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哪一位思想家,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甚至超过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的总和,一定非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莫属。
斯密不仅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市场经济的一尊“大神”,更是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奠基人、守夜人。实践证明,哪个国家践行了斯密的思想,哪个国家就会走向文明,走向民富国强。总结起来,他提出过四大洞见,每一个都足以让后世的思想家仰视。-1-
在古代,无论东西方社会,都痛恨商业和商人。像朱元璋这样的统治者,更是把商人视为社会的蛀虫、国家的敌人。正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率先为商业和商人正名。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说: 在遵守国家法律、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去追求私人的财富,就是在给别人提供服务。进一步,他还发现一个“人人都是商人”的商业社会,好处非常明显。比如,商业可以促成分工贸易,大大提升生产效率,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工商业的发展,扩大了个人的安全和自由,带来良善的规则和政治;商业规则可以培养人民守时、守信的习惯,并使之成为人们自愿坚守的美德。简言之,商业表明是以自利为目的,其实是最大的公益。自利的“恶之花”,可以结出公共福祉的善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像福特、马云、马斯克这样的大企业家,为个人赚的钱越多,为社会大众做出的贡献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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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以前,人们对财富的定义就是各种物质的“资源”,比如如金银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们为了变富,就会用种种方式争夺资源。
但是这样的财富观,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富裕。如明朝时期,中国存储的白银占世界的一半,百姓却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抢占了最多的殖民地,却只带来了通货膨胀。
是亚当·斯密率先反对了“零和博弈”的财富观,他认为财富源自人与人的分工合作。他在《国富论》中发现:分工提升了人们的专业技能,合作节省了个人学习新技能的时间。比如18世纪的英国,一人独立工作每天做不出20根针。但如果分为 18 道工序,一人每天平均可以做4800 根针。这一伟大的发现,被后世称为“斯密定律”:分工的规模越大、环节越精细,大家越可以各尽所能,并通过贸易交换,满足彼此的需求,财富就会迎来指数级的爆发。所以对穷人而言,虽然慈善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商业才是真正脱贫的唯一路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都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分工合作,很快进入爆发式的增长,就是“斯密定律”的最佳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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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很多人总是下意识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带来稳定的秩序、良好的道德,繁荣的经济。但其实,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证伪了这种观念。斯密认为,个人如何就业、换工作,企业如何赚钱、缩减成本,都有自己的盘算。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比个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和风险。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安心做一个“守夜人”,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使个人发挥更多的才能,实现最高的效率。
为了指导政府“恰到好处”地作为,斯密在《国富论》《法理学讲义》中提出了大名鼎鼎的国家三职责——第一,保护社会,使其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略;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其免遭侵害或压迫。英国正是秉承了斯密所说的“最小化的政府”,才成就了他们繁荣的商业帝国、强大的世界影响力。斯密的这一论断,如今已是被反复验证的公理。里根总统最著名的论断“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斯密观点的当代表达。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对斯密思想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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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以《国富论》正视了人的自利天性,于是很多人认为,斯密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其实,这是对斯密最片面、最流行的误解。
斯密本人最看重的《道德情操论》一书,大力褒奖人性中的利他美德——正义感、同理心和荣誉感……比如看到不公,我们会愤怒;看到苦难,我们会怜悯;帮助他人,我们会快乐。
大自然给人类设置了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时时都在审视我们的行为,拷问我们的良知,使我们对他人的境况感同身受,而不是单单考虑物质利益。
所以斯密说:“我们在这世间的一切劳苦、贪婪,究竟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这恰恰与孟子所提倡的、人天生的四种美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不谋而和。现代代脑科学依托“镜像神经元”思考人类同理心、利他合作本能,再次证明了斯密的正确。
也正因如此,斯密虽大力赞美商业社会,也是最早为商业社会敲响警钟的人,他多次强调:现代人只有重视人性利他、良善的一面,才能解决商业社会过度冷漠的一面。对人性善良一面的肯定,对商业社会的反思,让人感觉斯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大英无斯密,黎明不会来。当今的很多耳熟能详的思想,都不过是对亚当·斯密的注脚。感谢阅读“毛有话说”,释老毛的私人书斋,期待财富与心灵的共同成长。知识改变命运,投资实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