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闽南大地上，矗立着的每一座洋楼，都有一段海外华侨“打拼奋斗、事业有成，锦衣还乡、回报桑梓”的艰辛历程。
“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素以“华侨之岛”而著称。它位于“闽南大湾区”水域的核心地带，其人文历史一直都与明清时期“中西方海洋贸易”及“全球化发展”进程相关。在鼓浪屿曾经居住过的华侨，大多来自于“闽南各地”，形成了以“华侨文化”为核心的诸多家族群体。
自清末民初以来，众多闽南华侨，从海外回归，在鼓浪屿岛上兴建房屋、定居生活；小岛也因此成为“闽南大湾区”水域，华侨最为集中的一处地理文化单元，亦被称为“华侨之岛”。而在岛上近千栋华侨建筑中，尤以原“西班牙及美属殖民地”菲律宾的归国华侨建筑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英属“海峡殖民地”华侨的别墅住宅最具特色，构成其独特的华侨建筑文化底蕴，并诉说着诸多华侨“海外励志拼搏”的人文往事。
在闽南地区，拥有“华侨之岛”就必然拥有“华侨之乡”，围绕着“闽南大湾区”水域，因与“世界文化遗产地”“华侨之岛”鼓浪屿血脉相连的众多“华侨之乡”，宛若众星捧月、散落于闽南乡间，璀璨夺目、熠熠生辉。
其中，由以依山傍海、相对集中的三处区域，即“后月港时代”漳州“北溪江畔”的角美片区、厦门同安（今海沧与集美交界）的“杏林湾”片区、泉州南安、晋江、石狮等村镇驿道之间的“华侨之乡”最为著名。在这三大集中区域内，侨乡众多，几乎村村都有民众“下南洋”拼搏的历史记忆，构成了“华侨之岛”与“华侨之乡”遥相呼应的人文历史，以及极度统一的大闽南华侨文化的时空格局，亦形成了鼓浪屿文化“姊妹篇”的前世今生，即故事结构“上下集”性质的文化渊源和环境景观。
想要充分了解“华侨之岛”鼓浪屿的人文轶事，就必先溯源于上述诸多“华侨之乡”区域。正是“华侨”这一特殊群体，在明清以来“闽南对外贸易”及“全球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才形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华侨之岛”鼓浪屿上鲜活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故而，走近与鼓浪屿相关的闽南侨乡，成为鼓浪屿文化溯源和人文交流、区域延伸的必然探索方向。
而位于漳州九龙江“北溪江畔”的这片区域，正是“鼓浪屿华侨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鼓浪屿人文历史的后花园”，回顾“鼓浪屿华侨的娘家之地”，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体会“华侨之岛”与“华侨之乡”间的家族传衍历史及其地方人文特色，诸如“晚清台湾第一富商”林维源家族（在鼓浪屿拥有林氏府、菽庄花园、八卦楼、林嵩寿住宅等园林建筑空间）、“菲律宾铁业大王”杨在田（知母）家族（在鼓浪屿拥有杨家园别墅五栋连片庭院空间）、“东南亚著名糖王”郭春秧家族（在鼓浪屿当年开发了锦祥街、拥有郭春秧别墅等数栋建筑产业）、“菲律宾百货业翘楚”黄赐敏家族（在鼓浪屿拥有黄赐敏别墅），“新加坡船运大王”林秉祥家族（在鼓浪屿拥有多栋房产）他们在“北溪江畔”的故乡都有自家的土地祠堂和建筑产业，亦是开展“鼓浪屿人文研学”活动的最佳区域。因此，鼓浪屿文化溯源活动《走近“北溪江畔”》成为我们继续研究鼓浪屿文化和闽南侨乡文化的主题空间。
漳州府，水系发达，水网密布，交通便利，由九龙江之南、北、西三溪环抱其间。在府城东北部，一条冲出大山深处、流经榜山、角美之间的河流，古称“柳营江”亦称“北溪”，在江水冲刷下所形成的一片“浒茂”沙丘之地～“紫泥”附近，奔流入海。故而，此地亦称“漳州北部水陆要冲、三省通衢”，也是“漳州府的母亲河”九龙江～北溪入海口。
八百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先生的弟子、漳州籍理学、哲学教育家陈淳，被时人尊为“北溪先生”。他认为天是理和气的统一；主张理气不离，强调理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主宰”；为“知行合一”理学之说，开了先河。他的两部人文名著《北溪大全集》《北溪字义》即以“北溪”命名。
其中《北溪大全集》共五十卷，可惜宋元刻本已失，目前仅存明代弘治及清代乾隆《四库全书》刻本，使“北溪”进一步增强了其地理文化底蕴，并留存青史。
而在漳州府城，通往泉州府的官道上，途径北溪江畔，有一座历经八百年的宋代名桥，便是大名鼎鼎的“江东桥”。
江东桥，又名“虎渡桥”。始建于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94年），原为漳州郡守赵伯遏修建的季节性木制浮桥，且雨季经常遭到洪水冲刷毁坏，其过渡性功能时断时续。南宋嘉定七年 （公元1214年）由新上任的漳州郡守（知州）、太府少卿、后任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官、太学博士兼太子侍读、泉州永春人庄夏倡议，组织架设了以石为墩的木梁廊屋式廊桥，取名“通济桥”；由于北溪雨季水流湍急，船只横渡困难重重、风险并存，故廊桥又被形容为“虎渡桥”。该桥的建成，免除了“柳营江”两岸人民摆渡、覆舟之苦。南宋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由于客商通行不慎，引起火灾，木桥被焚毀。时任漳州郡守李韶，听取了乡民百姓提议，并自捐私钱50万，加之告老还乡的“吏部尚书”颜颐仲、前郡守庄夏之子庄梦说等人的捐资及大和尚廷睿师徒，四处化缘相助，由此建造了石桥，工程历时三年多，于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三月竣工。
该桥长二百余丈，高八尺，东西各有歇亭，匾书“八闽重镇”“三省通衢”。古人云：“虎渡通人行，渐渐出公卿。”又有：“虎渡通人行，状元此日生。”之说。此后，历经明代洪武、正统、嘉靖、天顺、清代乾隆等各代多次重修重建，至清代后期仍保存完整，是一座十九孔石梁桥，桥中的亭庵供奉神明，让行人顶礼膜拜。
“虎渡桥”亦是中国古代十大石梁名桥之一，曾是闽粤、闽湘三省官道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为修建“漳嵩公路”，通行长途客运汽车，商人政客们决定将这座著名的石梁桥，改建为简易的钢筋水泥桥，鉴于“虎渡桥”位于九龙江“北溪”和“西溪”的交汇之处，且“北溪”地理为东侧，故更名为“江东桥”，该工程于1930年竣工通车。随着城市公路交通的发展，“江东桥”亦成为漳州城北的重要陆路通道；可惜1938年“抗战时期”至1949年“内战”期间，该桥多次被炸，历经磨难，毁坏严重。
时至今日，七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大桥仍在，但是该桥的部分老桥墩、老桥基等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遗迹，已经损失殆尽，仅存端倪可窥，令人唏嘘不已！
“江东桥”也是宋元、明清时期，漳州府通往泉州府官道上的必经之路，官府亦曾派士兵把守。
历史上，泉州府同安县在城西“大轮山”官道旁设置了“大轮驿”驿站，沿途穿过今厦门灌口“深青驿”，途径东孚、海沧、角美、过“虎渡桥”抵达“江东驿”；而漳州府在北侧门户设置的“江东驿”，正是位于“北溪”西侧的榜山镇，与来自同安的官道相连接。当时，这三处驿站都曾设有驻军把守，保障着漳泉两府之间的货物贸易运输畅通，及沿海地区陆路邮政通信的快送安全。
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受“倭寇海盗”组织的影响，同安“深青驿”至漳州“江东驿”路段，成为了官道上最为凶险的区域；加之海上贸易、武装走私活动频繁，官道发生抢劫的事件亦逐渐增多，亦成为闽南贸易及陆路物流最为热点的区域，也是漳泉两府的交通咽喉要冲；而官营“月港贸易”又呼之欲出，随即奠定了漳州府海澄县，明末“大航海时代”海洋贸易商港的独大地位，举世瞩目！
“月港”自明代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开关后，商贸发展迅猛，其“明代第一商港”的地位，一直持续到“南明隆武年间”，至郑成功割据这片水域时期，才因为满清与南明双方战火纷飞，而使贸易发展走向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讲，“南明郑氏武装贸易集团”与南下入闽的清军在闽南地区的战争对决，实际上是针对于“闽南大湾区”水域贸易主导权的争夺之战。
为了夺取闽南经济高速发展的这片水域，清政府采纳了南明降将“海澄公”黄悟的建议，运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实施了“海禁政策”，由此对“南明郑氏集团”的海上贸易发展，造成了摧枯拉朽式的打击和伤害，并达到了将“南明郑氏集团”驱离福建沿海地区的目的；也最终导致以海上贸易起家的“南明郑氏集团”经济实力萎缩，军事对抗能力下降，故而只好退守“东宁”台湾岛。
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统帅施琅，率部从闽南海域出发，历经“澎湖之战”、平定了台湾，“美丽之岛”始归“大清帝国”版图。
大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廷在厦门及其周边水域设立“闽海关”，使闽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有所复苏；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年，海洋开放政策即遭遇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洋人）骚扰局面，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心力憔悴的康熙皇帝召集大臣，再次提出禁海要求；次年，朝廷便拟定了正式实行“南洋禁海”政策。“南洋禁海”令虽然并非全面海禁，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闽南民间对外贸易市场，无疑是严重的打击。到了大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在大臣们反复奏请讨论下，雍正皇帝因担心闽粤地区再次引发民变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重新开放了闽、粤、江、浙四个通商海关，至此清初“海禁政策”正式解除。继而，闽南地区再次迎来了清代商业贸易发展的“后月港时代”，“月港”水域也由此逐渐恢复了往日对外开放的商贸景象。
大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同年，在北溪江畔，东美村墩上社一户曾姓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其母亲是从据此不远的榜山镇长洲村婚嫁而来。之前，墩上社曾家一个女儿，由于嫁入比邻的角美镇玉江村一户陈姓人家，多年未孕。故而，之后曾家就将这个男婴，过继给陈姓姑父当儿子，这便是日后在南洋大名鼎鼎的华侨陈振源。
陈振源有个舅父叫黄敏，很早就前往南洋谋生，并在印尼巨港及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经商，开设了“丰源”商行；主营中国瓷器、印尼土特产品的出口及船只航运业务，成为当时巴厘岛上，农副产品最大的出口商户；清光绪十四年 (公元1888年) “丰源行”发展到顶峰时期，共拥有大小船只十六艘，也成为华人在新加坡注册的最大航运企业；船只航行于北婆罗洲、菲律宾诸岛、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马来亚与南中国沿海地区的各大商港，且船队直接参与了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客运业务，船只经常往来于汕头、厦门、广州、香港等商埠口岸。到了十九世纪末，“丰源”公司已经发展为拥有二十多艘运输船只的航运企业。
陈振源有个好友叫林和坂，大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出生于距离玉江村不远的紫泥镇浒茂城内村。大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十五岁出头的陈振源，带着几块银元离家出走，不辞而别，并邀约年仅十四岁的小伙伴林和坂，从九龙江乘船抵达厦门，然后换乘远洋货轮共同前往印尼巨港谋生。
后来，陈振源在印尼经过艰苦创业，事业打拼，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并与舅父黄敏的“丰源商行”进行联营，负责公司在印尼巴厘岛征收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业务；而林和坂则先被巨港当地商户雇佣为工，一年后又从印尼前往新加坡谋生。
另据《南洋名人集传》第五卷中，记载：“和坂十四岁始南下荷属之巨港埠，任人佣保，嗣移星洲；或为顾佣，或自营商店，终属运数不辰，无常起踬，最后改任丰源号。该号初业瓷器，先生以佐贰有功，提为经理，嗣升总（经）理。”也就是说，林和坂先到印尼巨港，经历过一段不如意的打工生活，都没能觅得人生的机遇，随后才转赴新加坡，继而进入黄敏的“丰源行”工作。印尼巨港是早期漳州人在南洋的聚居地，很多居住在巨港的漳州人，都因贸易需要，再次移居新加坡。
此时的林和坂，由于工作认真、办事得体，一路连升，出任点货、记账、管柜、经理、总经理。大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黄敏因病去世，临终之前，还特意将自己的女儿黄水霞，嫁给了已经在“丰源行”工作十一年的林和坂，并嘱托女婿携幼子黄文德共同经营公司，发展壮大家族事业。时值黄敏十八岁的儿子黄文德，正在欧洲留学，公司便由林和坂执掌经营。因此，他顺利进入决策层，成为“丰源”行的股东之一。大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三十八岁的黄文德去世，“丰源”行进行改组。随即，由黄文德幼子黄祥达继承了父亲股东之职；林和坂则通过买入股票，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又据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丰源”行公告中称：公司有四位股东，分别为林和坂、陈振源、wekoon sin、黄祥达。而此时的陈振源，已经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返回家乡漳州东美村墩上社，恢复曾姓，回归曾氏家族，并出资修缮了“曾氏家庙”，建造了属于自己的“乌烟厝”，后来又建起了“连廊连拱”的“曾氏洋楼群”，俗称“曾氏番仔楼”，工程于大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十月竣工，历时十四年，耗资十七万银元。只可惜，曾振源没有看到工程全面竣工，便于1905年在印尼去世，终年仅66岁（注：也有诸如1908年、1909年、1910年去世时间之说，详情待考）。据相关报道称：“丰源”到1900年前后，其商业版图已囊括了贸易、银号、典当、航运等行业，产业遍布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缅甸等南洋诸国，在国内的港口城市厦门、广州都设有“丰源商行”。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林和坂家族一位重量级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就是林和坂之子、被后世誉为“新加坡船王”的林秉祥先生。
林秉祥出生于大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二十八岁时，进入父亲林和坂担任总经理的“丰源行”工作，专职其父的总经理助理，主管船只航运事务；那时“丰源行”已有船只二十九艘，从事东南亚地区的航运业务。
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三十岁的林秉祥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从此鸿图大展。此时的林秉祥，已经从油米绞（即榨油厂和碾米厂）盈利中，积累了不少资金，时值“黄敏公司丰源号”收盘，林秉祥便以十八万三千元的价格，收购了“丰源行”原有的丰美、丰远、丰义等总吨位达一万八千吨的三艘货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林秉祥又购买了“丰茂号”货轮，次年再购入“丰益号”轮船；至此，有五艘轮船打底，林秉祥随即创立了“和丰轮船公司”；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林秉祥又与黄奕住、林文庆等合作，共同创立了“和丰银行”；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他还参与了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华侨银行三大行的整合重组工作，使“华侨银行”成为东南亚区域最具实力的华资银行。
“和丰轮船公司”董事会董事由林秉祥、林秉懋、林秉进兄弟担任，郑金源任经理，秘书由儿子林绍裘执掌，弟弟林秉来担任公司书记，弟弟林秉南则担任航运书记。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身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的林秉祥，以个人名义，向“中国北洋政府”捐款五千元；次年，又以“新加坡总商会”的名义，购买了中国政府国债一万元，支援祖国建设。因而，获得了首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表彰，并颁赠亲笔题写的“急公好义”匾额一块，悬挂于紫泥镇溪洲村“林氏祖屋”内，光宗耀祖。
随后，林秉祥回国投资家乡建设，先后在漳州石码、海澄、厦门本岛、鼓浪屿“公共地界”，投资修建了房屋工厂，购买了商业店面，并开设“和丰银行”“和丰轮船公司”等家族性经营分号产业，成为拥有五十九搜国际航运船只的“新加坡一代船运大王”。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老东家林和坂去世，享年七十三岁。林和坂生前，曾在家乡创立了八所小学及数间医药局，兴教育之风，治病救人；而英属殖民政府为表彰其在发展新加坡航运业方面的功绩，曾委任他为华人参事局参事、海港局议员、保良局委员，并授予其“太平局绅士”，还将新加坡一处码头，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和坂基”。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一代船王”林秉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林秉祥、林秉懋兄弟在鼓浪屿都有房屋产业，林氏家族在新加坡创业励志的故事，也成为鼓浪屿人文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家乡漳州紫泥镇溪洲村的老屋大厝，则更具人文魅力。
一条北溪江，风光秀丽、人杰地灵，而江畔的土地上，拥有古井、大厝、洋楼、祠堂、家庙、墓葬、石雕、牌坊、神龛、花园、池塘、古桥、庙宇、民俗宗教信仰等众多文物遗迹遗存，并孕育出了无数个华侨富商家族，以及诸多的海外历史名人，还涌现出三位东南亚华裔总统、一位“乾隆年间的世界首富”、一位“东南亚糖王”家族、一支“清代台湾首富”家族，以及“菲律宾铁业大王”家族、“新加坡船运泰斗”家族和数位“小刀会起义军首领”及“清代华侨开办的一所最大侨批信局旧址”。
在“角美”“紫泥”这片区域内，亦拥有丁儒、陈淳、吴真人、潘振承、林应寅、林维源、辜礼欢、辜鸿铭、杨在田、许尚志、郭春秧、曾振源、林和坂、林秉祥、黄德美、陈永华、黄开物、郭有品、王友海、黄金辉、黄赐敏、杨启泰、郑汉淇、王长水、郭俊年、许文仲、林洋港、许娜桑等近百位中外历史名人的人文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研究与期待。
上述这些中外历史名人及当地人文遗迹背后，都在诉说着他们与鼓浪屿、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相关的血脉渊源，及其文化传承关系。
因此，本次鼓浪屿人文研学活动，我们将分三期《走近“北溪江畔”》，此为第三期之旅，即走进“鼓浪屿的娘家故地”，去系统地领略“北溪江畔”的自然风光、洋楼建筑、家族荣耀、以及闽南民俗文化风情，所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人文体验和独特的地域感受，欢迎朋友们加入此次寻访漳州“角美”文化遗迹的团队中，来聆听“鼓浪屿人文历史后花园”里，华侨家族的往事！
《走近“北溪江畔”》
（三）
招募信息
活动时间
2024年6月15日
周六全天
8:30～16:30
集合地点
上午8点20分
厦门第一码头BRT总站
门前广场
活动人数
成团20人
讲解费
160/人
交通费
60元/人
午餐费
60元/人
共计280元/人
报名方式
长按二维码报名
备注【人文研学报名+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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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时间
2024年6月13日晚21:00
名额报满为止，过期款项不退
特别提醒
①请大家提前报名，以便统计人数；
②具体注意事项将在活动微信群中另行通知；
③受天气影响，活动全程需接受统一管理；
④活动全程包括车辆需接受统一协调和安排。
主讲人：吴永奇（江左凡人）
厦门历史文化学者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
金泉博物馆（北京、厦门）原馆长
2018年
鼓浪屿人文游学活动创始人
从事厦门历史文化研究二十年
曾参与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九年历程
并担任纪录片《鼓浪屿往事》
申遗专题片《鼓浪屿》制片
2017年
申遗成功当日，亦曾参与主持了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
三家中央媒体
对鼓浪屿文化的网络现场直播节目
2017年
金砖国家厦门会议期间
受邀担任央视国际频道厦门报道组
现场直播嘉宾
2015年
电影纪录片《暗战西海岸》
历史顾问、策划人及撰稿人之一
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栏目
首期策划团队成员
2018～2021年
从事鼓浪屿文化游学推广传播工作
曾接待过美国、新加坡等国驻华外交官
2019～2020年
参与组织全市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
“讲好鼓浪屿故事”文化疗养活动
2021年
参与干部疗养院
外省疗养团的文化接待工作
2015～2020年
参与了厦门文旅局导游培训中心
对全市导游的文化专业培训工作
2020年
央视“云游中国”走进鼓浪屿
直播特邀嘉宾
2020年
厦门“建发养云”高端楼盘
广告形象代言人
2021年
鼓浪屿官方专题宣传片
《遇见鼓浪屿》历史顾问
2021年福州
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
厦门市考察线路接待人员培训班
培训考核师
图文撰写：吴永奇
技术支持：吴米纳
技术协调：李泽林
特别鸣谢
洪明章先生
薛世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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