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合办的青少年研究所（1983-1984）和经济日报社（1985）工作过，那时这两个单位都是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的前沿。我在经济日报社工作期间，就参与组织过“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观念变革”研讨会，会议纪要在经济日报登了整整一大版。那时比较活跃的还有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杂志等报刊，也都召开各种有关社会思潮的座谈会。
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这些会议不像现在有些“论坛”，形式大于内容，标题盖过实效，大都比较朴实无华，没有什么“大牌”，老中青都是平等参与，围着桌子一坐，自由发言，最后把纪要发在报刊上。一般是针对某篇文章、某个电影、某个社会思潮发表评论，但是，文革已使整个中国的文化土地一片荒芜，理论的贫乏限制了我们的思考，因此，一股读书的热潮蜂拥而起。
1984年的一天，我和石小敏商议：咱们搞一个读书会吧。小敏是我北京大学1977级同学，我是哲学系，他是经济系。记得一次同学组织的讨论会，石小敏讲对《资本论》的再认识，在这个会上我们初次相识，以后来往较多，成了好朋友。后来，作为知名经济学家，石小敏一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投身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并且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
小敏积极赞同我的建议。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读书会有了一个名字，叫《传统与变革》，后来的丛书也用了这个名字。我们的想法是，面对思想观念变革的大潮，我们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如何关照过去，又如何展望未来？如何评价传统，如何批判或者继承，又如何迎接新的思想和新的世界？
那时比较有影响的是“走向未来”丛书，它是挂靠在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在我1983年春调入青少所之前，它就已经成立了。“走向未来”丛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唐若昕就是我青少所的同事，其他一些编委我也多有来往。不过，他们的丛书是以引进编译为主，与我们后来的丛书以原创为主有所不同。
记得当时还有一些朋友拉我参与其他“读书会”的活动，或者一些专题研究小组，比如劳动就业，干部体制改革，社会学等 ，可见那时读书多么活跃，而且完全是民间自发的。
既然是读书会，首先需要找一些思想活跃的人加入。经各自介绍，一批朋友陆续成为读书会成员。这些成员有的是朋友关系，有的是同学关系，有的是学者名人。
我推荐了刚刚认识不久的张维迎。维迎那时已经初露头角，因为发表了几篇主张市场经济的文章引起社会关注。那时他才二十出头，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已显出经济学方面的才华，给我的感觉是质朴、深刻而机智。比如他说“金钱（利润）是社会的奖章”，“计划经济是在缸里打水，市场经济是在井里打水”。维迎研究生毕业后调到国家体改委下刚成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来到北京，就更方便了。
以后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中，维迎著述颇丰，影响广泛，无论时局如何变幻，他都是市场经济勇敢的捍卫者，企业家精神的积极倡导者，获得社会的广泛尊敬。
还有一位是吴稼祥，也是北大经济系77级的，我们在校时因为同在“五四文学社”而相识。他虽然学的是经济，但是性格却非常“诗意”，对社会和时局经常有独到的见解，口才和文笔都很好，幽默而智慧。他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就是中共十三大前后参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后来他从事过商业，并曾出国访学，在政治哲学方面颇有建树。
大约是我在青少所工作期间认识了王润生，他当时已经在学术方面有所成就，所以后来正式成立丛书编委会时就推举他为主编。我记得他后来主要讲的是伦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中国如何从“熟人社会”（“血缘型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公民社会）转变。他也在政治哲学方面较早有研究，学术界交往广泛。尤其有趣的是，他的动手能力极强，无论是烧饭还是装修房子，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家具，都是一把好手。因此，当他被迫留居巴黎以后，这些能力使他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丰富的色彩。
说到此，不应该忽略两位夫人，我的夫人王津津和润生的夫人廖萍萍。她俩绝不亚于我们读书会（丛书）的正式成员，积极参与了所有的活动，并且在组织、后勤、联络等方面做得更多。
参加读书会的还有当时正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的冯仑，他后来调到体改所，和维迎在一起，再后来又去办公司，“野蛮生长”去了，直到开出了更广阔的天地。
还有一位是王辉，他是我在经济日报工作室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的研究生，思维敏捷，知识结构也比较新潮。九十年代以后曾经营公司，从事中美之间的投资合作，并定居美国了。
我还推荐了一位北大法律系的同学齐海滨参加读书会。海滨为人热情而真诚，颇有书卷气。编委会成立后，他的家（三义庙）也是主要活动场所之一。他不仅约到了文学大家谢冕先生的书稿《文学的绿色革命》，也在丛书发表了自己的著作。后来他一直在法律领域深耕，曾赴美深造，也曾回国在华中科技大任教，现在多住在美国耶鲁。2016年8月，我们还有幸在耶鲁大学偶遇，他还带我们参观了校园，而且知道了“先有大学后有耶鲁”的故事。
特别需要记住的是郑继兵，他是我们班同学，差不多在班里算最小的了。为人热情、诚恳、质朴。由于他承担了不少事务性工作，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读书会的“总联络人”和“秘书长”式的人物。特别是后来以他父母家为主要“据点”以后，每次他都出力最多，张罗通知联络，张罗茶水小吃。继兵九十年代以后，执着于易经理论的研究，并且将理论转化为技术，创立了“和合医疗科技公司”，生产理疗仪器。令人扼腕的是，郑继兵因为突发脑溢血英年早逝，这是我们都没有料到的。
梁策也曾是我们读书会的成员，记得当时他在国家科委（或经委）工作，曾经在日本学习或工作，还为丛书贡献了一本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九十年代后自己创办公司去了。
应该是在读书会活动一年多以后，经许医农和王润生策划商定，《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成立了。也就是说，这是读书会升级换代，成了出版丛书的班子了。
丛书出版要有出版社，机遇让我们与贵州人民出版社联手了。正是在此时，许医农加入进来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她是老师加大姐，深受大家尊重，不过按照八十年代的习惯，我们都叫她“老许”。老许是资深编辑，原来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后来调到北京三联书店，在她手下编辑出版的好书颇丰，比如何博传所著《山坳上的中国》。她以极大的热情并且无私地参与了编委会活动，特别是承担了丛书出版的关键性工作。
我的记忆里，丛书的选题、编辑出版主要有赖润生、老许、继兵的具体操作，原来读书会的朋友们（大都成为编委）主要是参与讨论和评估，也会通过人脉寻找有价值的题材。
我们还请过邓伟志、王通讯、胡平、梁治平、周国平等学者，尽管参与的次数不等，也给我们添加了一些亮色。
读书会和以后的编委会以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形式（记得大约两周或每个月一次吧），每次讲一个主题，讨论一部书稿，或请某位开讲，大家评论。那时不像现在，动不动就捧为“大咖”，“名流”，“专家”，只是知道某人在某方面有学术成就，大家各自通过人脉，请来主讲。
开会需要有地方才行，一开始就在我家。那时我在劲松小区有一套不到50平方的房子，就我们那个年龄段来说，就算得天独厚了。我家就成了初期聚会最多的场所。后来，郑继兵提出可以用他父母在七机部（后来的航空航天部）的一套住宅，因为平常只有母亲和姐姐在家，房间又很大，这里就成了主要的“会所”了。
有的时候也会临时换地方聚会，比如政法大学和青年政治学院的王润生家，三义庙的齐海滨家，沙滩的吴稼祥家，等等。
丛书的正式出版是在1986年4月，王润生主笔撰写了“总序”。
编委会的名单在不同时间有些变化，出版丛书的几年间（1986—1989）有过两组名单。
第一组：
主编 王润生
副主编 许医农 杨利川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王辉 王润生 王通讯 邓伟志 石小敏 许医农 齐海滨 亚丁 吴稼祥 杨利川杨百揆 郑继兵 张维迎 胡平 梁策
主编 王润生
副主编 许医农 杨利川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王辉 王润生 王通讯 邓伟志 石小敏 许医农 齐海滨 吴稼祥 杨利川 杨百揆 郑继兵 张维迎 梁策 梁治平 崔之元
前不久，著名文化学者林毓生先生去世，使我们想起一段值得一提的往事。他的颇有影响的著作《自由意识的危机》就是在我们《传统与变革》编辑出版的，不仅出了第一版，而且又出了再版。据润生回忆，再版时林先生要求增加一些内容，特地赶到北京，在北大外宾楼食堂与润生和译校苏国勋（翻译是穆善培）谈了一晚上。崔之元也参与了本书的译文校对。
《家庭的明天》（邓伟志）
《决策学的新视野》（周农建）
《日本之谜—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梁策）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美·林毓生 著 穆善培 译）
《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梁治平 齐海滨）
《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的演进》（曹锡仁 李泽普 张胜利）
《现代人的回溯与思考——关于文明发展的对话》（郑继兵）
《未来人才学》（王通讯 王银江）
《我们性格中的悲剧》（王润生）《文学的绿色革命》（谢冕）
第三批5种：
《中国人的人格——从传统到现代》（魏磊）
《经济行为与人——经济学的哲学思考》（张博树）
《主体的沉沦与觉醒》（肖雪慧 韩东屏等）
《兴衰与追求——价值观与东西方社会发展》（陈刚）
《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日·绫部恒雄 主编 周星 等 译）
从这些书目来看，我们丛书的选题主要是有关东西方文化比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或者应该发生哪些变化？
当时有影响的知名学者和领导干部来了不少。不过那时，并不怎么讲究形式，尽管是在人民大会堂，其实并不是现在想象的那么排场。
其中还有一个花絮，一天的发布座谈会，中午总要吃饭吧？如此阵容的会议，人数又多，太差了确实不上台面，档次高了又吃不起，而且太耽误时间。何况，那时的学者和领导们都很随便，根本不讲究身份和排场。我忽然想起一个主意，那时正好肯德基刚刚在前门开业，虽然只是一个快餐连锁店，却成为中国一大新闻，何不以此做午餐，又便宜又新颖。
会后第二天，特地安排编委会的朋友们与离职不久的老宣传部长朱厚泽先生见面，在贵阳饭店一起吃饭。这事情应该是由许医农和吴稼祥安排的，因为老许与老部长是同乡，而稼祥曾在中宣部工作过。
一年多以后，我们与时局一起都“碎片化”了，各自找寻新的方向。我已经南下广东，白手创业。偶尔有机会到北京，就约朋友们聚一下。就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时散时聚，竟留下了一生不变的珍贵友谊。
今年2月，远在巴黎的润生和萍萍发来邀请，希望老朋友们为他们结婚四十周年做点什么。我和津津给他们写了几句话，并赋诗一首，中心也是和“传统与变革”丛书有关的：
追忆当年议论多，
直击传统与变革。
丛书种下百年树，
友谊唱出一世歌。
自有新思润沃土，
难得飘萍添婀娜。
四十年后情深处，
仰望千里共星河。
这首诗不仅把“润”和“萍”藏于其中，以祝福他们的美满婚姻，而且也说出了当年我们编辑出版丛书的历史意义和朋友们一生的“书友”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