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見榮華”【八十二】鼓浪屿人文游学 招募｜5月13日下午 《菲律宾文化记忆七百年》

“菲律宾共和国”是与华夏民族有着血缘关系，且一衣带水的岛国邻邦。上溯至北宋时期，即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82年），其域内“摩逸国”（民都洛岛）的商品，就曾通过海上贸易航线，被运至广州，视为中菲两国贸易往来的最早历史记录。随后在中国古籍文献著作《诸蕃志》（南宋）和《岛夷志略》（元代）中，又有中国商船通过南洋西侧航线，前往“摩逸国”进行“以货易货”的贸易通商记述。当时主要是将中国宋代的瓷器、铁器、农具和日用品，运往菲律宾热点贸易地区销售，同时也将“摩逸国”（民都洛）“古麻剌朗国”（棉兰老）等地的香料、珍珠、玳瑁、槟榔、黄蜡、草编等货物运回国内市场。

另据中国古代相关文献著作、以及国内地方史料、论文、家族谱碟中的宋代历史记载可知：

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公元1279年3月19日）宋元“崖山决战”当日傍晚，一支由部将陆自立所率领的宋军船队，在败局已定的悲愤心态中，拼死冲出元军设置于珠江口水域的包围圈，且以遭遇罕见强台风袭击的双重打击为代价，一路南行，经过数天的海上漂泊，抵达了一座不知名的岛屿。

顺利登岸后，陆自立便率领众人据守此地，休养生息，建立政权，建屋筑城，结交土著部族；继而，耕田种粮，互通市集，增设手工作坊，发展集市贸易，传播“华夏传统文化”。越之，历经数年，而声名远播。随即，被当地周边诸岛屿上的土著部族，称之为“陆宋”之地，取“以陆为王，衣冠礼制习俗源于宋人”之意，而陆自立本人则增添名号，称“陆复宋”，以图复国。

据传，“陆复宋”之父，就是“崖山决战”背负“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的南宋名臣、左丞相陆秀夫；另据广东《陆氏族谱》记载，在陆秀夫的家眷中，还有其他子嗣冲出重围，躲藏于广东南雄及番禺一带。又据《漳州文史资料》记录：其另一部分后代分支，曾隐居于漳州东郊浦头的港口社；后来分衍于漳浦赤土乡西洋村楼子陆社，成为闽南地区部分陆姓家族的鼻祖。

转瞬之间，越过一百年至明代初期，由于闽南人反对朝廷“禁海令”之束缚，纷纷越洋南下，不断在南海诸岛水域打拼谋生；地名“陆宋”一词，便与闽南人及闽南语形成了历史性的交织。在闽南漳州话的语音中，基本上是“陆吕同音”，加之“陆宋”一词，后来又是由西班牙文转译为《明史》等汉文典籍，致使陆自立最初建立过政权的那片广袤土地及粮仓平原，便被文字演化为“吕宋岛”（土语发音 losung 今译为 Luzon ），而“陆宋政权”也被称为“吕宋古国”，这就是“菲律宾共和国”最大岛屿“吕宋”地名由来之中方人文视角上的含义解读。

又据相关史料及研究人员的文章记述：在“陆宋”（吕宋）政权存在的十数年间，逐渐汇聚了不少先后来岛的南宋移民及手工业者。他们使用宋朝先进的科学技能和农业技术，教会了当地土著部族制造中式犁耙等日用农具；还教会其“使用磨盘给稻谷去皮”等粮食加工工艺，并教会了当地土著民众如何使用石臼来舂米，制作糕粿类食品（明漳州人张燮《东西洋考》和《明史·外国列传》均有相关吕宋词条的记载），这种岛屿外来文化的特点，延至二百多年后欧洲人的著作中，都有所提及。

在欧洲人所撰写的书籍文献中，曾经有当地土语“陆宋”（losung）一词的原意解读，即特指“去稻谷皮的磨盘”；当然也有人认为是“石臼中舂米的木杵”；这恰巧与“拆那”（China）一词，特指“瓷器”和“华夏疆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元军士兵五千余人及大小战船一百多艘，从福建泉州港出发，南下讨伐拒绝臣服的爪哇国王，随之爆发了“爪哇之战”。不过，由于爪哇王国当时是“东南亚第一强国”，其疆域距离“大元”国土甚远，加之船队需要航行几十天才能抵达，又以无后援补给的方式作战，亦是孤军深入行动；这种征战模式在世界历次战役中，往往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并不能达到稳操胜券的结果。

实践证明，事实果真如此。当时元军在爪哇岛沿岸停留了两个多月，由于老国王已死，元军随之卷入爪哇政权内部各派系之间相互的殊死争斗，虽历经数次战役，可最终还是以元军惨遭所谓盟友背后偷袭，损失三千余人的代价，大败而归。。。。其残存官兵及船队撤离战场，返回泉州港的路途时间，就用掉了六十三天 。

与此同时，由于“陆宋”岛，距离“大元帝国”只有三五天行程；且在两地贸易交往中，声名远播；加之，元军征讨爪哇王国政权所带来的军事影响力巨大；于是，“陆宋”也产生了“大元帝国”有可能随时派遣战船，发动对其攻击的担忧。故而，经过十数年休养生息的陆自立，趁着“爪哇王国内乱”之机，再次率领核心部将及部分民众南迁，远离元朝故土，前往今印尼爪哇岛中北部的莆家龙（今北加浪岸pekalongan）立足，并在那里建立了“顺塔王朝”（据《明史·外国列传》记述：“其国一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以躲避元军继续南下的攻击威胁。

此外，结合《江苏省地方志·侨务志》与《明史》记载可知，由陆自立所建立的“顺塔国”（亦称新拖国），国名源于地名音译，从南迁之日起，就在当地扎根，远离祖国大陆，从事贸易立国。“大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发现了“顺塔国”。随即，“顺塔王朝”陆自立的后裔，决定尊“大明帝国”为宗主国，并于永乐九年（公元1412年）派遣使臣返回祖国，向明成祖永乐皇帝进行了朝贡。

但随着十六世纪荷兰殖民者登陆印尼，加之明朝海上霸权地位的迅速衰退，“顺塔国”地位很快就变得岌岌可危，最终亦被荷兰殖民者所吞并。

关于“郑和七下西洋”与菲律宾群岛的故事，据中国古籍文献记载，船队曾经抵达过“古麻剌朗国”“苏禄国”“摩逸国”（民都洛岛）。“古麻剌朗国”即今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上的一个国家。大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52年）“古麻剌朗国”国王曾经携带家眷登船，随郑和船队归国使臣张谦的宝船，来到“大明帝国”进行朝贡访问，后来不幸在福州生病仙逝，被大明朝廷以国王的待遇下葬于福建闽县（今闽侯县），其后人遂有守墓留居福州者（注：三坊七巷著名的葛氏家族即“古麻剌朗”国王的后裔）。

而“苏禄国”早在元代古籍《大德南海志》（公元1304年）中便有其名称记载，稍晚又在元代著名航海学者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1349年）中，更有近一步详细的地理位置和主要物产记录。

“苏禄国”（Saltanah Sulu）是一个“伊斯兰酋长制”国家，其国土范围包括今苏禄岛、巴拉望岛和马来西亚沙巴州东北部的一些岛屿地区。当时掌握苏禄国家权利的家族主要有三方势力，分别为东王、西王和峒王，其中以东王权利最大。由于郑和下西洋促进了南洋与大明王朝的贸易发展，于是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苏禄国”三王决定（东王、西王、峒王妻）率领眷属及侍从340余人，乘船远行；经过远渡重洋，来到“大明帝国”朝贡访问。

随后，苏禄使团在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盛情接待，使团一行还在北京附近游玩近一个月。继而返程，在离京南下途经山东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答剌”不幸染病而逝。于是，永乐皇帝又派遣礼部侍郎带着祭文赶赴德州，还以藩王之礼安葬了东王，赐谥“恭定”称号，并亲自撰写了碑文“苏禄国东王墓”，以示纪念。

苏禄东王病逝后，其长子回国继任王位，而王妃和另外两个儿子就留在德州守墓定居。三百多年后，国王后裔在清政府雍正时代（公元1735年）获得了华夏国籍，并取安、温姓氏。据说，东王后裔迄今已历21代。晚清民国时期，因德州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天灾，就有不少东王后裔离开德州，分布于全国多地。如今“苏禄国”东王后裔早已融入到华夏民族之林。

公元1987年，经中菲两国文化部门协商，合作拍摄了电影《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就是再现了这段史实故事。

另据《明史·吕宋传》中载：“永乐三年十月遣使赉诏，抚谕其国……”。“……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西行，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邸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兽形，言永乐朝所赐，民间嫁娶必请此金印，印背上以为荣……”。

在这段《明史》记载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其大意，即：永乐三年有大明朝廷遣使吕宋国，授予当地华商行政权力，并带有公文印信，其印玺还流传下来，至明万历年间亦在当地被视为一件圣物，继而受到民间婚娶民俗的崇拜。

有关永乐年间，大明王朝遣使入吕宋岛一事，据菲律宾“国立仙道顿马氏（Santo Tomas）大学”学者拜耶博士（Dr.0tey Bayer）在另一位学者亚申诺·曼伟尔(ArsenoManuel)先生所著的《打家鹿语言中的汉语成份》 (《Chinese El—ements in tlle tagalog language》)一书序言中，这样写道：“公元1405年，一位名叫Ko—Cha_Lao的中国管理者被委派到吕宋岛，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和商业控制，似乎至少在一个短期中有所存在。”

而菲律宾学者奥斯订·克拉伊格(Austin Craig)在所著《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以前的千年史》一书中，同样记述：“公元1410年，除了冯嘉施兰(Pangasinan)所派遣的使节团以外，还有一位由Ko—Cha—Lao所派遣的吕宋使节团，带着吕宋物产向大明朝贡，其中以当地开采的黄金最为著名。这个使节的到来，是因为在公元1405年，大明永乐皇帝曾经派遣了一位高级的中国官员去治理吕宋，这亦是与大明帝国有着政治结合的绝对标志。”

在以上两部著作中，同样出现了一个名字Ko—Cha—Lao。据“晋江市谱碟研究会会长”周仪扬先生，在其撰写的《十五世纪吕宋总督许柴佬及其祖籍地初探》一文中称，这个人正是泉州晋江深沪籍华侨许柴佬。

查阅百度词条出现如下内容：许柴佬，明初侨居吕宋（今菲律宾），因经商有方，后成为吕宋岛巨富。在当地享有盛誉，为华侨界领袖。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钦差大臣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巡莅菲律宾群岛，奉永乐帝诏书封许柴佬为吕宋总督，统揽该区域军、政、财、文大权。任职直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达20年之久。其家乡许氏宗亲说，许柴佬的祖籍是晋江深沪，位于晋江金井坑口呼哈山的墓碑可以作证，但这一说法尚待考证。

的确，上述说法需要进一步考证。实际上，文章前半部分所有记述的故事，都不是菲律宾官方史书上记载的内容，只能说是中国古籍文献史料中，关于“菲律宾群岛”碎片化的中文历史记忆。

查阅正规的《菲律宾史》可知：明代永乐时期，菲律宾社会仍然处于原始部族向私有化社会过度的历史阶段，虽然土地耕种工作是集体所有制，但已经出现首领、自由民、依附民、家内奴隶等阶层，形成了“巴朗圭制度”下的社会结构。

“巴朗圭”原指带有父母双向血亲的家族集团。这种聚落形成初期，一般是由几十个至百余个家庭所组成，人口约几十至数百人，犹如中国人的同姓村庄一样。而在马尼拉贸易发达的地区，一个“巴朗圭”集团拥有2000余人的例子也已出现。特别是从“菲律宾金属时代”末期开始，由于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岛屿间相互掠夺和争斗、以及奴隶殉葬品的出现，使“巴朗圭制度”向着国家政权的方向发展。不过，此时的“巴朗圭部落”已经突破了血缘关系的维系，由数个或数十个“巴朗圭”族群联合起来，形成了类似于中国人“乡”级别的行政管理规模，如当时马尼拉最大的首领苏莱曼即采用了“拉贾”（王）的称号。而“巴朗圭”地方联合体的首领，则被称为“大督”，这可能就是明代晋江籍华侨许柴佬在吕宋岛上的真实身份。许柴佬最有可能是“巴朗圭首领”中的一位“大督”，而非所谓“吕宋都督”。“大督”只是地方首领，地位低于“拉贾”，是“马尼拉王”麾下以“乡”为单位级别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与后期荷属殖民地“印尼”的“甲必丹”职位十分相似。

以下转引一段《菲律宾史》中，关于这个国家基本情况的开篇介绍：

“菲律宾共和国”位于西太平洋赤道与北回归线之间，是一个资源丰富，地位重要的东南亚国家。全国拥有大小7100多个岛屿，其中有人居住的岛屿，仅1000个左右。全国土地总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最大的十个岛，分别为吕宋岛、棉兰老岛、萨马岛、内格罗斯岛、巴拉望岛、班乃岛、民都洛岛、莱特岛、宿务岛、保和岛，共占总面积的92%；其地形多山，有火山50多座，其中最高的阿波火山在棉兰老西部，海拔2953米；而吕宋岛东南部的马荣火山，则是境内最大的活火山。菲律宾也有不少平原、河流和湖泊。最大的平原在吕宋岛中部，面积达10000平方公里，是著名的菲律宾粮仓。其海岸线长达18500多公里，有许多良港，海上交通运输比较发达。

而这片区域，最早的“菲史”著作写于17世纪，多为西班牙传教士和当时西班牙王国委派的殖民地官员的手笔，如阿杜阿特（DiegoAduarte）关于《天主教多明我会的历史》和莫尔加（Antonnio de Morga）的《菲律宾群岛志》等。在这些西班牙人所记录的“菲史”中，都是叙述殖民地统治及其教会活动的内容。直至18～19世纪之交，才出现了一些比较全面的菲律宾通史，如德·拉·康塞普西翁（Juan de la Concepcion）所著14卷本的《菲律宾通史》和苏尼加（Zuniga）的《菲律宾群岛史》。

正是西班牙人的到来，才打破了“菲律宾群岛”原生态的社会结构及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之后西班牙王国统治“菲律宾群岛”长达三百余年。西班牙人在“大航海时代”向西的理念也使得他们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继而穿越太平洋，发现了“菲律宾群岛”。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最杰出的几位世界级航海家就是哥伦布、麦哲伦、黎牙实比、乌达内塔等人。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打通了美洲与“菲律宾群岛”的“大马尼拉贸易航线”，为美洲诸如马铃薯、咖啡、玉米、番薯、辣椒、烟草、甘蔗、番茄等二百多种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农作物进入亚洲地区，继而进入“大明帝国”闽南“月港”区域，创造了先决条件；从而改变了全体华夏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和烹饪技术进程，随之便开启了大清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被称为探险家、航海家，“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先驱者”的哥伦布。虽然代表西班牙王国于公元1492年组建了第一支航海远征队。但他并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共和国”的一位富有航海天赋的冒险家。哥伦布成长于当地一个羊毛商人家庭，从小就非常羡慕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并对这位曾经坐过本国监狱、且有着传奇冒险经历的商人，表现出非常痴迷的崇拜和对其《马可波罗游记》所述东方世界的无尽向往。

于是，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成年以后的哥伦布，周游欧洲各国，并先后向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等国王请求资助，以实现其通过海上探险活动抵达东方贸易中心的计划，但都遭到了各国王室的拒绝。一方面，许多人不相信他开辟新航线的思路，并把他当成江湖骗子。另一方面，当时，西方国家对东方物资财富的需求，除了传统丝绸、瓷器、茶叶以外，还有高额利润的香料和黄金交易。这些商品主要是通过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转口，再经水陆联运方式抵达欧洲；此外，就是葡萄牙商人已经从海上开始探险，他们通过海运已将所需商品，转口运回了欧洲市场销售，而经营这些商品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极力反对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计划。

为了实施自己的探险计划，哥伦布到处游说十几年。一开始，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也曾拒绝过他，但她却指定一个皇家委员会，将哥伦布的构想纳入到皇家发展计划中通盘考虑。直到六年后，伊莎贝拉一世说服了共治国王斐迪南二世，甚至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资助哥伦布，才使得哥伦布的构想得以实施。

哥伦布实现其航海梦想的大背景，是随着1453年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所吞并，导致通往东方的陆路贸易通道被彻底切断，同时又由于威尼斯商人与奥斯曼帝国签约，垄断了阿拉伯周边地区的航运贸易市场，致使高速发展的欧洲经济出现了战略性危机。继而，用开辟海上新航线，来取代陆路贸易不畅的旧格局，渐渐赢得了各国统治者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共识。即将东方的香料、黄金、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通过海运绕过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商人垄断市场的地区，运回欧洲，成为欧洲各国主导资本运作及为世界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新希望，值得各国政府尝试。

由此而始，世界便迎来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尼德兰）先后下海，从事航海运输贸易，继之成为世界贸易史上最早的“海上三架马车”，促使各国纷纷寻求解决“东西方贸易”主导权的方案。

由于最早开辟东方航线的葡萄牙王国，已经沿着大西洋东海岸南下抵达非洲，因此葡萄牙政府宣布这条航线神圣而不可侵犯。所以，哥伦布代表西班牙出海的船队，根据葡西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必需向大西洋以西的方向前进，以寻求当时“地圆说”同样可以抵达东方贸易市场的可能，由此“发现美洲新大陆”的重任，便历史性的落在了探险家哥伦布的肩上。

之后，在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大力支持下，哥伦布先后四次出海远航，分别于1492至1493年，1493至1496年，1498至1500年，1502至1504年，历经诸如惊涛骇浪、船员哗变，并躲过了属下暗杀和弹尽粮绝、民族冲突、疾病流行等多次危机，坚韧不拔，最终开辟完成了横渡大西洋抵达“新大陆”的美洲航线。

其中，第一次航行始于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王室派遣，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三艘一百吨左右的帆船和八十七人，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扬帆出发，穿越大西洋，向西而行，经过三十七个昼夜的艰苦航行，于10月12日凌晨，发现了大洋彼岸的新大陆。当时，哥伦布以为到达了印度。随之登上这块土地，命名其为圣萨尔瓦多（西班牙语：救世主之岛）。稍后，哥伦布的船只还先后抵达过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多米尼加、特立尼达等岛屿。并在他误认为是日本的古巴岛以北的数个小岛上，发现了玉米、马铃薯、甘薯等极具经济价值的农作物；接着，他从玻利维亚的帕里亚湾南岸，首次登上了南美洲大陆；并考察了中美洲洪都拉斯沿岸附近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且认知了巴拿马地峡（巴拿马运河的初始状态）；发现和利用了大西洋低纬度吹东风、较高纬度吹西风的风向变化，继而完成了帆船由欧洲往返美洲的闭环航线；并且在船只航行中，发现了地球与地磁子午线的偏心角度，为进一步完善航海气候认知和航海跨洋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相互联系，为欧洲资本主义崛起提供了财富积累的地缘政治基础。但他当时误认为新大陆就是抵达了《马可波罗游记》上所描述的印度，故而称当地人为印第安人，由此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段荒诞趣谈。

哥伦布航海越洋的冒险时代，正处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和封建制度瓦解的转变时期。当时，曾经盛极一时的威尼斯、热那亚等老牌“地中海商业城市“日趋衰落。商路逐渐西移，导致伊比利亚半岛各港口的商业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葡萄牙的里斯本，是当时东方商品的新集散中心。活跃于此的尼德兰（荷兰）商人，在这里经营渔业中转贸易，并把葡萄牙人运回欧洲的大批东方香料，转运回北海地区各个港口销售；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则被誉为“最富有生机”的城市，商贾云集于此，筹划着各种商业投机行为。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这两座西班牙东部著名的滨海城市，与大西洋沿岸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各式各样的商品在这里汇集流通，贸易的规模显示出他们的富裕。在这些港口城市兴起的同时，手工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以生产某种商品而著称的贸易中心。如：葡萄牙的酿酒业、塞维利亚的呢绒业、科尔多瓦的皮革业等，都达到了较高的生产水平。在伊比利亚半岛工商业发展中，贸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使得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走在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原始积累时期的前沿。

随着贸易的增长，货币的大量使用更为普遍。西班牙和葡萄牙社会兴起了一股黄金热，似乎一切社会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到黄金来衡量。无论是封建贵族、骑士、或者商人，甚至流氓和其他社会底层人士，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速的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他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痛苦。于是，他们疯狂的追求黄金，以及一切可以换取货币的商品。他们甚至不惜以生命做赌注，去实现自己贪婪的欲望。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冒险精神，驱使他们远渡重洋，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道。

五百年前欧洲人的思维和对金钱的贪婪欲望，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是何其相似？那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时期，也是一个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年代。在原始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当年曾经“勇立潮头”的哥伦布，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如今的马云等人亦何其相似？仿佛五百年前的历史正在重演。但对于如今的欧美社会来说，人家已经由比尔盖茨、乔布斯，进入到了马斯克所引领的航天高科技时代。

因此，当年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满足了欧洲资产阶级追逐新财富、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也正是对美洲的发现和殖民统治，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随之大量黄金流入欧洲，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古代“明清两朝”；同时亦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从而正式开启了“人类全球化的进程和东西方海洋文明所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时代”的到来。

哥伦布这一划时代的举措，所带给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影响，无疑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位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对他的评价都会有所不同，但他所开创的新时代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

1506年5月20日，哥伦布去世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终年55岁。

哥伦布的航海发现，向欧洲各国及探险家们吹响了“全球化”的第一声号角，促使他们掀起一股纷纷走向新大陆的浪潮。不久，追随哥伦布足迹的麦哲伦船队，于1522年9月7日即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绕地球航行一周的伟大壮举，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同时也为西班牙王国发现了另一块非常难得的殖民地～菲律宾群岛。

为西班牙政府发现菲律宾群岛的麦哲伦，也不是西班牙人，而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王国是欧洲第一个走向深蓝海洋的国家。公元1415年，葡萄牙船队占领北非的休达，开始其在非洲西海岸所进行的航路探险活动。公元1498年，著名航海家达·伽马率领一只葡萄牙船队，绕过南非好望角，抵达了印度的卡利库特，从而开辟出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此后，葡萄牙人又打败控制印度洋贸易的阿拉伯人，首次完成了欧亚大陆海上贸易的直接对接，并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贸易据点，且把触角伸向了盛产香料的摩洛迦群岛。至此，葡萄牙人基本上垄断了印度洋的贸易商路。

费迪南·麦哲伦1480年出生于葡萄牙王国“上杜罗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葡萄牙宫廷担任过侍从。公元1505年，25岁的麦哲伦加入葡萄牙阿尔美达的远征队，开始了其探险生涯。之后，麦哲伦先后在东非、印度和东南亚为葡萄牙远征军服役，并参与了葡萄牙军队围攻印度果阿和争夺著名港口城市马六甲的战斗，这是公元1510年至1511年的历史事件。

当时，葡萄牙远征军攻陷了印度的果阿，连续烧杀三天，居民蒙难者达八千余人。随后，葡萄牙人又开始进攻东方重要的贸易口岸马六甲，因在城内展开巷战，结果被屠杀的民众不计其数。葡萄牙的这两次重要战役，奠定了其在印度洋殖民霸权的基础。

与此同时，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公元1513年由巴尔博亚所率领的另一只西班牙船队，穿过巴拿马地峡，到达了太平洋沿岸。当船队望见美洲西侧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时，一个新的地理概念由此诞生，于是这片水域便被西班牙人称之为“南海”。正是他们的发现，为西班牙王国的继续远征探险，带来了新的经济前景。

公元1515年，退役后的麦哲伦回到里斯本。他为葡萄牙王国征战，曾经三负重伤，不得已成为一名终身残疾的瘸子；但是他的贡献，并没有得到葡萄牙国王的褒奖和赏识。当时，麦哲伦把自己下一步准备开辟新航线的想法，上报给了国王，希望得到国王支持。可是当时葡萄牙王国已经初步控制了印度洋的航道，而且随着航线的延伸，已经接近了香料的产地。故而，麦哲伦远征的计划，葡萄牙国王毫无兴趣。

期间，麦哲伦曾经两次觐见国王，非但没能得到任何支持，甚至连为他增加半个“克雷萨多银币”月薪的请求，也被国王冰冷的拒绝。由此，麦哲伦在葡萄牙已经变得心灰意冷。

公元1517年，麦哲伦悄悄地越过了葡西边境，来到西班牙的城市塞维利亚。经过一番努力和社交活动，麦哲伦很快就引起了西班牙国王的重视，并在国王为其专门召开的御前会议上，陈述了他的远航计划，还得到了国王查理一世的欣赏和支持。继而，查理一世与麦哲伦签订了远航协议，并为麦哲伦远征队提供人员和物资装备的保障，因此远航马上进入了准备阶段。

麦哲伦从一个两手空空、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跃成为西班牙海军上将、舰队指挥官，其远航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而在本国上层一再碰壁的麦哲伦，受到了竞争对手西班牙王室的热烈欢迎，这是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同的历史抉择，所带来的不同发展结果。此时，穿越太平洋的重担，也就落在了西班牙船长、葡萄牙籍航海家麦哲伦的肩上。

公元1519年9月20日，经过近两年的精心准备，由来自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水手、神父、奴隶，共计265人所组成的“麦哲伦探险船队”启航，“特立尼达号”“康塞普西翁号”“维多利亚号”“圣地亚哥号”“圣安东尼奥号”等五艘探险船只缓缓驶离桑卢卡尔港，驶向远方。几乎与哥伦布当年所遭遇的困难一样，在连续不断的航行中，麦哲伦平息了传言中的不满和反叛，坚持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向南探索前行，并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在1520年11月发现了通往太平洋的海峡，这便是后人以其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船队徐徐通过海峡，驶入了浩瀚的太平洋。

在麦哲伦远征队继续向西行驶的过程中，很快又遇到了新问题，即船队原来的五艘船只，如今却只剩下三艘。其中75吨的“圣地亚哥号”在圣克鲁斯河口被风暴打沉；而船队最大的120吨储备粮船“圣安东尼号”，因船员发生叛乱脱离船队，逃回了西班牙，使得船队的粮食储备减少了三分之一。

在“南海”（太平洋）漫长的航行中，虽然风平浪静，由此被麦哲伦重新命名为“太平洋”，但是粮食和淡水却即将枯竭，船员们开始挨饿、生病和死亡。三艘船挣扎着抵达了关岛，虽然获取到一些食物，暂缓燃眉之急，但是仍未摆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正当麦哲伦再次濒临困境的时候，远航队却渐渐的靠近了一组欧洲人从未知晓的群岛。

公元1521年3月16日，瞭望哨首次发现了远处隆起的山脉；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一片欢呼，所有的船员，包括麦哲伦本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抵达了梦寐以求的香料和黄金目的地。麦哲伦登上桅楼，谨慎的观望一番，并选择了一座荒岛作为喘息之地。次日，远征军便将此岛命名为“合茫夯”，此外还将所发现的这片群岛命名为“圣·拉萨罗”，即后来的菲律宾群岛。

登岸后，附近的当地人用鱼、香蕉、棕榈油和其他食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加之，麦哲伦随船携带了一名马来亚籍奴隶，因此拥有一定的语言沟通能力。经过九天休养，远征队员们恢复了元气。

公元1521年3月25日，麦哲伦又来到不远处的“利马萨瓦岛”。当队员们靠近该岛时，麦哲伦便派遣随从、会讲马来语的奴隶恩里克与当地人联络。他们用马来语交谈，使这位离别家乡12年的东方人，终于又回到了讲自己母语的区域。

而岛上的居民并不了解这些不速之客的底细，表示出了友好的态度，并且愿意与白人合作。“大督”克兰布，还向麦哲伦赠送了一盒儿生姜和一根金条。

远征队在此停留十天，了解到这里并没有多少黄金。于是，4月4日麦哲伦决定开赴邻近较大的岛屿“宿务岛”。4月7日航行了三天的麦哲伦远征队，抵达了“宿务岛”。他们首先鸣响火炮，示威和恐吓岛民。接着，麦哲伦派出使节见到国王“拉贾·胡马旁”。并花言巧语对“胡马旁”说：船队此来，只为实物交易，并非长久停留。面对这种软硬兼施的行为，“拉贾·胡马旁”相信了远征队登岸交易的谎言。随之，西班牙船队开始用廉价的铁器，换取了数量可观的黄金饰品。麦哲伦还发布了严厉命令，约束内部人员不准泄露黄金的真实价值。

麦哲伦的耀武扬威和对穆斯林信徒的强行天主教洗礼，引起了邻岛“马克坦岛”“大督”拉普拉普的反抗。拉普拉普是宿务国王“拉贾·胡马旁”的妻舅。于是，跛脚的麦哲伦，在宿务召集表面上臣服于他的各方首领开会，决定“杀鸡儆猴”，亲自教训一下这位国王的妻舅。因此，4月27日凌晨，麦哲伦带着60名远征队员，杀气腾腾的进犯“马克坦岛”，随即遭到“马克坦岛”民众的伏击。土著民众与西班牙远征军展开了肉搏，麦哲伦腿部中了一箭，头盔也被两次打掉。在面对面的格斗中，一名土著用竹矛刺中了麦哲伦的脸，另一只梭镖又打穿了麦哲伦的手，接着土著民众一拥而上，结果了麦哲伦的性命。

作为一名航海家，麦哲伦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麦哲伦短暂冒险的人生，以杀戮而著称。其探险的结果，亦给印度果阿、马六甲和菲律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他自己也吞下了人生的苦果，死了。

麦哲伦阵亡后，5月1日其下属船长、舵手等重要人员共计二十九人受邀赴宴，被“宿务国王”“拉贾·胡马旁”和马来亚籍奴隶恩里克以“鸿门宴”“反戈一击”，加之遭到当地穆斯林土著居民的联合攻击，总计伤亡百余人。致使麦哲伦船队出发时265人的队伍，途中经反水叛逃和征战，至今仅残存数十人，故无法在菲律宾群岛立足，只能丢弃了“康塞普西翁号”，不得已辗转南下。五个多月后，终于抵达了香料之岛～摩鹿加群岛之蒂多雷岛。在当地，旗舰“特立尼达号”又因严重渗水，停航修理，不久即被邻近的葡萄牙殖民统治者所俘获。而残存的另一艘航船“维多利亚号”，则在麦哲伦船队葡萄牙籍船员的带领下，满载香料，从葡萄牙王国所开辟的印度洋航线，经大西洋东海岸驶回了欧洲，并于竖年（公元1522年）9月抵达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由此，麦哲伦船队剩余人员完成了环绕地球一周的航行壮举，证实了“地圆说”为真实的世界地理。

继麦哲伦船队之后，下一位航海家、且率领另一只远征船队，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并抵达了“菲律宾群岛”的著名人物，就是“西班牙王国驻菲律宾首任总督”～黎牙实比。

至于黎亚实比所率领的船队登上菲律宾群岛，已经是自麦哲伦船队到菲律宾四十三年以后的事情了。而这次黎牙实比的探险船队也不是从欧洲西班牙本土出发的，他们是从早已被征服的“美洲新大陆”墨西哥“新西班牙”的纳维达德港出发，最终抵达了菲律宾群岛。

黎牙实比是一位出生于西班牙贵族家庭的墨西哥律师。为能参与这次探险活动，他曾将自己的全部资产作为赌注，投入于此次冒险的航程之中，甚至将自己的房屋庄园也变卖了，资金用于航行的筹备工作；并得到了时任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大力支持。

其实，早在国王菲利普二世担任王位继承人时期，就曾积极支持过洛阿萨、卡伯特和萨维阿德等三支自麦哲伦之后，向着菲律宾进发的探险船队，只可惜这些船队，在面对大海的航行中，由于天气、洋流、方位、气候、饮食、战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先后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黎牙实比船队的探险之旅，筹备工作长达五年之久，是历次西班牙环球探险活动中，准备时间最长的一次。

此次探险船队，还有别于其他团队的组建工作，即以招募西班牙本土士兵的形式，来进行航海作战的针对性训练，实际上俨然已成为一支海上特种部队的筹备工作，加之船上配备了各种款式的新型火炮和武器，使得此次航行的组织纪律性、战斗力、执行力，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高度，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远征实力；一只并非以往业余水手所组成的武装队伍，而是真正的海上作战部队，就这样诞生了。

黎牙实比船队此次探险活动的两大战略目标，就是首先在菲律宾建立起西班牙政府所主导的殖民政权统治；其次还要通过此次航行，探索和寻找出利用洋流及季风规律，从太平洋返回墨西哥的一条能够往返的线路通道，而不是之前的单程之旅，这也是此次行动至关重要的任务。

随后，黎牙实比的两项目标和任务都实现了。

公元1564年11月21日，他所率领的船队离开墨西哥的纳维达德港。远征队包括四艘舰船和380名士兵及船员，其中还有多位西班牙天主教“奥古斯丁会”的神职人员随行。

探险船队在海上经历近三个半月的航行，于次年3月9日，抵达菲律宾群岛的利马萨瓦岛；在岛上经过短暂停留补给后，船队又于16日抵达了菲律宾南部重镇～保和岛，并利用岛上民众憎恨葡萄牙殖民者的情感，宣布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岛民共同抵御葡萄牙殖民者的攻击。期间，黎牙实比还与当地首领“歃血为盟”，结为“异性兄弟”，故而成功地在菲律宾保和岛上站稳了脚跟。

4月22日，远征队离开友好的保和岛，于27日北上抵达宿务岛。在宿务岛登陆时遭遇到武力抵抗，并发生了强攻激战。不出所料，黎牙实比的远征军兵不血刃，随后便在宿务岛建立了西班牙统治者在菲律宾群岛上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且利用恩威并施的举措，使宿务岛的民众接受了西班牙人的统治。

四年后，黎牙实比又在班乃岛建立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第二个统治据点。继而以宿务为依托，逐步向北部及南部商贸热点地区发展。由于菲律宾群岛南部诸岛信仰伊斯兰教根深蒂固，天主教很难见缝插针，双方会经常针锋相对，故而西班牙人虽然此后统治菲律宾长达三百余年间，并发动过多次针对棉兰老岛（古麻剌朗国）、苏禄群岛（苏禄王国）等周边地区的大规模战争，可都没能将这些区域有效地征服，且纳入到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管理版图。

在黎牙实比的远征队伍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乌达内塔。乌达内塔比黎牙实比年长六岁，16岁时便开始航海生涯，曾为多支西班牙远征军服务，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公元1525年，他加入洛阿萨远征队，辗转于东方约十年之久，并对太平洋上的气候洋流有着丰富的经验。公元1553年，乌达内塔回到墨西哥，成为“天主教奥古斯丁会”的一名传教士。原本此次远行，西班牙国王和墨西哥总督都很希望由他来指挥这支远征军；可是，乌达内塔却极力推荐了黎牙实比担任这一职务，并答应随军远行。因此，在舰队指挥官黎牙实比背后，还站着这样一位航海经验丰富的乌达内塔神父。无疑乌达内塔神父，扮演了船队智囊核心的角色。此外，在远征队内部还拥有一批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如阿维萨里斯、戈伊提和黎牙实比的孙子萨尔塞多等人。他们之后在菲律宾的殖民征服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西班牙人在宿务岛建立殖民点后，黎牙实比远征队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寻找到返回墨西哥的顺流航线。这个艰巨的任务，便落在了乌达内塔神父的肩上。而黎牙实比也将国王菲利普二世交给远征队的这个重要任务和希望，寄托在富有航海经验的乌达内塔身上。

于是，公元1565年6月1日，在黎牙实比孙子萨尔塞多的陪同下，乌达内塔指挥着“圣彼得罗号”船只，离开了宿务岛，并利用自己的航海经验，熟练地引导着航船向北、偏东方向行驶，以利用海流和季风，作为返回墨西哥的尝试。

存在于太平洋上的帆船航道，的确与海流的方向有着极大的关系。事实证明，依托海流的走向，从美洲抵达远东，主要有三条航道；而从远东返回美洲的航道，当时只有一条，即沿着太平洋中北部的黑潮（即日本暖流）直抵墨西哥的沿岸，航行中有温水和暖天气，以及季候风影响，较少受到风暴雨的袭击。当乌达内塔的“圣彼得罗号”到达北纬37度至39度时，正值西向季风。船只便遵循黑潮规律航行，后经过艰苦的航程，于10月8日，终于回到了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

西班牙人找到了返回墨西哥的航道，这对于西班牙王国乃至世界而言，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便是“大航海时代”“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条国际贸易通道，同时也是“大帆船贸易时期”的生命线。即从阿卡普尔科往返马尼拉的航线，亦被称为亚洲往返美洲的“大马尼拉航线”。

故而，公元1566年10月15日，第一艘从墨西哥驶来的大帆船“圣和罗尼号”抵达了宿务岛。而此时已经是黎牙实比送走乌达内塔和孙子、望眼欲穿地坚守菲律宾一年零四个月之后的事情。直到此刻，黎牙实比终于得到了来自墨西哥的物资补给和士兵补充，同时也得知了乌达内塔平安返回墨西哥的消息。竖年8月20日，又有两艘大帆船由黎牙实比的两个孙子菲利普和胡安率领，从墨西哥抵达宿务岛，并为黎牙实比带来了更多的后援物质补给。有了这些支援，黎牙实比充实了力量，也就能够对抗前来封锁岛屿，企图驱逐西班牙人的葡萄牙舰队，以及来自于海上荷兰舰队的骚扰和袭击。

公元1569年8月14日，西班牙国王正式任命黎牙实比为“菲律宾首任总督”，其行政行为归墨西哥“新西班牙”总督府（付国王）节制，而黎牙实比也将这片广袤的岛屿海域，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命名为“菲律宾群岛”，即“菲利普国王领地”之意。

黎牙实比担任菲律宾总督后，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扩张方向北上还是南下？南下的目标是获取葡萄牙人所控制的香料资源，而北上的目的则是与“大明帝国通商”。

由于公元152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政府已经签订了《萨拉格萨条约》；同时根据条约，葡萄牙已经买下了摩鹿加群岛，即占领了东方香料的主产区，随之也使得欧洲香料市场，达到了货源充足的饱和状态。故而，经过深思熟虑，西班牙人觉得北上与中国通商，才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抉择。假如能够从菲律宾打通与中国的贸易航线，便会为西班牙社会带来更大的商业经济利益。

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公元1571年4月20日，黎牙实比亲自率领230名西班牙军人，乘坐23艘帆船，北上吕宋岛的马尼拉城。5月16日，船队到达“甲密地”后，黎牙实比便向吕宋国王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国王“拉贾·苏莱曼”投降。而“拉贾·苏莱曼”的叔父在面对西班牙人的威胁时，认为妥协才是保全马尼拉城几千人生命的唯一出路。故吕宋国王“拉贾·苏莱曼”虽坚持自己抵抗的原则，但却临时退出了马尼拉城，以使马尼拉民众免于战火。随后，黎牙实比以不战而胜的姿态进驻马尼拉城。

此后，虽然退往山区的国王“拉贾·苏莱曼”联合各区“巴朗圭大督”，组织了对马尼拉西班牙人的有效反攻，但还是在两军对峙攻击中不幸中炮殉难，成为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史册上一位不朽的民族英雄。

不久，经过血腥的屠杀，马尼拉城沦为西班牙新的殖民点，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起了城堡、街道和教堂。马尼拉也逐渐成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的殖民统治中心。随后，西班牙军队进一步完成了对吕宋岛的全面占领，可“菲律宾首任总督”黎牙实比却没能看到这样的结局，公元1572年8月20日，黎牙实比病逝于马尼拉城，终年六十七岁。

回望历史，东亚地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三国的探险船队，才进一步北上，出现在闽南地区的漳州府和泉州府厦门湾的水域，也使得“大航海时代”的步伐不期而至，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巨手，开始叩响“大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且孕育着“明末第一港”漳州“月港”“隆庆开埠”贸易时代的来临。

“大帆船贸易时代”自公元1565年至1815年为止，共计持续了250年，在世界贸易史上极为罕见。

“大马尼拉航线”是将美洲与菲律宾到中国的经济，乃至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发展相连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纽带。航线设立初期，西班牙商人把东南亚盛产的丁香、肉桂，以及黄金、珍珠、棉花、黄蜡、燕窝等天然物品，运往墨西哥销售；同时，亦将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印度生产的棉布，波斯生产的地毯，柬埔寨出产的象牙，爪哇和苏门答腊盛产的胡椒，以及锡兰开采的宝石等大宗物品，运往墨西哥市场分销，继而转运到欧洲各国及南美洲地区。其中来自于“大明帝国”的生丝原料及丝织品尤为重要，这两种物品在“大帆船贸易时代”，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很大，通常每艘大帆船所载生丝多达一万至一万两千包；而丝织品则有三百至五百箱（每箱重二百磅左右），当然也有一艘船可以载运一千箱的历史记录。由于大帆船物流贸易往返马尼拉的过程中，主要是运载产自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白银。因此，“大帆船贸易航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丝绸与白银的兑换交易”。

正如《马尼拉大帆船时代》一书中写道：中国一直都是“大帆船时代”所载货物的主要来源国，对于西班牙民众来说，大帆船就代表了中国商船，而马尼拉只不过是中墨贸易间的中转站。其贸易的主要工作是将来自于不同区域的中国货物汇聚起来运抵马尼拉，再装船远渡太平洋，运往墨西哥。这种利用“大帆船贸易”垄断经营的方式，奠定了“西班牙王国”成为这条互联互通经济命脉上的主人地位，并赢得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现实贸易中的高额利润，继而维持了其在菲律宾“明清两代”的长期统治。

同时，这条航线也促使“大明帝国”的蚕丝生产业，在十六世纪之后，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大明帝国”的生丝及丝织品产区，主要包括江苏太湖地区、广东珠三角地区、四川保宁县，以及福建漳州府等地。而当时福建漳州府对外贸易加工区的织工们，大多使用四川宝宁、江苏吴县等地所出产的生丝原料，并引进西班牙、葡萄牙和日本的针织技术，制成了优质的“倭锻”（天鹅绒）面料，畅销西方世界。由此引发欧洲各国商人，争相购买中国丝织品，故而“大帆船”将中国丝织品转口运往欧美地区销售，形成了繁荣的丝绸海外贸易市场。

另据记载：“大帆船贸易时期”，中国丝绸在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意大利等地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菲律宾“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博瓦迪拉就曾称赞一种产自中国的丝绸：洁白胜雪，为欧洲产品所不及。而由“大明帝国”制造的丝织品～彩色刺绣披巾，从菲律宾运往美洲后，便以“马尼拉披巾”的俗称，享誉了墨西哥市场。

此外，中国明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急需大量白银作为国内外货物的支付手段。因此，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秘鲁、墨西哥等地所开采的大量银矿，便被西班牙贸易商运往中国牟利。而这两个区域产银总量的世界占比，在十六世纪时，是百分之七十三；十七世纪增至百分之八十七；十八世纪则是百分之八十九左右。由于中国与西方贸易支付手段主要是以白银作为结算方式，故而“西班牙王国”从公元1535年开始，就成立了白银铸造局，大量铸造了西班牙银元，这种货币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便成为全世界流通的国际性货币。从此，西班牙人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寻找银矿开采，如“阿根廷”一词，就是西班牙语“白银”的意思，并将白银运往中国兑换欧洲市场所需要的日用商品。而从欧洲或拉美运往中国的白银本身，其利润就达到了欧洲本土银价比率的一倍以上。故而，前往菲律宾的华商船只，也非常愿意卸载完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后，直接将国内社会所急需的白银运回福建漳州府牟利。与此同时，身处菲律宾的西班牙商人，由于白银汇率的差异，也竞相争购价格显得特别便宜的中国商品，转口运往美洲地区销售。

据菲律宾史料记载：“大帆船时代”初期，菲律宾马尼拉的商业市场蒸蒸日上，并同日本、暹罗、柬埔寨、旺加西、交趾等邻近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了贸易联系，特别是中菲两国间的贸易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随之，公元1567年“大明帝国”“隆庆年间”宣布开放“海禁”，同年又从福建漳州府龙溪、漳浦两县的版图中，分别拿出部分地区成立了“海澄”特区，且实施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促使长期以来形成的走私贸易中心“月港”水域，成为国家主导对外贸易发展的合法通商口岸，这些重大的举措和稳定的经济增长计划，以及长期刺激经济的措施，对于中菲两国贸易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继而，漳州府“月港”亦成为“明末清初”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水域，引领了华夏海洋文明及经济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发展。

又据相关文献资料统计：公元1572年，华人商船抵达吕宋马尼拉港的只有三艘；公元1575年便增加为十五艘，至1580年代以后数年间，每年抵达马尼拉的中国商船约为三十艘。另据菲律宾史料记载：公元1573年，其中两艘西班牙大帆船运往墨西哥的货物中，就有中国生丝七百一十二包和中国瓷器二点二万多件。以后若干年，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一方面继续把更多畅销的中国货物运往墨西哥，另一方面又开辟了新的贸易分销渠道。公元1579年西班牙王室宣布，允许“新西班牙”（墨西哥）、危地马拉、南美洲北海岸和秘鲁等地与菲律宾直接进行交易。故而，到十六世纪末，马尼拉已经取代了葡萄牙所属印度果阿地区在东南亚的贸易地位，成为东方经济发展最繁荣的城市。而马尼拉城的人口，也从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前的数千人，至公元1591年增长到三点四万人。

“大帆船贸易”带给中国经济最显著的影响是白银的输入，大大刺激了国内贸易及手工业、运输物流业的发展。据西方史学家评估，在整个“大帆船贸易时期”从美洲运出的白银总数，约为四亿西班牙比索。其中，转运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二亿多比索，站世界白银总量的百分之六七十，而大量输入中国的白银，主要以西班牙（双柱）银元、墨西哥（鹰洋）银元、英国（站人）银元等西方外贸流通货币为主，并对中国国际贸易顺差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南美洲二百多种农作物在“明清两代”，从“大马尼拉航线”传入中国，影响深远，诸如甘薯、马铃薯、玉米、甘蔗、烟草等植物从菲律宾登陆福建，对于中国人随后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和影响力。

与此同时，太平洋彼岸的墨西哥，同美洲各地的贸易交往，也冲破了西班牙王室的一些禁令，使美洲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十七世纪末期，秘鲁也曾参与了“大帆船时代”航线上的商品转运交易。据1735年两名西班牙官员的报告中描述：在秘鲁的利马城内，店铺中陈列着大量的中国瓷器，而从智利到巴拿马都有很多的西班牙人，他们专门使用中国的纺织品。当时墨西哥城内，亦有一万四千多人从事纺织工作，制作丝织品，其所用生丝原料便是产自于中国漳州地区，继而也推动了墨西哥经济的繁荣发展。

另据中国史料记载，贸易繁荣时期，每年抵达马尼拉的中国商船达到五十余艘，亦使留居于马尼拉的华商人数越来越多。早在西班牙人入侵马尼拉时，据不完全统计，当地已有华侨一百五十多人，之后随着贸易的发展，直至十六世纪末，留居马尼拉的华侨人数节节攀升，至公元1586年约近五千人。两年后超过了一万人，公元1594年更增至两万四千余人，其中大量的华侨来自于福建“月港”的海澄、漳浦两县，以及邻近“月港”的泉州府同安县（即今厦门市）。无疑，华商在中菲两国贸易间及“大帆船贸易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

也正是在中菲两国商贸大环境中，闽南地区的民众纷纷冲破“杀头禁令”，冒险出海谋生，形成了自“郑和下西洋”之后，第一次具有自发性大规模的“下南洋”壮举。其中，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马尼拉城，孕育和涌现出了中国海洋贸易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海商巨贾、亦是东亚地区海上“总瓢把子”、所谓“倭寇”鼻祖级人物、即史学人士最新考证为泉州府同安县（厦门）曾厝垵人的“海盗领袖”李旦。

据史料记载：李旦曾于十六世纪末，在菲律宾马尼拉经商，并加入西洋教会，成为天主教信徒。据传，因与“中国海盗林凤”有染，亦或是“1593年10月24日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G·P·达斯马利纳斯因出兵远征摩鹿加岛，在八打雁海岸停船，被七八十名华侨水手袭杀事件”有牵连，而被西班牙殖民者所打压、排挤、驱逐。

“中国海盗”林凤是当时在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区域，带有平民起义性质的一支海上武装力量的首领，曾活跃于闽粤沿海地区，后遭明军大举围攻，为寻找出路才决定避居菲律宾群岛。

因此，公元1574年11月29日，林凤率领士兵两千名、水手两千名和妇孺一千五百余人，分乘舰船六十二艘，从中国闽粤沿海出发抵达了菲律宾吕宋岛，并对马尼拉城内的西班牙人发动了袭击。虽然最终没能拿下马尼拉城，但随后却在吕宋岛北部林加延湾的阿格诺河口，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临时政权～玳瑁港；这一举措引发了西班牙当局的惴惴不安和高度重视。于是，他们联合明朝遣菲武官特使，通过协调双方的军事行动，对林凤所部实施了挤压生存空间的战略；之后在吕宋岛被困五个多月的林凤，因缺粮少食，加之西班牙殖民者组织菲律宾军队进行偷袭，数十条战船被敌人焚毁，不得已率领经过激战后所剩无多的部众，乘坐三十条轻型船只，跳出了西班牙人的包围圈，离开菲律宾群岛，秘密返回中国东南海域，以图再战 。。。

随后，居住马尼拉的华侨商人，即遭到西班牙统治者的整体报复。导致侨商店铺凋零，诸多华侨被捕入狱。特别是1594年被杀总督的儿子L•达斯马利纳斯继任总督后，实施了驱逐华侨的政策，单在上任那年就驱逐了五千多名华侨，使其被迫离开自己打拼事业的家园。期间，李旦也不幸被捕入狱，几经波折，坐牢数载，散财赎身，才被营救出狱，后转移至日本九州岛长崎定居。继之，经过不懈努力，东山再起，成为当地的华侨领袖和日本武士浪人组织的首领。

这一时期，李旦所组建的海上武装运输船队，先后于日本本土、琉球群岛、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及东南亚之间，从事着国际贸易和海上跨国贩运活动，而李旦也被西方人称为“中国船长”（甲必丹）。据说，当时日本幕府时代的德川家康，就曾受到过“大海商”李旦的积极资助，扫平了域内反对者。

公元1624年，中荷两国关系紧张，由于荷兰人出现在闽南水域，武力寻求贸易通商，因而爆发了“澎湖之战”。时“大明帝国”集结重兵准备驱逐“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离开澎湖。后经谈判，荷兰人才转至台湾“大员港”经营。期间，中荷两国的谈判调停人，正是双方都十分熟悉的“东亚海商巨贾”李旦。他曾亲自前往澎湖面见双方代表，解决中荷两国间的矛盾和争端，而其随身携带了通晓闽南语、南京官话、日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高级翻译，就是年轻有为的谈判专家、东亚海域的后起之秀郑芝龙。

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当时放弃葡萄牙商船“通译”职位，离开澳门，投奔“大海商”李旦的郑芝龙，是李旦的养子。正是同样信仰天主教的李旦（教名：安德里亚·迪蒂斯）、郑芝龙（教名：尼古拉斯·一官）等人所组成的东亚海商利益集团，以及另一位海上领袖级人物颜思齐的出现，才将福建漳州府“月港”贸易与菲律宾群岛“大帆船贸易”，及其“台湾荷兰人贸易”“澳门葡萄牙人贸易”“大日本国贸易”等几大板块的海洋贸易链条相连接，形成了“全球化进程”中“东亚海域贸易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之后，李旦、颜思齐相继去世，郑芝龙接管了上述组织的海洋贸易资产；后又经“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郑芝龙投靠了“大明帝国”，并驻军“月港”区域，着手铲除海上异己武装；最终实现了协迫晚明政府进一步解除“海禁”的战略，且利用世界贸易潮流的大趋势，强化了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殖民地政府，亦敌亦友的关系，还在不断交战和合作中，达到了双方共赢的目标。

郑芝龙“降清”后，其子郑成功统领军队，登上了东亚历史舞台。正是他代表着南明“抗清复明”一面不倒的旗帜，同时也代表了华夏海洋文化中，所特有的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在统领大明仅存的一只强大的海上贸易船队时，“国姓爷”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华夏民族海洋资本贸易发展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标杆级人物了。

西班牙政府在菲律宾殖民统治逐步稳定后，天主教会各派组织接踵而至。公元1577年，继“天主教奥古斯丁会”后，“天主教方济格会”抵达菲律宾。公元1581年，“天主教多明我会”首任萨拉萨尔神父，也到达马尼拉就职。同年，“天主教耶稣会”进入了菲律宾群岛。公元1587年，“天主教多名我会”正式在岛上建立了教团组织。到公元1591年，总计五十余万人的菲律宾群岛，已经拥有140名宣教士，故而马尼拉主教区升格为“大主教区”。

公元1594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给各教会划定了传教区域：奥古斯丁会是吕宋岛的中南部一些区域；方济格会主要是内湖周围和比克尔半岛附近；多明我会则被安排在吕宋岛北部卡加延山谷和冯嘉施兰一部分地区；而耶稣会则在比萨扬群岛之萨马、莱特、宿务等岛屿，以及棉兰老岛北部建立教区。这样，各教会的势力范围大致都被指定。

天主教会在东南亚（包括马尼拉、澳门、马六甲等地）站稳脚跟后，开始对“大明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对天文历法、地图测绘、数理化学、地理几何，还是科学技术，都促使晚明社会人文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当时意大利宣教士利玛窦、罗坚明、艾儒略、德国宣教士汤若望等重量级人物，先后前往北京面见皇帝，云集于帝都工作生活，对明代后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也涌现出一批诸如明代思想家、科学家徐光启等著名朝臣高官的天主教信徒。

其中，艾儒略还长期在福建宣教，二十五年间足迹踏遍了八闽大地。他与何乔远、苏茂相、黄鸣乔、林欲楫、曾樱、蒋德璟等在闽名士都是朋友，亦出版了《性学觕述》《涤罪正规》《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万物真原》《弥撒祭义》《利玛窦先生行迹》《几何要法》《出像经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天主降生引义》《西方答问》《圣梦歌》等十五种书籍，涉及神学、哲学、数学、医学、地理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这些著作无疑已成为国人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窗口。“福建教案”发生后，艾儒略在曾樱（后为郑成功南明“储贤馆”成员，弟子阮旻锡，清军马德功偷袭厦门岛当夜，曾樱自缢于“中左所”城内家中）等人的保护下，被迫离开福州，躲藏于泉州府、兴化府等地，也曾前往漳州府隐居。在泉州城内，他先后发现了四块古十字架景教碑，亦成为研究泉州历史和基督教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公元1649年6月10日艾儒略在延平去世，后葬于福州。

另据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记载：公元1575年6月至8月间，“天主教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和修士加罗氏·马丁，由菲律宾马尼拉北上，途径厦门前往福州试图宣教；同年又取道厦门，乘船返回了马尼拉。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宣教之行，但他们却成为文献记载中，最早踏上厦门岛土地的天主教宣教士。

又据业内人士的文章综述：公元1631年，“天主教多明我会”意大利人高支、西班牙人郭琦等11名宣教士，乘船前来厦门，开创了“天主教多明我会”厦门教区。公元1654年，“菲律宾马尼拉多明我会”宣教士意大利人利畸（中文名：李科罗）来厦门宣教。而此时，厦门岛已经成为“海商巨贾”郑成功的“抗清复明”基地。由于郑氏家族有天主教文化信仰背景，故而李科罗受到郑成功的礼遇，并被“国姓爷”聘为军中宣教顾问，且准许其在辖区内自由宣教。

因为当时厦门并没有礼拜堂，李科罗就租用驻军兵营旁边碧山脚下的一所房子，作为弥撒场所使用。随后由于信徒不断增加，又择地曾厝垵附近，建起了正规化教堂和住房。自公元1661年后，菲律宾“马尼拉多明我会”还相继派遣西班牙宣教士到厦门传教。

公元1683年，清政府重新开放“海禁”，菲律宾来华宣教士，大部分都是在厦门口岸登陆，然后陆路转往福建省内各地传教。公元1716年，“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利国安负责管理福建全区教务，并居住在厦门向本地人宣教。之后，罗马教廷哥莱蒙十一世发表了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的禁约。公元1720年，“大清帝国康熙皇帝”也针锋相对地发布了禁教令，严禁外国宣教士到中国传教，至此“明末清初”天主教会来华宣教“一段蜜月时光”正式终结。

尽管如此，天主教宣教活动并未在厦门绝迹，不少“天主教多明我会”宣教士，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厦门传教。如公元1733年，宣教士胡玛窦便来到厦门秘密发展信徒。直至“中英贸易战争”后，天主教宣教工作才恢复了正常。

在三百年的殖民统治中，西班牙人为了自身统治权力稳固和“大帆船贸易”巨大利益不被侵蚀，曾经多次对华人华侨实施了政策上的严格管控，乃至大规模的屠杀行动。

这是在“大帆船贸易”时代过程中，断断续续发生的事情。当地华人华侨也曾经在菲律宾地区因赋税过重，而被逼无奈，举行过多次的反殖民起义。

譬如：公元1603年夏天，风闻菲律宾发现银矿，盛产白银。于是，明朝政府派遣两名官员，于5月访问了马尼拉，还在马尼拉进行了走访考察，后回国复命。但这一举动让西班牙殖民者神经紧张，他们素来对华侨存有疑虑和戒心，此事招致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痛下杀手。

他们认为，“大明帝国”显然有攻击菲律宾殖民地的企图，因此就开始对华人华侨实施了严格控管。同时，市面上又有华侨即将起义的消息疯传，更加剧了空气紧张，促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随即，菲律宾总督下令，马尼拉城处于戒备状态，开始着手搜查华侨店铺中有无私藏武器；而一些华侨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则被迫逃亡，甚至亦有自杀者，但大多数华侨华人不甘束手就擒，相继离开了老城区，转移至巴石河北岸。同时还与当地的农夫、园丁会合，真的准备武装自卫反击。其中，有些富有的大商人顾虑重重，便向殖民者请求允许携带缁货入城，以图自保。

10月8日晚，华侨终于发动“溪婆起义”，并焚毁了西班牙军官的住宅。西军指挥官前任总督L·达斯马利纳斯骄傲自大，亲自率领百余名士兵从比伦洛出动，向起义军发起进攻，行进中在沼泽地附近，被起义军伏击，几乎全部被歼。之后，起义军趁着马尼拉城内殖民者人心涣散之际，于9日渡过巴石河，从东西两侧攻打王城，激战两日未能攻下。此时，西班牙援军已至。起义军因双方强弱悬殊，被迫分散退走，殖民军则分路追杀。其中已退往仙答洛的华侨被害人数最多，亦牵连了在八打雁海岸准备乘船回国的华侨，并遭到了大批杀害，这是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第一次大屠杀”，人数约为两万多人。此外，西班牙殖民者还将华侨存放于马尼拉城内价值三十六万比索的货物，洗劫一空。

“第一次大屠杀”发生后，由于西班牙人依然需要中菲贸易成长，“大帆船贸易”过程中，还将依赖华侨的服务来完成双方的需求。故而到了1622年，马尼拉市内持有不同居民证的华侨，慢慢又恢复到了两万两千多人，连同分散在各岛屿避难的华侨民众，估计当时华侨已达三万多人。

而在公元1635年，科奎拉担任总督期间，又出台了诸多不断打压华侨的政策，加之高额的赋税，使华侨无法忍受。于是，华侨农场工便在“内湖地区”再一次揭竿而起。随之，马尼拉下令残杀并未参与起义的侨胞，由殖民地官员率兵逐户搜查，导致马尼拉域内华侨被斩杀殆尽。这时，“卡兰巴起义”华侨三千多人从内湖北上，遭遇西班牙军队。双方进行谈判中，起义队伍突遭殖民者军队的攻击，不得已转移至内湖东南角的卡文蒂附近躲避。于是，总督科奎拉下令在全境对华侨实施野蛮的报复和搜杀。到1640年3月，已有两万两千多人被杀，这是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的“第二次大屠杀”，“卡兰巴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之后，数千名华侨被迫投降，并被殖民者设置隔离区软禁生活，失去了人身自由。“第二次大屠杀”事件，亦使“大帆船贸易”发展及中菲经贸关系走入了低谷时期。

公元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次年，他派遣一名天主教神父，携带自己写给西班牙人的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抵达了马尼拉面见菲律宾总督。信中还对西班牙殖民当局屠杀华侨，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并要求殖民者当局臣服于“南明（台湾）政权”，否则将派兵惩罚菲律宾。没想到这一义正严辞的护侨举措，遭到了菲律宾总督科奎松的拒绝。但是，西班牙殖民者自认为抵御不了郑成功部队的攻击，随之惶恐犹如惊弓之鸟。于是，科奎松总督一面派遣外交人员前往台湾与郑成功交涉安抚，一面又下令将驻守在菲律宾南部“三宝颜”等据点的兵力集中于马尼拉城周围，以加紧戒备；同时，为防止华侨秘密作出“里应外合”之事，导致西班牙失去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西班牙人又展开了“第三次大屠杀”，此次屠杀华侨约四千余人。很可惜，之后郑成功于1662年去世于台湾，未能实现率部征伐西班牙殖民者的誓言。

公元1686年8月，马尼拉一部分华侨因不堪忍受殖民者的压榨和迫害，而再次举行起义。西班牙殖民者当即派兵镇压，起义失败，参与此次起义的华侨又有数百人被杀，史称“第四次屠杀”。

西班牙殖民者就是使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既需要中国商人为其带来丰厚的贸易利益，同时又不希望华人在菲律宾长期站稳脚跟。因此，采取这种“招抚杀戮”并用的策略。

公元1762年，英军利用国际政局动荡，派兵占领了马尼拉。此时，二百多年来遭受西班牙殖民者迫害的华侨，趁机起来反抗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故而招致“第五次大屠杀”，被害华侨达六千多人。

英军撤离马尼拉后，西班牙殖民者复任总督之职，并开始没收华人资产，驱逐华侨，其后果和代价就是使菲律宾经济一落千丈；再加上同时期东南亚其他各国殖民地经济的兴起，闽南华侨前往菲律宾的脚步也暂时处于停滞状态。

后来，随着十九世纪“菲律宾民族运动”的兴起，特别是1869年9月21日西班牙政府在马尼拉正式宣布了新宪法，而菲律宾争取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们，再次组织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改革派的呼声与日俱增，促使西班牙殖民者收敛了之前的许多恶行。可是，菲律宾各地起义，仍然接连不断。尤其是在南部“内湖地区”及棉兰老岛穆斯林信仰地区，西班牙殖民者就从未真正征服过该区域的民心，故而反叛起义，此起彼伏。

《菲律宾文化记忆七百年》

鼓浪屿人文游学

招募信息

活动时间

2023年5月13日

周六

15:00～18:30

集合地点

14:50分

鼓浪屿钢琴码头

建行大榕树下

活动人数

成团 20人

本期活动

报名讲解费

180元/人

带新朋友来的三人团

优惠价150元/人

注：款项为讲解费用

【不包括交通船只费用】

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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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时间

2023年5月12日晚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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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①请大家提前报名，以便统计人数，准备耳麦；

②具体注意事项将在活动微信群中另行通知；

④活动全程需接受组织者的统一指挥协调和安排。

主讲人：吴永奇（江左凡人）

厦门历史文化学者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

金泉博物馆（北京、厦门）原馆长

2018年

鼓浪屿人文游学活动创始人

从事厦门历史文化研究二十年

曾参与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九年历程

并担任纪录片《鼓浪屿往事》

申遗专题片《鼓浪屿》制片

2017年

申遗成功当日，亦曾参与主持了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

三家中央媒体

对鼓浪屿文化的网络现场直播节目

2017年

金砖国家厦门会议期间

受邀担任央视国际频道厦门报道组

现场直播嘉宾

2015年

电影纪录片《暗战西海岸》

历史顾问、策划人及撰稿人之一

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栏目

首期策划团队成员

2018～2021年

从事鼓浪屿文化游学推广传播工作

曾接待过美国、新加坡等国驻华外交官

2019～2020年

参与组织全市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

“讲好鼓浪屿故事”文化疗养活动

2021年

参与干部疗养院

外省疗养团的文化接待工作

2015～2020年

参与了厦门文旅局导游培训中心

对全市导游的文化专业培训工作

2020年

央视“云游中国”走进鼓浪屿

直播特邀嘉宾

2020年

厦门“建发养云”高端楼盘

广告形象代言人

2021年

鼓浪屿官方专题宣传片

《遇见鼓浪屿》历史顾问

2021年福州

第四十四届世界遗产大会

厦门市考察线路接待人员培训班

培训考核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