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炜：从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痛苦和不幸

近期将推出2024-2025博古睿学者（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的访谈，集中介绍他们这一年中将要与我们合作的研究项目，欢迎关注与合作。

近期，哲学、心理学还有其他不同的学科都在关注“幸福”问题，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单独的子学科，叫“积极心理学”。但我们可能并没有足够关注幸福的反面。

幸福，一般英文翻译成well-being，它还有一个反面，叫做ill-being，不幸。后者表示一种不那么完善或不太好的存在状态，却可能是我们所处的比较实际的状态。

如果我们要了解不幸，不能简单地通过逆向推理来了解。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幸福，也不代表我们通过反推就知道什么是不幸。同样，知道什么是积极情绪，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反推出什么是消极情绪。

我想考察幸福的反面，或者说积极情绪的反面；追随苏格拉底，尝试从哲学的角度去探究它是什么，以及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考察如何评价它，还有我们的应对方式。我的研究方向是关于负面或消极情绪的考察，尤其是痛苦，这里指比较广义的痛苦和不快概念，既包括身体上的疼痛，也包括不快等负面情绪。

我的工作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是系谱学的或者历史的面向，我想考察历史上人们是怎么认识这些情绪的，尤其是从哲学的开端一直到当下它发生的演变；另一方面，是系统的面向，即我们当下怎么从哲学家或科学家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如果关注疼痛的本质，当代人其实习惯于在笛卡尔主义的影响下考察这种心理状态。笛卡尔基本上认为，痛苦是一个主观的心理状态。尤其是身体的疼痛，它非常单纯，就是一种疼痛或不快的性质；除此之外，它就一无所有了。疼痛在脑里或心里，而不在身体上，这是笛卡尔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其次，笛卡尔主义比较关注痛苦的分类。疼痛或痛，也就是英语中的pain这个概念，是疼痛研究最重要的一个面向。而其他诸如情感性的不快或负面感受，则不是疼痛研究最重要的对象，它们可能涉及其他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和疼痛研究之间有关联，但不是后者的一部分。

最后是评价的问题。人们通常将痛苦理解成一种典型的内在的坏（intrinsic bad），即认为它本质上是坏的。因此我们很简单的一个态度就是尽可能削弱疼痛。怎么削弱呢？医学的处理方式就是咨询医学专家，采取治疗手段，使我们尽可能远离或减少疼痛。这是当代比较流行的疼痛概念。

如果从这个流行概念来看古希腊的概念，一些当代学者会认为，古希腊人没有健全的主体性或意识的概念，所以他们会产生一个误解，以为疼痛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不是一种心灵的状态；他们也没有特别关注疼痛或痛苦的现象学性质，即那种让人不快、让人感到厌恶的主观特质。

如果我们比较古代和当代对于负面情绪的认识，我们就会觉得古代有很多缺点——古代人没有充分区分疼痛和不快，而把疼痛和其他负面情感混为一谈。但如果我们关注最近二三十年的研究，会发现神经科学和哲学领域都开始反思笛卡尔主义对于疼痛的看法。很多学者开始强调，即使是身体疼痛，也像人的情感一样复杂，是一个包含多种元素的心理状态，它跟负面情绪或情感的差别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大。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个更广泛的痛苦概念，而不只是狭隘的身体疼痛。

如果单纯把疼痛视为可量化的性质，且只有医学专家才能掌控它，那么这背后会有很多的伦理问题和困境，甚至社会问题。因为它忽视了病人（或痛苦/不快的承受者）也是能动者的事实。

另外，如果疼痛或其他负面情感是跟文化、社会，或者跟人的活动相关的一种性质，这就比较接近古希腊人的理解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怎么跟它相处、怎么理解疼痛简单地变成一个医疗问题，而是应该把它作为社会问题来处理。因此，我们既要关注病人作为行动者的角色，也要关注除了医学专家之外的社会联系，比如他和他的家人、朋友等等，才能更好地处理负面情感问题，而不是将它仅仅作为一个需要躲避和治疗的对象。

博士期间，我进入了洪堡大学的一个洪堡基金会研究项目，也是我导师的项目，关注“古代的健康和幸福”，它有一个题目是“Medicine of the Mind, Philosophy of the Body”，即“心灵的医学和身体的哲学”，主要讨论古代哲学对于幸福的探讨及其和医学之间的关系。

我当时做的项目是关于快乐的，由此切入了有关幸福和医学的话题。我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快乐，一个是所谓的医疗话语（或治疗话语）。在当代的语境下，治疗这种话语方式本身就使用得非常广泛。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现在人们很可能会说：“你只是生病了，需要吃点药，需要去医院看病。”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医学就已经特别成功，这使得治疗话语非常流行。所有的希腊化哲学家，无论是斯多葛派、漫步派，或者是伊壁鸠鲁派，甚至是怀疑论者，他们几乎都是将哲学字面地理解成一种心灵的治疗。为什么要做哲学？其实是为了获得某种心灵的宁静，在这种宁静中，你可以回避痛苦。在柏拉图那里，你也能看到类似的治疗话语——他会觉得一些心灵或情感的“疾病”，实际上都是某种需要被清理、可以被治愈的东西。

但是亚里士多德好像不这么认为。他甚至认可，一些负面情绪恰恰是人健康和具有德性的标志，而不是生病的症候。所以在他那里，我们能看到很多不是单纯接纳治疗话语的元素，这些是值得我们去讨论、需要当下去反思的东西。

由于已经接触过大量关于快乐的讨论，我有点想做一点不同的东西，自然可以考虑的是它的镜像：作为幸福“反面”的不幸，以及作为快乐“反面”的痛苦。当我说它们是反面的时候，我并不是说，知道前者就能知道后者，而是说，后者值得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来研究，而不是仅仅作为前者的附属。

为什么要关注痛苦？简单说，就是因为它是重要的，但有时候却被忽视了。我们生活中做的任何事情，几乎都跟情感相关。当我们要理解人或者社会的时候，就不得不了解情感。然而如果我们把情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会发现大部分情感其实是负面的，或者是由负面主导的。

古希腊人很喜欢把一些情感当做神，比如恐惧、希望、渴望和哀悼等。但在赫西俄德的《神谱》里，这些人是黑夜女神的子女，他们的主体色调是灰暗的。虽然我们通常认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应该各占50%，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看过《头脑特工队》，会发现第一部其实只有一个正面情感——Joy (乐乐)。剩下无论是愤怒、忧伤还是其他角色，都是负面情感。今年上映的《头脑特工队2》中，新加入的情感是尴尬、倦怠和焦虑，全是负面的。第一部里面的核心冲突，就是快乐和其他情感之间的冲突，Joy（乐乐）是主角。但在第二部中，负面情绪已经成了主角。

关注负面情感，不仅是为了了解人本身，也是为了了解这个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在古代这个领域，我们已经不可能以单学科的视角来研究了。因为古代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多元的领域。因为古人讨论某个问题，绝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哲学文本，因为当时并没有我们现代的学术分科。所以，我们势必要去处理今天被归为文学文本、医学文本、古代理论著作、实践类的药方或指导、书信、寓言、字体著作、墓志铭等材料。

古代人的情感，一方面对它的研究很困难，因为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古人，大多是通过文字材料间接接触古代的东西，看到的可能也只是他们部分情感的文字表达。另一方面，文本也好，非文本材料也好，它们跟情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所以需要我们去挖掘其间的联系。

如果我们要拓展材料的话，肯定不限于文史哲，还需要科学史、叙述学等等。因为我们不光想知道情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还想知道它是怎么被描述、被表达的（我们需要通过病人之口，知道他处于怎样的状态）。此外，我们还需要纸草学和铭文，因为我们需要的材料不仅仅是传世的文献。

例如，前几个月，有一则利用机器学习来破解不能打开的纸草的新闻在网上流行。这批纸草就来自一个意大利的小镇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在那里，大量的卷轴被火山灰埋没，碳化后很难被展开。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一部分——这些纸草很重要，是罗马一位伊壁鸠鲁派哲学家菲罗德谟（Philodemus）的作品。他的作品《论愤怒》是我们目前唯一保留从伊壁鸠鲁派的角度来考察愤怒情绪的文本。你必须有纸草学的基础，才能进入它。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哪怕仅仅集中在古代，也有跨学科的必要性。

假如你不光关注古代，还关心当下的问题，那跨学科研究更是必要的。比如，古代人可能倾向于认为痛苦比较复杂，而近代以来的心灵哲学会觉得痛苦是很简单的，是一种现象性的意识状态。那为什么现在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后者？恰恰是因为神经科学的发展。

解释痛觉有一个重要理论叫做Gate Control Theory（门控理论），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它的核心观点是，疼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感受质，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有好几个层次、好几种成分。虽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一看法，但是它确实是最具影响的痛觉理论之一。而只有在今天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这些理论有所了解和反思。

我们今天谈动物伦理其实也涉及动物痛苦的问题。至少从功利主义或效用主义的角度，动物和痛苦的关系会直接牵扯到我们跟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很有意思的是，七八十年代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大部分动物不会感到痛苦。

后来，很多学者把意识的阈限放得比较高，认为经历痛苦需要很多特殊的认知条件，比如大脑皮层这样的生理条件等。这种看法使得我们认为，能够感知痛苦的动物是非常少的，可能只局限于哺乳动物和部分其他动物。但是这个看法其实有一点奇怪，因为如果你去看古代人的作品，他们虽然对神经生理并没有精确认识，但是他们普遍认为所有动物都会经历痛苦。在这个基础上，自然会有一些不同的伦理考量。

回到当代，从2012年的《剑桥意识宣言》(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到今年的《纽约动物意识宣言》(The New York Declaration on Animal Consciousness)，都在尽力拓展我们想象的能够承受痛苦的动物的范围，不局限于要有一样的神经系统或大脑结构。人们会认为，很多鱼类、蟹类都可能经历痛苦和不快。从这里对于痛苦的理解看，我们似乎又更接近古代人的看法了，虽然现代科学给出了不同的论据。

综上所述，我觉得很多学科都可以介入这个问题，同时它也天然地会跟很多学科发生关系。

我把它叫做“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我首先倾向于认为，痛苦应该是一种广泛的存在或心灵状态，而不局限于身体损伤带来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我倾向于认为它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状态，类似于情感，而不是单纯的感受质（felt quality）。

第二，我认为快乐和痛苦是不对称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各自视作一个集合，我不认为痛苦和快乐是没有交集的。我会倾向于认为快乐是一种心灵状态，痛苦也是一种心灵状态，但是它们不能享有一个连续的谱系，谱系的左边是快乐，谱系的右边是痛苦。

我觉得这个看法有一些实践上的好处。比如在伦理上，快乐和痛苦就是不对称的。这个不对称是指，消除痛苦的义务是比较高的，但却没有增加快乐的义务（至少这种义务比较低，或者没有那么急迫）。从伦理的角度，我们直觉上更倾向于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甚至锦上添花并不算道德义务，但雪中送炭似乎是一种道德义务。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有一种方式是说，它们的本质完全是不同；从这个本质的不同出发，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给予它们不同的伦理假设。

无论是古代人的哲学，还是他们日常的看法，之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对象，可以启发和拓展我们的理解，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古代哲学是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也构成了我们当下多元主义经验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他者。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纳入到我们的思考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它是重要的。

从情感哲学的角度，对于今天我们对情感的态度，我稍微做一下区分。第一种态度是觉得情感是不好的、非理性的，所以为了过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尽可能消除和回避情感。这是一种常见的思路，在当代也很流行。

第二种态度是认为我们要区分“好”的情感和“不好”的情感，要接受好的情感，不接受不好的情感。前一阵有一本书叫做《坏的哀伤，好的哀伤》，英译本叫Grief: A Philosophical Guide，就是《哀伤：一个哲学的引导》。中译者抓住了原作者的想法，所以在标题中区分了所谓的“好”和“坏”，似乎我们只需要其中的好的，而不需要坏的。

第三种态度是认为应该对情绪，哪怕是坏的情绪，采取一种更宽容的态度。有本书叫Dancing with the Devil，副标题是“坏的情绪如何制造好的生活”。这本书把情感（包括负面情感）比作成蠕虫，虽然蠕虫让人觉得不那么舒适，但是花园要维持它的繁荣，还是需要这些蠕虫的。这种态度试图对情感，即使是负面的情感，也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

这是我们当代能看到的三种对于情感的理解。第一种你可以说它是主流的，古代的斯多亚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情感都应该去除。第二种类似于柏拉图或者一部分亚里士多德。第三种态度也能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找到。

你看，既然这三种观点在古代都能找到对应，古代与当代并没有那么多不可逾越的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