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器物不是简单的堆砌陈设、而是文人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最理想的取用关系和赏玩状态，久久对之，更发展到了格物致知的精神高度，文房万物皆生情。文人将思想融入器物，而又从器物中感悟人生，如此方为文玩之道。
案头为文人著书作画之所，也是独坐凝想赏玩之地，案头文房日日与主人相伴，适用、可心与否，对主人的身心都有慰藉作用。案头上笔、墨、纸、砚自然必不可少，文房延伸用具发展至明，品种已十分繁杂、明初《格古要论》将文房分为十三类，明末的《文房器具笺》则一共列举了45种文玩，故此，文人将文房供具比拟为友，“长离别，短相聚，可是心中留色常青。”
文人雅士在自己的书斋中屏绝声色，案头上寄情山水，非关名利，营造书房净土，蔽去尘世。然而只有终日陷于喧哗燥人的尘世与利害交迫的泥沼中才能更深刻的体会、感悟与品味。如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他寄情笔筒，想寻找一个“闲彼放心”之处，躲避世间风霜尘士。
案头以文房为媒介所呈现的艺术表现，除了寄情山水之外，往往也寄托了案头主人的人生志向，情怀。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所著的《闲情偶寄》中谈到：“位置器玩与位置人才，同一理也…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非特泉石勋猷，于此足征全豹，即论庙堂经济，亦可微见一斑。未闻有颠倒其家，而能整齐其国者。”也见微知著，案头器物陈设如同皇帝设官授职，于人地相宜；安器置物者，务使其纵横得当，各居其所，置之合乎法度。
今目之士，虽难以回归旧时的生活状态，但先贤格物致知、玩古怡情的精神，自当习以为用。所谓的财富价值提升，也只是在追求慕古情怀的道路上，随之而来的东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