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日课|文明冲突理论及CSSCI已刊论文10篇

随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流行和之后9·11的发生，亨廷顿几乎和“文明的冲突”一词画等号。

政治学家并不是政治家，他们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但塞缪尔·亨廷顿却是个例外，他创造出的词汇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也总是令人无法忽视。他已经不仅仅被视为一位政治学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影响之大，使得他日前的辞世也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

“矛盾”的亨廷顿

很不幸地，他身后的名声主要与“文明冲突论”联系在一起——在被谈及时，他已被简化为“提出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亨廷顿”。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往往会与他提出的最为人所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种简化的努力在便于记忆上也许是必要的，但却掩盖了他们更为复杂深刻的思想。而“文明冲突论”自1993年提出后，给他带来的与其说是学术声誉，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争议甚至责难。

亨廷顿经常是一个政治立场受争议的人物。在美国这个政治重心偏右的国度里，他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是相对靠左的民主党终身党员，但他却常被视为一个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义，矢志研究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时却又反对美国主动干预和加快这些民主进程，在其1968年发表的名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他警告说“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对处于现代化过渡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民主与否，要紧的倒是建立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换言之，关键不在限制权威，倒是建立权威。当然在他本人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统一于一颗固守现实政治的大脑之中。

“不祥的预言”：“9·11”事件与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本人非常低调，甚至以“腼腆”、“学究气”著称，但在论战中他总是言辞犀利，锋芒直指，虽然观点经常刺激大众的神经，他的立场却从不退缩。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时他的观点已颇受争议，三年后他非但不后撤，反而以洋洋洒洒四百页的篇幅更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此书的问世可说是一颗重磅炸弹，很快译成39种文字，引发一种“榴莲效应”——喜欢者很赞赏，而厌恶者对其抨击反对之多，几乎可以用“围剿”来形容。在冷战后洋洋得意的太平气氛中，他发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预言：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他称之为“断层线战争”）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立刻就有人将之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

在政治领域作出预言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其中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趋向。1830年以来，国际政治中延续最久的两种的政治理论就基于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合作，另一种则强调竞争。客观地说，反对“文明冲突论”的人大多数并非反驳其论点本身，而是觉得亨廷顿的立场不够“政治正确”——在一个提倡国际合作的乐观前景中，这个危险人物竟公然泼冷水。这种争论凸显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亨廷顿坚持文化（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的特殊性，继承自西欧的历史主义思潮；而他的反对者则愿意相信文化的普世性。这两种思潮已交锋二百年之久，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平息。

既然他如此看重文化及认同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写《我们是谁？》了——这本2004年出版的新著再次挑战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称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忧虑美国这个熔炉将难以把新移民“合众为一”，这个“大拼盘”也许最终将葬送美国立国的根本精神。

在这些观点中，无不可以看到一个基于现实政治原则的保守思维的身影。亨廷顿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同班同学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也都是这一类绝对冷静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不过是因为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虽然很多人批评亨廷顿作出了一个危险的预言，但他声明自己仅仅是想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惕，进而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他宁可要一个建筑在悲观之上的乐观，也不要一个在他看来忽视潜在差异和危险的盲目乐观。

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Crossing 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 Coexistence）,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在亨氏的言论中，尽管没有太多地直接谈论未来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将会如何，但涉及中国的论述应该说不算少，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观点更是许多国人而不仅仅是国际问题专家感到惊异和不能接受：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 State 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我国政界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我国学术界对亨廷顿的观点的反应是敏感而及时的，且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复杂的论争，以至于“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已大有从一个“敏感”的学术命题，转变为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之势。正因如此，我们打算从亨廷顿的观点本身和哲学、国际政治学方法论的角度谈以下三点。

对亨氏“文明冲突论”之价值评析，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并承认，亨氏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强调，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

对亨廷顿的观点，我们学界乃至政界对其评价是“结论失当”。

如果要在“适当”与“失当”之间做出选择，给亨氏理论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说法”，笔者也会说，亨氏的看法失当，是片面的，有失学术的公允、严谨，偏颇太大，如此这般。但是，亨氏的观点，不仅仅是一个“适当”与“失当”的“理论结论”问题，而更是一个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理由如此：

其一，任何一种观点、学说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要求和价值选择上，因此，亨氏的观点、学说正是基于对利益与价值作出双重权衡和选择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而提出。我们在理直气壮地批判他人的观点，说他的看法错误或“失当”，他的论据不全面、不充分，论点不能成立时，更应当揭示其所代表的利益观和价值观，他的理论可能给世界上各国及未来国际社会带来何种“利益”、“价值”和“秩序”。因此，未来国际中的真实的“利益安排”、“价值标准”和“秩序结构”，也就由亨廷顿的“明确提醒”，特别是由于他从文化大视野这一角度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本身作出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提醒”之后，更应当注意其观点的实质，表达自己的科学的构想，促进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向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其二，前述亨氏的主要观点和他的文献所详尽地表明的他在“文明冲突”方面的全部观点，都能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中找到支持或反对的理由，而笔者更关注的是，亨氏作为著名学者，对我们作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哪些提醒或警示，从而作出相应的反应。在笔者看来，亨氏的“提醒”有六个方面，两大作用。六个方面是：在冷战中形成的国际政治诸要素还会在后冷战时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前沿关注着什么；美国的战略思想动态和实际战略选择将会走向何方；文明这一“软要素”的国际政治地位和价值到底如何；正在奋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的中国，别人怎样认识我们，我们在怎样、应怎样认识别人（国）和世界；中国的国际政治理想和抱负（应）是什么，能实现吗？两大作用是：活跃了我们的学术，使国际政治学更具活力，尽管其中产生了一些不谐迹象；激活了我国的实际国际政治抉择，尽管这些年我国政界仍主要遵循邓小平同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定下的方略-颇具特色的中国国际战略，但亨氏的“文明冲突论”显然引起了我国高层政界的注意，并潜在地作出了和将会作出政治上的回应。

“文明和谐”的世界

在亨氏的“文明冲突”的主张中，本已包含了少许“文明和谐”的因子，他既声称文明冲突是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又声称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最可靠。

“文明和谐论”确实值得关注。因为，人及人类的本质规定性在于“社会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于是社会的动物），而文化或文明是社会性中的精神物质总体。因此，能否有文明的和谐，并最终生长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事关人类整体。

首先，除了文明间所业已存在的冲突之外，文明间过去的历史是否表明了“和谐存在”？很显然，文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相互的冲突，更有和谐共存，即使冲突，也往往可能产生更优秀的文化混生物，形成文化在冲击中的交流、融合和生长。因为，万事万物皆有冲突发生，皆有共存共处之状况，皆有斗争中的消灭、新生和发展。哲学原理和客观事实几乎都能证明这个简单真理。

其次，中国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满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生长，的确是一个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过程。因为文化（文明）的交融，中国文化才自强不息；因为文化交融，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文明变更与文化重振的艰难双重奏，这个艰难的双重奏会使中国文化再度涅磐、新生。

为什么世界中的文化（文明）不会由这样的"冲突"向着那样的“和谐”而升华呢？

中华文化与文明和谐

亨廷顿显眼地将儒家（中国）文化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声言中国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这显然是亨廷顿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文明的别有用意，其观点的症结在于西方文明和植根于其上的民族和国家仍以一种“征服”和“敌视”哲学在评判其他文明及其发展。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正在实现复兴的中华文明是挑战性的，它挑战着自己数千年的历史，也挑战其它文明。当我们的文明在历经几千年递变之后实现伟大复兴，这当然是对其他文明的挑战，但不会是破坏性而是建设性的，会极大的促进文明和谐和世界文明，因为我们既在提倡也在践行着和平共处原则。

事实上，当前的中华文化在所及的地域范围上，在影响力所及的民族或人群上，都还相当有限。不过，当前，中国除了向世界传播自己的先进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之外，更需要把自己文化中的精髓用活：示以弱而不弱，示以柔而存刚，示以小以养其大。

所以，要能和亨氏的理论相匹敌，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支持或反对亨氏观点，而是在亨氏逼人的“文明冲突论”面前，寻找到属于我们文化的独特的"至柔至刚"的文化关系及国际政治理论与方略，使我们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资源能够促进"和谐的文明关系"及相应的未来世界秩序。

1.从“文明冲突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西方对待文明冲突的不同逻辑  刘志刚  学术界  2021-10-15

2.“文明冲突”还是“多元共存”: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人权理念重构  杨博超  理论探讨  2022-05-15

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文明冲突论思维的超越  白雪; 左天全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9-15

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未来——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李强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20

5.“文明冲突论”的破解与中国新型文明观的实现  戴继诚  思想教育研究  2020-01-25

6.国际关系问题中视域的主体自觉——“文明冲突论”的前提批判  韩喜平; 王晓兵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22

7.东西方文明冲突下的中国近代孝道文化变迁  郑大华; 廖慧贞  学术探索  2022-01-15

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下的文明冲突与变异  曹顺庆; 张帅东  学术界  2019-12-15

9.摒弃“文明冲突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必然选择  陈文军; 王璐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02-01

10.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变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韩志伟; 韩怀珠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11-05

参考文献：

1.《外交季刊》.知网[引用日期2018-10-12]

2.  希腊总统称“文明冲突论”是巨大错误，外交部：高度认同.新京报[引用日期2019-05-16]

3.  2022年8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国际--人民网.2022-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