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 Conner, Bombhead, 2002
© Conner Family Trust, San Francisco/ADAGP, Paris
在铁幕倒塌后，核战争的威胁似乎显得抽象——甚至过时。然而，最近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提醒我们，这一威胁依然是当代现实。《原子时代》（The Atomic Age），一场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Moderne）举办的展览，似乎正好应时地探讨了这些焦虑的复苏。展览展示了艺术家们如何回应现代物理学以及灭绝级别毁灭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力地表明核科学的进步如何促成了艺术领域的重大创新。在展览中，不同媒介的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从最早的原子艺术表现形式（希尔玛·阿夫·克林特 [Hilma af Klint]），到回应核毁灭恐惧的绘画（伊夫·克莱因 [Yves Klein]），再到探讨广岛核爆创伤的音频录制作品（小野洋子 [Yoko Ono]），以及利用放射性进行形式实验的作品（西格玛尔·波尔克 [Sigmar Polke]）。这些艺术作品与文献资料并列展出。在最佳情况下，这种结合在一手资料与艺术解读之间创造了引人入胜的对话。
Hilma af Klint, The Atom series, No. 7, 1917. Watercolor, graphite, and metallic paint on paper, Courtesy the Hilma af Klint Foundation
Marie Curie, A dish containing radium bromide photographed in the dark, 1922
© Musée Curie
展览的开头非常有力。一件大型的巴奈特·纽曼（Barnett Newman）抽象作品之后，第一个展厅展示了一组与放射性和原子科学发现相关的艺术作品和历史记录。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绿色盒子》（La boîte verte, 1934）与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的作品并列展出，后者是第一个成功构建原子模型的人。这种并列暗示了杜尚的“超薄”（infrathin）理论因原子物理学的发现而成为可能。亨利·贝克勒（Henri Becquerel）1896年发现放射性的早期笔记和照片以一种诗意的方式，与皮埃尔·于格（Pierre Huyghe）的《镭之舞》（Dance for Radium, 2004）并列展出。这组作品由策展人珍妮·贾斯基（Jenny Jaskey）身穿磷光裙跳舞的系列版画组成，呼应了现代舞者洛伊·富勒（Loie Fuller）1911年为一场私人观众表演的《镭之舞》。她的服装中嵌有由玛丽·居里提供的放射性盐，居里本人也在场观看了表演。
Sigmar Polke, Uranium (Pink), Urangestein (Rosa), 1992. Photograph by Flavio Karrer
© Estate of Sigmar Polke, Cologne/ADAGP, Paris
Jürgen Nefzger, Nogent Nuclear power Plant, France, 2003, from the series Fluffy Clouds
© the artist
文献影像的矛盾性——既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又对其进行描绘——在思考诸如核毁灭这样的不可想象的议题时，展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当它们被成功地与艺术作品并列时，效果可以是令人震撼的。例如，一面展示广岛核爆照片的墙，这些照片由美军占领军和日本摄影师拍摄，与概念摄影师土田宏美（Hiromi Tsuchida）的作品并列展出。土田宏美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概念性三联画作（1979–1997）展示了靠近爆心地的树木——松树、樟树和樱花。他分别在1979年和1993年拍摄了这些树木。一张广岛的地图标出了这些树木距离爆心地的具体位置。三联画作旁边还展出了艺术家为幸存者拍摄的肖像及其证词（1945–1979）。这些证词通过简单的描述，比如“电话杆在燃烧”，以及后续的充满不安的句子——“我还活着，还是在另一个世界？”——以令人难忘的细节呈现了核爆事件的恐怖。附近展出的是野口勇（Isamu Noguchi）的雕塑作品《原子头》（Atomic Head, 1957），这件雕塑看起来像是部分融化了，进一步模糊了文献与再现之间的界限。川田喜久治（Kikuji Kawada）的系列作品《地图》（Chizu, The Map, 1960–1965）中包括了原爆穹顶（Genbaku Dome）——广岛核爆后幸存的建筑结构的照片——以及一些涂鸦的照片，这些涂鸦可能是游客作为纪念或者见证而留下的文字。这些看似抽象的影像实际上包含了远超画面所能描述的内容。
Installation view of The Atomic Age: Artists put to the test of history, 2024, with works by Kikuji Kawada. Photograph by Pierre Antoine, Courtesy Musée d’Art Moderne de Paris
然而，某些艺术作品，比如布鲁斯·康纳（Bruce Conner）的拼贴作品《核弹头》（Bombhead, 1989），存在被简化为“奇观”的风险。在康纳的整体作品语境中，这幅拼贴作品融入了他对战后美国社会更广泛的批判之中，但在本次展览中，它显得过于直白，甚至成为展览的宣传海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展览中的其他展厅，尽管程度较轻。这些展厅展示了现代主义绘画的房间，包括超现实主义（展出了沃尔斯 [Wols] 和沃尔夫冈·帕伦 [Wolfgang Paalen] 的作品）、抽象表现主义、米兰反核艺术运动 Mostra，以及意大利贫穷艺术（Arte Povera）。除了 Mostra 运动的文献材料外，这些房间几乎构成了一场完全不同的展览，追溯了战后绘画中对核焦虑的某种特定回应。这些绘画中有些标题包含了“原子”或“核”的字样，这一处理方式本身就显得有些牵强。
Le Corbusier, Composition avec photo de la bombe “H” (Composition with photo of the “H” bomb), 1952 © Fondation Le Corbusier/ADAGP, Paris
Installation view of The Atomic Age: Artists put to the test of history, 2024. Photograph by Pierre Antoine. Courtesy Musée d’Art Moderne de Paris
与此同时，档案材料贯穿了整个《原子时代》展览——从防空洞的建筑图纸到抗议活动的照片，从档案文件到稀有书籍。在展览的一部分，有一小组关于1963年在丹麦欧登塞（Odense）举办的反核战争展览的文献材料。此次展览由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策划，在展览中，观众被鼓励用气枪射击核大国国家元首的肖像目标。一件被涂改过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目标靶就是一个见证。在这一部分附近，有一组令人不安的作品展示了一张关于殖民地世界核试验的时间轴，其中包括法国在1960年于阿尔及利亚沙漠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的照片。此次核试验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核力量展示，发生在广岛之后，也是一次在军事冲突中由核大国进行的试验。像这样的文献影像——展示爆炸对当地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比一幅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画作更有力地反映了世界的严酷现状。最终，《原子时代》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难以面对但为了生存必须直面的议题。
《原子时代：历史考验中的艺术家》（The Atomic Age: Artists put to the test of history）展览将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 Moderne de Paris）展出至2025年2月9日。
亚伦·派克（Aaron Peck） 是一名居住在巴黎的作家。他的作品曾发表在《Artforum》、《The Believer》、《Frieze》和《泰晤士文学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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