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李华讲的故事：
我是个十分胆小的人，特别怕蛇，可是农村的蛇又特别多。这天我和弟弟到田里割麦，一条一米多长的蟒蛇昂着头向我扑来，我吓得扔掉镰刀就跑，同时大叫有蛇！弟弟闻声赶来，他把自己的镰刀给我，让我在前面堵，他空着手在后面追，一会儿蛇就到了弟弟的手上。
弟弟将蛇缠在自己的手臂上，不知道蛇为什么不敢咬他；如果蛇知道自己必死的话，真的应该咬弟弟一口！我说的是蛇。
回到家里，弟弟拿起菜刀，正要结果蛇的性命，父亲拦住他说道：“蛇不能沾铁，沾了会有腥气。”说完从抽屉里找来一根竹片，对着蛇颈便往下一划。
竹片滑下一气呵成，蛇皮整个脱落，蛇肉分成两半，蛇头被割下来扔在一旁。
这时妈妈拿来一口石锅，石锅不常用，放在屋檐下接雨，妈妈洗了好一阵才将上面的绿苔洗掉。
准备停当，锅里倒满水，锅下塞满柴。清水里放上白花花的蛇肉，父亲又到屋后扯了把野葱，一会儿香气就弥漫了整个屋子。
邻居们闻到香味知道我家在煮蛇，个个跑来看热闹，父亲心知肚明，叫大家都一起尝尝，听说吃了蛇肉可以解毒。
95年的时候，大明中学一位老师退休，杨兆成校长介绍我去代课，教初三数学。
初三学生分成两个极端：一类想考高中，学习特别认真；一类混毕业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些十四、五岁的同学甚至偷偷谈恋爱。
当时班上有个名叫邓美丽的学生，成绩特差；不过她喜欢打扮，每天涂口红，抹胭脂，有时头上还戴花。因为经常留级，十八岁了才上初三。她成天疯疯颠颠，与男生搞打说笑。我不是班主任，也不大管她。
后来有一天，我在批改作业时，邓美丽的作业本中出现了这样一张纸条：
亲爱的李老师：您好！
自从您到我们校任教，我便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您，如今已到了忍无可忍俗不可耐的地步。英俊少年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少女谁个不善怀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羨仙！您象雨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没有你，我就无法生存......
我对她根本没有什么意思。我将纸条撕碎扔进纸篓，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邓美丽见我没有反应，以为我默认了。以后不管中午或者晚上，她总是到我宿舍请教难题！学生请教，我不能不讲给她听。她一边向我微笑一边连连点头，鬼知道她有没有听得进去。
跟我同宿舍张昌明老师一心想跟钱小琴谈恋爱，可钱小琴对他爱理不理的，张昌明也不好意思常去；不过每当邓美丽向我请教难题时，张昌明便以不当电灯泡为由，跑到钱小琴宿舍里休息，钱小琴也不好拒绝。
邓美丽不仅课后向我请教难题，有时星期天也到我家里请教。教师也是人，星期天也要休息，而且以她的成绩是绝对考不上高中的，我辅导也是浪费时间。这时我便借口要干活，然后到田里转一圈。邓美丽不走，又向我弟弟请教。我弟弟初中文化，竟然也真的为她辅导！
不久邓美丽怀孕了，校里劝她退学。校长又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以辅导学生功课为名，然后和她发生了关系。我说我辅导她功课不假，可我没有和她发生关系。校长不听我解释，叫我自动离职，不然就开除。我无法解释，只好离职回家了。
这一年，我已三十岁了，弟弟二十七。因为家庭条件差，两个人都没找到对象。
这天有个媒人上门为我们介绍对象，说邻村有户人家母女两个：妈妈名叫吴梅芳，今年四十二，女儿名叫吴小红，今年十六岁。父母、弟弟推荐我去。我说十六岁太小了，最起码要等两年才能结婚。媒人问我想什么呢？她介绍的是妈妈不是女儿，女儿还在上高中呢！吴梅芳虽然老了一点，不过模样长得不错，老公王井富出车祸死了，吴梅芳想再招个男人上门，我看你们兄弟两忠厚老实，所以才来提亲，兄弟两谁去都行。
经不住父母、媒人轮番劝说，弟弟又主动让贤，我也就同意招到吴家。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男子娶人要花钱，六千、八千不等。男方入赘也要花钱，不过比娶人要少一些。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我出五千块钱，吴梅芳与我领证结婚；同时我将户口从老家迁出，到新家迁入！
事不宜迟，当年八月，我请双方亲友吃了顿饭，吴梅芳便与我领证结婚了，吴小红亲热地叫我爸爸。
中秋过后，吴梅芳劝我出去打工，因为女儿还要上学，而她只会种田，这个家没钱不行！
听她说得有理，几天后我带上三百块钱，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到上海干什么呢？原来李学明同学在那里卖菜，听说一天能挣一百多块！去年他叫我去时我在校里代课，今年去没事。
李学明在上海民星路菜市场租了一个滩位，每月交二百八十元管理费。他每天三点多钟到杨树浦批发市场买菜，然后驮到民星路菜市场卖。他租了人家一个楼梯间住宿，一个月要给四百元房租！
既来之则安之，当天我与李学明同睡。第二天刚过三点，李学明便叫我和他一起去买菜。他有两辆自行车，正好一人一辆。我睡眼惺松地爬起来，脸也没洗便跟他走。路上行人稀少，路灯惨淡。两个人大约骑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批发市场。市场很大，各种疏菜应有尽有：大蒜、青菜、土豆、芋头。。。。。。李学明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这个买十斤，那个买八斤。。。。。最后装了三麻袋。他让我驮一只麻袋，他驮两只。他说我没来的时候，他一人驮三只麻袋，大约二百多斤！
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众多。李学明将自行车蹬得飞快，行人和其它自行车都被他拋到后面！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是红灯绿灯，他一概视而不见！交警大声叫嚷，他也充耳不闻！我因为地形不熟怕掉队，也跟着他横冲直撞！
到了市场，李学明将各种疏菜在摊位上放好，然后到门口买了四个馒头，我们俩边吃边卖，自然免不了与顾客讨价还价。
从早上一直卖到晚上九点，除了土豆和芋头，其它疏菜都卖完了。李学明说他今天赚了九十八块钱，他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一边数钱一边大笑！
以后几天李学明一直叫我同去，他的意思我学会后再单独干，市场上还有几个摊位没租出去。他说卖菜虽然辛苦，可是收入比工厂高，又不必看领导脸色。我一听连连称是！
不知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早上，我和李学明从批发市场往回赶时，李学明由南向北撞红灯，一辆由西向东的卡车将他撞个正着！李学明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卡车前轮正好压在他的脸上！
交警与120救护车立即赶到现场。李学明被送到长海医院。其实撞车当时他便停止呼吸了，医院里自然无能为力！
后来不知事情如何处理的，只记得李学明爱人朱小燕到医院抚尸痛哭，我也陪她流了不少眼泪。朱小燕与李学明生有一子，今年已三岁，现在又怀孕了，李学明不肯打胎，坚决要生二胎。
朱小燕到我们宿舍整理李学明遗物时，保险箱里除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封信和一张五十万元的保单，阮小燕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
“燕，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份保单是我给自己买的，生存受益人是我，身故受益人是你。我如果出意外死了，你拿到这笔钱，请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你可以重新嫁人。如果有来世，希望我们还是夫妻。
记得在老家的时候，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吾死后尚有二学明在也。”
其实后两句是林觉民在《与妻书》中写的，李学明在此引用，他虽然不能跟那个冲击总督衙门的烈士相比，不过对老婆的感情却是一样的。
朱小燕看完信放声大哭，发誓以后决不会嫁人！
几天后我从十六铺坐船到南通，再坐中巴车回家，到家时天还没亮。我大声敲门，没人应声。我想门又没锁，从里面关上，家里一定有人！我一脚将门踹开，进房间拉亮电灯，只见邻居王三狗仍在呼呼大睡，吴梅芳惊慌失措呆若木鸡。
王三狗是个瞎子，他是王大狗的弟弟，王义的叔叔，也可以说是继父，而王大狗是村长，王义又和我同学。我下不了手打他，只好打电话叫来父亲和弟弟。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王三狗和吴梅芳都捆了起来。弟弟一边猛踢吴梅芳的屁股，一边提出要把两人送到派出所去，然后告老王强奸。吴梅芳小声地说老王没有强奸她。因为白天请他干活，晚上便请他喝酒，老王喝醉后倒在床上。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床，她只好和他睡在一起，其实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做！我说女儿不是有张床吗？你为什么不睡那里呢？吴梅芳无言以对。
这时天已大亮，围观的人挤满了屋子，村长王大狗也来了。众人让他评评理，这事到底怎么解决。王大狗慢条斯理地说：“王三狗是我弟弟，法不容情，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不过通奸不犯法，三狗又是个瞎子吗，他与吴梅芳有没有身体接触谁也不知道，我看还是叫老三赔点损失费算了！”王三狗这时已经苏醒，他问王大狗赔多少？“赔一万！”弟弟脱口而出。王三狗大叫道：“没有这么多！娶个老婆不过几千，睡在一起就要一万？真是岂有此理！”“那你说多少？”“最多一百！”“一百就五百！”弟弟只想拿钱走人。不料吴梅芳开口说道：“我请老王帮忙干活，当时说好了一天一百。他在我家干了五天，按理应该给他五百，现在给他四百块钱就行！”王大狗一听忙说有理，叫我给他四百块钱。我在上海卖菜几乎没挣到钱，现在老婆给别人睡了，还要倒过来给他四百！另外王三狗是个瞎子，他干什么活值五百块钱？我心里越想越气，于是分开众人回到父母家里，一会儿父亲和弟弟也回来了。
父亲见我闷闷不乐，忙说吴梅芳外面早就有人了，而且不只一个！俗话说眼不见为净，洗洗为干净！
“可是我看见了，而且村里人都知道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回家！”我说。
“回家？你说得轻俏！你的户口已经迁出去了，而且给了人家五千块钱，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弟弟这时从房里钻了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孕妇。
“李老师，您好！您不爱我，您的弟弟爱我！我们在一起已经几个月了，孩子明年就要出生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以前的学生邓美丽现在竟然成了我的弟媳，弟弟就是这样为她辅导功课的！
我啼笑皆非，跟吴梅芳结婚一个多月，五千块钱没了，户口也迁了；弟弟有了女朋友，不要我回来了！
夜里睡在父母房里，父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位妇女，请了两个木匠干活，张三发现妇女擀面时将唾沫掉在面粉里，中午无论如何都不吃面；李四发现妇女在污水沟里淘米，因此不吃饭。两个人一个光吃饭，一个光吃面，一个说饭好吃，一个说面好吃。晚上回家时，张三告诉李四面里面有唾沫，李四告诉张三饭里面有污水，结果第二天两个人都不去了。如果看不见，谁知道面和饭不干净呢？”
“问题是张三、李四看见了，自然不可能再吃！我看不见也不生气！”我说。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现在人心不古，到哪里去找三从四德的人啊！你不想去就离婚吧，不过五千块钱扔水里了。”父亲叹口气说。
我越想越气，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找到法律服务所，要求与吴梅芳解除婚姻关系，同时返还我的五千块钱！
工作人员十分热情，他们耐心地听我讲完事情经过，并且仔细做了记录。最后让我交五百块钱服务费。
我哪有五百块钱？可是想到交五百能够要回五千，我到大明中学向张昌明借了五百块钱，然后交给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给我开了收据。
在父母家呆了十天，什么消息都没有。我到服务所询问，工作人员说他们给吴梅芳发了三次通知，吴梅芳不到场，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劝我向法院起诉。如果给钱，他们也可以做我的代理律师！
“算了，我不找你们了。我自己上诉，五百块钱还给我吧！”
“还钱？我们已经为你服务了！吴梅芳不要我们调解能怪我们？如果大家都象你一样，我们律师喝西北风？”
“你们送三个通知就要五百块钱，心也太黑了吧？”我说。
“五百块钱还是少的！别人打离婚官司起码几万！你给我一万，我保证帮你离婚并且要回五千块钱！”所长胸有成竹地说！
“花一万要回五千，你当我有病啊？”
“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打官司不就是为了一口气吗？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不离婚，吴梅芳永远是你的老婆，你头上永远带着帽子！”
“戴帽子就戴帽子，关你屁事！”我气急败坏地回到父母家里，向弟弟借了三百块钱，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
李学明死后，他的自行车电子称都不知哪里去了，不过摊位及租住房还在。我跟市场管理处及房东打了招呼，承认挣了钱给摊位费及房租。他们答应后我又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自行车一根杆秤，然后象李学明一样到批发市场买菜。这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八十块钱！
目睹李学明惨死，我一直慢慢骑车，遇到红灯立即下车。别人一天挣九十、一百，我挣五十、六十。除去摊位费、房租、开销，每月也没有多少剩余。到年底，大约挣了五千块钱。
因为年初跟吴梅芳没有离得成婚，名义上我们还是夫妻。我强装笑脸回到家里。吴梅芳一言不发，她从房里找出一本离婚证书给我，只见上面写着：
申请离婚，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准予登记，发给此证。
原来我走后半年音信全无，吴梅芳也找法律服务所要求离婚。所长收了她一千块钱，然后将我们两个人的离婚申请放在一起，就算是协议离婚了。所长热心地为我们到乡政府领了证件，我也没时间谢谢他了。至于五千块钱，人家毕竟陪我睡了几天，我也不好意思再要了。
98年的时候，弟弟查出得了白血病，需要移植肾脏。
我正好符合条件。
移植前弟弟说好给我二十万块钱，移植后却只给了我十万。
有了钱以后，我找村长要宅基地建房，王大狗说只能在原有的地基上建房，农田不许动。原地基是吴梅芳家的，她都和我离婚了，自然不让我建房，弟弟也不同意我回去。
因为拆迁安置，桃园建了许多小区房。我问王大狗小区房怎么卖，王大狗说小区房不卖！如果拆迁安置的话，可以面积换面积！你一个平方没有，我拿什么给你？
王大狗说得有理，我竟无言以对！后来我将十万块钱全部买了意外保险，然后又来到上海民星路菜市场卖菜。
二十年之前，每月挣两千块钱，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因为万元户很少。现在菜价并没有提高多少，利润还是那么多，两千块钱吃住都不够了！在上海近二十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可还是没有什么积蓄。
有一年父亲催我回家过年，因为没挣到钱，死要面子的我不肯回家。听说我过年不肯回去，父亲黯然神伤地说：“在外面过年要小心一点，记得多穿衣，晚上不要玩得太晚，没钱就向家里要，别太省了，有时间记得经常打电话回家，别总是几个月没消息。。。。。。”后来他汇了一千块钱给我。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没有才高八斗，没有腰缠万贯；更没有权高位重，可他却用最平凡的真情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他含蓄的感情让我在浮沉的红尘中找到一丝丝温暖。我为有这们的父亲而骄傲。
去年初，父亲得了肺癌，妈妈脑血管阻塞，弟弟看了不少钱。弟弟说父母养了我们两个，医药费应该共同支付。我说我的钱都买了意外保险，弟弟叫我赶快拿出来！意外意外，你什么时候才有意外？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听他说得有理，我将十万块钱又给了他！
在上海终不是长久之计，我迟早要回农村。父母在猪圈里放了一块门板，我回来便睡在那里。侄子小时候很喜欢我，如今二十多岁了，看见我就叫我滚！他说我的户口在吴梅芳村里，应该到她那里去！说完把我的铺盖都扔了出去！弟弟一边骂儿子放肆，一边又把房门带上了。
吴梅芳现在招了别人，与王三狗又藕断丝连，我去干什么呢？我心里暗暗发誓：父母在，我回来，父母百年之后，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
那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好几个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我总是担心，怕父母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打工归来，一进门都要大声喊叫，直到听到父母的回音，我心中才感到石头落地。
有一次回家很晚，父母都不在家里，我急忙跑到猪圈、厕所里寻找，都不见他们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大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进来，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辞，不敢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我在电视上看过这样一个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要活下去。”
老太的话让我感到震动，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保证。
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我看到许多人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队里的饲养员学狗叫。那豆饼本来是用来喂猪的，饲养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给谁。我当时只有六岁，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学狗叫，而且学得很像，饲养员便将一块鸡蛋大的豆饼塞进我的嘴里。
因为豆饼太大，我吃也不是吐也不是。这情景被父亲看在眼里，他立即上前给我一个嘴巴，将那块豆饼从我的口中打飞，这倒是小事，可同时打飞的还有我那刚出的门牙。父母以为牙齿还会再长，也没有帮我治疗。后来我嘴里少一颗牙齿，其它牙齿向中间靠。我本来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可牙齿东倒西歪还少一颗，跟人说话都不敢笑。后来我去口腔医院治疗，医生见了都摇头叹气。华佗无奈牙齿何，怪不得离婚后找不到老婆。
这些都是后话，当时父亲批评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父亲认为向人要吃的没有尊严，可我老婆偷人却认为没事，不知道他什么逻辑。
去年底弟弟打电话给我，说父亲病重，我立即从上海回来，可父亲精神很好。一周后我去上海，几天后弟弟又打电话给我，说这次真的不行了，我没有回去，可第二天晚上父亲真的去世了，我第三天早上才回来。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我打算再去上海卖菜。这天弟弟将舅舅、姑姑家的表兄们请来，说要与我轮流照顾妈妈。这想法本来也不错，可我连家都没有，又怎能照顾妈妈呢？我说每月给弟弟一千块钱，弟弟说给一万都不行！
邓美丽毕竟做过我的学生，她说轮到他们照顾妈妈时，我可以去上海卖菜；轮到我时，我可以睡到他们房间沙发上。我说可以，只要有地方住，我以后不去上海也行；可弟弟一听却十分愤怒地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弟弟眼里，我竟然成了他人！
妈妈见我与弟弟争吵，当天夜里便上吊自杀了！她虽然说过不会自杀，可我与弟弟为赡养问题争吵，她实在没有办法。
出殡那一天，我家门外的空地上围满了人，弟弟请来的戏班吹着哀乐，如泣如诉，围观的人们窃窃私语，我听出来了，说的是我妈非正常死亡，一定是儿孙不孝！我装着没听见。这时我看到许多人在哭，心里很奇怪，因为除了我们兄弟，有谁会真正难过呢？后来听说那是弟弟请的哭丧人，事后要给钱的。我第一次听说家里人去世，自己不想哭，还可以请人哭。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凡是女人去世，要等她的娘家人到齐，吃了饭之后才可以出殡。我舅舅早就去世了，妈妈的娘家只有两个表兄，好多年都不来往了。舅舅当年也是喝农药死的，我们什么都没说；可是妈妈去世就不同了，表兄非要我们给个说法。我无话可说，表兄和表侄们一拥而上，他们一边骂我不孝顺！一边对着我拳打脚踢！
打完我之后，接着又打我弟弟、弟媳，侄子愤怒地骂道：“什么混账东西！我奶奶在世时不来看望，死后才过来装模作样！我们不孝顺，可是我舅爷怎么死的，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弟弟见儿子顶撞表伯，冲过来就是一记耳光，侄子这才闭嘴了。
哀乐吹了一曲又一曲，哭丧的人也都渐渐无力，主事的人这才出来劝解，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这样下去耽误时辰，亲友们也都跟着受累。表兄们这才不再打人，高高兴兴地入席就坐。其实我妈妈去世，他们一点也不生气，只是做给外人看，以示娘家人的威风而已。
到了5点多钟，妈妈才被下葬，我还得给表兄们磕头，恭送他们回去。
料理完妈妈的丧事，弟弟就将她的床铺烧掉了，摆明了不让我住。上海菜市场面临拆迁，我现在无家可归，不知道何去何从呢！
“你无家可归是因为没有挣到钱，可我买的房子被拆除，现在也无家可归呢！”听完李华讲的故事，张志梅同学接着说道：
我是如皋九华镇人，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留给我太多太美好的回忆！
姥姥就生了妈妈一个人，父亲招赘上门，所以姥姥相当于祖母，我们是一家人。
恍惚中，我仿佛看见姥姥站在屋后小路上，手搭额头、踮脚远望等待我放学回家的身影……
那条小路我走了很多年，每一次都是快乐的。因为路边的小屋里有有香喷喷的饭菜，还有姥姥在等我回来。那时候总是嫌她烦，总是一脸不高兴、没有耐心地打断她的话。
姥姥总是不肯闲着，那么大年纪了还种地，除了稻子和麦子，蔬菜都是自己种。房前屋后还有桃树、枇杷树、石榴树、枣树、杏树、橘子树等等。
春天，刚经历冬天冰冻的泥土开始融化，整片地里似乎都是湿漉漉的，像是浇着一片油，难怪春天是最适宜植物生长的季节。春天的乐趣，应该就是在菜地里，在一颗颗青菜白菜上，循着菜叶被啃食的痕迹，翻开菜叶去寻找躲在菜叶后的菜青虫，玩弄着一只只在手掌中蜷曲的软软的小虫，这对于幼时的我来说也是一件十分新奇有趣的事。
夏天如约而至，太阳火辣辣的，就连好不容易吹过来的一点点风都是热的。躲在树中间的知了鬼哭狼嚎，撕心裂肺地嚎叫着。让人更加感觉燥热难耐，心烦意乱。这时门口成了我们嬉戏的场所，瘦弱的小桃树上也挂起了长满细密绒毛的小毛桃，摘下一颗，清水洗净，酸甜脆爽，吃完毛桃，和弟弟脱光衣服，就光着腚子在门口打水仗，炎热的夏日，清水的洗涤，好不快活。
那时候还没有电风扇。姥姥总是不紧不慢地摇着那把大蒲扇为我们扇风，尽管汗水顺着她的睫毛往下滴，姥姥只是是用毛巾擦一下，却不肯停下手里的扇子，还笑着说:“一人扇风二人凉”。饭后，姥姥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后，然后把擦洗晾干后的凉席铺在地上。我们午睡觉时姥姥都要在我们的肚子上盖上衣服，说地上凉，肚子上不盖东西容易冻着。直到现在，夏天不管多热，我睡觉的时候都要在肚子上盖点东西，因为肚子是不能冻的……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枇杷熟了，杏子黄了，葡萄架上的葡萄浑圆饱满，甜蜜的味道已经透过紫色的表皮渗了出来，挂满了白色的糖霜，幼时的我只能踮着脚去采矮处的葡萄，矮处的葡萄成长不是很好，丢一颗进嘴里，酸的我眉头都皱成一团。
到了冬天，田地里都是绿的发黑的“趴地菜”，经历过霜打雪冻的菜叶子，肥厚得像流油的培根，在强烈的光合作用下，菜叶里饱含糖分，甜得似乎能榨出糖出来。
雪后初晴，村子前面的河堤上立马便成了打雪仗的战场。孩子们各归阵营，木头刻的土枪只是摆摆样子，只有用手捏出的雪块才是可以战斗的武器。趁伙伴不注意，抓起一把雪灌进他的脖子，然后你追我赶，欢笑不断。
在声嘶力竭的呐喊和无拘无束的笑声中，空中飞舞的雪块也满含野性和激情，“硝烟"最终在汗水中散去，双方握手言和，再进行下一轮滚雪球比赛。
晚上回到家，坐在火盆边，一边烘干棉裤棉鞋，一边吃姥姥烤好的黄豆花生。黄豆在火中会裂开，终究没有花生的香。
弟弟比我小三岁，从小爱说爱笑，我们都很喜欢他，更是妈妈的“心尖肉”。
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 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5毛钱。
父亲当天就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著一根竹竿,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
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说那就两个人一起挨打，说完扬起手里的竹竿。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爸，是我偷的，不是姐干的, 你打我吧！”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肩上，父亲气得喘不过气来。
打完了坐在床上骂道：“你现在就知道偷家里的,将来长大了还了得？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
当天晚上，我和母亲搂着满身是伤的弟弟，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
半夜里，我突然号啕大哭，弟弟用小手捂住我的嘴说，姐，你别哭，反正我也挨完打了。
我一直在恨自己当时没有勇气承认，事过多年，弟弟替我挡竹竿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
那一年，弟弟8岁，我11岁。
弟弟初中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同时我也接到了江南大学（无锡）的录取通知书。
那天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嘴里还叨咕着，俩娃都这么争气，但只能供一个。
母亲偷偷地抹着眼泪说：一个也供不起！拿啥供啊？
弟弟走到父亲面前说：“爸，我不想念了，反正也念够了。”
父亲一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说：“你咋就这么没出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姐俩供出来。”
说完转身出去挨家借钱。
我抚摸着弟弟红肿的脸说：“你得念下去，男娃不念书就一辈子走不出这穷村庄了。”弟弟看着我，点点头。
当时我已经决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弟弟就偷偷地带着几件破衣服走了，走之前他在我枕边留下了一个纸条：
姐，你别愁了，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出去打工供你。弟。
我握着那张字条，趴在床上失声痛哭。
那一年，弟弟16岁，我19岁。
我用父亲满村子借的钱和弟弟在工地上搬水泥挣的钱终于读到了江南大学。
周末，我和同学一起去影城看电影，散场的时候，看到他。他和几个人在打架，同学随手指点着他说：“你看，那个长得高高大大斯文秀气手臂上有一只蝴蝶刺青的男孩子是我们家邻居。”我顺着同学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个男孩子有一丝忧郁的气质，拉开的架势却是不相称的要拼命的姿势，我有些想笑，却笑不出来，心底里生出涩涩的滋味。
他根本顾不上看我，全神贯注地和对手相搏。
走出去很远，我忍不住回头去看他，刚好他也看过来，目光在空中相接的瞬间，我听到心中什么东西“哗啦”一声垮塌的声音。
没及回头，他因为看我而分神，胸口上重重地挨了一拳，像失去了支撑的藤蔓，慢慢地倒在地上。对手又欲拿脚踹他，我松开同学的手，跑回去，护住他，像一只愤怒的小狮子一般大吼：“别打了，别打了，会出人命的！”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我，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我从口袋里掏出湿巾，轻轻地拭掉他手背上渗出的血丝。他看着我，忽然就笑了，苍白的面孔，因为这个灿烂的笑容，变得生动起来，那笑容令我想起一首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谁都没有想到，我们恋爱了，那么不相称的两个人，我是大学生，而他没有工作，但我们真的相爱了。
他叫陈胜，跟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同名。
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同学跑进来喊我：“张志梅，有位老乡找你。”怎么会有老乡找我呢？
我走出去，远远地看见弟弟，穿着满是水泥和沙子的工作服等我。我说：“你怎么和我同学说你是我老乡呢?”
他笑着说“你看我穿得这样，说是你弟，你同学还不笑话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我给弟弟拍打身上的尘土，哽咽着说：“你本来就是我弟弟，这辈子不管穿成啥样，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蝴蝶发夹，在我头上比量着，说我看城里的姑娘都戴这个，就给你也买一个。我再也没有忍住，在大街上就抱着弟弟哭起来。
那一年，弟弟17岁，我20岁。
但凡恋爱的人，都想修成正果，那就是婚姻。我们也不例外，我毕业后跟父母讲，自己恋爱了，想要结婚。我父母都很开明，父亲说：你把那个男孩领回家，我们相看一下吧。”
第一次领男朋友回家，看到家里掉了多少年的玻璃安上了，屋子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
我向母亲撒娇，我说妈，咋把家收拾得这么干净啊？
母亲老了，笑起来脸上像一朵菊花，她说这是你弟弟提早回来收拾的，你看他手上的口子没？是安玻璃时划的。
我走进弟弟的小屋，看到他日渐消瘦的脸,心里很难过。他却笑着说 ：
“你第一次带朋友回家，不能让人家笑话。”
我给他的伤口上药，问他：“疼不？”他说：“不疼。我在工地上，砖头把脚都砸肿了，还干活儿呢……！”说到这里，弟弟突然把嘴闭上不说了。
我把脸转过去，哭了出来。
那一年，弟弟19岁，我22岁。
初次见面，父亲跟陈胜很谈得来。吃饭的时候，母亲像是不经意地跟陈胜聊起了家常。父母对家人很凶，对待外人却礼貌有加，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没有一点瞧不起人的说辞。
陈胜走了以后，父母的脸就阴了，他的长相无可挑剔，可是他的出身、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以及他胳膊上的刺青，都成了父母心头的刺。妈妈反对的理由有三条：一是乡下人难免见识不足，这样会影响他的起步和发展。二是家境太差，我嫁过去肯定遭罪。三是陈胜的母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将来只有靠他养老，势必给我增加负担。
母亲最后说：“”这门亲事，说死我也不能同意，你看他哪里是个正经人？正经人怎么会在胳膊上刺上青乎乎的东西？二十几岁的人了，连个正经的工作都没有，你跟着他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我倔强地扬着头，说：“这辈子，除了他，我谁也不嫁。”
母亲因为我这句话，气得心脏病当场发作，父亲被送进了医院。正眼都不看我，说：“我们不会逼你，但是你必须在父母和他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选择了他，此生就别再踏进这个家门半步。如果你选择了我们，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他。”
我哭了，眼睛像桃子一样红肿。
可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他，因为他是这世间唯一的版本，再也没有重复的；而父母说是从此陌路，但其中的血缘亲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割断的。
谁都不曾看好的这段婚姻，在我手里却成了幸福的摹本。
结婚后，陈胜像变了一个人，不再和那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不再喝酒打架，他甚至跑去美容院里，把手臂上的那个刺青给洗掉了。他找了一份工作，从最底层的装卸工干起，没几天，手上就起了层层的血泡，他咬牙坚持着。我心疼地说，我的薪水够咱俩用的，你别太拼命了。他说，我是男人，不吃点儿苦，怎么养家？怎么养你？
有了钱之后，陈胜与邓志刚合开了一家物流公司，没几年的时间公司便初成规模，陈胜也买了新车。
为了让我的生活更加自由和惬意，陈胜给我开了一间花店，那一天我看到花店的时候，眼泛泪花，内心特别感动。
我曾经给老公讲过我想开一间花店，我还给他描绘过那个画面，没想到他当真了。
店面装潢得温馨雅致，鲜花在橱窗中绽放，五颜六色的花朵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美丽。
一切都是按我之前梦想的样子来摆设，真的像做梦一样，迎着阳光，闻着花香，我觉得自己就是置身于花海之中的公主。
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老公的用心和爱意，我觉得自己真的爱对了人，很感恩生活。
许多人以为陈胜有了钱，会骄纵，会变坏。谁知道他还是像从前那样，回家做饭，出差给我买礼物，晚上从来不在外面留宿，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即使出差，也会每晚打电话回家。我怀孕以后，行动不便，他甚至每晚给我洗脚。听别人说我的母亲犯眩晕症住进医院，他更是跑前跑后，煮粥、炖汤、陪宿，我的母亲终于被他感动，认下了这个女婿。
闲时，我问他，想不到你会对他们这么好，你不恨他们吗？他摇头，说，不恨。感激还来不及呢！如果不是他们生了你这么好的女儿，我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妻子;没有这么好的妻子，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当初他们的反对，我能理解，如果我有了女儿，想来也不会让她跟着一个不良青年。
我依着他的肩膀，眼睛湿了。从恋爱到结婚，整整十年的时间，我们终于被父母接受了。我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说，当年，在影院门口，一个美丽的女子，因为偶一回眸，像小狮子一般护住我。那时我就发誓，此生要对她好，一辈子，无论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和她分开。
因为合开物流公司，陈胜与邓志刚的关系非常好；邓志刚的新房装修期间，租住到我们隔壁。
隔壁家具都是现成的，邓志刚搬来的东西并不多，除了锅碗瓢盆就是被褥衣服。和他同时来的还有一个女人，看他们抬东西时的默契程度，我猜这女人应该是他的妻子。我问陈胜，陈胜嗯了一声，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邓志刚看上去很有素养，文质彬彬的，说话从来不会高声，看到我脸上总是挂着笑容，问候一声“你好”或者说些天气真好之类不咸不淡的话。我时常看到他们两个人一起下班买了菜回来。邓志刚总是拎着菜，女人怀里挎着小包，有时他们扯着手走，有时女人会挎上邓志刚的胳膊。看他们的亲昵劲儿，绝对是无可挑剔的一对璧人，这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并不多见。到了这个年龄，寻常夫妻早被柴米油盐磨砺得失去了生活情趣，只会机械性地吃饭睡觉上班。而他们竟然还像初恋的情人，言谈举止显露出满满的爱意。晚上没风的天，他们会一起下楼在人行道上打一会儿羽毛球，累了便一起坐到旁边的长椅上休息。有时女的坐下了，邓志刚则跑到旁边的超市拎两支冰激凌回来。很诧异世上还有这么和谐的家庭。或许他们只是装给人看，但他们家里也从来没有传出过吵闹的声响，想必俩人都很有学识，他们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优质的生活。
那天我去超市买酱油回来，刚走进电梯，就听楼道的单元门重重地响了一下，我知道又有人进来了，便按住电梯的开门按钮，等外面的人进来一起乘梯，没想到进来的人是邓志刚，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旁边站着的却是另外一个女人。
邓志刚眼神里闪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他怕我说话，急忙把女人拉进电梯，然后对我说，“这是你嫂子，刚从老家过来！”
“嫂子？这是嫂子，那么以前的女人是谁？”我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脑袋飞快地转着，不敢轻易做声。我知道此时如果多说一句话，眼前的岁月静好立马会转换为鸡飞狗跳。
这个女人看邓志刚的眼神十分怜爱，她伸出手把他额头上的一粒汗珠揩掉，并且想把那个塑料袋接过来。邓志刚立即按住，依旧自己拎着。邓志刚表现出一个好男人应有的风范，什么重物都不让女人提。他对之前的那个女人也是这样。我这样想着，电梯已经来到我们居住的楼层，各自回家。
这世界如此乱套，平和的表象下竟然隐藏着无法言说的龌龊，像一颗颗鲜艳的毒蘑菇，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可能要了人的性命。
后来我才知道邓志刚的老婆名叫朱小梅，就是几天前见到的那个女人，而之前和他租房的女人名叫朱小燕，是朱小梅的堂妹！
这些话本来不应该说，不过邓志刚后来离婚娶朱小燕为妻，他们间的关系也不是什么秘密；再后来邓志刚又和朱小梅复婚，朱小燕则嫁给了另一位同学王义。
邓志刚与朱小梅复婚时，我们都去贺喜，后来我和朱小梅也成了朋友。
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误会的时候。
这年底，陈胜说有个紧急任务，要去上海出差，说完就开车走了，我一个人在家无聊，朱小梅约我去做个头发。我一想快过年了，也该打扮打扮自己，就应约前往。
到了发廊，里边的人很多，都是预约过的。因为我是临时来的，理发师说今天做不了，我也没有太在意，做不了就算了，权当陪着朱小梅做。朱小梅烫发很费时间，我们上午去的，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还没弄好。朱小梅说饿了，可是正烫着头，满头的杠子不方便出去，她就让我去发廊对面的东北烤肉店买点肉串回来吃。
一进烤肉店，我就看见角落里一个男士背对着我坐着，穿着和我老公一模一样的孔雀蓝色薄羽绒服，因为颜色和款式都比较特别，所以特别醒目。那男士身边还有一个小鸟依人的女子，两个人低语说笑，举止亲密。我正想前去看个究竟，这时身边响起一个惊喜的声音：“哎呀，这不是张志梅吗，你怎么一个人呢？”我一看原来是我大学时的同学王义。我说陈胜出差了，我就和朱小梅一起出来做个头发。王义破天荒地帮我付了肉串钱，同时向我做了个鬼脸。
当我再去找那两个人时，他们已经走了。
我打包好肉串回到发廊，朱小梅边吃肉串边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我说看见一个人和我老公穿着一样的衣服，因为背对着我，没看清脸，不知道是不是陈胜。朱小梅说：“你不是说陈胜去了上海吗？怎么会还在无锡呢？再说男人穿一样的衣服也不奇怪啊。”我一想也对，就没有放在心上。
这事本来过去了，可是第二天朱小梅却对我说：“听老邓说昨天陈胜根本就没去上海，中午还和同学们一起喝酒呢！你说的女孩我老公也认识，她就是我们金店的同事阮小兰。
我一听可就气坏了，朱小梅说：“你不要惊动陈胜，先去我们店教训一下那个狐狸精再说。”朱小梅的仗义让我很感动，不由抱着她哭了。
朱小梅让我在她下班前去她店里，给那个女的颜色看看，看她还敢不敢惦记人家的老公。
我按照小梅说的时间到了他们店里，小梅偷偷地往小兰一指，我一看果然是在烧烤店里看到的女子，于是立即冲上前去骂道：“你这个狐狸精，请离我老公远点，不要那么不要脸！”那女子莫名其妙地说：“谁认识你老公呀，你有病吧？”她店里的同事都围了过来，朱小梅假装责备我说：“你有证据吗？不能瞎说啊！”我继续不停地骂阮小兰，啥难听骂啥，骂够了就回家了。
晚上老公回来了，他脸色特别难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去金店骂人啦？”我说：“是啊，怎么了？你还有脸问呢？”陈胜说：“你知道你去骂的那个女子是谁吗？她是单开华的前妻，与朱小梅在一个店里上班，两个人都在竞争店长的位置。那天请阮小兰吃烧烤的其实是朱小梅的老公邓志刚，他故意穿着和我一样的衣服，然后背对着你，让王义打掩护。你被他们当枪使，自己还不知道。你这样一闹，阮小兰的店长算是泡汤了。”
我一听很后悔，不过也很奇怪，于是问陈胜：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王义告诉我的呀！”
原来是这样！几天后朱小梅发语音请我吃饭，说她当上店长了，店长每个月的工资要比员工多500块钱，所以她要庆祝庆祝。
在饭桌上，朱小梅眉飞色舞，说她这个岗位终于到手了。我故意问她：“你这么厉害，你们店里还有人敢和你争吗？”朱小梅说：“也不能这么说，阮小兰和我势均力敌，不过她因为作风问题被辞退了，她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真的是大快人心！”
我听完之后苦笑着说：“我被你们像傻子一样利用，不仅害人家丢了名誉、工作，还差点毁了自己的婚姻，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吧！”说完我拎起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父亲去世时，弟弟还没有成家，妈妈考虑到他将来结婚生子要有间像样的房子，便决定翻新家里的老房子。可是翻新房子需要十万元，妈妈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我便借给他们十万元。有了钱之后，妈妈家的新房子总算顺利建好。
可是新房建成后弟弟不见了，他说要把借我的钱还上，还说要让妈妈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堂哥的介绍下，弟弟到广州一家塑料厂里打工。
一年后，堂哥转去湖北武汉工作，弟弟一个人仍在广州打工，这期间，弟弟有两次来过无锡看我。他最后一次来时跟我说：“如果再赚不到钱就不回家了”。我说：“不可以的，十万块钱不还也行，你不回来妈妈怎么办”？弟弟说：“妈妈交给你。”我只当他开玩笑，谁知道此后弟弟真的没有回来过。
一天弟弟在网上留言，叫我再借三万块钱给他，他以后一起还我。我说现在没钱，等以后有了钱再借给他。我后来再也没有看到弟弟的任何回复。我想来日方长，他现在可能是因为没借到钱在和我生气，可世事难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不经意间便是最后一次。
后来听妈妈说，那几天弟弟给家里打了四次电话，但很遗憾都错过了。妈妈家里没有条件装电话，电话都是打到隔壁婶婶家，然后婶婶再去找妈妈来接电话。因为妈妈去地里干活儿，婶婶没找到妈妈，所以弟弟打来的电话妈妈一次也没有接到。不过婶婶问弟弟有什么事可以跟她说，等妈妈回来后再告诉她，可弟弟每次都说没什么事，只是想和妈妈说说话。后来每次说起弟弟，妈妈都会重复一句话：我真恨自己那会儿去地里干活儿，哪怕接到一次儿子的电话，儿子也不会失踪了。妈妈痛心疾首、犹如利刃在心，悔恨不已。
妈妈实在放心不下，就让我带她一起到武汉堂哥那里问问弟弟的情况。可是堂哥说他离开广州时还和弟弟一起吃了早饭，他还给弟弟留了500块钱，然后让弟弟送他到广州火车站，弟弟把他送到车站就自己先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去问堂哥时，堂哥让我们不要再找了，弟弟十有八九已经没有了，妈妈听到这样的话完全崩溃，我安抚好妈妈后，就到广州当地派出所报案，但没有被受理。后来我又不停地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报案，但因为不能提供失踪证据，不能被立案。
再后来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到广州贴寻人启事。我一边工作一边在网上发布寻人信息，可是20多年过去了，弟弟还是杳无音信。
2003年时，有人联系我说我的弟弟在某家医院，并且伤得很重，但他要我给他打款4000元，他才告诉我地址。当时我并不相信，这线索就断了。后来又有人联系我，说是“等着我”栏目组的，可以帮我找到弟弟，但需要5000元的费用。我怕再错过机会，就转了5000元给他，但从此就没了消息。
还有很多次有人劝我交一些网络费用，他们帮我登寻人启事，一般五千元以内我就尝试。后来有志愿者告诉我，不要相信给钱才给线索的信息，我听了他们的忠告，以后就没再给任何人转过钱。
谁知有一次，有人联系我说他知道弟弟在哪里，他不要钱，但要我和他luo聊，我立马把他拉黑了。我心里实在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要利用别人的焦急心理行骗，让我倍感心痛与无奈。
自从弟弟失踪后，每年过节就成了我妈最大的“劫”，妈妈含辛茹苦地把弟弟带大，她不求弟弟发达，只愿母子能团圆，可她这么小的一个愿望她就是实现不了。妈妈常常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拿着弟弟的照片发呆。
妈妈十分后悔十年前让弟弟去广州打工，她说弟弟小时候，每当看到自己从地里干活回来，弟弟就会跑来她跟前欢快地嚷着：妈妈回来了，妈妈我饿了……妈妈多么希望能够再次听到弟弟的叫嚷，或者她一觉醒来，或者一转身，正好看到弟弟笑嘻嘻地向自己走来……妈妈想啊、盼啊、等啊，过了十多年，依然没把弟弟盼回来，自己却病倒了。
妈妈不仅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还有心脏病和风湿关节炎，她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也不能行走。
我想把妈妈接到我这里住，可她就是不同意！她说不管什么原因她都不会离开这个家，不离开这间房子。她说一定要替弟弟看好房子，如果哪一天他回来，看见家里没有人，说不定又要离开……我劝不了妈妈，又放不下自己的孩子，只能让妈妈待在老家。
我在自媒体上发了许多的寻人信息，不知道弟弟能不能看到，如果可以，我想跟弟弟说声“对不起”，当初应该再借三万块钱给他；我也想跟妈妈说声“对不起”，这些年为了照顾孩子，没有在妈妈身边尽孝，让妈妈受苦了。
可事实是残酷的，我想弟弟失踪前，一定有什么事情想和我们商量。我也想弟弟现在或许在某个地方受苦，但也时刻在想着我们，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回不来。如果是这样，我们一定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们都会接受你，你千万不要像泡影一样，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
为了照顾妈妈，我有次对老公说：“我们不如把无锡的房子卖了，然后到老家买块地，种些蔬菜、瓜果，养点鸡鸭、猪羊，自己吃应该多好啊！”老公一听立即赞成。
于是我们都辞职回到了老家如皋九华镇。
九华镇是个怎样的地方？直观感受是，远离尘嚣，美好惬意。有夏日的微风，有午后的蝉鸣，有温柔的阳光，有皓月之下的流萤……
回到这里，一颗疲惫的心自然而然地平静下来，对于我而言，九华镇是我童年的全部。
最主要的是妈妈还在！老房子还在！
所以说无论是山还是海，爱你的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回得去的故乡。比如李华在上海买菜，最终却无家可归！
但是只要有爱，我们就有了灵魂的故乡。
2004年8月30日，如皋市九华镇食品公司改制，公司与我签订【企业转让合同】，将下属的养殖场、食品站整体出让给我。同日，我将房屋和土地款项转让给食品公司，食品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见证方为如皋市经济贸易委员会。2005年十月，工商登记变更完成。
土地按原用途出让，面积以土地使用证为准，并按国土局相关规定换取新的土地使用证，相关费用由我们夫妇负担。2006年12月，我向如皋市国土局提交了九华镇食品公司与我签订的【企业产权转让合同】、【企业报批表】等相关材料，申请将九华镇食品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名下。2007年2月14日，如皋国土局向我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
一切都顺理成章，到了2012年11月19日，九华镇政府竟然将我名下的土地房产以国有资产的名义转卖给南通粮食局，对于我们夫妇的补偿要求置若罔闻！如皋市国土局为配合九华镇政府强拆，竟然诉讼他们与我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无效，等于是罪己诏！如皋、南通二级法院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判决该合同无效。如皋市政府、如皋住建局迅速撤销我的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紧接着如皋国土局将我们的土地使用权以改制前的名义由沿江发改委国资公司为所有权人无偿收回！
2013年7月16日，九华镇所有村镇干部在镇长带领下，将我两证齐全的房屋全部拆除！
一审二审败诉之后，我将如皋国土局告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去年11月，高院驳回一审二审判决，确认土地出让合同有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如皋国土局负担！
在我与国土局打官司的时候，不少人说我鸡蛋碰石头，自讨苦吃。镇干部将我的房屋拆除，应该找九华镇食品公司退回购房款。房子是国有资产，怎么能私下买卖呢？可如果不能买卖，国土局当时就不应该向我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食品公司还能将房子卖两次吗？
行政诉讼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环堰的“晴雨表”。从传统文化中的“民不敢告官”到“告官难”，再到如今的“民告官”激增，折射的是社会治理方式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体现的是法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的变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权益，无疑是理性的选择，有利于社会予盾的化解，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洪刘华，男，汉族，1965年生，江苏如皋人，先后在《故事会》、《山海经》、《垦春泥》等杂志上发表几十篇小说、故事，2020年，长篇历史小说《 五代十国演义》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现为南通市作协会员，在网络上发表小说、故事三百多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