直）通信营工作；在高炮营工作时，曾参加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抗美援越战争。

那时，通信营是师辖独立营，政治主官为政治委员，副职为副政治委员。后来师独立营和团属营一样规格，改称为政治教导员和副政治教导员。不久，庞俊生被提升任通信营政治教导员（以下简称为“庞教导员”）。

后来，我给家写信时，把部队有个大名县庞龙化、姓庞的教导员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得知此消息，也是满心欢喜和高兴。亲不亲故乡人，知道有这位庞教导员在，父母对我又多了份安心。

庞教导员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平时见面总要问问我们个人和家里的情况。我的同乡战友李志军曾和我说起，当新兵时容易想家，庞教导员经常到他们的宿舍，说一些家乡的事情，讲一些笑话，使他们心里暖暖的。

自认识了庞教导员后，我和他及家人就结了缘。

1975年秋季的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有个骑着自行车收（买）高粱秸秆（编笆盖房子用）的年轻人，因自行车轮胎被扎破，找我父亲帮助补胎。那时，在农村自行车、排子车的轮胎被蒺藜、玻璃碎片等扎破的事情很常见。为了方便和及时补胎，许多人家里都有气筒和补胎用的胶水及旧内胎。

这个年轻人把自行车连带绑着收购的高粱秸秆，靠在了我家院墙外，然后敲我家的门。虽是敲门，其实门是开着的。那时社会安全平和，正是农忙时节，进出频繁，家家街门都是敞开着的。但陌生人，本村的男性长辈出于礼貌，去谁家时也是要敲门的。

听到有人敲门，我父母端着饭碗迎了出来。年轻人说明情况后，我父母先是让这个年轻人吃饭（是一种礼节，其实外人是不吃饭的）。我父母善良厚道朴实，乡亲们也都是这样，遇到外乡人有什么困难，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给以帮助和方便。

我父亲急忙吃完饭，放下碗筷，拿出气筒、胶水、旧内胎就开始给这个年轻人补胎。

补胎过程中，年轻人看到我家街门上悬挂的“光荣军属”牌子，问我父亲，家里有人当兵呀。我父亲说，大儿子在部队当兵。年轻人又问：“在哪儿当兵？”我父亲说，在山西榆次，去年底刚去的。这时年轻人说：“我叔叔也在山西榆次当兵，是部队里的营长。”

农村的人不太清楚“营长”和“教导员”是怎么回事。有的把教导员也说成“营长”。

听年轻人这么说，我父亲感到惊讶。就问年轻人是哪个村的，姓什么？年轻人说，他是大名县庞龙化的，姓庞。我父亲心想，真有不巧不成书的事。就问，知不知道庞俊生？我父亲爱学习，记性好，当过多年的大队会计，庞俊生这个名字，自我写信告诉他后，他就记住了。

听我父亲说到庞俊生，年轻人也感到惊讶，说：“庞俊生是我叔叔。”原来这个收高粱秸秆的年轻人就是庞教导员的侄子（庞教导员大哥家的二儿子）。然后，我父亲说了从我信中知道的庞俊生的情况。

啥也别说了。我父亲先把车胎补好，把气打足。我母亲又给庞教导员的侄子烙了饼，做了汤。庞教导员的侄子吃过饭，准备走时，掏钱给我父亲，并一再表示感谢。我父亲说，没有花钱，就是花了钱也不要。

临走时，我父母亲对庞教导员的侄子说，以后走到这儿，就往家里来。庞教导员的侄子很感动，说，我以后就把这儿当成亲戚家了，只要走到这儿，我就往家里来。后来，在部队的庞教导员也知道了这件事。

自从认识了庞教导员，不断见面打招呼。1976年3月，我当了连队文书后，因工作关系，去营部（抄通知、抄口令、取报纸、信件等）的机会和次数就多了，常能碰到庞教导员，也就越来越熟悉了。

1976年秋后，我母亲去部队看望我，住在家属招待所。庞教导员知道后，在一个星期六晚上，和她爱人去看望我母亲。当时给我说，明天是星期日，中午我家包饺子，你和你母亲去我家吃饺子。临走，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去。我礼貌地答应了。

一个战士的母亲去部队，营里的教导员亲自去看望，我和母亲很高兴，很感激。至于去教导员家吃饺子，没往心里去，没当真。一是认为教导员只是礼节性地随便说说；二是觉得一个兵和教导员之间的距离很大，也不好意思去。

其实，庞教导员让我和我母亲去他家吃饺子，是真心实意的，不是随便说的客套话。星期一，庞教导员见到我，说：“你这个李延海怎么回事？咱不是说好了让你和你母亲去我家吃饺子吗，怎么不去？让我家的饺子剩了那么多。”我推说和几个老乡上街去了的理由，搪塞了过去。

庞教导员和爱人都是热心人，平时谁有个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他们都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跑前跑后，热心相助。

那个年代，实行计划经济，紧俏商品供应都是有计划和指标的。当时，我想买一辆永久或飞鸽牌自行车，给老家用。我问庞教导员和榆次地方有没有熟人，能不能买。我只是随便说了一下，知道不好买，即使能买，他老家也会有人托他买，就没往心里去。

1978年初，庞教导员去河北省承德地区接兵。他人缘好，善交往，走到哪儿都是朋友一片。在承德也是如此。

庞教导员从承德接兵回来不久。一天，他从楼上（前后楼）喊我，让我去营部找他。我去后，他脸带微笑，悄悄对我说，你想买的自行车，我给你买到了，现在在榆次西站货场，不过，是一辆永久牌轻便（带大链盒，也叫作“坤车”）自行车。当时城市里特流行这种带大链盒的“坤车”，尤其是女孩子能骑辆轻便“坤车”，不知会有多少人羡慕。

庞教导员知道我要的自行车是给老家用的，是农村骑的二八（注：车圈直径28厘米）大梁加重的那样。他看我犹豫，就说，想要二八加重的好办，咱可以用这辆车去商场换，或和有加重自行车而想要轻便“坤车”的人换。他说好换，有人巴不得换。

果然，庞教导员又找人给我换了一辆二八加重的“永久”牌自行车。原来这辆轻便“坤车”是从承德托运来的，是他在承德接兵时认识熟悉的一位战士家长给买的。

庞教导员的爱人叫杨振娥，也是大名县庞龙化那块的。开始在农村生活，后来随军到了部队。杨大姐热情热心，朴实厚道，勤奋能干，干净利落，有着凡人之美，凡人之善。常招呼我们广平县的几个小战士去她家，我们去后，她会拿出一些大枣、核桃、花生、葵花籽等给我们吃。印象最深的是她做的凉粉，用蒜汁、酱油和醋一拌，爽口、香甜，感觉特好。

庞教导员还教给我做凉粉的方法：红薯粉芡和水，按1比7的比例在锅里配好，开锅后，要不停地搅动，火不要太大，直到成型。等温度降下来后，再放凉水里泡上12个小时就可以了。做凉粉的方法我是知道了，但这么多年也没有实践过。

在部队服役了23年后，1979年，庞教导员要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

转业到地方，就需要搬家。穷家值万贯，军人也是。庞教导员从部队转业回大名时，平时置办的一些家具等物件，需要由火车托运到邯郸。

托运时，需要对家具等进行包装。这是一项费时费手费力的事情。当时我和广平的几个战友，帮着把立柜、铁床、床板、箱子、桌子、椅子等东西，分别用纸箱子、旧棉被、草帘子等先包裹起来，然后分别用铁丝、草绳、麻绳、布条子等捆绑结实。

这些事情准备好后，我们去榆次站货运处联系托运的时间、车次等。时间、车次、货号确定后，我们组织把这些家具等运到了榆次北站。

包装、托运家具的事情，我们办得安全、快速、利落。庞教导员十分满意。这些家具物件到达邯郸火车站后，老家去车拉到了大名。由于包装、捆绑的结实，在装卸车和运送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损坏。

庞教导员转业时的去向及工作安排，还有一个插曲。开始，他想进省城石家庄市。有一个叫宋勇（师司令部炮兵科参谋）的战友，提前把他家属的工作关系和户口，保银、凤香两个孩子的户口和学籍办到了石家庄市。

待庞教导员的档案等资料由部队移交到石家庄市（军转办）后，石家庄市（军转办）把他安排到了一家医院的科室当党支部书记。这样的安排，他不满意。他觉得自己在部队是带兵的行政干部，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到医院后不懂技术，“外行难以领导内行”，不合自己的性格和特点。后经慎重考虑并和老家人商议，决定回大名。

庞教导员回大名的时间是1979年冬季。他走之前，我们广平的几位战友请他在太原名气较大的并州饭店吃了顿饭。那时，家里的写字台上，摆放一台样式古朴考究的木质座钟是很高雅庄重和流行的，我们几人给他买了一台这样的座钟。既是分别留念，也是谢恩。后来他儿子保银给我说，回大名后，他爸找了一个好木工为这台座钟做了个木头壳，经打磨油漆后精致美观。保银还说，我们几个人还给他买了一件质地款式较好的紫色秋衣，他喜欢的不得了，穿在身上不愿脱下来。

庞教导员到大名后，本乡本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明显突出，加上他的履历、学识、军政素质和良好形象等都给他的工作安排“加分”，他被留在了县委，任县委信访科科长。

到任后，他良好的政治素养、较高的政策水平、认真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以及说服教育化解矛盾的政治内功等，使得工作很有起色。受到了县委、县政府及机关同志的一直赞扬。

时间不长，他被任命为大名县公安局政委。

大约是1980年秋季，他在北京参加公安部组织的县级公安局长（政委）集训。当时我去北京出差，还和李志军（同乡战友，在北京军区通信技工训练集训）去看望他。我们还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

有一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又去大名看望他，说起他到公安局当政委的缘由。他说，当时县委（书记）安排给公安局的工作，落实较慢且不到位，距县委的要求有差距，县委的工作有“阻力”。县委书记找他谈话，说，要给公安局掺沙子，改变公安局的现状。最好的人选是派他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去县公安局当了政委。

事实证明，县委选对了人。他去公安局后，时间不长，班子团结，干警给力，风气、内部关系等都有很大加强和好转。县委指挥顺畅；下面令行禁止。领导信任，干警支持，他干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大名县公安局的许多工作，在邯郸地区都名列前茅。在县公安局工作的这段时间，应该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由于多年部队工作的锻炼，他具有良好的军政素质，具有处理棘手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使得他对公安业务也很在行。

有一年，在侦破某村一起行凶杀人未遂案件时，干警在案发现场专心勘察，他则环视观察周围环境。突然，他发现临近一家的一年轻男性，趴在墙头上向案发现场（家）窥探，年轻男性的一只手上缠着纱布。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敏感地认为，此人可能就是“凶手”。他迅即让警察把这个年轻男性控制起来。后经审讯，该年轻男性就是凶手。

原来，被行凶的是一男性老人。老人的儿子常年不在家，老人和儿媳在家居住。这个年轻男性和老人的儿媳有私情，怕老人发现，欲把老人除掉。那晚年轻男性行凶时，因老人会拳脚，没有被加害。打斗过程中，老人受了重伤，但年轻男性的手也受了伤。年轻男性看无法加害老人，担心时间长了会惊动邻居，于是就逃走了。第二天老人报案，警察勘察案发现场，当时抓住了凶手。

庞教导员转业回到大名后，在县委大院住了一段时间，当公安局政委后住在检察院和教堂附近，后来又住在公安局家属院。

他在县委大院住时，有一年我去看他，他说榆次的豆角长得好，肉多鲜嫩好吃，让我再探家时，给他带些榆次的豆角种子。后来我给他邮寄了一些豆角种子，他种后说不行，可能大名和榆次的气候、水土等不同，种子也“水土不服”。

我每去大名，都会受到他“高规格”尊贵嘉宾般的款待。品尝大名名吃“二五八”（二毛烧鸡、五百居香肠、郭八火烧）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都知道大名人爱喝酒，庞教导员也爱喝酒。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八大名酒中的山西汾酒很有名气，但在市场上买不到。我从部队探家时，都要想法给他带上两瓶山西汾酒。见到汾酒，他总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这汾酒他不舍得自己喝，要遇到什么节日和场合，和他的挚爱亲朋一块品尝。

庞教导员也去过我老家多次。他当公安局政委前去我家时，是骑自行车去的。大名到北盐池有60华里，那时他也40多岁了，问他累不累，他说没事，还行。从大名县城到我家，中间路过沙疙瘩村（公社），他的四哥在沙疙瘩供销社工作，他会在沙疙瘩停一下，歇一会儿，正好哥俩说说话。

庞教导员向来风趣幽默，说话干脆利落，响铃叮当，让人听起来觉得亲切爽快。有一次在我家吃完中午饭，要走时，他大声说：“亲戚要走了，赶紧把锅盖上。”惹得我父母和来我家串门的邻居哈哈大笑。原来，我们那一带有个习俗，凡亲戚、客人来家吃饭，吃过饭要走时，主人都要在亲戚、客人走之前，悄悄用锅盖把锅盖上，意思是不要让亲戚、客人把自家的饭给“带”走了，使得自家受穷。庞教导员作为客人，主动说出来这样的话，自然惹得大家大笑不止。

庞教导员当县公安局政委后，再去我家时都是坐着警车去的。大盖帽、白上衣、蓝裤子，警容严整，不减当年在部队时的风采。 街坊邻居知道他来我家后，都愿意去我家听他说笑。

后来，我老家越来越多的乡亲，知道大名县公安局庞政委是和我关系亲密的老首长。乡亲们说起他时，都亲切地管他叫“大名老庞”。那时，我老家的乡亲谁在大名县哪儿遇到什么麻烦事了，都会让我出面找“大名老庞”；我在部队，找我不方便，就让我父亲出面，或直接打着我的旗号去找庞教导员。凡是找到庞教导员的，他都会热情接待，视情况，帮着把事情妥善处理。

有一个时期，大名县酒厂酿造的“大名特麯”“大名滴溜”酒，在我们那儿小有名气，很受欢迎。谁家办红白喜事什么的，都想用这样的酒。紧俏不好买，也打着我的旗号去找“大名老庞”。只要开口，都不会空手而回。

大名有一个纺纱厂。厂里纺出的线，在满足厂里自己用后，还向外销售。向外销售也不是谁都能买到的。我老家的街坊邻居知道后，想织布的，就不想再自己纺花纺线、经线、浆线等费时费力了。用纺纱厂纺出来的线，粗细均匀，结实耐用，织出来的布也好看，因此想买大名纺纱厂的线。这事也去找“大名老庞”，只要找到他，也都会如愿。

万分遗憾和不幸。这位部队的大名老乡、老首长、老大哥于2004年4月30日（农历3月12日）因病辞世，年仅69岁。当时我在榆次，不知此事。过了几个月后，他儿子保银才打电话告诉我。放下电话后，心想再也见不到这位可亲可敬的亲人了，眼含热泪，心里一阵难过。

庞教导员去世后，我和他儿子保银仍保持着联系。我去看望过杨振娥大姐几次。上一次看望大姐，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前几年，我姑娘也专门去大名看望过杨振娥大姐。大姐今年已有90岁了，盼望和祝福她老如松柏，福寿绵长。

我和庞教导员一朝相识，一生相亲。我们由淡到浓的这种深情和亲情，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美好华章。

今年，是庞教导员去世20周年。谨写此文，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