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华夏部族历史
汉代,一条由平城县(今山西大同市)通往南部的驿道,越过武州川水(今大同十里河)后,沿着大同盆地的中轴线,径直向南延伸,至五十六华里处,抵达了㶟水北岸的一座城邑~班氏。班氏(今怀仁市马辛庄乡境内)是西汉时期大同盆地“代郡”内,一座非常著名的商埠县城,它筑城于一处近四平方公里的高坡台地之上,南依㶟水(今雁北桑干河),东临如浑水(今大同御河),水系绕城,地势险要,码头河道并存,水陆交通便利,商业贸易发达,是晋北四条水系交汇地带及边贸最为活跃的区域;同时又以“扶风班氏家族”的祖居发祥地而著称。
自从公元前200年冬,汉高祖刘邦率领周勃、陈平、樊哙等文武百官,追击投奔匈奴冒顿单于的叛将韩王信,抵达平城东郊之后,便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白登山之战”;随之,由于战略需要,西汉政府就将平邑城,升级设置为平城县(今大同),并将平城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纳入了大汉王庭的版图。
查阅史料可知: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春正月,高祖“以云中、雁门、代郡四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此时,代地三郡大部还在匈奴部落手中,代王也只不过是遥领虚封。直至周勃、樊哙率军驻防平城、稳定了代地,汉王朝才对当今大同盆地及蔚县地区有了初步控制的能力。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代郡辖十八县,雁门郡辖十四县,云中郡辖十一县,共计四十三县。其中,班氏县只是代郡下辖十八县之一,可是其商业和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容小觑。
大同盆地早在春秋时期,就曾经是匈奴部落白狄人(注:印欧人种,与新疆境内的乌孙人和大月氏人同源,属雅利安血统,即今伊朗人种)、楼烦人、林胡人(东胡一支)所生活的区域,当时气候宜人、水草丰美,适合游牧民族聚居。正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在小阴山(今北岳恒山)下逐水草而居、胡服骑射的狩猎生活方式,为相邻的“晋国”赵地政权,带来了迥异的视觉感受。因此,至战国时期,“赵国”便学习游牧民族的骑射方式,引进了林胡、楼烦等部落的作战方法,由赵武灵王创建了一支“胡服骑射”的骑兵部队;同时,不断北出小阴山,袭扰大同盆地的游牧民族,直至击溃白狄“襜褴”部落、制服了林胡、楼烦部众,将这片广袤的土地,纳入了赵国的疆域版图。
随后,赵国又派遣大将李牧率领十七万军士,进入该区域驻守,防止匈奴大军择机反扑。经过数年征战,李牧率领驻军相继歼灭了近十万匈奴部众,致使匈奴主力被迫西撤。此时,留在大同盆地,早已归附于赵国的楼烦、林胡等部落民众,依旧延续着逐水草而居的状态、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而白狄人“襜褴”部落(司马迁《史记》里的名称,即匈奴“祁连”或“昆仑”部落,是同音语言的不同汉字音译,在山西历史上,则被译为“岢岚”二字,三个词同音同源。据史料记载:汉代一部分臣服于大汉王朝的匈奴“祁连”部落族众,被政府安置在今岢岚县、岚县、兴县、静乐县、娄烦县境内)经此一战挫折,大部分退出了大同盆地,退往西域生活;之后又于西汉时期在昆仑山南部建立起“渠勒国”,亦可译“齐尔勒国”(注:在山西方言里则翻译为“静乐”),属于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至东汉时期被兵强马壮的“于阗国”所吞并。
公元前333年,赵武灵王开始在大同以北修筑长城,并在善无(今右玉县)和高柳(今阳高县)设置了两处军事新城;同时,又在大同盆地及部分相连的蒙古草原区域,自东向西设置了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三个行政郡治,着手整合该区域的行政管理事务。代郡郡治设在今河北省蔚县,范围包括今内蒙古兴和县、河北蔚县、怀安、阳原、山西天镇、阳高、浑源、广灵、灵丘、大同云州区、以及部分怀仁、应县、繁峙区域;而雁门郡郡治则设在善无,即今山西省右玉北部老城,其范围包括今内蒙古集宁、山西大同、左云、右玉、平鲁、山阴、朔州、怀仁之县治所在区域。此外,云中郡郡治亦设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至托克托县之间的古城镇。
因此,“秦时明月汉时关”,并非现在雁门关所在地,而是位于古“雁门郡”境内,即今大同北郊长城沿线重要的防御关隘~得胜口(古雁门关旧址,明代虽改称现名,但在同期所建的得胜口城门上,赫然写着“雁门”二字,继续传承着汉代长城文化历史)。故而,秦、汉时期,诸如与蒙恬、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等人相关的雁门关历史往事,都发生在大同北部外长城的雁门郡故地。而非辽宋时期,两国边境线勾注山上的雁门关城邑。
据史料记载:大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军出雁门郡,击走楼烦王、白羊王,取得了大汉王朝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胜利,“遂取河南之地,筑朔方郡,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
文中“河南之地”,即今黄河河套平原,而击走的“白羊王”,即北狄(氐族~丁零人)白羊部落的统治者,“白羊城”就位于如今大同左云县城东北四华里处,北临武州川河畔,是一座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城邑。
又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四次东巡,最后两次都路过晋北地区。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三次东巡,归途经过渔阳、上谷(河北怀来)、代郡、雁门郡至云中郡,然后由上郡南下“直道”返回秦都咸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四次东巡,途中去世,返回线路是从恒山郡过太原郡、雁门郡、云中郡,再由上郡“直道”返回咸阳城。其中,在他的行程里,曾经两次途径雁门郡武州川水畔的军事重镇~白羊城(西汉时期设置了武州县城址)。
另据地方史料记载:汉元帝时期(公元前33年),南匈奴首领呼邪韩单于入长安觐见汉朝皇帝,提议和亲;汉元帝遂答应将宫女王嫱(昭君)赐于呼邪韩单于。之后,呼邪韩单于就是在“白羊城”等待王嫱的到来;而王嫱北上雁门郡,途径今大同左云“白羊城”,与呼邪韩单于汇合,出雁门郡至“朔方郡”鸡鹿塞(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北上草原,演绎出一段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和亲故事~昭君出塞。
“白羊城”也因此成为平城(今山西大同)通往西部河套平原及蒙古西部草原的必经之路。
研史至此,才知位于代县所谓“雁门关风景区”的长城箭楼,只是建于明代的遗址,当时是为了抵御蒙古瓦剌(今译卫拉特)部众对内长城沿线的袭击,而修筑的隘口,绝非秦汉时期外长城上那个重要的古代名关,就是这样一座内长城上的隘口,到了清代末期也已经废毁;如今的“雁门关风景区”是根据民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残存旧址及老照片影像,整修重建,仅用于观光旅游,与秦汉时期雁门郡的诸多历史大事件,没有任何人文地理上的关系。
故而,在山西大同的周边山区沿线,至今仍拥有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北齐长城、明长城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外长城遗迹遗存。
正是在这样的人文历史背景下,战国末期,一支源于芈姓的楚国贵族后裔~班氏家族,因与楚王室关系出现裂痕,而被迫由族长率领全族家眷撤离楚国,前来赵国避居,并选择在赵国北部“代郡”的一块水草丰茂的地方,安身立命;随之,这片土地,便被周边民众称为“班氏”。
据史书《风俗通》中记载:“班姓为楚令尹阙班的后代。得姓始祖为斗班。”,即在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位著名的令尹叫阙班,是斗班的后裔子孙,此后皆以先祖名字中的“班”为姓氏,称班氏。 而该家族离开楚国,不远千里来到“代郡”胡地谋生,便开始学习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购买了数千只牛羊,用于逐水草而居、进行放牧生活;同时,又以商业贸易、货物交换为核心,逐步积累财富、壮大家业,且与游牧民族楼烦部落民众比邻而居,和睦相处;滞留于此,前后生活了近二百年时光。期间,班氏家族还见证了汉武帝执政时期,代郡民众“支援汉军出塞”征兵征粮的社会状态;其家族也充分融入到当地百姓聚居、贸易生活的诸多民生琐事之中。
班氏家族自战国末期来到大同盆地,以游牧方式生活,又以互市贸易,聚集财富,历经秦王朝统一六国,蒙恬在大同北部修筑秦长城,再至“白登山之战”以后,形成了汉代“班氏”筑城而居的历史格局。而“班氏”二字,也由于一个家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一座县城的名字。时至今日,“班氏县”的部分汉代城墙遗址,依然留存。实际上,班氏家族积善商业贸易,在近二百年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早已成为西汉中期,代郡地区最具财富影响力的名门望族。
后来由于西汉末期,家族中开始有人步入仕途,担任西汉地方政府的官员,加之大同盆地周边区域,屡屡发生匈奴部众南下袭扰事件,使放牧和经商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班氏家族举家迁往陕西扶风郡(今咸阳)一带定居生活。而这座大同盆地至今留存城墙遗迹的“西汉代郡班氏县城”,因此也成为“扶风班氏”家族的祖居发祥之地。
正是这支发源于楚国的贵族,在历经北上赵国边境地区,与楼烦等游牧民族通婚杂居,至西汉时期的孕育滋养,产生了东汉“班氏三杰”等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
据《班氏族谱》记载:率领族人迁居山西代郡的第一代始祖为楚国第十四代国君若敖的后裔班壹。据《汉书》记载:班壹长寿,近百岁而寿终。班壹之子班孺,是个乐善好施、打抱不平的社会人士;班壹之孙班长,据《汉书叙传》记载:班长官至“上谷守”,在今河北怀来谋了个小官职位;班长之子班回,据《汉书》记载:曾经担任过“茂林长子令”。继之,班回之子班况,曾经担任过“越骑校尉”,被乡邻共举为“孝廉郎”,成为社会贤达人士和道德楷模。
另据《万姓统谱》记载:“班氏者,秦末避地楼烦(指楼烦国故地,非如今的娄烦县),以牧起家;当惠孝、高后时,出入游猎,旌旗鼓吹,以财雄边。”透露了班氏家族游牧起家的历史,并非其他文章所述班氏是出身于贫苦百姓家庭。至于“秦末避居赵地楼烦”,显然与历史背景不符。作为楚国贵族,战国末期离开楚国北上赵国避居更为符合逻辑;好在秦国统一天下后,也就十四年便发生了内乱,班氏迁居代郡的年代误差只有二三十年,只需在此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必过多评论。
又据相关史料记载:西汉末年,班姓子孙已经进入了朝廷为官,虽然官位不算太高,但班况三个儿子却有着不俗的表现,长子班伯,是一位精通《诗》《书》《论语》的学者,曾数次代表汉室出使匈奴,官至“定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太守”。次子班施,官拜“谏议大夫”,以博学才俊,深受皇帝器重。三子班稚,也就是班固、班超、班昭三兄妹的祖父,以正直方正自守见称,被授予“延陵郎”;而班况的女儿,就是西汉著名的后宫才女班捷妤。
据《汉书·所妃传》记载:班婕妤贤才通辩,深受汉成帝的宠幸。有一次,皇帝偕之游后庭,甚至要她同辇,被其以礼制不合而婉辞。之后,汉成帝移情于赵飞燕,将班婕妤冷落于长信宫。于是,她作赋自伤,文辞哀楚凄丽,千百年来被传诵不绝!特别是她发明在团扇上题赋作画,将绘画艺术与团扇相互结合,形成了中国团扇文化史上的第一次艺术高峰时期,深受汉宫嫔妃们的喜爱。只可惜其团扇及文学作品大部分已经佚失,流传至今只有《团扇歌》《自悼赋》《捣素赋》三篇文学作品存世。
在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中,继《史记》之后,《汉书》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力作。不过,作者虽署名班固、班昭。而实际上,第一位动笔撰写《汉书》的人,却是班固的父亲班彪。
据史书记载:班彪是“延陵郎”班稚之子,也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文人,因性格慎重,好古,并拜投于大将军窦融门下,出谋划策,为东汉王朝的建立,作出过重要贡献。故而,东汉初年,班彪受到了光武帝刘秀的赏识,派其担任过徐县县令,后因疾病辞官,专力从事史学研究。有感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停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没有了后续内容;于是,班彪开始收集史料,采录前史遗事珍闻,撰写《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可惜期间不幸去世,终年仅五十一岁,导致他的撰写计划未能完成。而其子班固,随之继承了父亲遗志,决定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重新编修巨著《汉书》,可历时二十余年,却仍未完成这项宏伟的计划,六十岁时亦因“窦宪之案”牵连入狱,死于洛阳狱中。此时,班彪之女班昭,则再次接过兄长班固的遗志,前赴后继,先后补充了班固所未能完成的《百官公卿表》《天文志》部分,使一部旷世之作《汉书》最终得以完成。班昭去世的时候,当朝皇室成员及太后,还曾亲自素服举哀,为她行国葬之礼。班昭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史学家。
此外,班氏家族成员,西汉“越骑校尉”班况、东汉出使西域的名将班超(班彪二子、班昭二哥)、东汉官员“京兆尹”班雄(班超长子)、东汉将领“西域长史”班勇(班超少子)等人,都是值得敬仰的历史人物。而班固、班超、班昭兄妹三人,在东汉历史上,则被称为“班氏三杰”,永载华夏史册。
特别是东汉军事家、战略家、外交家~“定远侯”班超,率领三十六人出使西域,说服鄯善、联合渠勒、舌战匈奴、独当一面,驻扎西域三十一年,招抚乌孙、攻取莎车、击溃贵霜、都护西域、威震域外,促使西域五十多个国家臣服,并派遣使臣前往条支(今叙利亚)、安息(今伊朗)等国,增进友谊,及“至于海濒四万里外”诸国皆遣使朝贡。对内平定诸国内乱,对外抵御强敌,人心向附,威信极高。
他在西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依靠当地武装,为政宽简,吏士团结,民心所向,不仅维护了东汉边疆地区的安全,而且加强了与西域各国的相互联系,还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东罗马帝国),虽然因地理阻隔等因素,甘英未能抵达大秦,至地中海东岸而返。但此行进一步加强了东汉政府对中亚、西亚以及东罗马帝国的了解,为西域的安定生活和贸易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汉置“西域都护府”以来,以班超的功绩最为卓著,这也是历史对“定远侯”班超的客观评价。
只是班氏家族后裔,由于历史上“娄烦县”(注:汉代楼烦县隶属于右玉雁门郡,县治在今朔州市烦王村)建制的变迁,及“代郡”建制、“定襄”(东汉内迁右玉县南,唐代在忻州复置定襄县)建制的整体搬迁,误认为自己的祖源地是如今的山西代县,所以每年世界各地班氏族人的后裔,都会在山西省代县(注:如今代县并非秦汉时期的代郡)聚会,祭祖扫墓。继而,一直持续着“张冠李戴”的现象。
实际上班氏家族真正的祖源地,则位于大同盆地近乎中心位置的一片区域,即“汉代班氏县城址”(今怀仁市马辛庄乡古家坡村),其家族也成为西汉时期,大同盆地从事畜牧商业贸易,积累大量财富的典型巨贾代表。此外,班氏县城遗址北部区域内的那些大墓冢,到底是北魏文化、辽金文化遗存?还是班氏先祖时期的西汉墓冢遗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事实上自从班氏家族迁往陕西“扶风郡”之后,位于大同盆地的班氏县,就进入了发展衰退时期,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许多原住民流离失所;直至东汉年间,又由于不断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东北游牧民族“乌桓部落”,被仓促安置于河北西北部及山西北部地区生活。实际上,此时的大同盆地“班氏县行政机构”已经被东汉政权所合并撤消,大片土地亦被游牧民族“乌桓部落”的族众,所重新占据。
“乌桓”隶属于东胡匈奴部落联盟,族群发源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一带,乌桓山是他们的圣山,即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北一百四十华里处。“乌桓部落“与高句丽(今朝鲜族)挹娄(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有部分支系部众迁徙北冰洋附近与北极熊共同生活,“挹娄”又被译为“因纽”特)等民族都有着血缘通婚关系。
东汉时期,随着鲜卑民族的南下崛起,挤压了“乌桓部族”的生活空间,致使其不断南迁。特别是鲜卑民族出现一位部落联盟大统领~檀石槐(今大同阳高“高柳城”人),在草原弹汗山下(今内蒙古商都县)建立了王庭,向南入侵东汉,向北抵御丁零,向东击退扶余,向西攻击乌孙,完全占据了匈奴故土,一度攻至远东“日本海”附近,东西达一万四千余华里,南北达七千余华里。期间,亦多次攻打汉朝的“缘边九郡”及辽东属国,并拒绝了汉桓帝“封王与和亲”的建议,打脸汉王庭,还建立了三部,设立管理机构,且将匈奴王庭西迁撤离蒙古草原的大片真空地带上的诸多部落予以统一,组成了一个地域辽阔的草原联盟国家,与中原东汉政权抗衡;而东汉政权则联合内迁的“乌桓部族”,共同抵御鲜卑可汗~檀石槐的攻击,至此形成了三方势力均衡的地缘政治格局。
公元177年(东汉喜平六年)夏,檀石槐率领鲜卑部众由内蒙古盛乐南下,攻入晋北武州城(今左云县东五里)。汉灵帝得到战报,紧急下诏,派遣高柳城(今阳高县境内)守将夏育、武州塞(今左云旧高山城)守将田宴、阴馆城(当时雁门郡内迁此城,即今朔州东南五十五里安仁村南侧)守将藏旻各自率骑兵一万余人,以兵分三路合击鲜卑。而檀石槐坐镇武州城(武州县治,即战国时期的白羊城旧址),以武州塞(今左云旧高山镇)为攻击目标,兵分三路围点打援,致使东汉骑兵大败,死伤两万余人,且汉军印信符节及后勤辎重补给尽失,战况十分惨烈;期间,汉军三位将领各自为战,都仅带领数十骑随从,奋力突出重围,逃离战场,逃回了汉地,导致大部分汉军被鲜卑部众所围歼。面对汉军死伤十之八九的战报,汉灵帝大怒,愤然下诏,将夏育、田宴、藏旻三位戍边将领,逮捕下狱,随后都被免官赎为庶人。檀石槐则在武州“白羊”城指挥军队,一战便解除了汉军三万多骑的军事威胁。
公元181年,“大同籍草原大英雄”檀石槐病逝,终年仅四十四岁。其子和连继位不久,却意外中箭身亡。随之,鲜卑部落联盟陷入内乱时期,逐步分化为轲比能、步陆根(檀石槐之孙)、索利三部,相互混战厮杀;最终轲比能杀死步陆根;曹魏政权派遣刺客韩龙刺杀了轲比能;索利则降服曹魏,安享晚年,鲜卑联盟解体。与此同时,乌桓势力迅速崛起,在辽西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乌桓国家。
据史料记载:三国时期,曹操曾经因为追击袁绍残部,而北征这个乌桓政权,期间鲜卑索利部落即与曹魏大军合作,直至击溃乌桓,使其王室成员逃往高句丽避难。于是,曹孟德率众凯旋,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著名诗句。
在中国历史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蒙语,黄河的意思)流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在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牧场,曾经先后孕育出了鲜卑、乌桓、库莫奚、契丹等多个东胡民族。其中,有一支被称为“吐奚”的部落,是库莫奚宇文部族的一个分支,也发源于西拉木伦河畔,并且在北魏平城政权时期,曾经产生过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
据史料记载:吐奚氏,又称叱奚氏、纥奚氏,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内蒙古东部草原上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历史上以发明了“奚琴”而著称,“奚琴”即民族乐器“二胡”的前身。其部众则多以部落名称为姓氏,称“吐奚氏”,而在古突厥语之中,亦被称作“突骑(Tokcy)”。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北魏登国四年,即公元389年),道武帝拓跋珪向北发动袭击“敕勒族”(即丁零族)高车部之战,获胜;之后,北魏大军又向东北地区出击,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西,一举击败了曾经隶属于匈奴、乌桓的贺兰、吐奚、綦毋(qiwu)等部落。随之,俘获了诸多部族人员及牲畜等数十万众,返回了北魏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以北)。
从此,原本为匈奴、乌桓、库莫奚所统治下的吐奚部落,亦成为拓跋鲜卑部族一个下属分支,被安置于意辛山北部区域放牧(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北境)。该地与今蒙古国接壤,山北称“吐奚氏”,山南亦称“紇奚氏”或“紇突邻氏”;族群生活方式也相继鲜卑化。至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北魏天兴元年,即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吐奚部落随之迁往代郡境内定居生活。而此时,早已被废毁的班氏县城遗址(今怀仁市东部马辛庄乡境内),由于周边水草丰美,极似家乡西拉木伦河的生活环境,便成为吐奚氏部落的集中乔迁之地,取名“新安”,即新家之意。
其中,一支部落族众后裔,在此安逸生活,直至一千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吐奚部落“古姓”家族的北方始祖发源地。
到了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文帝元宏又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雒城(今河南洛阳),从而入主中原,并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措施。期间,吐奚部落、紇突邻族人,亦跟随孝文帝南下,落户于洛阳“新安县”,大多数族众随后改姓为古氏、云氏、奚氏、嵇氏,融入到华夏民族之林,世代相传至今。
吐奚氏在北魏平城政权时期,出现了一位大人物叫吐奚华,汉名古弼。他曾担任太子拓跋焘的老师,官至司徒,身居宰相之位,刚直不阿,以心许国,是北魏历史上著名的谏臣,酷似后世“大唐帝国”魏征一样的历史人物,并对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太子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等四代皇室成员,产生过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据《北史·古弼传》记载:“古弼 , 代郡人也。少忠谨,善骑射。初为猎郎,门下奏事,以敏正称。”意思是说:古弼年轻时忠诚谨慎,喜爱读书,善于骑马射箭。起初只是担任“司宿卫侍从”一职,此职是以豪门子弟有才勇者任之,相当于汉代“羽林郎”之类的职务,时称“猎郎”。之后,因为顺利出使过“后秦”(长安姚苌)政权,而改任“门下奏事”,并以敏捷正直闻名。
吐奚华从“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执政时期,入朝为官,在第二代君主明元帝拓跋嗣执政时期得到重用,拜西部大人,太子师,掌管机要,辅佐太子拓跋焘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拓跋嗣曾因其正直善良、文武双全、是治国良材,而特别赞许他的贡献,并赐其汉名为古笔。后来,又改赐为古弼,寓意其有助国之才能,这便是“吐奚氏”汉姓为“古”的真实来历。
据史料记载:明元帝泰常七年(公元422年),掌管西部事务的古弼,被明元帝任命为东宫官属,辅佐太子拓跋焘理政,具体负责掌管机要,传达政令和报告等相关内容。
竖年,明元帝去世,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古弼因辅佐有功,升任“立节将军”,赐爵“灵寿侯”。恰巧,并州(当时包括雁门、太原、西河、上党等七郡)境内胡族反叛,古弼被派前往征讨。凯旋后,升任侍中、旋即出任“吏部尚书”,掌管国家南部事务。
公元429年10月,太武帝北伐回师后,将柔然、高车等部落降服的数十万百姓,迁至漠南定居,被安置于濡源(今河北赤城县北)至五原(今内蒙古巴彦淖尔)三千多华里的广阔草原上,命令他们在这里耕种放牧,继而征收赋税。古弼则与长孙翰、刘洁、安原等几位将领,共同被太武帝拓跋焘安置于这一空间,戍边镇守,防止反叛事件发生。不久,古弼担任了安西将军。
公元430年11月,古弼随太武帝拓跋焘大军征讨“大夏国”赫连昌、赫连定政权。大军到达平凉,停驻在泾水南。太武帝派遣古弼和侍中张黎攻打平凉。败退至此的赫连定,自安定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前来救援,与古弼大军相遇。古弼则佯装败退,引诱赫连定部众,进入伏击圈;太武帝随之派高车骑兵袭击赫连定,斩首级数千;而古弼亦乘胜追击,攻取了安定。此后,古弼又参与太武帝拓跋焘对北燕政权的征伐之战。期间,古弼因判断有误,导致“北燕皇帝”冯弘弃城逃往高句丽。一气之下的太武帝拓跋焘,闻讯立即将古弼贬为守门卫兵,官职一撸到底。
但是没过多久,古弼又复任侍中,与尚书令李顺出使凉州。此后,古弼亦被任命为安西将军,赐爵位为“建兴郡公”,镇守长安,中间还与“南秦政权”及“南朝宋政权”有过独当一面的数次交战。
太武帝长子、景穆太子拓跋晃开始摄朝政时,拓跋焘征召古弼返回平城(今山西大同)任职,担任东宫佐辅(即太子师),与“宜都王”穆寿(鲜卑族,丘穆陵氏,驸马都尉,征东大将军)、司徒崔浩(北魏豪门重臣,政治家,魏碑书法家)等人,共同参与政事,并特下诏赏赐古弼帛一千匹、绵一千斤,且升任尚书令一职。古弼虽然事务繁忙,但读书不停,还严谨慎重保密,绝口不提宫中之事。
辅政期间,古弼在得知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民众耕地农田不足,皇家苑囿过大,民众乞求返还一部分皇家猎场土地,来赐给农耕贫困之人的请求后,紧急入宫上奏皇上,怕激起民变。却遇上太武帝正与臣子下棋,嬉戏懒政,不想听取汇报。随之,古弼一连串刚正不阿的顶撞举动,令太武帝十分惊讶。面对古弼的公正耿直,太武帝同意了他的全部建议,并将一部分土地归还给上谷郡百姓。且对古弼说:“从今以后,凡是有利于社稷,有益于国家便于民众的事情,即使困顿仓促,你也要尽量行事,不要有所顾虑。”
不久,太武帝准备在西河郡(今山西离石县)阅兵狩猎,命古弼留守京师。期间,太武帝诏令古弼把肥壮的马匹调来西河参与阅兵,而古弼却把瘦弱的马匹送了过来。令太武帝大怒:“尖头奴(指古弼),竟敢限制我。待我返回京师,首先斩杀这个奴才。”由于古弼鼻子头尖,太武帝时常称他为笔头,所以亦被时人称为“笔公”。而古弼的属官们,恐惧其被杀,纷纷前来提醒。古弼则告戒大家:“我以为侍奉君主,对待狩猎不至于娱乐游逸,罪过是小的。不防备国体意外,使敌寇出现放肆,罪过是大的。而今北方部族还很强盛,南方敌寇仍然未灭,他们用狡猾的心态来窥伺国家边境,是我所忧虑的。因此,挑选肥壮马匹预备军事需要,做国家不测事件的长远考虑。如果可以让国家有利,我为什么逃避死亡呢?英明的君主是可以用道理来劝说的。这是我的过失,不是大家的问题,放心吧。”太武帝在得知此事后,赞叹道:“有如此的臣子,是整个国家之宝。”并赐给古弼衣服一套、马二匹、鹿十头。
后来,太武帝在平城北山“鹿野苑”狩猎(今大同北郊花园屯一带),捕获麋鹿千头,即诏令尚书古弼,调拨牛车五百辆前来运输。但转念一想,太武帝便对侍从们叹气道:“笔公(指古弼)必定不会给我车,你们不如用马匹搬运会更迅速。”果然,太武帝在返程途中,接到了古弼的奏折,回复说:“秋季谷粟成熟,麻菽遍布田野,猪鹿偷吃,鸟雁侵扰,风暴所消耗,早晚相差三倍,乞求怜惜从缓,使农民能够收割运载。”太武帝看完奏折对侍从们说:“笔公(指古弼)果然如我所预测,可说是国家重臣。”
魏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位杀伐果断、嫉恶如仇的君主。公元408年,他出生于北魏国都皇城的东宫(今大同城北“上皇庄”人),十五岁继任皇位时,即面临北方游牧民族、草原新主柔然铁蹄的南下入侵,并劫掠了北魏上京之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于是,拓跋焘果断率领大军御驾北征柔然,经过连年不断的征战,将柔然打退至漠北,且将辽东“北燕”地区和草原西部“大月氏”固有的领土,都纳入到北魏王朝的版图,同时造就了其杀伐果断的个性。
与此同时,拓跋焘还善于听取属下文臣武将的不同建议和意见,从来不会关闭谏言的执政大门,并且不分民族部落,任用各民族中的贤能之人,如:河北清河郡士族“白马侯”崔宏之子“大司徒”崔浩(居住在今大同城北“白马城”)、道教方士寇谦之、鲜卑吐奚氏家族古弼、鲜卑十姓部族丘穆陵(即木兰家族)氏“宜都王”穆寿(即历史文学作品《杨家府演义》中穆桂英原型~杨穆氏金花家族的先祖,其父是北汉将军穆羽。)、鲜卑“秃发氏”(拓跋族分支)部族“殿中尚书”源贺、“大司农”张黎(山西代郡崞县人,今大同浑源县西二十里麻庄人)、“中书令”高允(河北衡水人)等人,是戎马一生、心胸坦荡的北魏“第三代”君主,同时也是南北朝时期,顺利完成北方统一的“鲜卑大可汗”和战神霸主。
拓跋焘在位时期,非常重视搜求汉族士人,加以重用,以推进政府汉化进程;还两次改定律令,以宽刑省罚,平息民怨;并创行新字,兴办教育,在平城东部设立太学,祭祀孔子,且命王公卿士子弟皆诣太学授业;在农业方面,增辟垦田,移民牧畜,对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统一北方之后,太武帝拓跋焘又采取“随俗而治”的方针,有利于北方社会秩序的恢复及稳定的农业经济发展。
可惜,由于其执政后期,佛教文化思想刚刚传入华夏北方大地,即遭到“儒道”二方势力的强烈抵制,致使“儒释道三教”在华夏人文思想相互融合的初级阶段,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与相互伤害。而深陷文化思想漩涡中的拓跋焘,由于前期倡导佛教,后期笃信道士寇谦之所谓“长生不老药”的功效,加之佛教寺院出现许多不良现象,而选择了“信道灭佛”行动。因此,公元446年太武帝下诏灭佛,随之便出现“生灵涂炭”的局面,这在华夏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灭佛”运动。
这次“灭佛”事件,也导致信奉佛法的太子拓跋晃与父亲拓跋焘产生了矛盾。心急如焚的太子拓跋晃,虽屡谏阻止不住,只好私下设法保全了众多无辜的僧侣,导致父子关系进一步出现裂痕。加之,奸佞小人“中常侍”宦官宗爱不断进诉谗言,惹怒了太武帝拓跋焘。于是,大怒的太武帝杀鸡儆猴,诛杀了东宫太子身边的几位得力办事大臣。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太武帝又以修史不当,而震怒于重臣崔浩等人,因此大兴国史之狱,屠戮了大儒士崔浩一家五族及其门阀士族数千人,致使白马城血光冲天。同年,拓跋焘为了实现华夏国土统一的梦想,率大军南伐刘宋政权,饮马长江后不得不撤军北归,拓跋焘也因此被刘宋政权认为是超越了当年冒顿“单于”和檀石槐“大可汗”的草原英雄霸主。
正平元年六月戊辰(公元451年7月29日),被“中常侍”宦臣宗爱所陷害的太子拓跋晃,忧虑而死,年仅二十四岁。正平二年二月初五(公元452年3月11日),为了掩盖作乱事实真相,“中常侍”宗爱弑杀了闭门静养中的太武帝拓跋焘,一代豪强就此落幕,时年仅四十四岁;随之,宗爱又诛杀了“东平王”拓跋翰,拥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改元永平。继之,敬寿帝拓跋余拜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中秘书、冯翊郡王,权倾朝野。同时,拓跋余又拜张黎为太尉,古弼为大司徒,想以收买臣心,稳定朝堂政治局势。
同年十月初一(公元452年10月29日)宗爱又一次出手,弑杀了敬寿帝拓跋余。此时,“羽林郎”刘尼、“殿中尚书”源贺(鲜卑秃发部族首领)、“尚书令”长孙渴侯、“南部尚书”陆丽等人,秘密迎接故太子拓跋晃之子拓跋濬入宫即位,是为“文成帝”。随后,“文成帝”下诏抓捕了宗爱及其相关党羽,尽数诛杀!并追封先父拓跋晃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
经过如此一连串的政变,朝廷元气大伤,急需宫廷新气象,政令百废待兴。而十三岁的“文成帝”拓跋濬上任伊始,在如此困难的逆境中,果断地抛弃了祖父拓跋焘前后矛盾的执政理念思想,决定重兴佛教,恢复北魏王朝即将崩溃的统治凝聚力,在逆境中任用“沙门统”昙耀等“贵霜帝国”克什米尔高僧,以及羌人钳耳庆(汉名王遇,北魏时期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曾参与过云冈石窟、平城皇宫、方山永固陵的兴建工程)着手开凿了举世瞩目的“云冈石窟”。
附带叙述一件与闽南族群迁徙相关的往事。“文成帝”拓跋濬有个嫔妃叫沮渠夫人,是“北凉政权”第二任皇帝沮渠牧犍之女、“北凉国”(今甘肃武威)创建者沮渠蒙逊的孙女。当年“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将自己的妹妹“武威公主”嫁给沮渠牧犍和亲,后来“武威公主”遭沮渠牧犍的兄嫂及近臣下毒,险些丧命;是“太武帝”派人干预,才得以抢救生还;加之沮渠牧犍暗中与敌国“南朝宋政权”交往,眉来眼去,惹怒了拓跋焘,于是北魏发兵灭了“北凉政权”,逼得沮渠牧犍负荆出城投降。而“太武帝”拓跋焘将“北凉国”三万多名俘虏,都押回到平城周边地区安置,此后仍然给予沮渠牧犍妹夫的待遇,让其居住在首都平城。
沮渠牧犍与“武威公主”所生的女儿,之后嫁给了北魏重臣、吏部尚书、琅琊贞王司马金龙;而沮渠牧犍的另一个女儿则入宫,成了“文成帝”拓跋濬的嫔妃,继而在平城(今大同)为“文成帝”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北魏政权“献文帝”拓跋弘的五弟(墓志铭记载)~拓跋简。
“凉州政权”灭亡后,沮渠牧犍的两个弟弟,带领部众向西发展,之后灭掉“鄯善国”“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合并建立了“后北凉政权”。公元460年,“后北凉政权”又被“草原新霸主”柔然所灭。而生活在平城的沮渠牧犍仍然幻想着寻机复国,被“太武帝”拓跋焘发现,雷霆震怒,下诏将其赐死;随之,沮渠牧犍于悲愤之中,在平城府邸自缢。
“太保”“齐郡王”拓跋简酷爱饮酒,为了限制他的醉酒狂饮,“文成帝”皇后冯氏,就将辽西“燕郡公”常喜的女儿,恩赐许配给拓跋简;常氏则勤俭持家,约束了拓跋简一些放荡不羁的性格,使家族开始人丁兴旺。“孝文帝”拓跋宏“成年训政”后,拓跋简与侄儿“孝文帝”的关系也非常和睦融洽,两人相差七岁。拓跋简担任内廷大臣,辅佐“孝文帝”执政,为其出谋划策。只可惜三十九岁时,拓跋简还是因为酗酒过量而英年早逝。在其孙辈之中,次孙拓跋子休,亦曾担任过“安东将军、光州刺史”,因此在河南光州,有拓跋简的裔孙后代,繁衍生息。
由于拓跋简外祖父沮渠家族,是“匈奴屠阁部须卜氏”一族,本姓“须卜”,之后改汉姓变革,多以“卜”为姓,所以拓跋简父姓“拓跋”,母姓为“卜”。后来,拓跋简被“献文帝”拓跋弘派遣于河南“东周故地”驻守,并按照汉廷的历史习俗,赐其可以姓周,因此在“孝文帝”汉化改姓过程中,按照皇族姓氏变革方式,拓跋简应该称“元简”“周简”;故而,其孙拓跋子休也称“元子休”。公元528年,北魏政权发生“河阴之变”,元子休等兄弟遭杀戮,其族人则纷纷将敏感的皇族“元”姓,改为“周”姓,以躲避飞来的杀身之祸。
转眼到了唐代,陈政、陈元光率领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唐军南下,进入福建。军中就有北魏“齐郡王”拓跋简和“光州刺史”拓跋子休祖孙三代家族的后裔,成为“北魏皇族”拓跋鲜卑血缘部众,南迁落户闽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历史印记;同时也是闽南民众追根溯源,了解祖上南迁福建的一个经典案例,反映了当时民族迁徙的人文历史。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让我们再将思绪拉回到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时代,拉回到吐奚氏“大司徒”古弼的故事之中。
“文成帝”拓跋濬有这样的执政魄力,必然需要强大的意志、毅力和勇气,同时也必然招致部分旧臣僵化思想的反对。就在这种背景下,受到拓跋余重用的“太尉”张黎和“大司徒”古弼,自然与拓跋濬的思想理念难以融合,因而“议论朝事不能合乎旨意,罢为外都大官”。因此,二人被“文成帝”派往外地为官,离开了平城政治中心。
不久,由于族人秘密告发,古弼又被以莫须有的“坐巫蛊”之罪,遭勃然大怒的“文成帝”拓跋濬诛杀;同时被诛杀的还有旧臣张黎。“坐巫蛊”事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耿直淳朴”的“大司徒”古弼所为,一定是遭人诬陷,但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为古弼大人喊冤。至此,一位影响了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的北魏三朝元老、两代帝师;且为“北魏王朝”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振兴,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鲜卑官员,就这样结束了其在朝廷的历史使命,伴君如伴虎,成为华夏“佛释道三教”文化思想融合转型时期,卷入政治博弈的一位重量级官员牺牲品。
吐奚氏“大司徒”古弼先生,虽然被“文成帝”拓跋濬,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但其在吐奚氏部族的后世影响力,才刚刚开始。
之后,已经改用汉姓的“古氏家族”,便以古弼为先祖,高举“古氏新安堂、国宝堂”“堂号”的传承大旗,跟随“魏孝文帝”拓跋宏南征,南下山西河东郡(今山西临汾、运城一带)、河南洛阳“新安县”等地区,其后裔遂逐步融入到了华夏汉民族文化之林。
据史料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北魏“宰相”古弼的后裔,河东郡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人古云应,以进士出身,担任了大唐洪州(今江西南昌)通判,后为躲避战乱,南迁至赣州生活;此后又迁“南雄珠玑沙水村”颐养天年,成为“古氏家族”第一位南下江南者,亦被后世尊为“南迁一世祖”。
另据“古氏家族”族谱记载:古延绶出生于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乃梅州古氏开基祖。古延绶当时担任“信安县”(今浙江衢州市)县令,告老致仕,游历了梅州,见该地山水秀丽,人文淳雅,便留在梅州生活,家族开枝散叶,成为客家文化的先祖。
关于古氏在梅州定居繁衍,在清代光绪年间的《嘉应州志》中亦有记载:“父老相传,皆云未有梅州,先有杨古卜(古延授)”进一步佐证了古氏是最早定居粤东梅州的中原士族。
至此,“吐奚氏”鲜卑部族,经过近四百年时间的汉化进程,摇身一变,成为南下粤东的客家中原士族。
如今,在梅州古氏家族各大小宗祠内,皆可见“新安堂、国宝堂”(源于古弼被拓跋焘称为“国宝”)等堂号,悬挂在祠堂中间;而两侧堂联,或为“源自亶父,望出新安”或为“乡贤世泽,国宝家声”亦或“君称国宝,人举笔公”等对先祖北魏“大司徒”古弼的赞颂内容。
正是在先祖精神的教诲和激励之下,古氏家族一代代才人辈出。据家谱记载:梅州古氏家族,在宋朝就有“四代五进士”的美誉传扬。这五位进士中,有“父子进士”古成之及其子古宗悦;有“公孙进士”古宗悦与其孙古革三兄弟;还有“兄弟同科进士”古革、古堇、古巩。
现在的“成之公祠”就是为了纪念宋朝“岭南第一位进士”古成之。古成之是古延授之子,出生于广东惠州府河源县古岭村,北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进士,曾经担任四川魏城县(今绵阳魏城镇)县长、绵竹县县长,其住宅亦被誉为“岭南首第”。当年宋太宗赵光义曾感言:“广州举士者,始于成之。”古城之学识广博,才华横溢,既是广东客家文化的孕育者,也是开倡岭南文学的功臣。其所著文章,亦被称誉一时。据清代吴澹庵编辑《广东文征》时,写下如下文字:宋代文章,首列古成之的《汤泉记》。而宋朝大文豪苏轼《慕紫虚先生》文曰:“如日星之绚彩,若美玉之无瑕,登宋进士,文藻联葩。”宋吏部侍郎李昂英、丞相陈尧佐等均有诗文,怀念古成之。
其子古宗悦,曾任北宋“礼部侍郎、签幕宾州知府、勋都骑尉、殿中丞”等职,是当时梅州籍官阶最高之人。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古宗悦去世后,其墓志铭由宰相王安石所撰写。古宗悦娶三妻生四子,即古凤仪、古凤仁、古凤信、古凤俊,组成了广东古姓的四大支系。其中,古凤仪的三个儿子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科考,三人一举荣登同科进士。当时古革24岁、古堇22岁、古巩20岁。宋哲宗曾大为赞叹:“一门三贵,旷世盛闻。”后来,古革任潮州刺史、古堇任象州刺史、古巩任宾州刺史。兄弟三人的事迹,亦传为美谈。
古凤仪支系主要居住在梅州,是广东古氏客家语系,居处最广的古氏后裔,散居于广东各地。古氏家族后裔名人有:清代咸丰年间福建、山东提督古凤翔;晚清时期“大清帝国”驻檀香山副领事、侨领古今辉;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家、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北伐之后“南京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东江红军主要创建者、抗战胜利后曾任晋察冀党校校长、解放后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副书记的古大存;当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采矿工程专家古德生;马来西亚著名企业家、皇室拿督、太平绅士古润金;中国足球队著名球员、施拉普纳国足助理教练古广明;香港著名演员古天乐;香港著名歌手、主持人古巨基。
另据一些数据统计,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古氏后裔,多属广东分支,人口占全球古氏家族的50%以上。梅州则是客家古氏的大本营,当前全球20多个国家的古氏宗亲,70%以上根源在梅州。
而梅州客家古氏家族的祖根,包括部分闽南古氏家族(如散居在漳州地区双第华侨农场、石码、海澄、紫泥镇的古姓民众)的祖源地,却在当年其先祖古弼生活过的大同盆地,即“水草丰美”的怀仁市马辛庄乡境内。。。
我们把历史人文话题,继续回溯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王朝。
对于北魏政权而言,“六镇起义”无疑是一场内部的相互屠戮和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自从北魏政权迁都洛阳之后,当年被太武帝拓跋焘对外征战俘获的匈奴、柔然、高车、吐谷浑、羯、羌、敕勒等被安置于北部边境上的各民族部众,由于远离政权中心,赋税管理严苛,怒火中烧,不断与驻镇士兵产生摩擦;加之戍边六镇(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固阳县}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扶冥镇{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土城子村}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的将领们,多为北魏拓跋皇族及鲜卑贵族子弟兵;其远离国都权利中心的心境,似有被政权抛弃的失落感;再加上连年干旱、收成不好,天灾人祸;导致驻军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镇民、守军都有一肚子怨气,形成了无处发泄矛盾的局面。因而,通过一次偶发性官兵私自截击给养物资的行动,又逢民不聊生,没有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故而,点燃了“怀荒镇”“沃野镇”“柔玄镇”镇民的反叛火焰,随之越烧越旺。致使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时期,派遣古弼等重要将领,稳定戍边沿线多民族聚居区的政策和措施,化为泡影;至此当年最不希望看到的内乱局面,终于爆发了。
随之,领导“六镇起义”点燃全国大范围反叛火焰的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胡琛、万俟丑奴、鲜于修礼、邢杲、莫折大提、莫折念生、乞伏莫于、万于乞真、葛荣等多位重量级历史人物陆续登场。
其中,破六韩拔陵出生于“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是匈奴单于“破六韩”家族后裔。公元524年4月,他一呼百应,带领镇民杀“沃野镇”守将反叛,声势浩大,继而发展为“六镇起义”领袖,率领十余万民众与北魏政权对峙,“白道之战”(今呼和浩特北郊坝口子村北一带),大胜官军,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年号“真王”。
杜洛周,高车族(敕勒族)人,本为复姓“吐斤”,亦称“吐斤洛周”,出生于“柔玄镇”(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公元525年9月,他聚北镇流民于上谷(今河北怀来至延庆一带)起义,围攻“燕州”(今北京昌平);之后,西进代郡、雁门郡,并在恒州(今大同市)击败了北魏“大司马”斛律金及其兄斛律平的守城部队;迫使斛律金(就是史书记载:第一位吟唱《敕勒川》的北齐将军)率领官军,南撤至黄瓜堆(今山西怀仁、应县、山阴三县交界处山脊地带)一线,再次交锋,又将这位北魏将军、石城郡公、敕勒族酋长斛律金击溃;导致斛律金再次南撤;而杜洛周高举反叛大旗,并沿用了破六韩拔陵的“真王”年号,且与晋蒙冀其他义军遥相呼应,此后一直在河北地界与魏军交战,史称“河北民变”。
胡琛,也是敕勒族,高平镇人(今宁夏固原市)。公元525年5月,高平镇匈奴人赫连恩响应破六韩拔陵的号召,聚众起义,并推举胡琛出任主帅,胡琛亦自称“高平王”,以呼应破六韩拔陵的起义。
万俟丑奴,高平镇人,匈奴部族,初为“高平王”胡琛手下的部将。后因胡琛与破六韩拔陵不合,破六韩秘密派人诱杀其后,万俟丑奴成为高平义军的统领,领导义军继续与魏军交战,前期攻城夺地、势如破竹,后期主要与北魏名将贺拔岳交战。
鲜于修礼,亦是敕勒族人,北魏“怀朔镇”镇兵出身。公元526年,他率领左人县(今河北唐县西北)流民起义,并与另一支起义军领袖杜洛周配合,发展部众十万余人,打击魏军,且建元“鲁兴”,自己当上了皇帝。
邢杲,士族地主出身,河间郡鄚县人(今河北任丘市)曾任幽州平北府主簿。杜洛周、鲜于修礼举行起义后,瀛州、冀州一带流民逃亡山东青州避难,饱受当地官僚的凌辱和压迫;故而,邢杲被推举为流民首领,且于公元528年在北海(今山东潍坊市)率众起义,兴兵反魏,自称汉王,年号“天统”,得到众多流民响应,人数超过十余万人,其部众曾攻占光州(今山东莱州市)等地,声势浩大。
莫折大提,羌族,陇西郡襄武县人(今甘肃陇西东南)。公元524年,在北魏秦州(今甘肃天水市)起义,擒杀“秦州刺史”李彦等人,被士兵推为首领,并自称“秦王”,派兵攻克“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市),杀死守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等北魏官员。同年,莫折大提因病去世,导致义军出现了短暂的权利真空;他也是“关陇义军”的奠基者。
莫折念生,羌族,陇西郡襄武县人,莫折大提第四子。公元524年,“秦王”莫折大提去世后,莫折念生继承了父亲遗志,并且称帝,国号“大秦”,年号“天建”,还设置了百官制度,亦率领队伍先后攻占岐州、凉州等地,后又取北华州(今延安市以南)、雍州(今西安)等陇东重镇,继而直下潼关,威逼洛阳,迫使北魏皇室紧急派兵迎击义军于潼关,还宣布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戒严。莫折念生所率领的这支队伍,也因此成为威胁北魏政权的一支重要反叛力量。之后,莫折念生被叛徒“常山王”杜粲所杀,全家遇难。
乞伏莫于,鲜卑族,北“秀容”人(即“匈”字的缓读音译,又译“西戎”,都是对匈奴部族的译称。范围在今山西省北部:右玉、左云、平鲁、朔州、神池、五寨、河曲、保德等相关“秀容川”区域内)。公元524年,乞伏莫于聚众攻击梁郡,杀太守起义。
万于乞真,南“秀容”人(“秀容郡”郡治,在今山西省忻州市岚县古城村),鲜卑复姓“万忸于”部后裔,牧民,公元524年,杀北魏大臣、武川镇将、怀朔镇将、太仆寺卿、“奉命绥慰秀容使”陆延,随之起义。
葛荣,鲜卑族,复姓“贺葛”,初为“怀朔镇”镇将,出生于“沃野镇”“贺葛真城”(今内蒙古临河市东北)。公元526年,鲜于修礼在左人县(今河北唐县西北)起义的时候,葛荣便参加了起义。同年八月二十七日,鲜于修礼被其部将、北魏卧底将军元洪业(即拓跋洪业)谋杀后,葛荣斩杀副将元洪业,阻止了义军投奔北魏政权的企图,并接管义军指挥权,继续坚持与魏军作战。竖月,军队又与另一支起义军杜洛周部汇合,攻打瀛洲(今河北省河间市),并在河北蠡县休整期间称帝,国号“大齐”,年号“广安”。随后,葛荣疯狂地在山西北部、河北地界攻城夺地,并于公元528年,率部攻杀杜洛周,收编了其部众。九月,当号称百万部众的起义军,准备攻取邺城(今河北临漳县)时,葛荣被一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击碎了他的梦想,且不幸被俘,押往洛阳处决斩首。葛荣的克星正是北魏执政后期,大名鼎鼎的“羯族将军”尔朱荣。
“六镇起义”初期,北魏政权得到战报后,表现的有些惊慌失措,各地只能仓促应对,因此战报败绩频传,朝廷一时也没有任何妥当办法,赢得战场上的主动权。期间,为了迅速扑灭“六镇之火”,北魏皇室还曾派遣使臣前往“柔然汗国”,见“阿那瑰”可汗,希望以物资补偿形式,赢得草原雄鹰“柔然部族”的出兵援助,以共同剿灭“六镇起义”;故而,早已归附北魏政权的柔然可汗,坦诚相待,随后出兵十万,攻打破六韩拔陵所率领的六镇义军,继之形成了三方混战的局面;同时,破六韩拔陵也就在柔然与魏军的双重设伏攻击下,最终二十万人被魏军基本俘获剿灭;而破六韩拔陵本人也下落不明,有人说已经被乱刀诛杀,只是尸体并未找到;随即,被俘部众由朝廷草草收编,后迁至河北冀州、上谷等地安置,作罢!
与此同时,在洛阳北魏宫廷里,内斗也已经进入白热化,换皇帝犹如家常便饭,所以朝廷在面对北部、西部、东部不断起义的烈火时,也只是自顾不暇;因此就给了地方武装和豪强势力发展壮大的绝佳时机。这个时代,正是“乱世出英雄”的最佳历史机遇,故“北秀容”人“羯族将军”尔朱荣,便是在这样风云变幻的背景下,登上了中国历史大舞台,成为北魏政权后期,能够主导政坛历史走向的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所谓“羯族”,实际上属于匈奴部落的一支,亦称契胡、稽胡、赤狄、羌胡、羌渠、康居,唐代之后亦曾隶属于西突厥,都是源于中亚地区阿尔泰山南部一带生活的游牧民族;历史上著名的羌渠政权就是“康居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著名城市撒马尔罕),汉代又称“呼揭国”,而呼揭国的“揭”即“羯”字的同译。“呼揭”也是“呼邪”“呼衍”的同音不同汉字的音译,所以西汉时期迎娶王嫱那个“呼邪韩”,即“昭君出塞”故事中,那个匈奴单于,便是康居族人,亦或称羌渠人,与历史上的“呼揭国”必然有着血缘关系。
此后,五胡十六国时期,“后汉”政权的创立者、匈奴人刘渊,据说就是西汉初年冒顿单于的后代;只因当年冒顿单于娶刘邦宗室之女为妻,并与汉高祖刘邦约为兄弟,故而这支南匈奴的后裔都改汉姓为“刘”;刘渊出生于山西“新兴郡”(今山西忻州一带,也有说出生于山西汾阳境内,详情待考),其母亲也姓“呼邪”,或译“呼衍氏”,即羌渠部族的女性。
到了唐代,从伊犁东归中原,落户于宁夏北部及山西应州、朔州、怀仁一带的部族“沙陀人”(亦可称粟特人),其首领姓“朱邪”,名“赤心”。“朱邪”即“呼揭”“呼邪”的汉字同音音译,其汉化的后裔,则多以“呼延”为姓,如呼延守信、呼延赞、呼延庆、呼延灼等著名历史小说人物;传承至今,其后裔则多以单字“呼”“延”为姓氏。而晚唐“朱邪赤心”家族,因为当时战功卓著,被唐王朝皇帝御赐国姓,所以其后代改姓“李”,“朱邪赤心”易名李国昌,其子便是大名鼎鼎的“晚唐军事巨擘”晋王李克用;亦是可以与北魏王朝同族英雄尔朱荣,并驾齐驱的重量级历史人物。
“一代枭雄”尔朱荣,是北魏王朝后期“战神”,平定“六镇起义”国家功臣,著名军事指挥家。他是羌渠羯族人,属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西征之后,被安置于山西北部地带、且臣服于鲜卑统治的南匈奴后裔。
公元493年,尔朱荣出生于山西“尔朱川”(即今朱家川河流域,该河发源于山西朔州地区,流经山西忻州市神池、五寨、河曲、保德县一带,最终注入黄河。其沿途有多个朱家川村,都属于“北秀容”区域,亦都属“尔朱川”范围;此外,尔朱荣之父的神像,亦被供奉于左云文庙内,究竟是哪一个朱家川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尔朱”一词亦可念“尔居”,似有客居之意,因此这支投奔鲜卑拓跋氏的羌渠部族,便以“尔朱”为姓,客居在“北秀容”一带。
另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在雁门郡武州县境内(今大同市左云县)有“渴烛浑氏,后改为烛氏”。说明这支“浑”(即匈奴)部落姓“渴烛”,居住在左云县一带;而“渴烛”二字的方言语音亦与“尔朱”极为相似,极有可能是同一部族不同汉字音译的结果。证明武州县(今大同左云县)也曾是“北秀容”的所属区域范围。
又据史料记载:尔朱荣的太祖尔朱羽健,曾经是北魏平城(今大同市区)大臣,官拜散骑常侍;其曾祖父尔朱郁德,也是部族领民酋长;其祖父尔朱代勤,亦是秀容酋长,喜爱野外骑射狩猎,官至肆州(今忻州境内)刺史;因数次征伐、血战有功,而被北魏政权赐爵“梁郡公”,追赠并州刺史、镇南将军、宁南将军、太师、司徒公,享年九十一岁,长寿而终。而其祖父的妹妹尔朱氏,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皇后贺兰氏的母亲、太子拓跋晃的外祖母;其父亲尔朱新兴,则官至散骑常侍、平北将军、恒州(今大同市)刺史、秀容第一领民酋长;七十四岁去世后,被北魏政权追赠太师、西河简王。
“康居客”羌渠部族、粟特人,在历史上是最会贩运货物,积累财富,靠着商业思维,游走于中西方贸易商路之间,“做生意”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北秀容”地区的羯族部众,在第一领民酋长尔朱新兴的带领下,实现了部族和家族经济的共同发展,成为当时该地区著名的大牧场主及绅商士族家庭。据史料记载,当时尔朱新兴家族所管理的放牧区域,达三百多平方公里。
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尔朱)新兴(管理部族)时(期),(家族)畜牧尤蕃(繁)息,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弥漫川谷,不可胜数。(北)魏每(欲)出师,(尔朱)新兴(便)辄献马(匹)及资粮以助军,高祖(魏孝文帝)嘉(奖)之。(尔朱)新兴年老(的时候),请(示朝廷)传爵于(其)子(尔朱荣),(北)魏(王)朝(特)许之。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尔朱)荣神机明决,御众严整。时(六镇)四方兵起,(尔朱)荣因有大志,散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及五原(人)段荣、大安(人)窦泰(等英雄)皆往依之。
“六镇起义”开始后,北魏社会出现了严重动荡,作为“北秀容”羌胡“第一领民酋长”的尔朱荣,凭借其家族所拥有的经济实力,趁机招募贤才,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组织起一支以羌胡人为主的骑兵队伍,并且以保境安民为己任,开始在山西北部地区,行使地方保境权利,四处镇压流民起义。
他首先将占领“梁郡”的“北秀容人”乞伏莫于,即所率领的义军剿灭,然后又将“南秀容人”万于乞真的队伍围歼,二人均死于尔朱荣的刀下。
随之,尔朱荣开始收编裹挟于“六镇起义”混乱局面中的各路英雄豪杰,即先后收编了在黄瓜堆与杜洛周交战、南撤而来的敕勒族酋长、北魏大司马、后任北齐大将军斛律金;鲜卑慕容氏家族大将慕容绍宗(今大同人,北魏名将慕容腾之孙,前燕太原王慕容恪后裔);“怀朔镇”鲜卑人侯景;曾驻守恒州(今大同市)与破六韩拔陵血战的北魏名将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三兄弟;原“怀朔镇省事”、后任东魏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北魏“怀朔镇”戍边军官高欢;北魏名将、原“沃野镇”镇长贾道监之子贾显度;武威郡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人、安北府司马段连之子、段氏鲜卑族人段荣;北魏鲜卑族“纥豆陵氏”将领、“统万镇”镇将窦罗曾孙窦泰;武川人(今内蒙古武川县)、大将侯莫陈顺、侯莫陈崇兄弟等人。正是这批尔朱荣麾下的精英,日后成为了东魏、西魏、北周、北齐、以及隋唐各王朝政权的奠基人和创建者!
公元526年,尔朱荣举兵袭取肆州(今山西忻州),自置官吏,兵势渐盛。
公元528年8月,葛荣率领百万义军围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9月,已经身为“北魏柱国大将军”的尔朱荣,率领七千精锐骑兵,前往邺城解围;他以部将侯景为前锋,从近路加倍行军,东出滏口(今河北省磁县)攻打义军。葛荣恃众轻敌,兵力分散,被尔朱荣出奇兵击败,且被侯景在战场上俘虏,押往洛阳斩首,起义军失败。
本来“羯族将军”尔朱荣的兵马很少,与义军相差悬殊,所以一些人认为其断无获胜的可能性。可是,尔朱荣却将队伍埋伏于山谷之中,作为奇兵;同时,又命令各处疑兵,故意扬起尘土,擂起战鼓,大声喊叫,使敌军摸不清北魏士兵人数。此外,尔朱荣还考虑到人马近战时,用刀不如用棒,便命令士兵们每人带一根短棒,放在马肚的一侧;到交战时,又特别禁止士兵们,临时下马斩割头颅,怕影响骑兵追逐敌军效果和杀伤力度,故而不允许士兵斩首计功,只令其使用棒子,尽全力杀伤敌人。加之,各路战士冲杀之时,号令严明,将士们同仇敌忾,个个奋勇争先。“大将军”尔朱荣,亦亲自冲锋陷阵,从义军背后杀出,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大败义军;并在阵前,由部将侯景抓获了葛荣,随之其乌合部众,全部投降了魏军。之后,尔朱荣派人用囚车将葛荣送往洛阳,一代“义军枭将”葛荣,就这样被朝廷下令斩首,结束了其轰轰烈烈的人生。
公元529年,尔朱荣又派遣侄子尔朱兆、部将高欢、贾显度、窦泰等人,一举歼灭了另一支起义军~邢杲部众;邢杲本人在济南同样兵败被俘,被押往洛阳斩首。
公元530年,尔朱荣亦派遣堂侄尔朱天光、“亲信军事智囊”大将军、太傅贺拔岳、以及副将“大都督”侯莫陈悦率领人马,兵出关陇,去围剿另一支强大的“关陇义军”万俟丑奴部众;随即,贺拔岳率领自己的精锐属下宇文泰(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王朝奠基人)、李虎(西魏八柱国之一,唐高祖李渊的祖父)、侯莫陈崇(西魏八柱国之一)、赵贵(西魏八柱国之一)、于谨(本姓万忸于,西魏八柱国之一)、寇洛(本姓若口引,骠骑大将军)、王雄(本姓可频,北周柱国大将军,后被北齐丞相斛律光所杀)、赫连达(后任北周大将军,赫连勃勃后裔)、达奚武(秦州刺史、北周柱国大将军)、若干惠(西魏司空、魏恭帝岳父)等人前往陕西,与“关陇义军”万俟丑奴部众交锋。
双方第一战,贺拔岳便率领自己的两千精锐骑兵,杀败了万俟丑奴的几万军队;不久,万俟丑奴亲自率领大军,围攻岐州,并命令手下大将尉迟菩萨,南渡渭水,攻打北魏军队的大营;而贺拔岳则率领八百轻骑,北渡渭水击败斩杀了义军将领尉迟菩萨。且使用计策,欺骗万俟丑奴放松警惕,然后突袭万俟丑奴的大营,一战就将义军消灭,平定了“关陇之乱”。
此战,贺拔岳收编万俟丑奴的十几万投降部队,也使自己有了一支强大的军力;而万俟丑奴的下场,则是在交战过程中,被北魏大将侯莫陈崇阵前单骑生擒,同样被押往洛阳,由朝廷问斩。
至此,轰轰烈烈的“六镇起义”,在相互混战之中结束,所有义军无一幸免,几乎都被以“柱国大将军”尔朱荣为首的北魏朝廷军队所剿灭;而雁门郡、代郡、上谷郡等连年交战地区的百姓,被迫流离失所,流民众多,百姓生活陷入了低谷状态,其地方经济也处于困境之中。这段时间,也是北魏故都平城(时已称恒州,今大同市)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形势,最为混乱的历史时期。
“一棵梧桐树,招来成群的金凤凰”,此话正是“柱国大将军”尔朱荣的人生写照。仗义疏财、杀伐果断、广为纳贤的处事能力,促使北魏晚期因为卷入“六镇起义”的诸多中下级军官、地方豪杰辗转汇聚在尔朱荣这棵大树之下,整装待发,形成了日后登上华夏大舞台的第一历史空间站。
如:之前提到过平定“关陇之乱”的著名将领贺拔岳,他是今山西朔州人,鲜卑族,曾经与破六韩拔陵鏖战,从六镇退兵驻守恒州(今山西大同市),后进入关陇地区,击败万俟丑奴义军,声威大振。
如果没有此后高欢使用“挑拨离间”之计,蛊惑侯莫陈悦刺杀了贺拔岳,将军必然会有更大的作为;因为贺拔岳手下汇聚了宇文泰、李虎(鲜卑族姓氏“大野”)、侯莫陈崇、赵贵、于谨等“关陇集团”的重要精英,即日后登上西魏历史舞台的“八柱国”之五大军事家族的代表人物。贺拔岳不幸遇刺之后,大家才公推宇文泰率领这支军队,追击侯莫陈悦;倒逼侯莫陈悦带领十几个亲信随从潜逃中,以自杀结束了其愧疚的人生;之后,侯莫陈悦的部将“大都督”李弼(今辽宁辽阳人),率部归附了宇文泰,亦成为西魏政权“八柱国”之一的豪门士族。宇文泰就是统领这支军队,东打西杀,最终赢得了西魏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北周政权的奠基人。
而贺拔岳的二哥贺拔胜,当年也投入尔朱荣的麾下,领兵一方,其部下有杨忠、独孤信两位著名将军。其中杨忠:鲜卑姓氏“普陆茹”,是“大隋王朝”奠基人,杨坚之父;独孤信则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在士族阶层及社会关系上,其家族与宇文泰、杨忠、李虎三位将军都有儿女联姻关系。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三位将军的儿子,随之形成了“一门三皇后”的历史景像,因此成为西魏、北周、隋唐时期的四朝元老级士族豪门。
在尔朱荣的麾下,还有一位与“军事智囊”贺拔岳“水火不容”的人物,就是高欢。高欢的鲜卑名字,叫贺六浑,早年是“怀朔镇”破落军户,从小父母双亡,由姐姐高娄斤和姐夫尉景抚养长大,养成了匪气十足的习惯;好在成年之后,来到“恒州”(今大同市)谋生,迎娶了慕容鲜卑“匹娄氏”家族娄内干之幼女娄昭君为妻,恶习才有所收敛。此后,由于“匹娄氏”家族的社会影响力,高欢回到出生地、进入“怀朔镇”担任下级军官。破六韩拔陵率部起义的时候,高欢也参加了起义,并与贺拔允(先投尔朱荣,再投高欢,被狡诈的高欢所利用,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入狱饿死)、贺拔胜(代表北魏政权与高欢对阵时,被高欢部将侯景击败,降南梁,后北归西魏宇文泰政权,而其滞留东魏的妻儿老小,都被高欢所杀)、贺拔岳(其长子贺拔纬是宇文泰的女婿,二子贺拔经则过继给了贺拔胜)三兄弟的魏军部队有过恶战,因此结下了仇恨的种子。破六韩拔陵战败后,高欢作为投降战俘,随十几万部众被政府迁往河北冀州一带安置。不久,杜洛周一呼百应再次起义,高欢又随之。因看不起杜洛周的领导能力,高欢遂准备与连襟段荣、姐夫尉景等人密谋除掉杜洛周,取而代之。只可惜事情败露,几人不得已,投靠了另一支“骁勇起义军”葛荣的队伍。
高欢早年在“怀朔镇”结识了一位好友,就是“怀朔镇省事”司马子如,两人关系为莫逆之交。此时的司马子如,也因为“六镇起义”“怀朔镇”不能容身,弃官南下,投靠了正在“招兵买马”的尔朱荣,受到尔朱荣善待,封“大行台郎”。司马子如在得知高欢在葛荣帐下,便派人送信给高欢;于是,高欢携连襟段荣、姐夫尉景等人,前来投奔尔朱荣。
武威郡姑臧人(今甘肃武威凉州区)段荣,娶娄信相为妻,是高欢夫人娄昭君的长姐,因此与高欢互为连襟关系。段荣出身行伍家庭,是北魏“安北司马”段连之子,其早年专攻星象学,投奔尔朱荣之后,担任“肆州法曹参军”;后追随高欢东征西讨,成为高欢麾下的嫡系将领,拜“大行台右丞”、镇北大将军。
高欢之妻娄昭君,是东魏、北齐时期,政坛上最强势的女人,她还有个二姐叫娄黑女,嫁给了鲜卑“纥豆陵氏家族”的窦泰。窦泰是大安郡人(今山西寿阳人),北魏“统万镇“镇将窦罗的曾孙,其父亲及兄长都是在破六韩拔陵起义时,与义军交战,不幸战死于“怀朔镇”;因此,擅长骑射的窦泰,之前就投奔在尔朱荣帐下,准备为父兄报仇。窦泰之后与高欢、尉景等人一道参与了围剿邢杲义军的战斗,并获得“骁骑将军”之职。后来成为高欢的嫡系战将,官至大司马、太尉等职。最终在东西魏的互战之中,遭宇文泰部队设伏围困,生擒被杀。
与高欢同时投奔尔朱荣帐下的还有其姐夫尉景。尉景,雁门郡善无人(今山西省右玉县人),原为“怀朔镇”狱中衙役,个性温厚,颇有侠气。年轻时,迎娶高欢长姐高娄斤为妻,共同抚养高欢成长。杜洛周起义后,尉景与高欢同时参加起义,后来又与高欢密谋刺杀杜洛周不成,投了葛荣帐下。不久,转而前往“北秀容”尔朱荣麾下任职,因军功被封“博野县伯”。后随高欢举事,并与同乡厍狄干配合,东征西讨,授“长乐郡公”,“骠骑大将军”、太傅、青州刺史、大司马等职。不过,他的人生因为贪污腐化,差点丢掉自己的性命。
此外,高欢的妹夫厍狄干,与尉景一样,同为雁门郡善无人(今山西省右玉县人),高车族,不识字,耿直少言,颇有武艺,猛毅恭顺,原为宫内侍卫。“六镇起义”爆发后,厍狄干前往云中郡,被“云中刺史”费穆推荐至“北秀容”尔朱荣帐下供职;后随尔朱荣进入洛阳,授其“伏波将军”之职。并娶高欢之妹“乐陵公主”为妻,跟随高欢行动,封“广平郡公”,历任太保、太傅、大都督、太师等职。
以上这些英雄豪杰,虽然都是尔朱荣麾下的贤臣猛将,但是明显分为“关陇集团”和“高氏集团”两大阵营。他们齐聚尔朱荣旗下,形成了北魏晚期,政权上一支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而北魏“柱国大将军”尔朱荣,就像“曹魏政权奠基人”曹操一样,掌控了北魏王朝的大权和历史走向,成为“一代枭雄”“北魏军事巨擘”式的历史人物。
尔朱荣的历史地位,酷似秦末项羽、三国曹操、晚唐晋王李克用、五代后周赵匡胤、晚清政府袁世凯。特别是所有人遇到的历史机遇也基本相同,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徘徊,随后不同的历史选择,得到了不同的历史命运。
此外,在尔朱荣的麾下,还有部分类似中间派、左右摇摆不定的重量级人物。如:贾显度、侯景、贺拔胜等将领。其中,贾显度是中山郡无极(今河北省无极县)人,北魏著名将领,原“沃野”镇长史贾道监之子。贾显度形貌伟岸粗壮,少年有志,起家于“薄骨律”镇(今宁夏吴忠市北部)别将,“六镇起义”时,因被叛军围攻,坚守十分困难,于是率领镇民南渡黄河,抵达秀容,被尔朱荣挽留,归服于尔朱荣,后经尔朱荣上书被朝廷授予“直阁将军”、“左中郎将”之职。魏孝庄帝建义初年(公元528年),拜“汲郡太守”,以“平东将军”之职,随尔朱荣击破葛荣义军百万部众,后被册封“石艾县公”,邑一千户。随之,又与高欢、尉景、窦泰等将领,参与了“平定邢杲起义”“元颢之乱”等事件。继而以“镇南将军”转赴“南兖州”(今安徽省亳州市)担任刺史;之后投靠过南朝,亦曾北归,
而另一位叫“侯景”的将军,是“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固原)鲜卑化羯族人,复姓“侯骨”,字万景,是一个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历史过客,酷似民国时期的马汉三、孙殿英、冯玉祥式的军阀人物。您没有猜错,他就是南北朝时期,那个先投尔朱荣,再投高欢,后投南梁萧道成,并将战火引向梁朝,继而与梁武帝萧道成兵戎相见,“三立三废”梁朝傀儡皇帝,从而引发南朝“侯景之乱”的始作俑者。
后来,侯景乱军被南朝大将军陈霸先击败,其本人亦被部将羊鲲所杀,南朝遂更迭为陈氏政权。
盘点一下尔朱荣的部下战将,关键的历史人物有“军事智囊”贺拔岳、“笑里藏刀”高欢(东魏、北齐创建者)、“兄弟侠义”宇文泰(西魏、北周创建者)、“三姓家奴”侯景(南朝梁国毁灭者)、以及“关陇集团”的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独孤信、李弼、侯莫陈崇等将领。正是这些将军们,基本上决定了华夏历史之后的走向,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六个朝代的更迭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都集中在尔朱荣的麾下。酷似民国时期袁世凯麾下,拥有曹锟、冯国璋、段祺瑞、阎锡山、吴佩孚等重要军事将领一样,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中,最为重要的军事集团。
可惜,尔朱荣虽然拥有这样一把好牌,但是最后却打得稀烂。
自从高欢投靠尔朱荣之后,就屡次对尔朱荣说:如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以您现在的力量,可趁机以“清君侧”的名义,进军国都洛阳。如此,就能成就您的霸业。尔朱荣屡屡听到“奸佞之人”高欢的这个建议,往往是心花怒放。但是,当大将军贺拔岳得知尔朱荣的欢喜情绪后,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对尔朱荣说:将军起兵之初,是打着铲除奸佞的旗号,聚集各路英雄豪杰;可将军现在又突然改口,要宣布改朝换代,恐怕会招致祸端,引发其他部族群起而攻之。从长远角度考虑,高欢给您的建议未必是好事情。贺拔岳正直的劝谏,犹如一副解药,缓解了奸佞高欢“迷魂汤”的功效,使得尔朱荣的大脑有所理智和清醒。故而,高欢对贺拔岳更加怀恨在心;于是借机“挑拨离间”,用“借刀杀人”之计,通过侯莫陈悦之手,杀害了贺拔岳将军。贺拔岳的去世,是“关陇集团”的重大损失,同时也为高欢日后铲除尔朱氏家族军事集团,扫清了“野心膨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此时在洛阳城中,北魏政权执政者是胡太后。胡太后本名胡仙真,安定郡临泾县人(今甘肃镇原县),出身于司徒胡国珍的官宦家庭,是北魏孝文帝次子、第八位皇帝元恪的妃子。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元恪驾崩后,胡太后亲生儿子、五岁的元诩即位,而胡太后并没有被逼自缢,却像先祖冯太后一样,采取了“垂帘听政”的方式,治理朝政。可惜,她没有冯太后的执政才能,荒淫无道、荒废朝政,致使民怨沸腾,最终导致“六镇起义”爆发,但她反而打击报复忠勇正直之臣,结党营私,风流腐败,甚至逼迫才貌双全的小叔子元怿私通,更荒唐的是为了继续掌权,经过数次宫廷权利斗争后,毒死了亲生儿子孝明帝元诩,拥立孙女为帝,随之又废掉孙女,立“临洮王”之子元钊为帝,并与朝臣离心离德,从而引发朝廷内部动荡不安,导致国家陷于混乱,最终酿成大祸。
当时,由于胡太后胡作非为,引发朝臣不睦。胡太后妹夫、道武帝拓跋硅五世孙、光禄卿加领军将军元义(妻子胡玄辉)看在眼里,极为不满,随即秘密联合老宦官刘腾,发动了宫廷政变,突然将胡太后和孝明帝软禁,并杀死胡太后男宠“清河王”元怿,铲除了胡太后身边的部分死党,还亲自控制朝政,引领国家政治方向,使宫廷政治形势,趋于好转。
公元525年,经过数年蛰伏,缓过劲来的胡太后,又联合丞相“高阳王”元雍,以瞒天过海的方式,废黜元义的领军职务,并以谋反罪名,最终将其毒死,夺回了自己失去的权利。
之后,孝明帝元诩与胡太后的权利矛盾开始激化,面对胡太后强势逼人事态,十八岁的孝明帝元诩,曾经秘密下诏尔朱荣,让其火速领兵前往洛阳,帮助自己解除胡太后所带来的政治威胁;不过,由于行动时机不成熟,孝明帝又秘密下诏,叫停了已经抵达“上党郡”的大军,暂缓尔朱荣带兵进入洛阳城。随之,事情泄露,胡太后与元雍密谋,亲自下令,毒死了儿子孝明帝元诩。
消息传到尔朱荣的大营,给了尔朱荣平息“高阳王元雍”反叛政变、为元诩报仇的机会。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尔朱荣没有再听从贺拔岳的告诫,而是利用高欢之计,以平息反叛为由,火速将大军开进洛阳城,迅速抓捕了胡太后及其“高阳王”元雍等死党,并且将胡太后及小皇帝元钊抛入黄河,溺水而亡,又以铲除贪官污吏为名,逮捕杀死了包括元雍在内的满朝文武大臣二千余人;在刀光血影、生灵涂炭之中,控制了北魏王朝的执政大权,史称“河阴之变”。
在控制京城局势后,尔朱荣头脑还算清醒,并没有自立为帝,而是辅佐“彭城王”元勰三子元子攸为帝,此为北魏第十二位皇帝~孝庄帝。
二十一岁的孝庄帝元子攸,在位时期虽然皇权旁落,但依然勤于政事,孜孜不倦,并为屈死的大臣平反,还为百姓审理冤案,生活也颇为简朴。期间,“柱国大将军”尔朱荣指挥派遣军队,东打西杀,分别剿灭了河北葛荣起义,山东邢杲起义,关陇万俟丑奴起义,并将葛荣所投降的义军十余万人,安置在并州(今太原)一带。虽然尔朱荣处事杀伐果断,但是人无完人,其行事风格不按常理出牌,得罪了许多达官贵族阶层人士,又由于其血腥之气,引来朝臣的恐惧和反感,加之“看似年轻有为”的皇帝元子攸急于夺回皇权,于是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又一场夺权政变,就此展开。
九月,一切准备就绪,孝庄帝元子攸下达圣旨,骗取尔朱荣返回洛阳,觐见皇上,说有要事相商;而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的尔朱荣,并不知晓孝庄帝准备“反杀扶植者”,仅带领三十余名亲兵卫队入宫,自己则独自进入大殿面见皇帝,却猝不及防,被元子攸怀揣短刀、突然袭击,刀入前胸,遇刺而亡;与此同时,殿外那三十多名亲兵卫队,也遭到宫廷御林军的伏击,全军覆没。就这样“一代枭雄”“北魏军事巨擘”尔朱荣,大意失荆州,输掉了自己的生命,终年仅三十七岁。
尔朱荣死后,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北魏政局大乱,其侄“大将军”尔朱兆得到消息,率军攻入洛阳,纵兵劫掠,并杀掉“临淮王”元彧、“范阳王”元诲,俘虏皇帝元子攸,带回晋阳(今太原)缢杀。之后亦扶植“广陵王”元恭即位,临朝听政。
公元531年,高欢举事反叛,他将原来葛荣帐下的十几万降军,由并州一带,秘密迁往河北信都(今河北邢台),然后一呼百应,带领这支原“六镇起义”的班底士兵,第三次举事,与尔朱荣家族的后裔,决一死战。几经周折,最终一举推翻了尔朱兆等人的统治,建立了“东魏政权”,还定都河北邺城(今河北临漳县)。
此时,“关陇集团”的将军们,则在宇文泰的率领下,步入陕西雍州(今陕西西安市),建立了“西魏政权”,之后双方互战,东魏实力强大,西魏险中求胜,力图自保。
后来由于东魏将领普遍野蛮生长,致使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口碑极差;而“西魏政权”的民意支持率较高,随之政局天平有所倾斜;延至“北周政权”的建立,也比“北齐政权”的声誉好很多,而且“北周军事集团”的军官士族们,继承了北魏孝文帝改革进步的思想和理念,使文明进步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因此最后统一全国的是由“北周政权”演变而来的“大隋王朝”;至此,三十余年后,一个耳熟能详的崭新王朝迅速崛起,那就是“大唐盛世”。
古往今来,大同盆地就是“人杰地灵”的地方,战将如云,“盖世英雄”层出不穷。如西汉时期,活跃于代郡“高柳城”一带(今大同阳高、天镇地区)的冒顿单于,初出江湖便击败了“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高祖刘邦,迫使其继项羽之后,又一次卑躬下气,互称兄弟;而东汉时期,出生于代郡“高柳城”(今大同市阳高县)的“匈奴大单于”檀石槐,曾经纵横草原数千里,建立了庞大的草原部族联盟;紧接着,出生于北魏国都平城皇城东宫(今大同市北郊上黄庄村)的“太武帝”拓跋焘,开疆拓土,统一了华夏北方领土,形成了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强大国家;第四个,便是北魏末期出生于“尔朱川”(今山西朔州一带)的“一代枭雄”“军事巨擘”尔朱荣,其招贤纳良,储备了丰富的军事政治人才,为之后隋唐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唐末大将军、五代时期“后唐”奠基人、“黄巢起义军”的终结者、与“大辽创建者”耶律阿保机互为“拜把子兄弟”的“神武川新城”人(今山西怀仁与应县交界区域)“晋王”李克用,则是大同盆地上诞生的第五位超级英雄,也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和历史弄潮儿。
“晚唐藩镇巨擘”李克用到底出生于哪里?需要我们根据史料记载,认真研究一下:
据《唐书》记载:“云中,隋云内县(今大同左云旧高山城)之恒安镇。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置北恒州(今山西大同市)。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自朔州北之定襄城移云州于此置,即为定襄县”。据此可知,定襄县治原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后迁于北恒州大同。那么,李克用出生于“定襄神武川新城”的记载,即应该在今大同以南境内,而非如今的山西省定襄县一带。
另据《资治通鉴》记述:“神武川属应州。盖朱邪执宜徙河东,始保神武川之黄花滩,沙陀由是而基霸业,故以其地置应州也。”按此说法,神武川在应州黄瓜堆附近。
查阅文献《魏书》记载可知:“神武川城”原为西晋末年“代郡巨贾”莫含,私人修建的防御城堡,又称“莫含壁”或“莫回城”。据《魏书》记载:莫含是代郡繁峙县(遗址在今浑源县西二十里麻庄村,并非如今繁峙县)人,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其故宅在桑干川南,世称“莫含壁”或“莫回城”。“壁”即“坞壁”,特指民间夯筑的防御性城堡。与此同时,“代郡巨贾”莫含还与“穆帝”拓跋猗卢有着良好的关系,并参与了诸多国事的谋划,亦曾经担任过代国“左将军”之职。而这座私人城堡,延至北魏时期设立了“神武郡”;至隋代,被称为“神武县”;到了唐代中期,已历近四百年。之后,是沙陀人从吐蕃西域回归,落户晋北黄瓜堆,由李克用的祖父朱邪执宜,率领部众重新修缮了这座城池。有学者认为“神武川”城,就是如今位于应县北部二十公里的“三门城”村,其中一位学者认为是由于当地方言语音和文字之间的转换,出现了历史性的偏差,致使“神武城”(sanmo)与“三门城”在语音、语调相近的情况下,实现了阴差阳错式的转换,我深为认同。那么在得到了“神武城”的信息后,李克用出生的“神武新城”在哪里呢?综合上述几条历史线索可知,“神武川新城”就在今怀仁与应县交界处的某个历史遗迹空间。
随之查阅历史记载: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山西名将王忠嗣(今山西祁县人,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其麾下战将)率领十万骑兵,北出代县勾注山(今雁门关),与契丹军团在桑干河一带大战,三战三捷,全歼二十万契丹联军,致使契丹所属三十六部尽数投唐,凯旋归来。之后,王忠嗣因战功升任四镇节度使(当时唐王朝总计才有十镇节度使)。
作为盛唐第一名将,王忠嗣在构筑边防战线的问题上,有着超凡的远见卓识。他并未采取徒劳无功的方式,来修筑长城,去防御北敌,而是在边塞军事要地,构筑屯兵堡以防御敌人,并收到了较好的防御效果。
王忠嗣对桑干河流域的防御体系,应该十分重视,他本人正是利用了该区域桑干河水系的地形地貌,打赢了战争,取得了对契丹三战三胜的辉煌战果,故而其威名远扬。因此,王忠嗣在此地建屯兵军堡,称“神武川新城”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这座城池如今还在不在呢?
查阅怀仁市与应县交界区域的重要屯兵堡遗迹线索发现,一个叫“王皓疃”的村名,映入眼帘。“皓疃”一词是蒙语音译,与“笏疃”“户屯”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水草丰美的城池”;比如“呼和浩特”中的“浩特”一词,也是“城池”的意思。那么,“王皓疃”是什么意思?就是“王城”或者“王的城”的意思。看到“王城”二字,脑袋马上就开始嗡嗡作响!可以有三个解释,其一是“姓王的人所建的城”叫“王城”,刚好唐朝大将军王忠嗣的历史背景,满足兴建这座战略城池的条件;其二,可以解释为“王出生的地方”,再看“晋王”李克用出生于“定襄神武川新城”这条历史信息,“王皓疃”刚好是当时定襄县境内(今属怀仁市),距离应县古城不远,也在桑干河水系之畔,还是“王出生的地方”或者“王居住的地方”,再或者是“姓王的兴建的城”。这三种解释,都可以完美诠释“定襄县神武川新城”这句话,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三合一”条件都相互吻合的特定区域。
特别是公元905年,李克用与契丹部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的会盟之地,据史料记载也在云州(包括怀仁地区在内的原大同县)境内,刚好又是双方势力交界的区域,而李克用亦是这次会盟的主场东道主。于是,“王皓疃”又满足了上述第四和第五个历史条件记载。
因此,综上所述分析,李克用与耶律阿保机会盟的地方,也许正是这座李克用出生或者居住过的王城“王皓疃”。
不过这些都只是合理推测,“王皓疃”现存城墙是明代遗迹,传为“洪武甲子年正千户张桂”所建;关于“王皓疃”的一切推测,都有待于进一步寻找史料及考古人文印记,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李克用义子李嗣源有个女婿叫石敬瑭,沙陀族,并州人(今山西太原人),同时也是李克用麾下战将“洺州刺史”(今河北邯郸附近)“臬捩鸡”(nielieji)之子;后来在与辽太宗耶律德光会面时,就因为李克用与阿保机是“拜把子兄弟”,所以按辈分而论,年长的石敬瑭,却是阿保机之子耶律德光的晚辈,这便是后晋历史上著名“儿皇帝”的真实来历。
顺便说一下,李克用与耶律德光的这次结盟,亦诞生了一个新地名,就是“怀仁”,取《论语》“怀德里仁”或“怀想仁人”之意,这也是如今“怀仁市”名称的由来。
以上这些人物都是能够在乱世统一北方的“盖世英雄”;此外,三国“曹魏”政权时期的著名将领张辽、北魏时期的太傅贺拔岳、西魏柱国大将军李虎、北周柱国大将军达奚武、唐朝“开国名将”“门神”尉迟敬德,都是如今“大同盆地”地区的著名历史名人。
而明代末期,大同地区又涌现出一些著名军事将领,如:曹文诏、曹变蛟、刘良佐等人,都是明长城“大同镇左卫”人(今大同左云县人)。在历史的不同时间段,他们分别出现在中原地区和山海关前线,与熊文灿、贺人龙、秦良玉等名将一样,亦是抵御满清入关及对抗李自成义军、保家卫国的知名英雄。他们与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等人,同为长城北部边境地区的戍边将领,不同的是曹文诏、曹变蛟二位将军,后来战死沙场,宁死不屈,光荣殉国。
还有一些华夏“巾帼英雄”,大多出自“大同盆地”。如:在中国民间故事里,大家公认领兵打仗的四大“巾帼英雄”花木兰、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之中,除了南宋时期的梁红玉,是在江苏镇江一带,跟随丈夫韩世忠共同抵抗“大金国”入侵之外,其他三人都出现在“大同盆地”区域。
“木兰传奇”故事的原型人物是穆兰,即北魏时期,鲜卑族“丘穆陵氏”大将军府邸的后代,曾经多年戍边,在黄河“河套一带”北部的“六镇”之间,抗击柔然铁骑的入侵。
樊梨花是一位广为人知的戏曲人物,与传统文学作品《说唐三传》《薛家将》《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历史故事的广为流传有关。书中,樊梨花是唐代名将薛仁贵之子薛丁山的妻子,薛刚的母亲,传说为山西应县人(也有说是甘肃西凉人),如今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地区,都有与之相关的传说故事流传。而在京剧、豫剧、秦腔、晋剧、粤剧、昆剧、越剧、婺剧、黄梅戏、歌仔戏、耍孩儿等多种剧种中,都有关于樊梨花的传统剧目。
查阅史料记载:薛礼(即薛仁贵),山西河津人,鲜卑叱干部后裔,北魏将军薛广的七世孙,唐朝征东名将;曾随唐太宗远征辽东、战契丹、破扶余、攻入平壤城,灭高丽国,驻军平壤;后因远征吐蕃在青海战败,被迫解甲发配广西;晚年又重新被启用为右领军卫将军,负责宫禁事务,随后,奉命北上与草原阿史那元珍部激战于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七十岁去世,获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衔。
其长子薛讷(即薛丁山原型),是唐朝戍边名将,早年曾担任过“蓝田令”,由于突厥军队袭扰,又被武则天任命为左武威卫将军,抵御突厥军队入侵;后亦担任“并州大都督长史”兼“检校左卫大将军”。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已是中年人的薛讷,才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封“左军节度使”、“左羽林大将军”,讨伐过北部契丹部族及西部吐蕃部众,由于与吐蕃之战规模巨大,历史记载较详细,因此成为文学作品《薛丁山征西》的故事蓝本。
如今,在山西大同、内蒙古丰镇、河北蔚县一带,仍有薛丁山、樊梨花、薛刚等相关故事流传。特别是在河北蔚县许家营村,有一株一千两百多年的古树,枝繁叶茂,繁荣昌盛。据《蔚县县志》记载,此树为唐代“巾帼英雄”樊梨花亲手所植,当年樊梨花的军队曾在此歇脚;故而,古树以“文冠果树”著称。
另据姓氏研究可知:鲜卑族“伊剌立氏”部落,当年臣服于北魏拓跋鲜卑政权,被安置于应州一带驻防。“伊剌立氏”在汉姓改革中,改姓樊氏。“伊剌立氏”亦有可能是草原“卫拉特部”的分支;后来留居东北的同族部落,在蒙元至明清时期,一直居住在吉林乌剌(与“瓦剌”即“卫拉特”极为相似的地名,在今吉林省永吉县、双阳县一带),且先后被并入蒙古族、锡伯族(鲜卑同名音译)、满族八旗。因此,樊梨花如果是鲜卑族“伊剌立氏”部落后裔,则必然是应州人(今山西应县人)。到底樊梨花的历史原型人物是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
最后一位大名鼎鼎的穆桂英,是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里的人物,同时也是各种戏曲艺术史里的人物,其原型是鲜卑族“丘穆陵氏”后裔。自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鲜卑族“丘穆陵氏”便改汉姓为“穆”,如今在“大同盆地”,穆姓民众比比皆是。而戏曲人物穆桂英,在《杨氏家谱》中的真实名字是穆金花,其父穆羽,亦是五代十国时期“北汉”政权的将军,与“北汉”降宋名将“刘继业”一样,同为“北汉”武将。
“刘继业”即杨业、杨继业,就是北宋“杨家将”里的真实人物,后来与大辽国“金沙滩之战”(古战场在今山西怀仁市一带),败退至“陈家峪”(史学界认为在今朔州以南山区陈家沟一带,不过在怀仁西部两狼山一带,更为合乎战场交战逻辑,详情待查)重伤被俘,绝食三日而亡;其妻折氏,即折赛花家族,原为云中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望族,后迁“西河郡”(北魏时期今山西离石县),是党项羌族“折掘氏”后裔,家族郡望为“西河郡”,就是小说中“佘太君”的原型;而穆金花则是杨延昭儿媳,杨延昭是杨业之子,山西代县人,北宋时期镇守“边境三关”的历史人物;其一生在今河北中部“瓦桥关”(今雄县)“益津关”(今霸州)“淤口关”(今霸州信安镇)一带至山西内长城“宁武关”(今宁武县)“偏头关”(今偏关县)“雁门关”(今代县)等沿线,防御辽军三十余年,留下了众多“杨家将”文化遗迹及民间传说。
特别是小说《杨家将》“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穆桂英大战洪州”章节中的人文故事,根据故事发生地的地理考古、现场考证得知,的确有相似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今怀仁市与浑源县交界的区域,是“大同盆地”人文历史的宝贵财富。
而“大辽国”“萧太后”“萧燕燕”的历史原型,则是辽国女性幕后执政者“萧绰”,出生于山西左云(有说是山西应县人),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的母亲,执政“大辽国”二十七年,确实是历史真实人物。
据史料记载:公元982年10月,辽景宗耶律贤出行狩猎时,死于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行宫,终年三十五岁。而怀仁一带的民间传说,却说他在前往云州南部(今怀仁市境内)视察辽宋边境前线时,遭遇不测,英年早逝。此后“大辽国”便进入“萧太后”的“幕后执政”时代。
历史上,在“大同盆地”类似的女性人物,还有北魏时期的幕后执政者,在平城(今大同市)统治华夏北方三十余年的“北燕国主后裔”“魏孝文帝拓跋宏的祖母”冯太后,即“北魏王朝汉化改革”的幕后总设计师;还有北魏时期,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上位“垂帘听政”的胡太后,亦是导致“六镇起义”的罪魁祸首之一;还有北齐时期,幕后掌管国家机构设置的鲜卑“匹娄氏”部族后裔,平城人(今大同人)娄昭君。她是“神武帝”高欢的妻子,谥号“齐武明皇后”,也是“齐文襄帝”高澄、“齐文宣帝”高洋、“齐孝昭帝”高演、“齐武成帝”高湛等四位北齐皇帝的生母,亦是北齐政坛运筹帷幄的著名历史人物。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游牧民族的历史人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汉族英雄,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巾帼背景,大多源于草原文化的滋养,并不是汉族传统文化能够培养出来的“巾帼英雄”。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同盆地”自古以来,就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聚居地,后来历经“代国”“北魏”“北齐”“隋”“唐”“辽”“金”“元”等多个草原民族国家的统治,形成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体系,直至洪武年间,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汉族部队,由大将军徐达和副将军常遇春率领,北伐“蒙元政权”,大军抵达了大同府,至此“大同盆地”这片土地才真正进入汉族王朝统治下的国家版图。随之,在徐达将军的督造下,重建了“大同府城”城墙,大规模修建了“大同镇”北侧防御蒙古瓦剌部族(今译卫拉特)的边境明长城,一直延续修缮二百多年,以确保边境不被蒙古人攻取。特别是大明嘉靖末年,“帝国”调集在南方沿海地区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前来北部长城戍边防御。戚继光则将重点区域的长城,逐一加固为包砖敌楼、箭楼,这项大规模的长城防御修缮工程,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批先后有一千四百八十多个御敌建筑,包括城堡、箭楼得到了加固,进一步巩固了大同北部的长城防御系统。不过,随着大明“隆庆和议”事件的同时发生,明蒙两国之间的陆路贸易口岸,应运而生,得以开通。长城也已经从其战略实用功能,转变为北方陆路贸易的通商口岸。
随即,一条由山西“晋商”所开辟的南起福建武夷山,过江西、湖南、湖北,途径汉口,进入河南、山西,途经大同,张家口前往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直至欧洲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万里茶贸之路”(亦称北方“茶马古道”)正式开通,之后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被“晋商”运往大同北部边境地区的长城沿线各陆路口岸,进行易货交易。
延至“大清帝国”时期,茶贸之路的中俄交易地点,已经抵达了库伦北部的边境小镇“恰克图”。从而奠定了“晋商”在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贸易史上的历史地位,随之“钱庄票号”也在商业实战运营中,应运而生。
明代在“大同镇”区域长城沿线的戍边驻军,官方屯兵城堡有“七十二座”,军事防御人员来自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等地,人数达数十万人,所见烽火台、屯兵堡、长城都是连片空间设计,形成了“大同镇”周边的立体防御系统和作战体系。
在大同驻扎过的明代著名将领有:大将军徐达、副将军“鄂国公”常遇春、“右都督”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常遇春二子“开国公”常升等人。当时“山西行都司”设在左云县“白羊城”故地办公,所以这些将军们都在“白羊城”故地工作生活过。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657年),由于乾隆皇帝下旨“平定新疆准格尔叛乱”,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支撑沿线农业生产、即加大粮食后勤补给力度,故而清政府政策倾斜“西部大开发”,促使“人多地少”的山西人,争相前往“口外谋生”,所以山西北部长城“杀胡口”“得胜口”等沿线关隘,成了历史上“走西口”移民的重要通道;“走西口”的目的地是西部直达包乐图(今译包头),东部出大同“得胜口”抵达内蒙古丰镇“隆盛庄”,然后再西行抵达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其间沿线的土地耕种,商业贸易,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是“大清帝国”收回维疆(今新疆)地区的战略基础保障。
此后,以大同北部长城为分界线,南部叫“口内”,北部出长城叫“口外”,繁荣的“走西口”商业贸易市场,延续到民国时期,依然留下了星光璀璨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今,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城的民众,大多数人是来自于山西民众“走西口”时期的后裔。
别忘了山西北部(大同盆地)至中部(忻州市)地区的民众,大多为鲜卑、匈奴(今忻州“秀容郡”区域、大同浑源县一带),吐谷浑、高车、渠勒(西汉西域古国,有后代居住在山西静乐县,“静乐”就是“渠勒”一词的地方音译词汇)、襜褴(即西汉匈奴白狄部落的《史记》称谓,在山西方言音译为“岢岚”“静乐”,如今有“苛岚县”“静乐县”存在,是祁连白狄后裔的居住区)、粟特人(羯族,应县、朔州、上党、武乡一带,中亚沙陀人,康居人,石国人、羌渠人合体)的后裔,都是拥有经商基因记忆的民族,因此山西人善于经商的结论,不是空穴来风,亦是明清“晋商”立足之本。
而今“走西口”一词,已成为与“下南洋”“闯关东”“过台湾”并驾齐驱,且具有同等历史文化地位的“民族迁徙”特定词汇,亦具有极高的人文研究价值。以上这些历史背景,都是古都大同人文特色之所在,值得与君共享。
因此,想要了解北朝至隋唐辽金各王朝的历史脉络,北魏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即拥有解读这段北朝文化及各大家族历史变迁的密码。
此外,关于古都“大同”名称的由来,始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隋开皇年间(公元581年—公元600年)为防御突厥进攻,在“大同川”(即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建立了“大同”城;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沙陀人(即铁勒人)内徙,“大同”城名随之侨迁至“北魏古都平城”,并将时称“云州”的城址,更名为“大同”,寓意“天下大同”。至此“大同”之名,由唐代一直沿用至今。
“北魏故都”“辽金陪都”大同,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融入到中华民族之林的重要血脉通道,亦是华夏“边塞文化”集中展示的全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正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数千年来不断南下中原,并扮演了中原文化推动者的角色,才产生出许多山西人、河南人、安徽人、陕西人在血缘关系上,都是来自于南下中原的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等诸多部落,且最终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形成了独特的豪迈民族气质与历史文化意义;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动力,至今促使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传祚无穷”。
什麼叫人文歷史?就是在實際發生且無法改變的歷代往事中,尋找出有利於人類文明進步的脈絡,從中將能夠代表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事件加以弘揚。
「古都大同」是「華夏遊牧文化與農耕文明的交織區域」,猶如「廈門」是「華夏海洋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匯區域」一樣,人文底蘊確實深厚,異彩紛呈。
將「華夏海洋文明」的代表「世界文化遺產地~鼓浪嶼」與「華夏遊牧文化」「華夏農耕文明」的交織地「中国古都~大同」的文化相結合,是一次完美邂逅「華夏數千年文明從遊牧、進入農耕、再走向海洋思維」的最好詮釋,也是「闽南人文遊學公眾號」選擇推廣大同歷代長城、大同北魏文化、大同遼金文化、大同歷代寺院等自然景觀與人文歷史的重要原因。
至於「無形的歷史與有形的建築」,自1933年开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曾數次前來大同,专门考察了區域內遼金古建築文化遺存,為保護大同古建築的人文歷史,做出了重要貢獻。
本公眾號在舉辦~鼓浪嶼人文遊學期间,將继续推出第二季(第四期)“大同人文研學”2025年版本,在每年一期的活動当中,我们会重新调整相关諸多歷史文化遗迹的觀賞區域,歡迎喜愛北魏遼金文化的朋友们報名參加,我们将会在大同等待大家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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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故都大同研学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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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9日下午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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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请大家提前报名,以便统计人数,预定民宿
②具体注意事项将在活动微信群中另行通知;
③受新环境影响,活动全程需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④活动全程需接受讲解者的统一协调和安排。
主讲人:吴永奇(江左凡人)
出生成长于北魏故都
山西大同市
历史文化学者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
金泉博物馆(北京、厦门)原馆长
2018年
鼓浪屿人文游学活动创始人
从事厦门历史文化研究二十余年
曾参与
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九年历程
并担任纪录片《鼓浪屿往事》
申遗专题片《鼓浪屿》制片
2017年
申遗成功当日,亦曾参与主持了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
三家中央媒体
对鼓浪屿文化的网络现场直播节目
2017年
金砖国家厦门会议期间
受邀担任央视国际频道厦门报道组
现场直播嘉宾
2015年
电影纪录片《暗战西海岸》
历史顾问、策划人及撰稿人之一
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栏目
首期策划团队成员
2018~2021年
从事鼓浪屿文化游学推广传播工作
曾接待过美国、新加坡等国驻华外交官
2019~2020年
参与组织厦门市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
“讲好鼓浪屿故事”文化疗养活动
2021年
参与厦门干部疗养院
外省疗养团的文化接待工作
2015~2020年
参与了厦门文旅局导游培训中心
对全市导游的文化专业培训工作
2020年
央视“云游中国”走进鼓浪屿
直播特邀嘉宾
2020年
厦门“建发养云”高端楼盘
广告形象代言人
2021年
鼓浪屿官方专题宣传片
《遇见鼓浪屿》历史顾问
2021年福州
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
厦门市考察线路接待人员培训班
培训考核师
2023年7月-11月
福建电视台东南卫视
《向往的大海》栏目嘉宾
2023年11月13日
第三届中华海洋文化厦门论坛
漳州角美户外行
主讲嘉宾
2024年
厦门至大同
历史人文高端研学
组织实践者
图文制作:吴永奇
技术协调:吴米纳
团队协调:李泽林
技术支持:海 柳
特别鸣谢
潘茹红老师
张明静老师
陈景亮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