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痣梦惊魂3

痣梦惊魂

秦楚

第三回

嘉大婚太后归政

图变法首辅夺情

    窗外的雨仍在不紧不慢淅淅沥沥地下着，养心殿的烛光都在跳动，明显地有点暗淡，朱翊钧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吩咐太监们将烛火芯上结痂的部分剪去，殿内又显得明亮了一些。他将牙糟咬得咯吱咯吱响，至今难掩对张居正和冯宝的恨意，他的童年是晦暗的，是黑白的，没有一点乐趣，有的是听不完的经筵，做不完的功课，悟不完的治国理政之道，听不完的上奏，批不完的奏折，挨不完的训斥，罚不完的跪……每一句话都得合自己天子身份，每一个动作都得合皇家的威仪，生怕做错了受罚，生怕产生“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群体效应。时间从来不是自己的，都是阁臣们安排好的。想说的话不能说，想做的事做不了。头上的三座大山紧紧地压着自己。朕毕竟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啊！为什么平常人家孩子的童年是五彩的，而朕的童年却得是如此呢？无限的判逆思维便是在那重压下形成的。

    登极后没多长时间，张居正就盘查了国库，国库钱和粮基本无盈余，每年岁入钱粮合计仅201万两白银。而每年的开支就需500万两。亏空的都是官员的薪俸，国库空虚，民生疲敝，官员欠薪，便盘剥百姓，于是逃口者不绝于途，饿殍者随处可见。土地财货积于豪门，徭役兵役出于贫户。吏皆有贪腐之意，民更无敬畏之心。如遇外敌寇边，内乱烽起，天灾降惩，荒年不收，便动摇国本，社稷堪忧。皇家孩子皆早熟，张居正的据实上奏，也让十岁的朱翊钧忧心如焚。但他却毫无办法。好在太后和张居正、冯大伴三人一心，想出了变法的方法。朱翊钧一时无计，也无法干涉，于是做出十分赞赏的表态，让张居正放开手脚，一味做去。事实上，他现在可怜的君权也无法制衡相权，顾命四大臣中高拱被逐，高仪病死。阁中未进新人，张居正大权独揽。他的主张，只是报他知道，小皇帝只需朱笔批红，太后是支持变法的，冯大伴（冯宝）也一力支持。那就让他们替自己操心吧，自己一个孩子，乐得有空闲，偷闲一刻是一刻吧！

    张居正把前朝徐阶试推行过的嘉靖朝时桂萼提出的“一条鞭法”，照搬过来，并规定了细则，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利用冯宝控制的东西厂监督各地官员的推行情况并如实密报。处理了几个地方要员后，虽然各地官绅恨死了张居正，但却不敢不照令施行。这也为张居正死后给家族子孙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且说这“一条鞭法”，是当时早已有的“新生事物”，历史上的变法，都是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这既得利益集团又是个掌握权力和资本的庞大的组织。变法成功者固有，但变法者的下场都很凄凉，越相文种变法，灭吴后尚有四策未及施行，勾践惧他天纵奇才，落得个赐死的下场；秦相商鞅变法，最后死在自己的法令之下；李斯变法，落得个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未成功便被贬谪；近代的“百日维新”，光绪帝被囚十年，死于被禁足之地颐和园。康梁远遁海外，“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所以张居正一开始变法就触了众怒。但他为国为民，明知是危途，责任和担当使他不得不如此！这就是历代中华民族杰出志士的风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虽千万人，吾往矣！”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

1、合并征收‌：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

2、赋役合一‌：将各种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徭役合并征银，徭役中的力差改为以银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赋役银不用户丁分派，而由地亩承担。

3、官收官解‌：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里征解赋役的办法。

‌    且说这一条鞭法，简化了税制‌，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雏形。减轻了农民负担‌，徭役征银的办法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为城镇手工业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的实施，使得赋税由实物向货币转化，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转变，提高了赋税的利用效率。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农业税赋与徭役的变革。但却动了全国权贵集团的蛋糕，因为当时全国90%的土地都控制在官绅地主豪强的手里，以地亩计税，以地亩计役，由官府押解，又有东西厂监督。全国的大小官吏和豪强都恨透了张居正，俗话说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由此便招来了大批官僚的记恨和反对。海瑞曾经评价张居正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句话总结得一针见血，十分到位。张居正生不逢时，他的“舍小家，为大家”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也不被400多年前的一些忠心体国的朝臣理解，身处权力顶峰的张居正力挽狂澜，忽略了儒家的“治、平”的中庸之道，致使自己身处险境，毫无退路。但以他一人之力换国泰民安数十载，给大明朝续命一甲子，张居正泉下有知，应是九死犹不悔了。

    随着一条鞭法在全国逐渐铺开，并且在取得一定成效时，张居正又推出了“考成法”，其主要内容是：

1、立限考事‌：由六部和都察院把本月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底，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每项任务都设定预计完成日期，逐月进行检查。

2、逐月检查‌：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事项逐月进行检查，每完成一件登记一件，如完成不了必须如实申报，否则论罪处罚。六科负责督查六部的各项工作，也可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按事例大小、轻重进行评议处置。

3、内阁监督‌：内阁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确保政务处理的准确性与高效性。这就像如今的岗位考评制度。考成法的实施，提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效能‌，整顿了吏治‌，使官员不敢贪腐，不敢懒政、怠政。有效地督促了各阶层衙门务实完成工作。极大地提升了明朝的行政效率和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但明朝晚期的官员早就习惯浑水摸鱼，考成法一实施，便“官怨四起”，但也只有执行，他们没想到，张居正居然还有后招，推出“裁汰冗官”等措施。这无疑是动了那些官员们的根本利益。于是开始有人公开上奏表达不满，大权在握的张居正虽然能一时半会压制住群臣的不满，却也难敌强压之下那庞大的利益集团蠢蠢欲动的人心。

    一系列变法措施的落地和切实履行。广大的人民群众基本能安居乐业。国库逐渐充裕。到了1577年，也就是万历五年时，国家岁入已达472万两，基本上达到了收支平衡，又储备了许多粮秣。军事上以名将镇守边塞，大力整顿边防。富国强兵之象初现。

    在这变法推行的紧要关头，出事了？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老家去世，享年74岁。收到讣告后，张居正立即上奏万历皇帝，请求回乡丁忧守制。万历皇帝得李太后懿旨，便下旨令张居正回乡料理后事，但没提丁忧守制之事。按照明朝的礼制规定，凡是父母去世，在朝为官的官员就必须解职，返回原籍守孝三年（实际上是27个月），称为丁忧或守制。对于那些隐匿丧事、不解职返回原籍的官员，朝廷会予以严厉的惩处。等到丁忧的官员守孝期满之后，向吏部申请“起复”，一般情况下，被“起复”的官员，重新担任原职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对于张居正来说，一旦离任返乡丁忧，那么即便三年后“起复”，也不会回到内阁首辅的职位。然而万历五年，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张居正来说，都太重要了。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让出首辅的位置离开三年，那么他苦心孤诣推行的新政，势必会夭折。加之得料理次年二月小皇帝大婚及皇太后归政的敏感大事，所以张居正本人也是倾向于皇帝夺情的。所谓夺情，就是按照大明礼制规定，当官员提出丁忧守制时，皇帝可以用国家的权益大于臣民的理由，剥夺官员离职返乡守制的“私情”，继续留任履职。当然，官员在履职期间，不需要穿公服，改穿素服照常办公，取消一切娱乐活动，遇到祭祀、宴会等活动时由助手代为处理，这便是“夺情”。

    虽倾向于夺情，但于国法于孝道，张居正都无法自己提出，在离京时，他将继续推行变法的重任托付给冯宝。冯宝自忖无此能力，便向太后陈情。于是，待张居正料理完父亲后事，圣旨也到了：着张居正即刻起程回京，不许丁忧，为国夺情。

    小皇帝虽然遵母命下旨夺情，但心下颇不以为然。认为是张居正老马恋栈，不愿抛弃荣华富贵，撺掇冯宝运作的。因为自秦而下，都是以孝治天下的，太祖朱元璋是孝子，更是把孝道写进了《大明律》，“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加上张居正若丁忧三年，自己少了一个人管束，便自由了一点，难道真的是“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不成？这更令朱翊钧不齿和齿寒。由于张居正变法得罪了百官，夺情旨意一下，群情汹汹，闹的满城风雨，一夜之间，京城里到处都是要求张居正返乡守制的传单和大字报。更有许多官员联名上疏，认为夺情是张居正不忠不孝。到这时候，小皇帝不得不出来讲话了，切责了许多官员，并处理了一批硬“剌头”，甚至在张居正“夺情”奔丧完之后，万历便迫不及待召见张居正：“朕不能舍先生，恐重伤先生怀，是以忍而允所请。虽然，国事至重，朕将焉依！”至次，夺情风波平息，但从此，朱翊钧心里便对此事像横了一根剌。

    除了继续推进变革外，张居正开始忙皇上大婚的事了。明朝在选后和选妃的问题上，明太祖朱元璋为预防女宠之祸，外戚乱政的现象形成，进而危及皇权，于是做出了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也就是说，只要女子品行端正，容止美丽，就有资格被选为后妃。至于女子的出身门第，则不再作为入选条件。事实上，明朝后来在后妃的选择上，更侧重于清贫之家的女子，以希望借此辅佐皇帝培养节俭勤政的美德。

    万历五年（1577年）正月，仁圣皇太后陈氏和慈圣皇太后李氏下诏礼部为明神宗朱翊钧举行选秀，平民之女王喜姐入选。当时的选秀范围在京师及北直隶等地，共四百五十余人参选，最后选出王喜姐及另外一名同龄女子陈氏，又经过严格的相貌生辰言行家庭身世等对比之后，最终选择了王喜姐，而落选的陈氏亦未入宫为妃。

    按照明朝选秀一后二妃的惯例，同时还选中了刘氏与杨氏，即后来的刘昭妃与杨宜妃。

    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十九，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婚，普天同庆。年仅十五（虚）岁的王喜姐被册立为皇后。而小皇帝朱翊钧也才十六（虚）岁。皇上大婚后不久，李太后便以皇上已成人，已该亲政为名，归政于万历帝，自己退居后宫，一般情况下不再过问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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