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一代大学生！——大学毕业四十年聚会有感

文 | 李红升，作者投稿

在一个“关系决定一切”、“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文化和社会中，被民间智慧戏称为“四铁”之一的“同窗”，也就是同学关系，可能是除了血缘和裙带关系外最重要，也最亲密的一种人际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娱乐的共同体基础上，如同兄弟姐妹之于家庭共同体；这一关系出于共同的知识追求和纯真的友谊，不掺杂一丝社会上庸俗的利益算计。即使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之后，这种关系依然会持续，甚至可以变成一生一世的友谊。同学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建构的结果。

换言之，这一关系也需要刻意“经营”和细心呵护，常来常往会使关系越加亲密，互不往来则会使关系变得疏远，甚而如同路人。就此而言，同学间点对点的联系，或多人的时不时的聚会是维系友谊的一种常见方式，但大型聚会，通常是每隔十年一次的聚会则有特别的意义。后者更类似于一种仪式化的集体狂欢，会激活大家的集体记忆，犹如再次回到过往的集体生活中。在情绪相互传染和相互强化的集体氛围中，同学这一共同的身份意识也会再次得到强化。年龄的增长也会使怀旧感与日俱增，当大家正式退休并变成闲人之后，聚会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因此，大学毕业四十年聚会就成了历次聚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即使这种聚会在当下的大氛围中不受待见，校方也有所顾忌而无意出面组织，但只要有热心又有威望的同学发出召集令，当然是以自发自愿的名义，就会一呼百应，聚会就组织起来了。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于要么是由官僚机构，要么是由市场组织和协调各类大型活动，但这次聚会表明人们是有自组织能力的。这种自组织的活动，既简洁又高效，没有惯有的繁文缛节、官话套话，大家自娱自乐，其乐融融。

聚会中和聚会后难免会有所感触，往事和当下、个人遭际和时代变迁都会不时浮现于脑海。而当你以反思性眼光审视过往时，古代哲人关于人生真谛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也会在脑际回想，这引出一个问题，即如何认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这也意味着回答如下一组问题：这一代大学生从哪儿来？这四十年间经历了什么？如今他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或许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下一代人又会如何看待这一代大学生？

一丶四十年前

这是1980年9月初前往报到的新生，他们会在学校南大门（也是学校正门）左侧的小门边看到写着“华中工学院”大字（简称“华工”）的木制标牌，进门之后一眼望去是宽阔的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立着一个巨大的伟人雕像，他左手拿着礼帽右手向斜上方张开，目光直视远处，脸上带着极具魅力的微笑，让每一个来访者仰视着并充满由衷的崇敬之心。雕像后面是气势恢宏的八层高大楼和两侧与之连成一体的裙楼。这一被称之为“主楼”的建筑物在当年堪称“巨无霸”，一直都是学校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频繁地出现于学校的招贴画、宣传册和明信片上。沿着广场两侧继续向里面前行，就会看到笔直的、纵横交织的柏油马路，马路两边栽种着粗壮的法国梧桐树，盛夏时节整条马路都覆盖其巨大的树冠下。

建于不同年份，风格各异的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学生宿舍、食堂、体育馆、教师住宅，以及一应俱全的后勤和生活设施星罗棋布于校园各处。校园最北端是喻家山，是爬山锻炼和休闲的好去处。校园东墙紧邻菜地，提醒到访者学校远离市中心，位于城乡结合部。到访者最深的印象是校园之大、之美，它可能是当时国内占地面积最大的高校之一，校园的绿化在国内也属一流。

80级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届学生，前三届学生的背景多样，其中许多有过上山下乡，或当农民或工人的经历，年龄也参差不齐，已结婚生子者大有人在。80级学生则同质性很强，他们是同龄人，大多数从高中应届生而来，出生时间也集中在1962-1964年间。虽然一个个稚气未脱、满脸青涩，但却激情外溢、活力四射。这群大学生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可能就是他们的社会精英意识，个个都胸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抱负。精英意识既来自于对自我的认知，也来自于周围人和社会的期许。即使不会狂妄到认为自己天赋异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但能够在那个大学生可谓百里挑一的年代，脱颖而出而迈过大学门槛，尤其是华工这样的名牌大学，这使他们感到幸运的同时，也难免滋生自傲情绪，认为自己比同辈人更聪明、更勤奋。在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联想到古代科举中那些及第者的故事，难免有一种金榜题名的狂喜。这种精英意识也得到了周围人和社会的印证:来自父母脸上的骄傲神色以及光耀门楣旳期许，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赞许，同辈既羡慕又夹杂些许嫉妒的眼神。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在经历了W革十年高考被废和“学而无用论”流行天下的时期后，曾经被批斗、被关牛棚、被“踩在脚下”的“臭老九”们，重回受人尊敬的领导和专业岗位，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尊崇可谓空前，而现在的大学生就是未来的像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当然，这种精英意识所重的并不仅仅是个人未来的出人头地、功成名就，更多的是报效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也就是传统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气度，这种责任意识意味着为社会做贡献超越于个人得失，社会关切超越于个人关切。当时学生心中的偶像，是一直以来被教育所灌输的历史和当代伟人，尤其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和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巨擘，后者不仅做出了伟大的科学发现，更是全身心为人类福祉奋斗的道德楷模。

这种同质性中也有裂缝，那就是城乡间的鸿沟，以及更多的是隐性，而非显性的歧视现象。现在的人们往往认为那是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年代，但其实并不尽然。不平等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城乡差距，这导致城里人对乡下人由来已久的歧视，大学也未能免俗。无论是从贫富程度、着装新潮与否，口音纯正与否、见识多寡，还是从文体爱好、能言善辩和交际能力等，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识别出一个学生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这种显见的区分导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式的小圈子，以及一方的傲慢、居高临下和优越感（虽然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非恶意的）与另一方的缺乏自信、压抑和自卑感。这种感觉可能是非对称的，后者可能有着更深的感受，当然也会对之后的人生产生更大的影响。

华工是一个十分纯粹的工科院校，男女生比例严重畸形，女生大约只有男生的八分之一，有些专业里甚至整个班没有一个女生，被戏称为“和尚班”。这种性别的严重失衡，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学校表面上的一些“性格”特色：单调、朴实、缺乏浪漫和有些死气沉沉。与之对应的则是另一面更为内在的“性格”：严谨、专注、踏实、吃苦的学风，超强的逻辑和解题能力、以及超强的实验和动手能力。上述互为表里的“性格”特征，用现在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就是典型的“工科男”特质。在“工科男”的世界里，弥漫着浓厚的工具理性气息：在以服务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尤其是培养国家所急需的各种高级工程和技术人才为目的教育体系下，对学生的教育就完全专注于其学科和专业，也就是由分门别类的科学理论和经验所构成的客观知识的传授，学生们也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目标，并对专业知识上的竞争乐此不疲。与此同时，对科学权威的无上尊崇也完全内化于心。

这种典型的“工科男”特质有其积极一面：华工毕业生在产业界广受欢迎，许多人都取得了令同行赞许的专业成就，并因此享有极高的专业声望。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得力于心无旁骛、坚韧，对工作近乎偏执的专注，以及对权威的服从意识（与工具理性有关）等特质。而且“工科男”特质也完全契合当代社会以专业能力和效率为导向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因而得以在当代社会中无往而不利。“工科男”特质的消极一面也是显而易见，即价值理性和人文素养的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表现为人文知识近乎“真空”状态，更表现为对社会和公共政策问题的冷漠和兴趣寥寥，这与当时的社会氛围形成鲜明反差：一方面是社会上被称之为“新启蒙”的思想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风起云涌，围绕改革开放所展开的社会论战和思想交锋也此起彼伏；另一方面，社会上激动人心的思想解放大潮却未能在校园里激起多少涟漪，学生们大都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似乎外面世界的变化与自己没什么关系。这一状况的造成，除了单一的学科设置以及相应的教师配置，自组织性学生社团的阙如外，师生视野过于狭隘也难辞其咎。价值理性和人文意识缺失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批判意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修身和内省意识的丧失，至于叛逆意识和抗争意识则更是无从谈起。

1984年7月，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也就是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的“规训”之后，他们将走向社会这个大舞台，摸爬滚打，一试身手，并将见证和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

二、四十年中

如果要就这一代大学生走向社会的四十年给出一个提纲挈领的描述，那就是这代人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奇迹从开启到高峰这一进程的完整的见证者、参与者，当然也是自始至终的受益者。改革开放开启了从中央集权的、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化和全球化导向的经济体制的转型，而经济奇迹则是这一转型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它使得国家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进入到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其创造的物质繁荣和富足是之前的几代人所不敢想象的，甚至于远远超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乌托邦所描绘的那种境况。

经济奇迹和物质繁荣，以及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进程可谓一目了然，也可以用数目字清晰而精准地加以刻画，相比之下，这一代大学生所经历的社会、文化观念、道德伦理以及内心世界的变化却更为隐秘、复杂、多样，对这一变化的认识和阐释也有着更多的分歧和对立。简而言之，无论是狂飙突进的城镇化从根上让乡村和宗族的共同体趋于衰落和解体，还是市场化让城市中的“单位”——一个提供就业、生活必需品配给，到幼托和中小学教育、医疗养老等广泛服务的“共同体”——解体，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传统的、社群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被肢解，顺带着也扯下了其“温情脉脉的面纱”，每一个人都将被抛入市场经济这个冷酷无情的竞争丛林中，从而被原子化，成为孤立、自主和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个体。无论你成为劳动力大军中的一个受雇者，一个自我雇佣的小业主，还是精明的资本家，这一切都将由市场来决定。

市场将决定你成为富人还是穷人，是功成名就还是一文不名，是生活于花园式的别墅区和高档公寓，还是被迫蜗居于破败不堪的老旧小区。市场也使得相对扁平的社会阶层开始加速分化，每一个人都将按上中下或更细分的阶层标签对号入座。当然，市场也会像打破城乡分割推动城乡人口流动一样，提供社会各阶层间流动的机会：位居较低阶层的人希望加入较高阶层，较高阶层的人则要随时提防自己掉入较低阶层，而位居中间的中产阶层，则需要两头兼顾。社会原子化、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以及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化，势必是这一代大学生的宿命，那个从前身份单一、高度同质的群体也被分解为一个个身份、职业、地位等各不相同的个体。

与社会变迁相应的是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影随形。在社群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共同体中，无论是乡村宗族的还是“单位”的，尊崇的是各种传统的美德，诸如正直、勤俭、诚实、互助、同情心等，明辨是非、黑白、正邪、真伪更是做人的基本品质。一个过度自我、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斤斤计较和工于算计的人，则会受到集体的鄙视和排斥。但在一种原子化、个人化和竞争无处不在的社会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奉为生存的金科玉律，“黑猫白猫”论式的极端功利主义成为最高的伦理准则，在此情况下，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也就见怪不怪。这是一种描述视角，可能有些过度灰暗，但如果换个视角，将个人主义的自主、自利和个性解放视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必然产物，或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般配的观念和伦理，那么某种意义上这反而是一种道德伦理的进步。因为个人自主，诸如自主择业、自主婚姻（结婚或离婚）、自主生育、自主购房、自主选择生活方式，以及对自己的决策负责，毫无疑问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是与之相适应的、白纸黑字的宪法和民法条文所保障的个人权利。

同样，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种种现象，诸如炫耀性消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纸醉金迷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虽然存在广泛争议，但也是一种有其合理性的伦理观。因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扩展，本质上被视之为一种人的“解放”，即把人们的本能和欲望从集体主义的，往往也是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禁欲主义牢笼中解放出来。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上述变化是一种渐进，但也是整体性的变迁，这一代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不过，在新旧两种道德观念交替的过程中，传统的美德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依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受到强势话语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加持，这使得那些内心已经被个人主义和自利主义征服的人，不得不用前者作为牌坊和幌子，对真实的内心加以掩饰和伪装，其结果就是社会上无处不在的“两面人”，“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表里不一、言不顾行，近乎人格分裂的特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典型症候，身处社会大“酱缸”中的这一代大学生当然也会程度不同地染上这一症候。

经济奇迹和经济转轨，以及社会和道德伦理观念的变迁，与这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可谓千头万绪，难以在此充分展开，在此拎出两个事件，作为理解上述变迁的一个补充视角。

一个事件是那场风波。随着高潮的结束，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激情也因消耗殆尽而走向衰竭，或者说激情并没有衰竭，只是急剧地转向经济发展和个人物质成就方面。一旦出现这种转向，并将所有激情和注意力集中到经济活动中，经济奇迹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对于走向社会没几年的这一代大学生而言，这一转向也打开了人生道路上的各种机会之窗，并迫使每个人作出评估和选择。许多人加入到“下海潮”中，离开体制内单位，投入到创业和商业活动中，有些人则加入到“出海潮”中，去追逐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浪潮，成为留学大军中的一员，其中有些人最终选择在异国他乡生活。

另一个事件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革，而大多数同学供职的物资系统是受冲击最大的部门之一。在刚入职的那个年代，指令性计划经济还在苟延残喘，物资系统依然对稀缺性生产资料享有令人羡慕的控制权，吃请和收受礼品司空见惯，日子过的是优哉游哉。但随着从最初的双轨制改革到生产资料市场全面放开，再到物资管理部门被精简并最终被撤销，以及国有物资企业普遍陷入经营困境，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重组，物资系统犹如经历了一场大地震，“铁饭碗”被打破，大量员工下岗分流，并被抛向市场的汪洋大海中任其沉浮，而个人与单位之间曾经坚固的情感纽带也随之被斩断。物资系统的景象其实也是20世纪90年代末那场全国性改革大潮的一张缩影。“铁饭碗”被打破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由于在过去所积累的人脉和经验，许多人自己当老板并取得了商业成功。但是，与计划体制下的同质化、平等化不同，当把命运交给捉摸不定的市场时，异质化和分化也就成为必然了。

三、四十年后

毕业四十年后的2024年9月，当再次来到学校的南大门口时，“华中工学院”的标牌已经被大门前镌刻着“华中科技大学”字样的石碑所代替。改名后面是由政府主导的“拉郎配”式的高校合并潮，学校不再是单一的工科院校，一变成为文、理、工、医等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师生的规模也相应出现了爆炸性扩张。大门两侧供进出的小门已经不象从前那样敞开着任人自由出入，而是改由智能化的门禁系统把守着，外来人员需要预约审批并通过身份认证后方能进入。这看似是新冠大流行出入管制的后遗症，也拜人工智能技术所赐，但其后面实际上是一种封闭心态以及衙门心态，反映了校方对公众有关开放和隐私保护等诉求的无动于衷和冷漠傲慢。进入大门后，映入眼帘的依然是四十年前那个开阔的广场，矗立在广场上的伟人雕像，以及“巨无霸”式的主楼建筑。事实上，曾经矗立在全国各地的不计其数的伟人雕像大多都已被拆除，因而这一四十年没什么变化的场景，带给人的与其说是久违的熟悉感和亲切感，还不如说是时间的停滞和凝固感。这可以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解读:它可以被看做是对历史的传承以及传统之强大和深入人心，也可以被看作是破除传统之不坚定和不彻底。意义的解读或许不止于此，它实际上也是对当下社会中因各种观念激荡冲突而被高度撕裂的一种诠释。

沿着广场两侧的林荫道继续向里面走，就会看到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一栋栋现代化的大楼拔地而起，填满了四十年前位于校园各处的林下空地，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独立的大楼，还有新的图书馆、重点实验室、会议中心和宾馆。看着这些宽敞明亮、设计新颖别致的大楼，到访者不由会想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每一栋气派的大楼都有与它相匹配的大师吗？大楼气派与否一望即知，但大师的标准即使在专业圈子内也人言人殊，一般公众更是无从判断，这里不再探究，还是留给专业人士去评价吧。校园里满是汽车和学生的电动车，男女生的比例也比较平衡，不再像四十年前那么畸形。学生情侣们出双入对，关系亲昵而自然，不必像四十年前那样偷偷摸摸地在晚上相会。在学院大楼的一楼大厅中，正在举行学生社团的选举，候选人们一身正装，在与其他学生热烈地交流，这也是四十年前所没有的景象。校园现在的位置不再是城乡结合部了，而是成为高技术产业聚集地的“光谷”的核心地带，这也显示了学校与产业之间的强大联系，以及学校对地方和产业发展的辐射力。

在这样一个有如风景画般的校园里，选择中秋刚过这样一个凉爽的时节聚会，是再惬意不过的一件美事。四十年后再见面，大家的变化都写在脸上和身上：斑白的鬓角和稀疏的头发，充满沧桑感和带有皱褶的脸颊，有些蹒跚的脚步和臃肿的体态，从容淡定的神态。这些都是一个人渐渐变老的自然结果。但也有不变的东西：脸部的轮廓、普通话中夹杂的地方口音、或开朗或内向的个性、大学期间就存在的小圈子。聚会的主题当然是忆旧，共同回忆大学生活的足迹和逸闻趣事，其间也少不了唱歌跳舞等才艺表演，聚餐以及轮番的敬酒畅饮。聚会依然保持着在校时的平等氛围，不论个人在仕途、商场或专业领域是功成名就还是默默无闻，亦或是起起伏伏，不论个人间的地位、身份、财富、声望如何分化，都不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情绪，如同再次回到学生时代那纯真、自然、平等的集体生活中。这种平等氛围是许多大型聚会所没有的，后者或隐或显都有着主客区分和等级化色彩，也就难免充斥着虚情假意、客套、拘谨、程式化，以及庸俗的商业和利益动机。

在这看似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即使大多数人已经退休并开始颐养天年，但也能在聊天中感觉到人们身上潜藏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既与当下大环境有关，也与对未来形势的预期有关，既与个人有关，也与家庭和社会有关。这些人曾经见证和参与创造的经济奇迹，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上，种种或显现或隐伏的危机随时可能让奇迹谢幕。与此同时，曾经被认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也出现重大逆转，加之人口结构正在经历的巨大转型——一方面是加速的老龄化，一方面是出生率的陡然下降，当下和未来的一切似乎都被笼罩在各种不确定性中，对此难免忧心忡忡，但却深感一己之渺小而无力应对，困惑和焦虑也就在所难免。首先面对的是自己渐渐老去后，越来越严重而且捉摸不定的健康和养老问题。不仅各种疾病找上门来，防不胜防，而且由于下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不可能像多子女的父辈一样，寄希望于子女的切身陪伴和看护，每个人只能独自面对，孤独感难免伴此残生。除了担心自己的未来，子女的当下和未来或许会让人担心：子女们大多刚刚进入或即将进入职场，但却遭遇几十年以来最为困难的就业形势，从而担心他们成为“啃老”一族；子女们也大多进入了婚配和生育年龄，但在大龄未婚男女和“丁克”一族风行的大环境下，抱孙心切的他们难免为之揪心；那些在海外读书或生活的子女们，也让他们因全球民粹主义和新冷战的叫嚣而牵肠挂肚。除此之外，两代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责任分担，以及收入和财产处置上都可能产生冲突。这些个人的和社会的种种问题，曾经被视为发达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一种现象，但现在来看这一认识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问题也在向我们迎面袭来，它是生活富裕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只是猝然来临时有些措手不及。

四、瞧这一代大学生

每一代人都会被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当然也会塑造身处其中的时代。这一代大学生生活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的时代，经历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与社会、文化和道德观的急剧变迁，这使得他们处在传统与现代、物质主义与精神信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的多维张力中，这些观念之间虽也有和谐共存之时，但更多的是冲突和对立，这形塑了这一代大学生的内在世界。

这一代大学生传承了祖辈勤奋、吃苦、节俭的传统美德，具有强烈的成功和成就意识。这一代大学生也比前几代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有着更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上述品质被认为是经济奇迹后面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是更专注于物质成就和事业成功，或者是被物质成就以及与之关联的享乐主义所诱惑，这一代大学生在精神和信仰方面可能面临严重的空虚和危机。在这一代大学生开始记事的年龄，已经处于衰退期的文革极左主义曾经给他们留下模糊的记忆；在进入大学及毕业后的最初几年，被称之为半途而废的新思想“启蒙”运动也曾触动他们的心灵；再之后就是各种思潮观念，无论是本土的还是西方的各种舶来品，亦或是各种宗教观念纷至沓来，但都未能真正融入这一代大学生的内心。就此而言，各式信仰和观念对这一代大学生都是匆匆过客，如同狗熊掰包谷，掰一个扔一个，以至于到最后心中仍然空空如也。“什么都不信”，不仅是日常聊天中的一句口头禅，也是精神和信仰空虚的一种真实写照。

这一代大学生可能一直抱有其社会精英意识，认为自己聪明过人、受过教育、见多识广。这种精英意识似乎也为他们普遍的社会地位所印证，他们中的少数幸运者已经跻身上流阶层，大多数人也处于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与此同时，这种精英意识也不可避免地被侵蚀，并发生蜕变。大学文凭，尤其是非正途出身的文凭供给的爆炸性增长，使得不同年代的文凭都因其稀缺性的丧失而大幅贬值，而文凭曾经是精英意识的一个重要支柱，但现在它倒塌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壮志得酬功成名就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即使不碰得头破血流，也往往流入平庸，泯然众人，从而难见大学时的那种雄心和锐气。与精英意识的衰落相比，精英意识的蜕变或许更值得关注。这一代大学生早已没有了“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和责任意识，他们优先关怀的是作为“小我”的个人、家庭以及朋友圈的利益，而不是作为“大我”的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更谈不上为了“大我”而甘愿牺牲“小我”的献身精神。

这一代大学生可能是最后一代集体主义者，也可能是最早的一代个人主义者，或者说是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过渡的一代人。他们还依然保持着儒家的宗族主义和家庭伦理观，是父母面前的孝子，是对子女关怀备至，承担着无限责任的父母，是能够与另一半相伴一生的丈夫或妻子。他们也看重社会关系，甚而保留着广交朋友的江湖豪气，热衷于同学、同事、婚丧嫁娶等聚会，并且在请客时争着付款。但另一方面，在传统的社会连接纽带断裂和社会组织不断衰亡后，他们也是最早的一批原子化个体，最早被抛向市场的一批个体，独自面对市场和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风险，从而学会了自立、自主和对自己负责，也学会了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自利和算计。

这一代大学生也是早期市场化进程，即被人们称之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见证人。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处于变动不居，甚或是“真空”的状态，其对个人要么毫无约束力可言，要么也是软性的和空前乏力的，这让人们为了追求个人的一己之利变得无所顾忌，胆大妄为，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诸如贪婪、欺诈、投机、腐败以及堕落，也如脱缰野马般在社会上肆意泛滥。但另一方面，在需要他们为公共利益、为公平正义和理想社会、为给下一代留下有价值的文化和精神遗产，为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而站出来抗争，以展示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时，他们却变得驯顺、怯懦、退缩、漠然、市侩、犬儒化了。这种“勇于私斗，怯于公愤”的精神状态，虽然源出于根深蒂固的国民性，但在这一代大学生身上却体现得最淋漓尽致，这或许会成为后代人评价这一代大学生时最常用的一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