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三位获奖者的个人情况以及学术研究演化。
Kamer Daron Acemoğlu，是一位拥有亚美尼亚血统的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自1993年起，他就在MIT担任教职，目前是经济学领域的Elizabeth和 James Killian教授。Acemoğlu教授在2005年荣获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并在2019年被MIT授予学院教授的荣誉称号。
1989年，他在约克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在1992年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在加入MIT经济系之前，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讲师一年。Acemoğlu教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尤其以与Simon Johnson和James A. Robinson的长期合作而闻名。他们共同发表了众多学术论文。与Robinson合著的书籍包括"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2006年出版）和《国家为何失败》（2012年出版）。后者是一本探讨制度对国家经济成果影响的重要著作，受到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2011年的一项针对美国经济学家的调查中，Daron Acemoglu在“60岁以下最受欢迎的在世经济学家”名单中排名第三，紧随Paul Krugman和Greg Mankiw之后。这一排名反映了他在经济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根据《经济研究论文》（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RePEc）的数据，Acemoglu在2015年被评为过去十年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此外，根据开放大纲项目（Open Syllabus Project）的数据，Acemoglu在经济学课程的被引用次数也排名第三，仅次于Greg Mankiw和Paul Krugman。这些荣誉和数据点共同突显了Acemoglu教授在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学术生涯
Acemoglu于1992至1993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担任经济学讲师。1993年，他被任命为MIT的助理教授，1997年成为Pentti Kouri经济学副教授，并于1998年获得终身教职。2000年，他晋升为MIT的正教授，并于2004年至2010年担任Charles P. Kindleberger应用经济学教授。2010年，Acemoglu被任命为MIT的Elizabeth和James Killian经济学教授。2019年7月，他被授予MIT学院教授的头衔——这是MIT授予教师的最高荣誉。
截至2019年，他已指导超过60名博士生，其中包括Robert Shimer、Mark Aguiar、Pol Antràs和Gabriel Carroll。2014年，他的收入为841,380美元，成为MIT收入最高的教授之一。
Acemoglu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并于2005年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2006年，他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14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他还担任加拿大高等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的高级研究员，并是多个学术团体的成员。2011至2015年期间，他曾担任计量经济学会出版的学术TOP5刊《Econometrica》的主编。
Acemoglu已撰写数百篇学术论文。他表示，自己大部分研究的动机是为了理解贫困的根本原因。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增长理论、经济发展、创新、劳动经济学、收入与工资不平等，以及网络经济学等。在2011年，他提到过去15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时他也为劳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显著贡献。
自1993年起，Acemoglu与英国政治学家James A. Robinson保持着长期且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他们联合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共同撰写了数本书籍，主要聚焦于增长和经济发展议题。此外，他们还与经济学家Simon Johnson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研究与出版物
Acemoglu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的研究受到了Joel Mokyr、Kenneth Sokoloff、Douglass North、Seymour Martin Lipset和Barrington Moore等学者的深刻影响。
书籍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该书是由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该书深入分析了democratic社会的形成与稳固机制。作者们提出，democracy得以巩固的条件是精英阶层缺乏推翻democracy的动力，而这一过程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1）公民社会的力量，（2）政治机构的构建，（3）政治与经济危机的特征，（4）经济不平等的程度，（5）经济结构，以及（6）全球化的形式和范围。
Romain Wacziarg对这本书的评价极高，他认为书中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理论上的一次重要整合。具体来说，它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即认为制度变革是富裕的统治阶级与贫困的大众之间分配斗争的结果，且这种斗争主要由经济力量所驱动，与Barry Weingast和Douglass North的观点相结合。North认为，制度改革可以视为精英阶层通过将执行权委托给那些不会推翻改革的利益相关者，以此作为承诺未来政策的一种手段。
William Easterly认为这本书是近年来关于democracy经济学文献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Edward Glaeser也将其描述为“极为重要的作品”，并认为它是对该领域的一大贡献。
国家为何失败
2012年，Acemoglu 和Johnson联合撰写的《国家为何失败》一书入选了《金融时报》年度商业图书奖的候选名单。
在这部著作中，Acemoglu 和Johnson阐述了技术前沿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政治稳定，以玛雅文明为例，指出其因缺乏这一条件而未能持续发展。他们还探讨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认为没有对垄断和寡头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创造性破坏便无从谈起。他们以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为例，指出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础。
Acemoglu 和Johnson坚持认为，国家间的发展差异完全源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并对其他理论，如将这些差异归因于文化、气候、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实践知识等，持否认态度。他们以苏联为例，说明苏联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时曾实现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创造性破坏，到了20世纪70年代增长动力逐渐丧失。
这本书面向大众读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受到了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家的瞩目。《华盛顿邮报》的Warren Bass评价这本书是“激动人心、内容丰富、雄心勃勃且最终充满希望的著作”，并认为这本书“实际上可能是一部杰作”。
在《彭博新闻》上，Clive Crook发表评论，认为这本书确实配得上它所获得的诸多好评。而在《外交事务》的一篇评论中，Jeffrey Sachs批评Acemoglu 和Robinson系统性地忽略了国内政治、地缘政治、技术发现和自然资源等因素，认为这本书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读者愿意听到“西方democracy不仅在政治上有益，而且在经济上也能得到回报”的观点。比尔·盖茨（Bill Gates）则表示这本书“极其令人失望”，并认为作者的分析“模糊且过于简化”。对此，《经济学人》的编辑Ryan Avent回应说：Acemoglu 和Johnson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至少他们抓住了正确的问题。”
The Narrow Corridor
在《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2019年）中，Acemoglu 和 Robinson 提出，只有当国家的权力与社会的力量达到大致平衡时，自由社会才能实现。
Power and Progress
由Acemoglu 和Robinson在2023年合著出版的《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深入探讨了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对社会和政治的深远影响。本书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新机器和生产技术的引入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技术促进社会的福祉，以及当前人工智能（AI）热潮的根源。
《Power and Progress》提出，技术进步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福利，其带来的利益常常只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书中对人工智能持有批判态度，指出它可能对就业、工资分配和democratic制度产生负面影响。
Acemoglu 和Robinson还提出了一种愿景，即如何将新技术用于增进社会福祉。他们认为，进步时代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此外，书中还讨论了一系列引导技术发展方向的政策建议，包括：1）实施市场激励措施，2）拆分大型科技公司，3）进行税制改革，4）投资于工人的培训和教育，5）加强隐私保护和数据所有权的法律，以及6）征收数字广告税。这些建议旨在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论文
社会项目与政策
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Acemoglu提出，最低工资和失业福利的政策能够促使就业结构向高薪酬岗位转移。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状态下，就业结构往往倾向于低薪酬岗位。通过这些劳动市场法规的介入，可以提升平均劳动生产率，并且有可能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他还指出，最低工资的设定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对非技术员工进行培训，从而增加这些工人的培训机会。
democracy与经济
Acemoglu及其合作者在研究中发现，democracy制度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着显著且稳健的正面影响，并推测democratization进程从长远来看能够使人均GDP提高约20%。在另一篇论文中，他们还发现democracy对GDP中税收的占比有显著影响，但对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并不稳健。
社会democracy与工会
在2001年的研究中，Acemoglu和Philippe Aghion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和英国的工会解体现象并不是不平等增加的根本原因，但它通过消除工会对工资的压缩效应，加剧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能偏向性影响。Acemoglu 和Robinson指出，工会在历史上对西欧民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在企业利益和政治精英之间保持了权力的平衡。
北欧模式
殖民主义
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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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出版物
Power and Progress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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