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任何一项宏大叙事都有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开头。
1918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场意外的晕倒成为了苏联特权制度的肇始。
这个晕倒的人，叫亚历山大·瞿鲁巴，时任苏维埃粮食委员会主席，他是在开会过程中发生这一幕的。
一个管粮食的第一责任人晕倒，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干部的忘我精神有多么地令人心痛！国家机器一定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是因为"忙于工作、饥饿过度"而倒下的。
列宁喊出了一个口号：干部决定一切！
为了保护干部的胃，克里姆林宫开始设立"疗养餐厅"，全国各地的优质食材纷纷汇集于此；
为了保护干部的身体，需要配备专业医疗团队，顶尖医生被调来专供特殊人群使用；
为了保护干部的安全，必须为他们配备专车，甚至防弹轿车也被列入了必需品清单。
这些措施，无不以"保障工作"为名。冠冕堂皇的理由，开启了特权分配的先河。
实际上，瞿鲁巴不过是遗传性心脏病发作。但这个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特供体系可以借此合法化地摆上台面。
02.
从1920年代开始，特供开始走向制度化。
克里姆林宫特供处的成立，标志着临时性的特殊待遇开始转变为常规化的特权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正是苏联大力宣扬平等观念的年代。在苏联人的脑海里，“平等”与“特供”，这两个概念如此奇妙地并行不悖。
进入1930年代，特供制度进入全面系统化阶段。一个森严的特供等级制度确立起来，其严密程度远甚沙皇时期。
从普通干部到最高领导层，每个级别都对应着不同的特权待遇，你的待遇如何？请你对照查收受用。
这种制度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分配上，更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住房到医疗，从子女教育到休闲娱乐，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特权体系。
特供被牢牢嵌入苏联的政治肌理之中。
当初号称的革命，本是为了推翻特权，现在却在新的旗帜下重建了一个更为精密的特权体系。
一个声称要实现人人平等的政权，却在其统治的最初阶段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
这颗种子最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其阴影笼罩了整个苏联时代。
03.
特供制度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顶峰。
仅在莫斯科地区，直接享受特供待遇的人员就达到4万多人，如果将家属计算在内，实际受益群体超过10万人。
整个苏联境内，直接享受各级特供待遇的干部约25万人。这个庞大的供给网络，每年消耗的财政支出占到苏联国民收入的3%-5%，而受益人群却不到总人口的1%。
特供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在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上。
首先是令人瞠目的奢华程度。
莫斯科地下十几米深处，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权王国在运转。
在这里，最稀缺的黑鱼子酱敞开供应，精工制作的套娃可以小到黄豆大小，每一样物品都彰显着特权的精致。特供商品的价格，往往只有市场价的十分之一。
在莫斯科，特供商店有200多家，建在地下的特供商店，通过专门的"地铁2号线"与克里姆林宫相连，构成了一个隐秘的特权消费网络。
第二个维度是刻意营造的神秘感。
苏维埃政权一直标榜"低薪制"，但实际上，官员们除了优厚的工资外，每月还会收到装有3000到2万卢布现金的"特供信封"。
而同期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仅为200卢布。
罗曼·罗兰在访问莫斯科时发现：那些并未标注在地图上的豪华别墅，都是为高官们特别修建的。
当被质疑时，得到的是一个标准答案："这是国家的财产，我们只是暂时使用。"
这种藏在微笑背后的说辞，掩盖着特权阶层正在形成一个完全独立于普通社会的平行世界。
第三个特征是，特供之内还镶嵌着一个精密的等级制度。
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分为ABC三级：
A级服务于政治局委员和部长级官员，商品目录多达1000多种，包括300种进口食品、400多种国产优质食品和300多种日用奢侈品；
B级面向各部副部长；C级则供应给较低级别的干部。
这种森严的等级划分，不仅是一个物质分配系统，更是一个政治控制网络。
通过这个体系，高层可以精确调节特权的大小来控制整个官僚群体，而官僚们则通过维护这个体系来确保自身利益。
在这三重特征的共同作用下，特供制度完成了对社会的双重分割。
在物质层面，它制造了赤裸裸的贫富差距。
在精神层面，它造就了一道无形的鸿沟，将社会撕裂成两个互不理解的世界。
04.
特供制度如同一条贯穿苏联历史的暗线，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斯大林时期，它与个人崇拜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准沙皇式的特权体系。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奢华宴会时，必定会端上他钟爱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和"格鲁吉亚老三样"。
这些精致的饮食细节背后，是一个正在固化的等级社会。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触动这个畸形的特供体系。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物质分配制度，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特权网络。
当他尝试削减一些明显过度的特权时，整个官僚系统做出了格外一致的反应：
他们可以接受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否定，却绝不允许动摇特权的根基。
这种反应本身就说明，特权已经成为了这个体制的血液。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特供制度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高度。
它已不再是简单的物质分配系统，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统治术。
通过这个系统，高层可以精确地控制每个级别官员的特权大小，从而维系整个官僚集团的忠诚。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戈氏试图再度对特权动手术时，他没想到，他会连同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一起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因为那时的戈氏，遭遇的实际上是一个更深层的困境：特权已经成为了整个统治集团的生存方式。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苏联解体后，这些特权阶层只做了一件事：
他们将特供的"暂时使用权"转化为永久的个人所有权，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俄罗斯的第一批富豪。
05.
特供制度最大的讽刺在于，它恰恰违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
革命本是为了打破特权，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然而，当权力不受约束，当特权被制度化，当利益集团固化，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会被现实的贪欲吞噬。
从瞿鲁巴的那场"意外晕倒"，到后来形成的庞大特权帝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权力腐败史。
特供制度对苏联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它不仅在物质上制造了巨大的社会断裂，更在精神上摧毁了人们对平等理想的信仰。
当普通民众在寒冷的冬天为取暖燃料发愁时，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荒谬的现实：
在号称最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平等已经被制度化、合法化。
这种双重的背叛，最终成为了压垮苏联的重要力量。
历史总是充满警示。
特供制度的兴衰告诉世界，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仅靠装饰一个“平等”的口号，更需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用法治的阳光驱散特权的阴影。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