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北方强悍的部落民族，南下入主中原；虽历经无数次的部族征战，但其并不是中华文明的毁灭者，而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学习推动者。抱着文化思想进步的心态，这支务实的部落民族开始向华夏文明靠拢；同时又吸收了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波斯文化的精华，且将其所学到的各种文化艺术相互融合，开创出华夏文明一个崭新的文化包容时代；正是这一民族大融合时代，随之孕育出中华文化最鼎盛的时期～隋唐时代；享誉世界“大唐盛世”的产生，就是这支强悍部族，融入到华夏民族之林的终极结果。
而这支伟大的游牧部族，还为华夏民族的血脉，贡献出百折不挠的彪悍个性及中华文化再次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源泉。同时，也成为研究中华盛唐文化及隋唐艺术发展史一把独特的钥匙。
故而，“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大融合”及其辉煌时代的历史起始点，就在一座拥有“千年边塞文化”的城市～古都大同！
回顾华夏历史，沿着蒙古高原北部山阴地带，有一条从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延伸至贝加尔湖（中国古代称“北海”，汉代“苏武牧羊”之地）进入大兴安岭山区较为平坦的欧亚通道，被后世历史学者称之为“黑貂之路”。这条华夏北部的重要战略通道和地理门户，既是早期维系欧亚经贸交流的走廊（注：汉代另一条商路为西域“丝绸之路”），又是一处部落民族迁徙过程中，诞生了无数壮丽史诗巨制的历史空间。
正是这条民族迁徙的战略通道，将人类历史上一支伟大的游牧（渔猎）民族“鲜卑部落”从西伯利亚（旧译“鲜卑利亚”即“鲜卑民族生活的地方”）送达了大兴安岭北部深处的“嘎仙洞”穴居，从而为西汉后期（公元前一世纪），这支战斗民族以部落形式，走出大兴安岭（旧称大鲜卑山）地区，南下蒙古草原的匈奴故地，创造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空间；亦为其中一支鲜卑索头（拓跋）部落，进一步沿着当年华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族南下的故道，进入中原北部的门户重镇“平城”，继而以“平城”为国都，纵横驰骋，横扫诸藩，统一华夏北部“十六国”区域，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繁荣局面，带来了无限的发展机遇与历史契机；随后，又以鲜卑民族为主体，迎来“大隋王朝”统一华夏的大业；继之，还以鲜卑、粟特、沙陀（西突厥一支，铁勒人的后裔，曾在中亚地区，以及中国新疆伊犁等地游牧生活，唐代亦有一支沙陀人东归，定居在大同南部的山阴、怀仁、应州一带。“沙陀”一词为音译，是否与历史上的“薛延陀”，以及如今的“沙特”一词音译同源，待考）等多民族相融合，建立起来的“大唐王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支游牧（渔猎）民族因长途迁徙，具备了百折不挠的毅力，加之历年来的长期征战，从而形成以鲜卑民族为主体的东胡各部落联盟体系。他与另一支古老民族“肃慎”所先后衍生出的支系部族：诸申、挹娄、勿吉、扶余、高句丽（今朝鲜族）、靺鞨（蒙古人一支，蔑儿乞部的祖先）、女真、黑真（今赫哲族）、满洲（满族）等分支，构成了华夏东北亚地区游牧民族的两大族群分支体系。随后，鲜卑民族也先后细化为室韦（蒙古族祖先）、库莫奚（奚族前身，鲜卑宇文部落）、乌桓（亦称乌丸，杂胡，曾被匈奴统治，后又与慕容鲜卑、库莫奚宇文部落相互通婚）、契丹（华夏人文始祖黄帝部族中军御前侍卫营后裔）、吐谷浑（慕容鲜卑一部）、党项族（其中一支部落是鲜卑拓跋部族后裔）、蒙兀尔（蒙古族），以及如今的鄂伦春（鲜卑后裔）、鄂温克（鲜卑后裔，部分支脉讲通古斯语，融入满洲部落）、达斡尔（契丹后裔）、锡伯族（鲜卑族后裔，曾被满族收编）、土族（吐谷浑慕容鲜卑后裔）等诸多东胡部族后裔体系，从而影响了中国古代“五胡十六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五代、辽、西夏、元等各个朝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其中，一支拓跋鲜卑部落进入蒙古草原，先在呼伦贝尔湖一带生活，之后进一步南下发展，击败收编了“善于造车”的匈奴余部“库莫奚部落”（即华夏人文始祖黄帝部族大禹之孙太康后裔），并西击匈奴与乌桓（杂胡，慕容鲜卑一支）残部，南下定襄（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南地区），且以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乡）为核心都城（隶属“云中郡”），面向东西两个方向挥师拓展；经过多年鏖战，西击柔然（西突厥一支，鞑靼部族的前身，鞑靼人之后与蒙古族通婚，成为蒙古民族的一部，即今塔塔尔人），北击高车（铁勒族，亦称丁零，斯基泰人后裔），东征“后燕”慕容鲜卑（都城河北中山，即今定州附近），继而进入黄河中游“河套平原”及东部河北省西北地区“代郡”“上谷”故地，且于公元304年，因部族首领拓跋猗迤、拓跋猗卢兄弟，两次“援晋战争”，协助西晋王朝攻击“前赵”刘渊割据政权，平定“永嘉之乱”，而被西晋皇帝先后封为“代王”。至此，拓跋鲜卑部族在北起盛乐，南至平城的云中郡（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托克托县）、代郡（今河北蔚县、怀安、阳原、内蒙古兴和县、山西天镇、阳高、广灵、灵丘沿线）、雁门郡（汉代旧制，郡治“善无”即今山西右玉县南，包括今内蒙古集宁、山西大同、怀仁、山阴、朔州一带）领土上，建立起中原北方一个较为强大的鲜卑族国家“代国”。
“代王”拓跋猗卢将平城（大同）设为南都之后，又考察了平城西部一带山区，登高望远，看见大同盆地南部㶟水河（河水流经朔州、怀仁、应县，即今桑干河）畔，波光粼粼，蜿蜒曲折，颇为壮观。于是，公元313年，拓跋猗卢又在云中郡㶟水之阳黄瓜堆（今朔州市山阴县合盛堡乡侯家岭村南侧）兴建起一座新城，取名“新平城”，并派其子拓跋六修在此镇守，统领南部各县防务，“新平城”亦成为“代国”南部一处著名的战略要地。
（时间延至唐代，铁勒族后裔“处月”或译“朱邪”部落首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摆脱回鹘人和吐蕃人的双重夹击与蹂躏，于公元808年从新疆“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率领部众千里归唐。他们以三万部众历经大小战役四百多次，浴血奋战，在不断遭到吐蕃追杀，减员达两万余人的情况下，最终仅以一万部众回归大唐国土，被唐王朝安置在大同南部的“新平城”一带安居生活。这批“朱邪”部众族群，亦被世人称为“沙陀人”。之后，因其首领“朱邪赤心”屡屡为大唐抵御回鹘部族的袭扰，而被大唐皇帝赐予国姓“李”，“朱邪赤心”由此易名“李国昌”，其子便是唐末北方名将“一代枭雄”、唐封晋王、鼎鼎大名的沙陀将军“李克用”。李克用曾率领沙陀唐军，赶赴陕西，击败了攻入长安城的“黄巢起义军”，迫使黄巢军队退出陕西南下败走。李克用也以“力挽狂澜”、收复“国都长安”，而名扬天下。此外，李克用还是“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的易姓结盟兄弟，同时又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政权的奠基者，其子李存勖在父亲去世后，于公元923年在山西创建“后唐”王朝，且于同年11月，一举剿灭了叛将朱温在汴州所建立的“后梁”政权，为“晚唐李氏王朝”报了一箭之仇，这当然都是历史进程中的后话。）
鲜卑“代王”拓跋猗迤、拓跋猗卢去世后，公元317年，拓跋郁律即位。他连年征战，东打西杀，向西兼并了乌孙故地（今新疆祁连山至甘肃敦煌一带），向东扩展至勿吉以西（勿吉即女真，在黑龙江中下游一带），使代国面积进一步扩大。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代国发生内乱，拓跋郁律遭遇政变被杀。几经政治博弈，公元338年，拓跋什翼健在山西繁峙继承王位，并且连续执政三十九年，使国运走出困境，重新振兴。
公元376年，发源于北方的前秦政权先后灭掉前燕、前凉诸国，最后与北方仅存的代国对峙。前秦皇帝苻坚派遣二十万大军与什翼健决战，什翼健不幸战败，代国遂被苻坚政权剿灭肢解，鲜卑部族联盟也因此处于解体瘫痪状态，而黄河以北地区则暂时由前秦帝国所控制。
公元383年，前秦大军与东晋王朝在安徽淮南上演了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军队被东晋士族领袖谢安、谢玄、谢石家族所率领的东晋将士以少胜多，杀得大败，使苻坚战损达二十余万人。随之，前秦王朝树倒猢狲散，各地政权相继垮台。历史上著名的成语“东山再起”“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都是出自此次战役，也是浓缩这场战争的真实写照。
公元386年，什翼健十五岁的孙子拓跋珪联络旧部“东山再起”，在草原牛川（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境内的塔布河）重建代国，结束了其十年的流亡生涯。同年四月，拓跋珪为续写“曹魏”正统传奇，便将国号易名为“魏”，亦称“魏王”，历史上的“北魏王朝”就这样正式建立起来。拓跋珪亦被鲜卑部族确认为“大可汗”（盟主）和北魏开国皇帝，史称“道武帝”。公元394年，道武帝经“参合陂之战”（今内蒙古集宁南部黄旗海东侧一带）灭掉了河北中山慕容垂鲜卑“后燕”政权的主力部队，随之将河北西部地区收入“北魏王朝的版图”。
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将国都由盛乐迁至平城，并昭告天下，遂开启了北魏王朝以平城（今山西大同，都城鼎盛时期达百余万人口）为政治经济中心，执政中国北方九十七年的历史。从而进一步迎来“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辉煌。
“北魏王朝”的建立，更似是为同血缘关系的“隋唐王朝”登上历史舞台，实施了一次国家重大工程的预演；这也是鲜卑民族深入汉地之后，从游牧部族过渡到农耕社会的转型时期，亦是鲜卑民族开始摸索农耕社会文化背景下，国家行政治理的初级阶段；北魏王朝小心翼翼的学习态度，不断茁壮成长，又为之后隋唐时期国家机构行政管理的合理配置及人才选拔机制，提供了宝贵的政治经验。
鲜卑民族的姓氏众多，在北魏孝文帝提出“改复姓入汉姓政策”之前，据史料统计，大约有130多个复姓，如：拓跋、慕容、独孤、宇文、长孙、尉迟、达奚、纥奚、纥骨、萨孤、丘穆陵、步六孤、贺赖、贺楼、贺若、叱卢、叱干、秃发、屈突、赫连、乙弗、匹娄、勿忸于等姓氏，后来鲜卑族融入汉族社会，拓跋皇室贵族率先改汉姓为“元”，达奚氏改为“达”“奚”，纥奚氏改为“嵇”，纥骨氏改为“胡”，丘穆陵氏改为“穆”，步六孤氏改为“陆”，贺赖氏改为“贺”，贺楼氏改为“楼”，独孤氏改为“刘”，萨孤氏（鲜卑化的铁勒人）改为“萨”，慕容氏改为“慕”“容”，叱卢氏改为“祝”，叱干氏改为“薛”，秃发氏改为“源”，乙弗氏改为“乙”，匹娄氏改为“娄”，勿忸于氏改为“于”，尉迟氏改为“尉”“迟”“杨”“胡”，宇文氏改为“宇”“文”等汉姓，鲜卑民族亦先后涌现出众多扭转华夏历史进程和政治走向的重量级精英人物。
如：隋文帝杨坚的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即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与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姐妹，杨李二人都具有鲜卑族血统，是纯正的表兄弟，还有独孤信（西魏～北周名将，独孤伽罗皇后之父）、独孤敬明皇后（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独孤伽罗的大姐）、独孤元贞皇后（独孤信之女，独孤伽罗的姐姐，北魏～西魏名将李虎三子北周名将李昺之妻，唐高祖李渊的母亲）、贺若敦（西魏将军，贺若弼之父）、贺若弼（北周大将，隋朝开国名将）、长孙晟（隋朝将军，长孙无忌之父）、长孙无忌（唐朝宰相，拓跋氏的后裔，当年拓跋嵩被道武帝拓跋珪赐姓长孙，所以后代都以长孙为姓）、文德皇后长孙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李世民的祖母是独孤元贞皇后，其子唐高宗李治为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文德皇后也是长孙无忌的妹妹）、长孙冲（唐太宗女婿，太常寺秘书监，长乐公主李丽质的丈夫）、宇文泰（西魏大臣，北周王朝创立者）、宇文邕（宇文泰四子，北周武帝，其妻为北魏名将李虎之女，亦是唐高祖李渊的姑父）、娄提（慕容鲜卑吐谷浑部匹娄氏后裔，北魏“真定侯”）、娄内干（娄提之子，北魏平城贵族，北齐武明皇后之父）、娄拔（北魏南部尚书，北齐武明皇后之兄）、北齐武明皇后娄昭君（北魏平城贵族，慕容鲜卑吐谷浑匹娄氏后裔，东魏权臣、北齐奠基人、神武帝高欢的原配正妻，北齐文襄帝高澄、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的生母，北齐三朝太后、政治家，两个女婿分别是北魏孝武帝元修、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宇文述（隋朝将军，宇文化及之父）、宇文昭仪（宇文述之女，唐高祖李渊的嫔妃，韩王李元嘉母亲）、宇文化及（隋朝左仆射，宇文述之子，隋炀帝杨广禁卫军统领）、宇文鼎（唐朝大臣，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薛达头（鲜卑叱干氏后裔，北魏平城官员，平南将军，冀州刺史）、薛虎子（鲜卑叱干氏后裔，出生于平城，薛达头之孙，曾侍奉太子拓跋浚，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出任皇帝禁卫军首领，后因冒犯冯皇后被贬为镇门士；亦曾随文成帝南巡，被封河东郡公，徐州刺史，又获赠镇南将军衔）、薛世遵（薛虎子之子，世袭河东侯，北魏秦州刺史）、薛世雄（薛世遵族弟，隋朝名将，曾参与过杨广东征高丽的战役）、薛广（鲜卑叱干氏后裔，薛世遵之子，北齐大臣，东豫州长史，其子薛安都是一个动荡历史时代的动荡人物）、薛万彻（薛世雄之子，唐初征东名将，娶唐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为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夫，早年曾是北平王罗艺的部将，后被唐授右武卫大将军，宁州刺史，因对唐高宗执政不满，被李治诛杀）、薛礼（即薛仁贵，鲜卑叱干部后裔，薛广的七世孙，唐朝征东名将、曾随唐太宗远征辽东、战契丹、破扶余、攻入平壤城，灭高丽国，驻军平壤；后因远征吐蕃在青海战败，被迫解甲发配广西；晚年又重新启用为右领军卫将军，负责宫禁事务，随后亦与阿史那元珍部激战于云州大同；七十岁去世，获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衔）、薛讷（薛仁贵长子，薛丁山原型，唐朝戍边名将）、尉迟迥（西魏～北周大将，蜀国公，代郡人，西魏北帝元宝炬驸马，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外甥，后因反对杨坚谋权篡位，在邺城兵败自杀）、尉迟纲（北周大将，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外甥，尉迟迥的弟弟）、尉迟崇（尉迟迥族弟，隋朝开国将军，秦兴公，后战死沙场）、尉迟义臣（尉迟崇之子，大同人，隋朝名将，隋文帝杨坚的义孙，故更名杨义臣，授朔州总管，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曾与窦建德等河北义军交战）、尉迟敬德（即尉迟恭、又名胡敬德，平鲁人，唐朝开国名将，北齐兵部侍郎尉迟孟都之孙，隋朝幽州刺史尉迟伽之子，鄂国公）、尉迟宝琳（尉迟恭之子，唐朝三品官员，世袭鄂国公，其女是胡国公秦琼的儿媳）、穆崇（北魏开国将军，太尉，宜都公，丘穆陵氏后裔）、穆观（北魏大臣，左卫将军，太尉，穆崇之子，娶明元帝拓跋嗣之女宜阳公主为妻）、穆翰（北魏大臣，海西郡王，穆崇之子）、穆乙九（北魏散骑常侍，穆崇之孙，其子穆真娶北魏文明冯太后之异母姊）、穆兰（又名木兰，丘穆陵氏后裔，北魏将军之后，巾帼英雄）、穆金花（丘穆陵氏后裔，即穆桂英原型，北宋名将杨延昭儿媳）、屈突通（库莫奚后裔，依附于慕容鲜卑门下，隋唐时期大将，大唐兵部尚书）、赫连铎（吐谷浑部族首领，慕容鲜卑后裔，地方军阀，晚唐大同防御使）、乙浑（鲜卑乙弗氏后裔，北魏车骑将军，太原郡王，后被冯太后政变所杀）、慕容白曜（北魏征南大将军，济南郡王，前燕开国皇帝慕容皝之玄孙，北魏高都侯慕容琚之子，文成帝拓跋浚儿时玩伴，后被北魏献文帝误杀，孝文帝为其平反）、慕容延钊（慕容鲜卑“燕国”后裔，五代后汉～后周～北宋初年名将，曾任殿前散骑都指挥使）。
这些著名的鲜卑历史人物，几乎涵盖了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五代、宋等各个朝代，而他们的祖先基本上都是当年跟随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文武百官，并且在国都平城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查阅史料可知，他们之中许多人的原籍标注为平城，或曰洛阳。就连北魏名将李虎也曾在大同生活过，而他的孙子正是唐高祖李渊。
也就是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带领着一批精英在山西大同建都，之后这批精英及其后代，跟随着北魏孝文帝南下迁都洛阳，从而使这批精英的子孙后代们，陆续登上了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宋时期的历史舞台，谱写出华夏文明最为靓丽的篇章。
因此，想要了解北朝至隋唐宋各王朝的历史脉络，北魏故都平城（大同）亦拥有解读这段鲜卑文化及各大家族历史变迁的密码。
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京畿地区，走进“华夏大历史”的视野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这片区域是匈奴北狄一支叫“楼烦”、一支叫“林胡”的两个部落，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到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动了对“楼烦”和“林胡”部落的战争，一举将山西北部及河北、内蒙古的部分区域，收归到赵国的疆域版图。
为防止匈奴部落的反击，公元前333年赵国开始在边境的山区上修筑长城，还设置了雁门善无城（今山西右玉县）、代地高柳城（今山西阳高县）等戍边重镇，特别是派遣赵国大将李牧来边关镇守，抵御匈奴入侵。
李牧到任后，秣马厉兵，训练了包括战车、勇士（陆军）、弓箭手、骑兵等近十七万赵国戍边大军，且在今山西右玉、左云、大同、阳高、天镇、河北阳原、蔚县一带奔波忙碌，使晋北地区成为华夏历史上有准确记录以来，抗击匈奴最早的主战场。李牧也因驻守“雁门和代地”区域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歼敌十余万骑，并乘胜追击，歼灭“襜褴”（搀蓝）游牧部落，迫使单于北遁，十余年边境无战事，而一举成名，流芳百世。
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编写的《史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率大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败奔走。其后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边境线上派遣大将蒙恬修筑万里长城，并推行“郡县制”，还在李牧当年戍边的晋北地区，设置了“代郡”“雁门郡”，亦在两郡交界的如浑水（今大同御河）东岸，设立了“平城县”（即原大同御河东侧古城村，可惜今已毁）。汉代沿袭秦治，平城仍是县级编制。
据史料记载，汉时雁门郡辖：郡治善无（今右玉县以南）、沃阳（今内蒙古凉城西南古城乡）、阴馆（今朔州东南五十五里安仁村南侧，东汉雁门郡治）、楼烦（今朔州城区梵王寺村）、武州（今左云县东五里）、剧阳（今怀仁市河头乡东昌城村附近）、崞（今浑源县西二十里麻庄）、繁峙（今浑源县北二十里）、平城（今大同市）、埒（今宁武以北）、马邑（今朔州城区）、疆阴（今内蒙古凉城岱海东南）等县。
直至西晋末年，因鲜卑拓跋猗迤有功于朝廷被封为“代王”，西晋王朝才将晋北地区雁门、代郡、繁峙、楼烦、崞县等汉属郡县地名，内迁至“句注山”以南。其中，雁门南迁至“句注山脉”，并设关始称“雁门关”，原阴馆城交由拓跋鲜卑政权管理；繁峙由浑源以北迁至“霍人”改为今繁峙县；楼烦安置于宁武境内，后另设楼烦县与静乐县接壤；此外，崞县迁往如今原平市崞阳镇；代郡则迁“句注山”东南侧，即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至此，汉代历史地名才与如今行政区划地名正式接轨。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携陈平、樊哙、周勃等文武百官，率领三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北击匈奴，当汉军先头部队追击匈奴诱导疑兵抵达平城东北部的白登山（今大同城东马铺山）时，遭遇到匈奴主力铁骑的伏击，不得已被围困于白登山顶，长达七天七夜。
时值十一月寒冷的冬季，夜晚气温极低，致使汉军冻伤手脚者近十分之二，战斗力迅速下降，减员严重。而匈奴冒顿单于的军队将白登山包围的水泄不通，双方经过激战，汉军冲不出敌军包围圈，战场僵持不下，加之汉军缺衣少粮，饮水困难，几乎弹尽粮绝，迫使刘邦、樊哙、周勃等人望山下胡兵而兴叹。后来，刘邦依陈平之计，派人下山与冒顿单于谈判，并且贿赂了冒顿的夫人阏氏，利用其“耳边风”及刘邦遣使口头上的谕旨朝贡承诺，才侥幸躲过一劫，被冒顿单于下令放行，狼狈不堪地返回了平城县。
对于汉高祖刘邦而言，“白登山之战”是其人生最为绝望的时刻，却侥幸逃脱，死里逃生。因此，刘邦命令大军回撤，不敢再与匈奴主力交战，且之后没有违背承诺，都是以双方友好“和亲”的名义，将汉宫美女及各类贡品遣使臣送往匈奴领地，于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便在平城边塞上演。
汉朝忍气吞声六十余载，至汉武帝时期，才任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率部从雁门郡、代郡、上谷郡（今河北怀柔）及“河南之地”（非今河南省，而是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出发，将匈奴主力追击、围歼，并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匈奴余部皆逃往蒙古漠北，汉朝因此才赢得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使边境地区数十年无战事。
而汉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也成为那个时代驰骋疆场的著名军事家及华夏历史名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的诗篇，至今仍在耳边回荡。
西汉时期，在平城如浑水（今大同御河）西岸，曾经兴建过一座县治新城（今大同市老城区操场城一带），并将平城县由河东地区迁往新址办公。这是为了利用如浑之水，环绕城东，起到防御东部来犯之敌的功能，解决了城池之前没有防护屏障的问题。
因此，直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率领部众由盛乐迁都平城的时候，也没有更改平城的地理位置和名称，只是把“云中郡”旧称，由盛乐移至了平城。故而，平城亦可称为“云中新城”。同时，北魏政权在原有平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城市环境的整体扩建，先后建造了宫城、内城、外城、宗庙、祭坛，并兴建了周长约三十二里的外廓城墙。
其中，道武帝还将宫城及皇族安置在城北高坡台地之上（今大同火车站至上皇庄和下皇庄一带），亦将皇家祭坛安置在城西六里的地方。现场设置一座方型祭坛，坛上安插七根一丈高的立柱，顶部覆盖白布，中部包裹白色绢布，如同裙䙓，方坛周围又以矮墙环绕出一块祭祀空间；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还设有青白黑赤四色入口，每年四月初四都举行“萨满教”的祭天仪式和相关宰牲的活动。届时，皇帝携文武百官来此出席盛典，有时亦邀请高丽、南朝等国驻平城外交使节，前来参加观摩活动。
此外，北魏皇帝又开辟了皇家秋季郊游捕猎的野外“鹿苑”，范围设置在如浑水（御河）以东的采凉山、孤山、方山之间（今大同花园屯乡一带），并且还在皇城北部开凿了“鹿野苑石窟”，在方山东侧设置了郊游礼佛的行宫。而皇室礼佛的集中区域，则设置在城西三十里的武周山麓。在那里，皇室开凿了举世瞩目的“武周山石佛寺”，后世又称“云冈石窟”，亦被当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及人类文化艺术宝库。
当年魏孝文帝拓跋宏陪同太皇太后冯氏，东出平城，郊游“鹿苑”，来到方山行宫时，领略了大自然的神奇美景。心旷神怡的冯太皇太后，当即表达了百年之后，选择安葬此地的想法。故而，孝文帝于公元481年下旨，在方山上营造了寿陵曰“永固陵”，工程历时三年完成。公元490年冯太皇太后去世，终年49岁，即安葬于这片“千年美景尽收眼底”的方山之上。
鲜卑民族在长城以内建立政权，为华夏人文艺术发展史，带来了传统风格上的聚变；继而产生了“中国北朝艺术史”文化领域各门类项目“井喷式爆发”，也铸就了华夏艺术史上的巅峰时刻；最终推动中华人文艺术发展史，有了一次崭新靓丽的时代跨越。
特别是鲜卑民族从游牧部落开始转型为农耕社会发展时期，曾经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在学习汉族儒家思想的同时，还认真吸纳了不同地区优秀的文化元素，包括印度佛教文化，西亚波斯文化，以及最先传入波斯，后又传入阿富汗地区的古希腊文化审美标准。这些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即成为“北魏王朝”献给华夏文明最大的礼物。
“北魏王朝”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发源于古印度，传播至当时“贵霜王朝”（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地区）的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思想，以及大规模营造佛教寺院的理念，引入了中原地区，并且将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的能工巧匠带回“国都平城”，大规模兴建了举世闻名的“武周山石窟寺”（即云冈石窟，最早的“昙耀五窟”为北魏“沙门统昙耀”国师于兴安二年，即公元453年奉命组织开凿营造），使融汇了印度、波斯、希腊风格的“古犍陀罗艺术”石雕造像，落户于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
诞生于“古犍陀罗”国（今巴基斯坦北部旁遮普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具有古希腊、古罗马之写实典雅，熔古印度之慈悲神圣，大气而兼优美，崇高不失精致。“论其身相，则肃穆与灵动并存；考其精神，则亲近与高远俱足；究其意旨，则实为佛法不执分别、无弗远近、无有高下，乃至不垢不净、不一不异，圆融自在之当然、具象显现。观者一睹，或可凝神静赏造像之身姿，或可敛心叩寻佛性之禅悦，或震撼于造像之变化，或感慨于身相之虚妄。”
当时“贵霜帝国”境内的城市，大多位于“丝绸之路”沿线，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中西方经济文化与艺术交流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从地理上看，其国内“泰尔梅兹”“贝格拉姆”“布色羯逻伐底”“塔克西拉”“秣菟罗”等著名的沿线商路城市，都是“贵霜帝国”（大肉孜人建立的王朝）在原欧洲亚历山大人及“塞琉古王国”、希腊的巴克特里亚人、印度裔希腊人、印度裔斯基泰人、印度裔帕提亚人，甚至是在印度本土民族所建城市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商路城市；正是这条重要的经济贸易商路，带动了北魏王朝与其文化艺术融合及经济社会发展，为大规模引进佛教石窟寺院奠定了基础。
正是佛教文化的大规模引入，带给华夏民族以政治、思想、经济、美学、文学、音乐、石雕、泥塑、书法、彩绘、壁画、服装、人文习俗（包括茶道）等艺术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重大变革。其中，这一时期佛教流行的主要标志及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就在于佛、玄、儒之间的人文思想交流与碰撞融合，以及大量佛寺的创设，推动了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实际上，现存的中国古代寺院遗迹，有相当一部分兴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据史料记载：北魏王朝在大规模营造平城“武周山石窟”（今大同“云冈石窟”）之后，还开凿了新都“洛阳龙门石窟”寺、河南“巩县石窟”寺、河南义马市“鸿庆石窟”寺、甘肃庆阳县“北石窟寺”、甘肃泾川县“南石窟寺”、甘肃泾川县“王母宫山石窟”、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殊山石窟”和“马蹄寺石窟”及“金塔寺石窟”、山西晋城市高平“羊头山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北魏国师昙耀兴建）等佛教人文艺术空间。甚至甘肃“敦煌莫高窟”虽然始建于“前秦时期”（公元366年），但是其大规模开凿洞窟的时代，依然是北魏皇室成员“东阳王”元荣、北周贵族“建平公”于义二人，在担任瓜州（敦煌）刺史时，受本朝佛教文化影响，而着手大规模营造兴建，直至唐代，仍然营造不断。
因此，中国古代三大文化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兴建）都是来自于北魏王朝的大规模营造和国家财力的推动发展，使佛教文化思想，最终根植于华夏大地，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据记载统计：至北魏末期，全国寺院共有3万余座，僧尼二百余万人。而随后的北齐王朝，僧尼也是二百余万人，寺院达4万余座。
北朝时期，就华夏人文思想、文学、艺术而言，由于佛教文化的流行，出现了玄学与佛法合流的现象。当时不少文人墨客开始研习佛理、佛经，并与僧人形成交往，这样对于丰富权贵士族、文人墨客的处事态度、禅意生活、文学思想、茶道传播，以及对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想象力更加丰富；古代文学的故事性更加强烈。
正是天竺（印度）声韵理论随着佛教文化传入北朝，促成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进而影响到古代诗词格律的形成，也为“唐诗宋词”的诞生和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文学思想的产生，不但丰富了汉语言的文学词汇，而且还丰富了汉语言的表达方式与文学独立创作的观念。
“北朝乐府民歌”今存七十余首，大部分保存在北宋官员郭茂倩所编纂的《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梁鼓角横吹曲》里。书中收录的多数是北魏、北齐、北周时期的作品；当时这些作品传入南朝，便被“南梁政权”的乐府机构记录保留下来。“北朝乐府民歌”语言质朴刚健，风格粗犷豪放，自然清新，格式以五言为主。而北魏宫廷和贵族府邸中所用的乐歌，原先都是鲜卑族及诸如敕勒、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歌曲。
据《新唐书·乐志》记载：北魏音乐中的“北歌”有拓跋鲜卑、慕容吐谷浑及纥奚氏部落三族的歌谣。《隋书·经籍志》所载《国语真歌》十卷、《国语御歌》十一卷，大抵是鲜卑歌，用鲜卑语言演唱。但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歌谣，由于魏孝文帝拓跋宏，积极推行汉化改革及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导致鲜卑后人对鲜卑本民族的歌辞语境，出现了不能理解的现象，故而部分作品逐渐失传。
另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北魏乐府“北歌”中，还有《白净皇太子》等曲目。这些歌调，原本都是“燕魏之际的鲜卑歌”，其中多“可汗”之辞，用鲜卑语歌唱，歌辞不易理解。而著名的叙事诗《木兰诗》，历来被认为是《梁鼓角横吹曲》中的一首。此诗两次提及“可汗”，与“燕魏之际鲜卑歌”类似。当今多数学者认为，此诗产生于北魏早期，但诗中有一些辞语和某些诗句风格，又与唐人作品相近。可能其原来是一首鲜卑语的民歌，后来经南方乐府机构的翻译和汉语加工，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主人公穆兰，也因此被音译为“木兰”。
《木兰诗》无疑是“北朝乐府民歌”中最为杰出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在“主人公”木兰身上，集中展示了鲜卑民族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以及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亦是古代劳苦大众理想的化身。这首乐府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首先，故事富于传奇色彩，也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范例。其次，作品出色地运用了民歌的复叠、铺陈、排比等文学技巧，及比喻、对偶、反衬、顶真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艺术效果。其三，作品笔墨凝练，繁简得宜，句式以五言为主，杂以七言、九言语句，错落有致，声韵铿锵，富有音乐之美。
《木兰诗》不愧为华夏诗歌史上辉映千古的叙事名篇，她与南朝《孔雀东南飞》被誉为中华诗歌史上长篇叙事诗的双璧，统称为“乐府双壁”。
北朝乐府民歌数量虽然不多，但题材却比较广泛。其中还有一首描绘北方壮丽山川和游牧生活的名篇《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寥寥数笔，形象地展现了辽阔牧场的景色，意境壮阔，气势雄浑，烘托出北方敕勒民族（高车、铁勒族，亦称沙陀人，北朝至唐宋时期，曾居住于大同盆地南部的怀仁、应州、山阴、朔州一带）乐观豪迈的胸怀和气质，堪称千古绝唱。
此外，随着佛教石窟的开凿，也留下了北朝独特风格的汉字书体表现形式～“魏碑”，这种书法有别于之前的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隶书等作品的表现形式，而是一次汉字书写过程中所带来的重大创新变化。该书体只因“北魏王朝”才诞生，故曰“魏碑书法”。魏碑书法的特点，亦融入了鲜卑民族刚健雄强、务实洒脱的个性，使书体方笔表现、棱角分明、气势雄浑、霸气十足。现存魏碑书法作品，主要是云冈及龙门石窟崖壁上的石刻文字遗存，以及出土于各地北魏贵族墓葬中的墓志铭等历史文物，著名的魏碑书法有《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铭》《郑文公碑》《爨龙颜碑》《太觉造像》《元怀墓志》《龙门二十品》等作品。
魏碑书法的流行与以南朝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为代表的行书作品，形成了“中华书法艺术史”上的两大高峰流派，亦使“中华书法艺术史”迎来了隋唐楷书盛世主旋律的同时，仍保留了行书这一具有南方隽秀书写风格的表达形式，成为文人雅士抒发情感的文字书写归宿；而魏碑不只是影响了唐代楷书的形成，还影响到了宋代“宋体字”的形成，其中的核心内涵，既是源于鲜卑民族血脉文化的传承和影响。
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书法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绘画、服饰、瓷器、陶器、金银器等各个领域，其中仅绘画一项，如展子虔《游春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韩干《牧马图》、章怀太子墓壁画《打马球图》等众多作品，都是以牧马和春游为题材，加以描绘大自然的景色，使“唐人尚马”的历史烙印，牢牢地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加之“唐三彩”中“三彩马”“三彩骆驼”等器物的出现，以及随后契丹族（源于鲜卑）形成“辽三彩”对“唐三彩”文化艺术的传承，都是鲜卑民族血脉文化发展上的外在艺术表现形式。骑马郊游、打猎、踏青、打马球比赛等户外体育运动，亦成为当时贵族文化的时尚元素。
北魏佛教文化艺术的盛行，带动了社会人文思想的演变，审美意识、品茶养生、南北两朝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与发展，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趋势；当时，北魏著名文化学者郦道元创作出地理学专著《水经注》，并对当时全国各地的山川河流、商业贸易、民俗风情，加以具体描述，进而促进了当时全国经济贸易的发展；郦道元的《水经注》也对后世游记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另一位北朝山东籍官员贾思勰，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编纂了一部关于农业科技的巨著《齐民要术》，这也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农业百科全书，书中不仅记录了劳动人民的耕作经验与技巧，还记载了农业农时与播种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实用方法，为北朝先进的农业耕作推广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都是北魏王朝政府管理机构，重视社会农业科技化的具体体现，概括了那个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缩影。
进入北齐至隋唐时期，社会审美逐渐形成了“北齐造像清秀隽永，精致优雅”的风格；“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的盛唐气象”；文人雅士感悟禅道、僧侣与官宦之间“以茶互动”，最终完成“唐代《茶经》（陆羽著）一书的问世”，使“茶道文化走进了贵族时尚生活”。继而，又形成了唐代女性“以胖为美”的社会审美标准；加之社会思想的转型开放，引发了服装服饰风格的聚变。的确，服装服饰作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在“北魏至隋唐时期”发生了巨大的文化变迁，一方面体现了鲜卑民族汉化融合的标志；另一方面，对隋唐时期的服饰风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服装服饰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而社会日用品文化的兴起，亦带动了商业“东西市场”的设立，俗语“买东西”便成为那个时代“时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大规模消费品需求与消费市场的形成；从而，最终完成了北魏至隋唐时期，中国社会整体化生活方式的辞旧迎新，同时又是一次社会整体化审美观念的时代跨越。
这种吸纳了多种中西方文化底蕴，所形成的“大唐文化”，又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朝鲜、契丹、吐蕃等区域的文化习俗与传统艺术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东亚人文传统艺术屹立于世界的独特魅力和千年以来东亚人文历史传承的基调。
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大融合”及“隋唐时代如此辉煌的文化艺术成就”，其源头“始作俑者”便是北魏平城皇室成员的思想观念。特别是“道武帝”拓跋珪独揽天下之气魄；“太武帝”拓跋焘“文公武略”的抉择能力；以及年轻有为的“孝文帝”拓跋宏，其大无畏的政治思想与前无古人的英雄气概，铸就了华夏人文历史的辉煌时代！而这些伟大成就幕后的一位最为重要的推手及北魏王朝中后期的政治掌舵人，便是北魏政权三代帝王执政方向的掌控者～文明太皇太后冯氏。
北魏王朝在平城（大同）执政的九十七年间，曾经历过“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浚、“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总计六代帝王的统治。
其中，“道武帝”拓跋珪开创了北魏王朝，自公元398年迁都平城，至公元409年遭逆子拓跋绍刺杀，前后在平城执政十一年。执政期间，“大可汗”拓跋珪从草原部族的统治者，强行向着华夏执政机制靠拢，由部族“兄弟间传位”改为“父子间传位”，这种强行变道的政治理念，在加强“部族统一”的道路上，势必会引起内部矛盾，在夺嗣之中遭遇刺杀，在所难免。
而其子“明元帝”拓跋嗣于公元409年即位后，重视农业生产，恢复农业经济发展，并亲自下田耕作，还劝勉百姓勤奋耕织，同时缓和士族与部族之间的矛盾，全力以赴振兴经济，至公元423年病逝，执政十四年，年仅三十二岁。
明元帝去世后，公元424年初，十五岁的太子拓跋焘即位，史称“太武帝”。趁“太武帝”即位立足未稳之际，北方柔然（亦称蠕蠕）军队的铁蹄入侵魏国边境，并攻陷了旧都“云中郡”盛乐城，导致王都旧皇宫被毁，生灵涂炭。这一突发事件，迫使十五岁的拓跋焘，率领大军御驾亲征，身先士卒，击退了柔然主力的入侵；随后“太武帝”拓跋焘在五年之内，又连续三次大规模征伐柔然，并直捣柔然王庭，将柔然主力部队打垮逃亡漠北，最终捕获柔然部众三十余万人；随手又征服高车部族，获得了十余万高车人，带回魏国，将这些劳动力资源安置在漠南和平城京畿一带，放牧耕田，征收税负。经过此役，柔然便无力南下袭扰魏国边境了。
北征期间，太武帝亦“三伐大夏”统万城（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上邽（今甘肃天水）、平凉（今甘肃平凉），并于公元431年迫使赫连部族的“大夏国”灭亡。随后，拓跋焘又连续五次出师征伐“北燕”，并于公元436年攻陷龙城（今辽宁朝阳），而北燕国主冯弘弃城败走，投奔高丽，“北燕国”灭亡。公元439年，拓跋焘灭掉了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打通了通往“河西走廊”及西域“丝绸之路”的故道，使北魏文化与西域文化联通融合，为佛教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平城，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后，拓跋焘给予北凉政权东归的汉族士人以高规格的礼遇，且加以重用。一些从北凉来到国都平城的汉族士人，或为北魏政府官员，或教授儒学，至此北魏时期的文化教育开始振兴。
正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文公武略”，结束了北方“十六国”一百三十余年的混乱割据局面。同时，他采取吸纳汉族人才，参与“治国安民”的理念，并号召鲜卑民族的后裔们，认真学习汉族文化儒家经典，提高了北魏政权的执政能力和素质，促进了北魏政权汉化的进程。
当然“功成名就”的“太武帝”拓跋焘，也有头脑摇摆不定的时候。本来拓跋焘执政时期，佛道二教并存，拓跋焘最初还十分推崇佛教，但是后来随着汉族大臣崔皓、道士寇谦之对道教的极力赞扬和推荐，“太武帝”拓跋焘逐渐开始迷恋道教，迷恋羽化成仙，加之看见一些关于佛教寺院的负面消息，于是勃然大怒，下旨灭佛，捣毁寺院！谁劝也不听，使刚刚进入汉地、立足未稳的佛教文化思想，遭受了重创，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公元452年，执政二十八年的“太武帝”拓跋焘，被宫廷宦臣宗爱下毒手杀死。同年，经过宫闱之变，宦臣宗爱被诛，拓跋焘十三岁的长孙拓跋浚即位，史称“文成帝”。
“文成帝”拓跋浚在位执政十三年，主要功绩就是复兴佛教、巩固北魏王朝的统治，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文成帝”拓跋浚集结起各地能工巧匠，兴举国之力，开凿了“武周山石窟”（即云冈石窟）。这是一项国家意志的工程，拓跋浚巧妙地利用开凿“武周山石窟”的机会，化解了“灭佛”“兴佛”的社会矛盾，并团结凝聚各方力量，将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社会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真正使北魏“国都平城”，成为了北方政治经济中心，“文成帝”拓跋浚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公元465年，二十六岁的“文成帝”拓跋浚去世。随后，年仅十二岁的长子拓跋弘即位，史称“献文帝”。
随着“文成帝”拓跋浚的去世，一位女性政治家登上了华夏历史舞台，并且在此后二十五年的摄政中，大展宏图。她就是“文成帝”拓跋浚的遗皇后～冯氏。
冯氏的伯祖父冯跋、祖父冯弘，曾是“北燕”政权的两代君王。在龙城（今辽宁朝阳）执政期间，冯弘曾经将一个女儿“和亲”给“太武帝”拓跋焘，成为北魏平城宫中的“左昭仪”。北魏军队灭掉“北燕”之后，冯氏的爷爷、“北燕”末帝冯弘，弃城投奔了朝鲜高丽王朝。而冯氏的叔夫、父亲则以“北燕贵族”的身份，投靠了北魏王朝，并被任官封爵，位至王公贵胄。冯氏的父亲冯朗，当时是“北燕国”“辽西郡公”，在龙城时娶了“乐浪郡”（今朝鲜平壤）美女王氏为妻，生有一子冯熙，一女就是冯氏。
冯氏在平城出生的时候，北燕王朝已经被“太武帝”灭掉了五年。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如果没有叔父冯邈领军北击柔然时，遭遇伏击投降敌人，冯氏家族依然可以兴旺发展。正是冯邈的举动触犯了北魏王朝的法律，诛连九族。于是“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处死冯朗、冯邈两兄弟及族众家眷，冯家遭遇灭顶之灾。冯氏因为只有六岁，被免死入宫为婢，剥夺了贵族身份；好在入宫后有姑母“冯昭仪”培育抚养长大。而冯氏十几岁的哥哥冯熙，因为当时跟随叔父冯邈的军队出征，被柔然军队打散，流落氐、羌部族地区生活了许多年，后来才找机会返回平城，故而躲过了满门抄斩的家族劫难。
幼年的冯氏，居住在北魏王朝的皇宫里，默默的成长。十二岁时，成为十四岁“文成帝”拓跋浚的贵人，当“文成帝”十七岁设立皇后时，冯氏按照惯例“铸金像”成功当选，时年仅十五岁，这是公元456年的事情。
冯氏离开了抚养自己的姑母，来到文成帝身边。婚后，陪王伴驾的生活是和美的，她也更有条件熟悉和了解国家最高层的政治运作模式。由于当时拓跋浚用人得当，特别是重用了汉族大臣高允，因此“文成帝”执政时期，北魏王朝处于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冯氏对文成帝不拘民族成分，宠重汉族出身的高允，感到十分钦佩。而朝廷之上对汉人的看法，也明显改观。这对于日后冯氏当政期间，吸收汉法、重用汉人、推行汉化的措施，无疑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文成帝”的施政风格也给冯氏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公元458年，“文成帝”率兵巡视阴山，车驾深入大漠，使柔然部族军队绝迹远遁，不少部落酋长率部请降。冯氏为“文成帝”大扬国威，而欢呼雀跃，并陪同他一起观看了庆典活动。此时的冯氏，不但为国家的兴盛感到振奋，而且也为国家的未来日夜操心。
贵为皇后的冯氏，深深地理解“文成帝”为国操劳的艰辛，尽力为其排解各种烦闷与不快，特别是在生活上，给予他温存体贴。每次文成帝出征、巡视归来，冯氏总是以她的百般柔情，化解皇帝身心上的一路风尘。在冯氏的身边，“文成帝”仿佛忘却了朝廷上的争斗，忘记了柔然、刘宋王朝对于南北两方的军事威胁。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冯氏做皇后尚且不到十年，甜蜜的生活就画上了休止符。公元465年，“文成帝”英年早逝，时年二十五岁。此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冯皇后，丧夫之哀，痛不欲生，她一连数日以泪洗面，呜咽不止。三日后，按照旧俗制度，焚烧“文成帝”生前的御衣器物，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吊。
当火光燃起的时候，悲哀不已的冯氏，突然纵身高声悲叫，扑向了熊熊燃烧的大火。众人震惊之余，急忙从烈火中抢救出冯氏，但烟熏火烤中，冯氏早已不省人事。过了很久，苏醒过来的她，突然间似乎对生死之事有所顿悟，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如此坎坷多艰，或许正是冥冥之中神灵的安排。想到这些，冯氏就像换了一个人，从悲伤的双眼中，透露出了一股坚毅的光芒。
“文成帝”去世后，年仅十二岁的皇太子拓跋弘（李妃所生）即位，冯氏即被尊为皇太后。由于“献文帝”年幼，朝中大臣“太原郡王”“车骑大将军”乙浑（鲜卑乙弗氏部落后裔）独揽行政大权，欺凌孤儿寡妇，图谋不轨，致使北魏政权中枢，又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公元466年初，眼看北魏王室政权失控，乙浑谋位已是迫不及待。早已胸有成竹的冯太后，立即下令“骠骑大将军”拓跋丕（拓跋焘之弟）、“陇西王”源贺（鲜卑拓跋氏族亲秃发氏后裔）等人率兵突然抓捕乙浑，镇压叛乱。很快，乙浑便被捕杀，夷灭三族。在平定“乙浑之乱”、稳定政局中，冯太后表现出了果敢善断的政治家才干。
随后，她再露锋芒，宣布由自己临朝听政，掌控行政大权。冯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前后仅有十八个月时间，但她凭借多年宫中生活的阅历和非凡的胆识，稳定了北魏动荡的政局，在华夏历史舞台上初露锋芒。
公元467年，“献文帝”之妃李氏，生了一个皇子，取名拓跋宏。冯太后喜得长孙，十分高兴。她初见拓跋宏长得白白胖胖，心情格外舒畅。于是时隔不久，她就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由已经十四岁的“献文帝”亲政，自己则转而承担起抚养皇孙的责任。“献文帝”亲政后，颇有作为。可是，他逐渐与冯太后产生了矛盾，且执政理念相左，还开始打压冯太后的宠臣，扶持自己的势力。故而，隐忍三年的冯太后发动了反击。随即，十八岁的“献文帝”被迫“禅让皇位”给五岁的皇子拓跋宏，并由冯太皇太后再次亲政，至此北魏王朝迎来了“孝文帝”拓跋宏执政的时代。
公元476年，不甘寂寞的“太上皇”拓跋弘，暴死于皇城永安殿，死因不明，年仅二十三岁。
对于年幼的拓跋宏，冯太后尽心加以培养教育，让他认真读书，并向他传授历代帝王的执政经验，又做《劝诫歌》300余章，教育他严格自律，苦心孤诣地要为北魏王朝培养出一代杰出的天子。从此，被世人称为“二圣执政”的祖孙二人，同心同德，开创了北魏王朝改革发展的新时代。
公元484年，冯太后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她下诏实施了《班禄制》，同时整顿吏治，制定了严惩贪官的法则，将游牧民族的劣根性弊端，用法律手段加以约束和限制，稳定了官员的薪资待遇，并通过恩威并施的方法，使北魏王朝自开国以来，官员的贪污积弊大减。
公元485年，冯太后又颁布《均田制》，平衡了国家税收制度，完善了国家行政管理机制，促进了农业生产与发展，还整治了名门望族利用职权，擅自侵占土地的弊端。
公元486年，冯太后亦颁布了《三长制》，专门治理各地隐瞒劳动人口数量，大量侵夺女婢的弊端，促进了户籍管理机制的完善发展，向着汉化政权的管理体制，大踏步靠拢。
这三项重大的改革措施，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摸清了国家人口、财力的家底，巩固了北魏王朝的经济基础和政权组织，亦使北魏政权在农耕文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经济实力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
冯太后采取这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促进了北魏王朝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着汉民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进行过渡和发展，即对于北魏政府由游牧化管理，变革为封建化管理，起到了社会进程的推动作用。此外，为了使鲜卑族人逐渐适应汉族的生活方式和礼仪制度，冯太后还大兴教育之风，尊崇儒法，禁断卜筮、谶纬之学，从此鲜卑族人开始了大规模“由里向外”“由上至下”的制度汉化过程。这一点，又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措施，清除了障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魏王朝的中央集权与南方东晋政权有所不同，威胁北魏政权的两大障碍，其一是北方的郡姓士族，其二则是鲜卑武人贵族，前者阻碍着北魏的行政管理，后者阻碍了北魏的执政。北魏王朝前期做的首先是处理行政问题，也就是笼络团结郡姓士族，比较明显的就是重用了汉族清河崔氏士族，而崔氏想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士族、人伦、贵族联合一体的北魏政权架构，但是鲜卑贵族却没有答应，结局就是清河崔氏被灭了门，也就是说北魏前期的汉化改革过程是不成功的。
到了“孝文帝执政”时期，经历了“文成帝”“献文帝”阶段的社会磨合，第一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那么，接下来就要解决第二个问题。
为了进一步加强皇室的中央集权，北魏孝文帝于公元494年下诏迁都洛阳，并随之颁布了许多鲜卑族汉化的政策，总体上有几条法律规定，就是鲜卑人必须改穿汉人服装、入籍汉人籍贯、禁止使用东胡母语、必须“更改原有复姓为汉姓”等一系列的严厉措施。纵观华夏历史，果断而不留余地的进行汉化改革的唯一帝王，就是北魏孝文帝。他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执行国家意志最彻底的一位帝王，且不带有任何歪曲和偏见，属于全心全意的汉化进程。这种民族间相互融合的勇气，到了辽金及满清时期，再也没能重复看到；也就是说其他少数民族皇帝，没有一个能够有北魏孝文帝的果断与山河无恙的气魄。
在这场汉化进程之后，北魏王朝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士族集团“虏姓”。“虏姓”就是指以鲜卑贵族为首，由鲜卑人的显赫家族，摇身一变，成为汉姓的士族，俗称“虏姓”士族。北魏王朝经过这场汉化改革的洗礼，华夏民族由此才真正完成了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从文化艺术及百姓生活方面来看，此时的汉人文化风格，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外表和行事方式都比原来大方，不拘谨，识大体，有点游牧文化的个性，可是骨子里面则是传统汉学礼教规范下的行为。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便真正出现了北方人与南方人的区别和说法。
公元490年农历九月十八日，华夏历史上第一代女政治家、改革家冯太后病逝于平城，终年四十九岁。北魏“孝文帝”为其上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十月，安葬于山清水秀的方山“永固陵”。
冯太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女政治家，她以个人智慧，实现了北魏两代人的顺利交接，北魏“太和改制”初期是由冯太后完成的，她辅佐三代帝王，为北魏王朝的政局稳定做出重大贡献。而她的皇孙拓跋宏，为了完成“太和改制”最终的宏愿，正在沿着她所设计的国家战略，勇往直前。
公元493年，年轻有为的“孝文帝”，以亲征南朝为名，率领三十万大军、以及文武百官及其鲜卑贵族部众，从平城出发，起程南进。一路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整整行军历时四十五天，才渡过了黄河，抵达洛阳。
因为洛阳是华夏古都及传统文化中心，因此“孝文帝”为避免各方部族势力阻挠迁都，继而完成鲜卑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血脉大融合，所以才以“秘而不宣”的方式，率领三十万平城精锐之师，南下洛阳。正当随行人员认为征战之后，可以班师回朝，返回故乡平城时，公元494年二月，“孝文帝”一道圣旨并诏谕天下，正式迁都洛阳。至此，所有随行文武百官及鲜卑贵族，都不允许再次返回平城，违者严惩！甚至官员去世后，也不可以返回原籍平城安葬。紧接着，一道道禁令下达，禁止在洛阳穿鲜卑民族服装、禁止在洛阳说鲜卑胡语、改革鲜卑姓氏，推行中原汉话等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和法令，陆续颁布施行。一代胸怀大志的鲜卑天子“孝文帝”拓跋宏，终于将鲜卑民族的血脉注入到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使拓跋部族由一个弱小落后的游牧部落，实现了永远走进汉民族文化体系之林的愿望，继而使鲜卑拓跋部落的血脉，得以永生。
关于“拓跋”一词，有学者认为是突厥语发音，直译为“桃花石”。之后，拓跋家族在洛阳也改汉姓为“元”。至此，拓跋宏亦称“元宏”。有意思的是七百年后，鲜卑民族另一支后裔～蒙古部族的可汗“忽必烈”，入主中原，在“燕国”故地（今北京）建立起全国行政中心“大都”，并将国号设定为“元”。。。。。。
公元499年四月，“魏孝文帝”元宏准备征伐“南齐王朝”时，病逝于谷塘原（今河南淅川县），终年仅三十二岁。
虽然他生前未能完成统一全国的愿望，但是其愿望最终还是被同样流淌着鲜卑血脉的“大隋王朝”于九十年后，顺利实现。又过了二十九年，亦迎来了华夏文明最为鼎盛的时代～大唐盛世。
此外，关于古都“大同”名称的由来，始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隋开皇年间（公元581年—公元600年）为防御突厥进攻，在“大同川”（即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建立了“大同”城；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沙陀人（即铁勒人）内徙，“大同”城名随之侨迁至“北魏古都平城”，并将时称“云州”的城址，更名为“大同”，寓意“天下大同”。至此“大同”之名，由唐代一直沿用至今。
“北魏故都”“辽金陪都”大同，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融入到中华民族之林的重要血脉通道，亦是华夏“边塞文化”集中展示的全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正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数千年来不断南下中原，并扮演了中原文化推动者的角色，才产生出许多山西人、河南人、安徽人、陕西人在血缘关系上，都是来自于南下中原的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等诸多部落，且最终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形成了独特的豪迈民族气质与历史文化意义；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动力，至今促使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传祚无穷”。
什麼叫人文歷史？就是在實際發生且無法改變的歷代往事中，尋找出有利於人類文明進步的脈絡，從中將能夠代表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事件加以弘揚。
「古都大同」是「華夏遊牧文化與農耕文明的交織區域」，猶如「廈門」是「華夏海洋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匯區域」一樣，人文底蘊確實深厚，異彩紛呈。
將「華夏海洋文明」的代表「世界文化遺產地～鼓浪嶼」與「華夏遊牧文化」「華夏農耕文明」的交織地「中国古都～大同」的文化相結合，是一次完美回眸「華夏數千年文明從遊牧、進入農耕、再走向海洋思維」的最好詮釋，也是「鼓浪嶼人文遊學公眾號」選擇推廣大同歷代長城、大同北魏文化、大同遼金文化、大同歷代寺院等自然景觀與人文歷史的重要原因。
至於「無形的歷史與有形的建築」，自1933年开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曾數次前來大同，专门考察了區域內遼金古建築文化遺存，為保護大同古建築的人文歷史，做出了重要貢獻。
本公眾號在舉辦～鼓浪嶼人文遊學期间，曾經在2023年推出了“大同人文研學”测试版，以测试各项费用的数据；本期活動將正式推出“大同人文研學”2024年版本，在每年一期的活動当中，我们会重新调整相关諸多歷史文化遗迹的觀賞區域，歡迎喜愛北魏遼金文化的朋友们報名參加，我们将会在大同等待大家的到來！
关于大同本地的朋友，如果愿意报名参加活动，只收取文化讲解费用和旅行乘车费用，其他餐饮住宿方式自理。
具体報名事宜，可掃碼添加微信咨询。
北魏故都大同研学
《天苍苍·野茫茫》
招募信息
活动时间
2024年
2月25日～3月1日
为期五天
集合地点
2月25日晚
大同云冈机场
进港大厅
或是
大同动车南站
相关事宜
将在本次活动
微信群里
协商解决
活动人数
10人成团
本次
研学活动
为自助
参加模式
公众号
只收取
讲解费用
每人每日
240元
本次活动
以五天全程
讲解为准
飞机票
住宿、餐饮
门票
费用自理
相关
交通费用
根据车辆实际
租赁使用情况
AA制支付
预计每日车费
150元
消费预估指南
本次活动
飞机➕动车票
预估往返
约1600元
总计
各种形式费用
预估金额
约5500元
报名方式
长按二维码报名
备注【人文研学报名+姓名】
并转发分享本文
报名截止时间
2024年2月16日下午18:00
名额报满为止，过期讲解费用不退
特别提醒
①请大家提前报名，以便统计人数，预定民宿
②具体注意事项将在活动微信群中另行通知；
③受新环境影响，活动全程需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④活动全程需接受讲解者的统一协调和安排。
主讲人：吴永奇（江左凡人）
出生成长于北魏故都
山西大同市
历史文化学者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
金泉博物馆（北京、厦门）原馆长
2018年
鼓浪屿人文游学活动创始人
从事厦门历史文化研究二十余年
曾参与
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九年历程
并担任纪录片《鼓浪屿往事》
申遗专题片《鼓浪屿》制片
2017年
申遗成功当日，亦曾参与主持了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
三家中央媒体
对鼓浪屿文化的网络现场直播节目
2017年
金砖国家厦门会议期间
受邀担任央视国际频道厦门报道组
现场直播嘉宾
2015年
电影纪录片《暗战西海岸》
历史顾问、策划人及撰稿人之一
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栏目
首期策划团队成员
2018～2021年
从事鼓浪屿文化游学推广传播工作
曾接待过美国、新加坡等国驻华外交官
2019～2020年
参与组织厦门市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
“讲好鼓浪屿故事”文化疗养活动
2021年
参与厦门干部疗养院
外省疗养团的文化接待工作
2015～2020年
参与了厦门文旅局导游培训中心
对全市导游的文化专业培训工作
2020年
央视“云游中国”走进鼓浪屿
直播特邀嘉宾
2020年
厦门“建发养云”高端楼盘
广告形象代言人
2021年
鼓浪屿官方专题宣传片
《遇见鼓浪屿》历史顾问
2021年福州
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
厦门市考察线路接待人员培训班
培训考核师
2023年7月-11月
福建电视台东南卫视
《向往的大海》栏目嘉宾
2023年11月13日
第三届中华海洋文化厦门论坛
漳州角美户外行
主讲嘉宾
图文制作：吴永奇
技术协调：李泽林
技术支持：海 柳
特别鸣谢
张美全先生
陈和泰先生
武秀英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