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林石谱》的跋文开篇即说“石与文人最有缘”，的确，石因文人被发现，也是文人最亲密的伴侣。在历代石谱中，文人的影子清晰地呈现出来，如《云林石谱》里，石头皆以产地或材质命名、分类，如青州石、太湖石、临安石、武康石等，又有依其形貌名之云灵璧石、红丝石、石绿、钟乳、墨玉石等，其中多有对石材质、颜色、形状、声响之描述，只有少数对于典故的记载。而到了明代时写作的《素园石谱》，固然仍保留了《云林石谱》的一些石名，却也增加了大量因前人典故而流传下来的名石。如苏轼的壶中九华、米芾的风秀丹山，还有米芾的宝晋斋砚山、海岳庵砚山、苍雪堂砚山，欧阳修的虢州月石屏、醒石、醉石、潇洒石，皆以典故而闻名。这些石的样貌、产地，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与文人道不尽、说不完的故事，才是它们真正的价值。
尽管有些石后来成为“名石”而为人所珍藏甚至供奉了，但是在石最初进入文人的世界时，文人会特别地将它置于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白居易《双石》诗说:“一可支吾琴，一可贮吾酒。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五弦倚其左，一杯置其右。洼樽酌未空。玉山颓已久。”白居易在双石“人手”之后依然在“用”着它们，他把一块石用来做支琴架，另一块当作贮酒器。这两种用途实在是可有可无，完全可以被一件专门制作的更符合其功能的“用具”所代替。然而，同那些实现其功能的用具不同，石并不是由于要来当作琴架、酒樽而被“制作”，文人也没有必然要用它“做某事”的意图;石是在“无作”与“不作”的意义上而“无用”的。同时，它又应当可“触手”，这隐藏着对它被当作远离于人的供物或是全然的玩物的拒绝，在时间之中将物的存在挽救了出来。白居易后来给这块“支琴石”又写了一首诗:“疑因星陨空中落，叹被泥埋涧底沉。天上定应胜地上，支机未必及支琴。提携拂拭知恩否?虽不能言合有心。”(《问支琴石》)白居易说，这块石大概是作为陨石自天而降的吧?只是，虽然天上似乎胜于地上，但是在天上做织女的“支机石”未必比得上做我的“支琴石”。这是由于，“支机石”是实实在在被当作一件工具而用了，织女一天也未必看它一眼;“支琴石”却不然，它时时被拂拭、被抚摸，可以听琴，可以兴诗，已经脱出了作为自然质料被掩埋的大地，也逃离了作为工具被消磨的命运。它成为同主人共在于世的一件“有心”的物，正由于此，它的生命是得到了“提携”的，这提携正是在“拂拭”的触手之中所发生的。
白居易在他的诗中，屡次用伴侣、对偶和朋友来表达自我和石之间的缘分和陪伴。他在《杨六尚书留太湖石在洛下借置庭中因对举杯寄赠绝句》云:“借君片石意何如?置向庭中慰索居。每就玉山倾一酌，兴来如对醉尚书。”一个“借”字，道出了石不能为人所有的禀性;而一个“对”字，道出了这位醉尚书在庭院里和石友举杯相就、快意人生的逍遥。又在《北窗竹石》中说:“一片瑟瑟石，数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况临北窗下，复近西塘曲。筠风散余清，苔雨含微绿。有妻亦衰老，无子方茕独。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这一朋友的价值，甚至可以取代妻子儿女，而成为终身的心灵伴侣。这种至诚至深的情义，就连人世间也罕有，他却赋予了那冰凉的片石。白居易在《双石》一诗中又说:“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渐恐少年场，不容垂白叟。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在人间“少年场”的繁华中所规定的自我名利的实现，已经和衰颓的自我不再兼容。此时，唯有两块无所可用的顽石在默默地陪伴着诗人。聊弹一曲，品酌一杯后，带着朦胧的醉意，他问双石:是否愿意和老夫做朋友?
石之为“侣”，是由诗人书写的，亦是在诗人长期对世界的理解和反省中所“求得”的。白居易在大和三年重题《太湖石》时写道:“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嵚崟。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嵌空华阳洞，重叠匡山岑。邈矣仙掌迥，呀然剑门深。形质冠今古，气色通晴阴。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为异，时用非所在。磨刀不如砺，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万金?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他与此石惺惺相惜，它是他的一位“知心”者。何以知心?白居易在诗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石乃是世俗的“异类”，不能为“时”所用，这是同他自己相似的;正由于这种相似，才令彼此得以靠近、相依。这样的想法在他为庐山草堂三物素屏风、蟠木儿、朱藤杖所作的《三谣》中亦可窥见。《蟠木谣》云:“尔既不材，吾亦不材，胡为乎人间裴回?蟠木蟠木，吾与汝归草堂去来。”《素屏谣》云:“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舍吾草堂欲何之?”《朱藤谣》云:“朱藤朱藤，吾虽青云之上，黄泥之下，誓不弃尔于斯须。”草堂三物，也是三件无用之物，白居易在它们的无用中看到了自身的无用。无用意味着不受役使，这是自我获得自由的前提，并且也只有在这种对彼此无用的认同之中，诗人才可能与器物成为一种伴侣。在白居易对双石之“问”，以及为草堂三物所作的“歌谣”当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亲近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已经不能被理解为一种“认识”，诗人并没有企图通过主体性的建立和对理想的自觉“认识”眼前之物。它们是他的“朋友”，他们彼此相遇、相知、相伴，他通过对它们作为自身写照的“认同”而将其纳入个人的世界中。在白居易的生命中，无用未必是一种现世的状态白居易直到去世前两年才致仕——而是在一个意义的世界内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认同，这也就是他在《太湖石记》中所云“苟适吾意，其用则多”。“吾志一也”，这个“志”，便是文人世界中作为存在者的“真”，也就是一个“一”的世界。当一物真正进入了“吾志”之中，它也就进入了这“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它同其他文人之物是可以有许多方式“用”的。这“用”自然不是工具的利用，而是存在于世界中的相伴。
后世许多“友石”故事皆由此而来。米芾爱石的故事，屡被后世文人引为美谈，但又易被理解为一种拜物式的癫狂。许多文献记载，说他任无为州监军时、见衙署内有一立石，形貌奇诡，他立即兴奋异常，命人取来官袍官帽，手握笏板，恭敬跪拜，并呼“石丈”。在宋代《梁溪漫志》中，又说米芾守濡须时听说有怪石在城外河岸边，便命人移进州府衙内赏玩。石运到后，他大为惊遽，忙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石之伟岸独拔，固然足以让人“拜”;但这并不能理解为，米芾是把这块石当作自己的先辈或者神祇来尊崇。文人对石，不是如孝子贤孙般的祭祀供养而生敬畏，石是他们可敬、可爱的前辈、朋友。明代毛凤苞《海岳志林》中为此事翻案，说有人问米芾拜石事是否为真，米芾徐徐地说:“吾何尝拜?乃揖之耳。” “石兄”的称呼或许用“揖之”更为妥洽。不过，即便呼为“石丈”，他对这位老丈也不是瞻仰敬畏，而是作为一位深具心灵之契的朋友相待。
尽管历史不能避免“时人”的曲解，但是文人与石之间“曾在”(海德格尔语)的这种温暖的解语，依然借着石的身体和诗的羽翼不断在当时及后世的知己心中播下种子。林有麟《素园石谱》载东坡有“小有洞天”石，玲珑多窍，石下有座，座中藏香炉，焚香时，烟云满岩岫。后此石人豫章郡黄庭坚家中，其家人珍重之，将此石与任命官职的文书“告身”置于一箧。再后来林有麟在杭州僧寮获得此石，携归置于自家梅花馆内，叹曰“恍然与苏眉山相对矣”。这一块小石，几经辗转，所得珍视尤重。而其珍贵，并非由于曾经为某位名人所蓄，而是对那数百年之前的知己的怀想。清人张希良在为宋荦所藏的一块据说曾属苏轼的“怪石”题写时说:“自有宇宙即有此山，有此山即有此石，何以湮晦数千年?至苏公而始蒙一盼幸，已阅数百年，又得先生大加拂拭，文以青黄。然则凡物苟有其质,含光隐耀，终不能自晦。而至于知己之前，快遭逢而感遇合者，又不独此累累片石也。”石虽来自宇宙大荒之中，固有其美质，但若无苏公慧眼所识，其品性只能长久隐没于历史;在被苏公点化之后，它含藏着光彩，等待着与下一位知己相遇。《素园石谱》载赵孟𫖯有一湖石，名“太秀华”，苍鳞隐隐，浑然天成，置于几案间，“殆与颀颀君子相对”，遂铭其上曰:“片石何状，天然自若。鳞鳞苍窝，背潜蛟鳄。一气浑沦，略无岩壑。太湖凝精，示我以朴。我思古人，真风眇邈!”他所思所想之古人为谁?无非白居易、苏轼、米芾耳。对他的时代来说，这些人还不算很“古”，但他们以其诗文在这拳拳顽石身上，成就了缥缈的“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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