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2019篇学习笔记
★来源：2024年11月21日《经济日报》全部11篇评论文章
水安全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国家水网作为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这一指示不仅凸显了水网在保障国家水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未来一段时间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指明了方向。人多水少、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水情。特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导致水资源分布不均，水旱灾害频发，特别是近年来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呈现趋多趋强趋广态势，水资源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因素。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为了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迫切需要加强水资源跨流域跨区域的科学配置，实现更大范围的空间均衡。同时，为修复保护河湖生态，实现“还水于河”，需要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各方面的用水需求。为有效应对水旱灾害，还必须从水网的高度来提升和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加快补齐短板和薄弱环节。实现这些目标，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的网络格局，推进国家水网建设是关键。针对水资源供需矛盾，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快构建国家水网的重大战略部署，一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相继建成。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累计调水已超760亿立方米，40多座大中城市受益、1.85亿人喝上“南水”；引江济淮工程实现全线调水，江淮从此“牵手”，让淮河以北基本摆脱世代缺水的困局；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后，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被誉为珠江流域的防汛“王牌”，为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提供了坚实屏障。水网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体系，它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结点、智慧调控为手段，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按照《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部署，水利部门已将任务目标全面分解细化，有序推进实施。例如，近两年持续推进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着力构建城乡一体、互联互通的水网体系，提升城乡水利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逐步形成国家水网“一张网”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与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基础设施体系的要求相比，水利工程体系仍存在系统性不强、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是国家水网建设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塑造新优势的必然选择。目前，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二期工程、江西峡江灌区等重大项目进展顺利。要持续深化水网工程前期论证，把握好纲、目、结三要素的谋篇布局，做好各层级水网的合理衔接，促进水资源在时间层面实现跨期调节、以丰补枯，在空间层面实现南北调配、东西互济，提高国家水网抗风险能力。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水安全新老问题相互交织，向水利科技提出了崭新课题。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水网“装进”计算机，进行智能化模拟和前瞻性预演。发挥数字孪生水网永不疲劳、持续运行的特点，对水网全天候在线监控，为防洪、水资源管理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实现国家水网运行调度的科学性、安全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亚太工商界发挥企业家精神，促进国际贸易，推动跨国投资，开展创新合作，是创造“亚太奇迹”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地时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向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把握时代大势 共促世界繁荣》的书面演讲，呼吁加强团结合作，共迎全球性挑战。演讲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在百年变局中廓清迷雾，为亚太发展合作指明方向，彰显中国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的大国担当，为推动世界共同繁荣汇聚更大合力。亚太经合组织成立30多年来，亚太地区经济保持强劲增长，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工商界发挥企业家精神，促进国际贸易，推动跨国投资，开展创新合作，是创造“亚太奇迹”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碎片化加剧。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没有改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为经济全球化再度加速蓄积了强劲动能。作为开放发展的推动者、创新发展的领军者、共享发展的践行者，亚太工商界有责任、有意愿、有能力为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展望未来，亚太工商界要坚持开放包容，遵循经济规律，坚持市场原则，维护货物服务生产和供应体系，打造便利、高效、安全的亚太产业链供应链；要深化创新交流合作，以更加开放、勇于创新的思维和举措，推动新经济、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挖掘创新增长潜力；要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加快应用先进绿色技术，积极参与构建亚太绿色合作格局，推进亚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是许多亚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要节点，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持续发挥动力源和推进器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坚定推动国际经贸开放合作，坚定推动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坚持将自身发展成就作为世界发展机遇，与各国共享市场潜力、创新活力、发展红利，是亚太和全球工商界人士实践发展理念、创造发展成果的沃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将继续团结亚太和全球工商界人士，凝聚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同续写“亚太奇迹”，为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更强大动力。粮食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品质、优化产业政策，推动粮食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可持续方向发展。粮食品牌要建设好，更要保护好。近期，各种大大小小的粮食交易大会、展览会一个接着一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个粮油品牌粉墨登场，争奇斗艳，精彩纷呈。但品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低价竞争、投入不足等问题，影响品牌建设进程和产业健康发展。还须进一步加大投入，强化品牌建设，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让粮食产业在良性竞争中发展得更好。粮食品牌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竞争力、促进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为了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2007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推进品种品质品牌提升行动，粮油品牌数量逐年增长，涌现出“吉林大米”“山西小米”“齐鲁粮油”“水韵苏米”等40多个叫得响、立得住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多达数千个。粮食品牌的大量涌现，提高了粮食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知名度和美誉度，改变了粮食路边摊、大路货的形象。面对粮食经济效益低、种粮农民增收难的困境，打造粮食品牌，可以有效提高议价能力，提升粮食产业整体竞争力，促进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从目前看，粮食品牌溢出效应逐渐显现，为粮食产业带来全方位变革，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产业链整合、增加种粮农民收入、增强消费者信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吉林大米”加工产值达到270亿元，稻谷平均收购价格1.5元/斤—1.6元/斤，连续多年没有启动稻谷最低收购价收购。“荆楚粮油”品牌价值达600多亿元，带动湖北粮食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在国际市场上，品牌粮食产品更容易获得外国消费者认可，提高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如今越来越多的粮食品牌开始进军国际市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良好的市场份额和口碑。吉林鲜食玉米远销近30个国家和地区，“水韵苏米”南梗系列水稻品种日前在2024日本水稻品质·食味研究会第16届研讨会及优质粳稻食味品鉴会上获得“特别优秀奖”。目前我国粮食品牌建设成绩有目共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些地方和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好不容易把品牌建设起来，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眼前利益，仿冒知名品牌、以次充好，严重损害了粮食品牌声誉，他们的违法行为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就会让真正做品牌的地方和企业受到伤害。还有一些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低价竞争策略，大搞价格战，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这种恶性竞争导致企业无法获得合理利润，难以集中资源和精力进行技术创新和提升产品品质，影响粮食品牌形象和市场信任度，进一步降低粮食产业整体水平。粮食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品质、优化产业政策，推动粮食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可持续方向发展。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品牌宣传，讲好粮食品牌故事，强化市场监管，重视商标注册，做好粮食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仿冒造假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粮食行业应建立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加强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维护粮食行业健康发展。企业应树立正确经营理念，摒弃低价竞争思维，注重技术创新和产品品质提升，严把质量关，提高核心竞争力。农民是粮食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应种好粮，生产出绿色优质的粮食。消费者是品牌产品的最终用户，对粮食品牌建设有着直接的体验和感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提出建议和反馈，帮助粮食品牌企业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粮食品牌形象和竞争力。粮食品牌建设永远在路上。市场需求在不断变化，粮食品牌建设也要与时俱进，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西部地区进出口2.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1％，高于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4.1个百分点。当前，如何更好地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我国西部地区涵盖12个省区市，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今年上半年，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一系列新进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开行海铁联运班列5536列，同比增长22.7%。西部12个省区市进出口1.93万亿元，同比增长10.2%。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在打破思维模式，联手打造开放大通道，推动实现南向物流网络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中欧班列通达欧洲的20多个国家200多个城市。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也正稳步提升，各地区推动高水平开放工作特色纷呈。如广西通过平陆运河建设完善陆海一体化布局；四川升级“单一窗口”功能、探索建立跨区域共享数据和协同业务；重庆上半年承接东部企业项目1300多个，协议签约金额超6000亿元；宁夏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建成“中阿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双方签订科技合作协议90多项；等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尽管西部地区贸易、投资呈快速上升态势，依然与东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差距较大。区域高水平开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区域要素禀赋、质量及结构的持续改善。正如产品附加价值各不相同，生产要素也有“等级”之分，不同生产要素的属性、流动性及价值创造力是有差异的。进入新时代，信息、知识、大数据等正在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正在改变企业的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模式，并决定着产业素质和产品质量能达到的高度。作为后发展地区，西部的传统要素资源禀赋制约着生产力快速发展，加上东部先发展地区的巨大要素虹吸效应，西部生产要素供求多年来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的均衡，软件行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数字普惠金融、电子商务等数字化企业所占比例以及数字化企业收入占GDP比重等指标相较东南沿海地区差距较大。这些都导致了知识、信息、大数据等现代生产要素对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和韧性不足的问题。针对此，应立足西部地区实际，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一方面，顺应产品生产国际化分工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并存的发展趋势，探索改革路径，促进西部地区对高质量生产要素的吸附聚合，实现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等“家底”丰厚，应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要素，促进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融合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一大批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包括新能源、精细化工和新材料、航空航天装备、汽车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旅游等。另一方面，注重推进数字要素赋能传统要素，提升西部骨干网服务能力、加快高质量5G网络建设、推进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规模应用。把握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机遇，完善数据中心布局和建设。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建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通用平台，加快建设一批数字产业园区，并与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培养高素质数字人才，形成现代产业生态系统。通过制度创新，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税收优惠、融资支持和创新激励，建立数字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不断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高质量的产业体系和贸易投资体系，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发展。05 向质量要制造业竞争力
黄乐富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质量一头连着供给，一头连着需求，涵盖了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贯通于制造业全链条。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工业化，必须向质量要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居世界第一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制造业产品供给数量、质量和档次明显提升。数据显示，全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已连续8年达到93%以上。2023年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达到85.21，持续稳中向好，质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获得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国际互认的计量校准与测量能力已达1879项，位于世界前列。今年上半年新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中，工业领域达930项，占比82.7%。同时，《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实施意见》《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助力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的出台，加快了产业质量技术创新应用，推动了制造业质量提升工作向纵深推进，对推动企业树立科学质量观、建立先进质量管理体系、加快质量管理数字化与提升质量改进能力，产生了显著效果。不过，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质量提升行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要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应努力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强重点领域产业基础质量攻关尤其是提升工业“四基”领域质量的可靠性水平，加大企业质量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储备力度，不断提升高质量产品供给。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质量竞争力。产品质量源于设计，基于生产，成于技术、工艺和材料。应加强政策引导、规划引领，直面产业基础领域“卡脖子”问题，集中资源优势，不断提升基础零部件（元器件）质量可靠性、基础工艺质量精益性、基础材料质量稳定性、产业技术基础质量先进性。围绕先进技术开展标准研制，通过标准化加快新技术产业化、市场化步伐，促进品种开发和质量升级。提升典型示范案例推广，推动更多企业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及工具。提升塑造制造业企业质量人才引领力。加强企业质量管理、塑造高质量发展动能，核心是有一支专业化企业质量人才队伍。面向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质量培训，搭建在线学习平台，传播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助力企业质量管理人员抵御“本领恐慌”，切实把质量工作落实到研发、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尊重质量人才的形成规律，从教育的源头开始抓质量人才培养，引导高等院校加强质量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专业技能型人才、科研人才、管理人才培养，夯实质量人才发展基石。增强激发消费提质需求外驱力。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以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为牵引，推进质量分级和标准提升工作，对优质产品和一般产品进行区分，增加制造业优质产品供给。加大质量工作宣传力度，增强消费者质量意识和识别能力，引导消费者主动参与质量促进活动。加强产品评价、退货、索赔、修理、更换等数据采集、分析和利用，完善覆盖消费端的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数字化应用场景，强化全生命周期质量协同管控。近年来，我国煤炭进口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尤其是2023年，煤炭进口量实现大幅增长，创历史新高，这一趋势在2024年得到延续。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累计进口煤炭3.89亿吨，同比增长11.9%。照此趋势，煤炭全年进口量有望再创新高。我国是名副其实的煤炭大国，煤炭生产能力位居世界第一，为何还要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煤炭呢？平衡煤炭资源错配。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如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等地。而工业和人口更为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煤炭资源相对匮乏，需求却极大，依靠进口煤供给更加便利。有效降低用煤成本。在运输成本上，由于煤炭资源分布与需求地区不匹配，长距离运输成为必然。陆路运输成本高，尤其是从西北运到东南沿海地区，成本更加高昂。相比之下，通过海运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口煤炭，即便加上关税和船运费用，总成本在某些情况下仍然较低。在开采成本上，随着国内煤炭开采深度增加，开采难度和安全风险也随之提升，导致开采成本上升。此外，更严的环境治理标准也进一步推高了成本。而进口煤炭可以规避这些开采过程中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弥补煤炭品质与需求差异。我国虽然煤炭资源丰富，但一些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煤炭品种，如炼焦煤等国内产量有限，难以满足特定行业需求。因此，进口优质煤炭成为满足国内需求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环保政策收紧和绿色低碳转型，进口高品质煤炭成为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调节煤炭市场价格与供需平衡。在煤炭市场中，供需关系变化直接影响着煤炭价格。当国内煤炭供应不足时，通过增加进口量能够及时补充市场缺口，平抑煤炭价格上涨的压力。反之，当国内煤炭供应过剩时，适当减少进口量也有助于稳定市场价格，避免资源浪费。保障能源安全与战略储备。进口煤炭是我国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进口煤炭，可以降低对单一能源来源的依赖，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在国际煤炭市场价格较低时，增加煤炭进口量还可作为战略储备，平衡国内煤炭市场供需关系，避免市场波动对国内能源安全造成冲击。去年以来，通过增加煤炭进口量，有效促进了国内煤炭价格回落，倒逼国内煤炭生产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我国也拓展了能源供应渠道，增加了战略储备，为应对潜在能源短缺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我国煤炭进口量的增加推动了国际煤炭市场复苏，为煤炭出口国带来了更多商机。展望未来，我国煤炭进口趋势将受多重因素影响，面临一定不确定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复苏和工业生产的加速，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国内煤炭生产企业转型升级和环保政策收紧，将对煤炭进口产生一定影响。国际煤炭市场价格波动和供需关系，也将影响煤炭进口量。当前，国际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全球经济复苏仍显脆弱，世界能源供需格局、治理体系面临深度调整。无论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应继续坚持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优化能源合作模式和条件。坚持煤炭进口与国内煤炭生产协调发展，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同时，深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持续深化国际绿色能源合作，推动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积极维护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把握发展主动权。近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引》），进一步引导上市公司关注自身投资价值，切实提升投资者回报。市值是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成长潜力和管理水平的一把标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良好的市值管理，有助于稳定股价，减少市场波动，增强投资者回报，提升市场整体吸引力，实现多方共赢。在“努力提振资本市场”的背景下，管理层近期多次强调市值管理的重要性，并发布监管指引，就是要以市值管理为支点，撬动上市公司提升经营质量、提高投资价值、提振投资者信心，巩固资本市场平稳发展态势。这也意味着，市值管理从一道可做可不做的选做题，变为一道必答题。一直以来，部分上市公司对自身投资价值重视度不够，认为市值涨跌是二级市场的事，缺乏主动管理的积极性。《指引》明确上市公司董事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方市值管理的责任，相当于给上市公司戴上了“紧箍咒”：切勿再对股票涨跌无动于衷、对市值大小“躺平”不管了，否则会引来监管的格外关注。过去一段时间，A股“伪市值管理”频现，市值管理一度被污名化，成为“不合规干预”“恶意坐庄”的代名词，部分上市公司想要管理却不得要领。《指引》明确，上市公司可依法合规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方式提升投资价值，同时禁止以市值管理为名实施违法违规行为。划定了可为和不可为的边界，指引上市公司少走弯路、不走错路。外部有监管、内部有意愿，市值管理涉及方方面面，要正确掌握其打开方法，还需夯实基础、抓住关键、找准目标，方能管出水平、理出成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基础。市值高是面子，企业好是里子，只有经营好了企业，才能从根本上管好市值。这就要求上市公司练好内功，一方面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努力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另一方面要优化公司治理，构建科学合理的股权结构，强化内部控制，推动董监高等关键少数归位尽职，走上稳健经营、高质量发展之路。提升投资价值是关键。企业发展得好，不代表市值就必然能正向反馈。当前有不少基本面健康的优质公司，却长期处于破净状态，出现了投资价值与公司质量的脱钩。要使投资价值充分反映上市公司质量，在价值创造之外，还需做好价值传递，适时充分利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增持回购等资本市场工具，提升市场对自身投资价值的认可，促进内在价值与市场价值的齐头并进、共同成长。强化投资者回报是目标。投资者是市场之本，市值管理的最终落脚点应是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要始终将投资者利益放在心上，强化信息披露，消除信息差和认知差，取信于投资者；积极组织业绩说明会、投资者交流会等活动，认真听取投资者意见建议，拉近与投资者距离；制定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切实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正如市值是动态变化的，市值管理也应是动态完善的，是一项长期战略而非短期应急举措。监管部门、上市公司等各参与方要时刻保持对市场的关注度和敏感度，因时因势及时调整管理策略，同向发力、久久为功、活跃市场、提振信心。一日三餐再平常不过的事，对不少老人尤其是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来说，却并不容易。老年助餐服务既是老年人关心的“关键小事”，也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为了解决这件民生大事，近年来，助餐成为多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中的重点项目，把食堂开进社区，距离近、价格实惠、品种丰富，让不少老人“尝”到实惠。不过，想把老年食堂这件好事持久地做下去，各地也面临不小的经营压力，在实际运作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一些地方的老年食堂因运营成本高，智能化水平不高，持续经营并不容易。办好这件民生实事，需多措并举、统筹考虑。坚持公益属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突出“助”的功能。各地可探索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资机制，优先满足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助餐服务需求。坚持“保基本、兜底线”，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等低收入人口中的老年人，以及高龄、空巢、失能等老年人就餐给予优惠。例如，沈阳市铁西区的6家社区食堂近日开展了一场“香喷喷”厨艺大赛，邀请烹饪、营养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和社区老年人代表共同品评菜肴，并为7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更多优惠服务。同时，从业服务机构也需有经济效益。仅靠地方财政支持，老年食堂不能“自我造血”，不是长久运营之计。老年食堂运营方需要对食堂的选址、建设面积、客流量、采购、定价策略、投入成本、用工人数等进行科学测算、规划。各地社区可通过引入具备中央厨房配餐能力的专业化餐饮机构，实现集采购、加工、配送于一体的供应链，探索“中央厨房+助餐”模式，有效进行集约化管理。推动老年食堂长久“飘香”，还需推动智慧老年餐厅建设，不断提升智能管理水平。积极开发老年助餐服务智能终端和信息管理系统，精准对接老年助餐服务。例如，在大连市金普新区民祥道社区智慧餐厅，由智能炒菜机、万能蒸烤箱、自动结算机等设备组成的餐厅智慧系统，不仅提高了餐厅工作效率，还丰富了食谱种类。此外，还可借力养老金融，用心用情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守护银发经济。金融在产品创新、风险管理、公众教育等方面，对于实现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丰富特色化适老服务，支持老年食堂企业做大做强，不断提升适老化服务水平，推动老年食堂餐饮服务环境更暖心，让老年人更放心。发展是硬道理，产业是硬支撑。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城市强。成都这些年的创新发展之路，多维度展现了内陆超大城市改革开放的成就。成都市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其中电子信息产业超万亿元规模，成为重要支撑。成都之所以成为国际知名、国内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地，离不开深厚的历史积淀。“一五”期间，国家布局了3个电子工业城市：北京、南京和成都；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成都获得一次极其重要的产业发展机遇，聚集一批电子信息企业……依托这些基础，成都抢抓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布局转移机遇，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一大批国际企业抢滩成都，布局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形成了以成都高新区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带动了整个城市产业升级。从最初的零星布局，到如今形成涵盖研发、制造、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完整产业链，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构成了成都城市经济的命脉，更成为联通现在与未来的产业脊梁和重要纽带，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为成都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成都电子信息产业链不仅着眼当下，更放眼未来。在产业链构建过程中，成都注重引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推动转型升级。例如，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领域，成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成都还积极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城市未来发展布局新的增长点，这些新兴产业将与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互补和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成都产业升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在打造产业链过程中，成都注重“建圈强链”，即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圈，并强化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的突破。通过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企业，成都打造了一个集研发、制造、销售等于一体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吸引大量国内外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产业链完善带动就业和税收增长，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也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宜居度。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崛起，与成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优越的自然条件、改革开放的氛围、科技创新资源等叠加，产生了极其难得的“链式反应”，成都数年间成为国内吸引年轻人才最多的城市之一。通过打造万亿元级电子信息产业链，成都不仅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更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体制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生产力的成果。面向未来，必须坚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新型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推动作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各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速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优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坚实保障。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理论逻辑与实践要求相统一的结果。从理论逻辑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不断涌现，这些革命性技术与生产要素相结合，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从而带来生产力质态的根本性变化。提出新质生产力是对技术革新突破带来生产力跃升的前瞻性判断，是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总结。从实践要求来看，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力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跃因素。近年来，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及新能源汽车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不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例如，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目前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等关键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比重约为70%；新能源汽车产业强势崛起，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额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体现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产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工业机器人无论是产量还是安装量，在全球均处于领先水平。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持续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然而，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生产关系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不适应的环节，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改革创新。一是高标准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发挥保障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短板。例如，部分地区存在的市场分割及地方保护问题，对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通造成了阻碍，市场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以及信息、标准等方面的“软衔接”尚不完善，影响了市场流通的效率；公平竞争环境和机制仍不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尚不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领域的制度规则有待完善；市场监管服务效能有待提高，市场监管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等。二是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先机，构建新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然而，目前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例如，科技资源配置有待优化，整体创新效率还需提高；对基础研究投入不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较少；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三是收入分配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充分激发新型生产要素活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条件，这就需要建立起能够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的收入分配方式。然而，眼下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还不少，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不同所有制、行业和群体的就业人员之间还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数字经济带来的收入极化趋势明显，决定初次分配的市场化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和规范等。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制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型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而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促进新产业的涌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新产业的发展。新的分工不断发展聚合成有一定规模的新产业，能够为生产力发展提供“量”变的积累和“质”变的可能。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强调重点支持科技研发活动，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之间建立协同机制，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形成面向市场需求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新产业的持续涌现。二是促进新模式的发展。新要素在新技术条件下进行有机组合，重构生产环节和管理组织架构，产生新的生产模式，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生机制。新型生产关系不仅包括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也包括更高效的新型生产要素配置体制机制和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有助于推动数智化生产、工业互联网生产、绿色生产等新模式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其中，数智化生产是主要形式，生产过程广泛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等，实现生产流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工业互联网生产是重要发展方向，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产业链内部以及产业链之间形成设备间、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提升整个产业链生产效率；绿色生产成为鲜明特征，通过采用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资源等方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三是促进新动能的形成。形成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新动能的形成，关键在于发挥创新的主导作用，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包括推出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取新的供应来源、形成新的组织等。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供新动能。综合来看，生产关系涵盖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相互之间发生的具有必然性的一切经济利益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经济制度的基础。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关键要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此基础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生共荣、共同发展，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上，要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最终形成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协同发展新局面。宏观层面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共生的总体格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不同所有制经济能够更好适应多样化的技术领域、技术路线，实现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其中，国有经济能够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投资以及前瞻性布局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更有效地体现国家意志和公共利益；民营经济成为提升经济活力、优化市场供给、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力量；外资企业则在促进我国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吸引全球高端生产要素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自的作用，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互动协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环境。一方面，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促进国有企业持续强化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实现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市场反应灵敏、经营机制灵活等特点，不断开发出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中观层面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互补协作的产业链布局。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严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由于历史因素、企业规模及运营机制等方面的不同，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分布呈现差异化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布局，建立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更为协调的竞合关系。一方面，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好发挥国有经济在能源保障和原料供应、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健运行、国家经济独立和安全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中，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原创技术“策源地”和产业链“链长”作用；另一方面，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鼓励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支持民营企业在改革创新和公平竞争中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微观层面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要素交叉融合的发展共同体。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应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要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等方式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升企业治理水平。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并购重组等方式，与民营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投资。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社会再生产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组成的。这些环节互为依存、相互约束，共同构筑起一个持续运动的经济循环系统。新质生产力是建立在新型生产要素基础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与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新型生产要素必须通过专业化培育方能形成，而科技创新也日益从生产环节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专业化特征的有组织行为。在审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特征前提下，可考虑对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进行拓展和优化，将“要素培育”和“科技创新”从生产环节中独立出来，从多方面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循环，探索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聚焦要素培育。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生产要素变革和迭代，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已成为新型劳动者的主体，金融对推动新技术应用和新产业形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更好促进新型生产要素的形成和应用，必须完善生产要素培育机制。一是完善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多元化渠道加强数据采集，提升数据资源的供给规模和质量，同时构建开放透明的大数据共享平台，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促进数据资源的流动和交流。二是完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立足市场需求，重点培养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的人才，同时加强对高校新工科建设的引导，促进高校新设增材制造工程等急需紧缺专业。强化校企联合，支持定制化人才培养，将人才培养与用人需求紧密结合。三是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注重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一是完善创新引导机制。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往往具有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难以用短期绩效评估、产业化难度大等特点，需要国家提供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要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产业布局，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组织对战略性、先导性产业进行联合攻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二是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创新是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为，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同时面临技术和市场等诸多不确定性。要以更大力度实施创新激励措施，如税收减免、贷款补贴等，从而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同时，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应用，使研发投入更好转化为经济收益。三是完善创新保障机制。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需求，科学规划和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进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支撑国家科技事业长足发展。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及科技领军企业的定位和布局，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发展先进制造。先进制造业既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包括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后的传统产业，还包括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完善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决不能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采取先进适用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使传统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改进原有产品、改造传统工艺、提升管理手段等很多方面，只有实现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融合，才能达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二是完善新兴产业孕育机制。新兴产业代表着前沿科技发展方向，要制定和实施相关产业政策，加强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引导，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元宇宙、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三是完善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产业融合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全球经济增长和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要打造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精准定位，深化分工合作，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形成更高效率、更高价值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优化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激励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一是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反映其重要性和稀缺度，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对其他生产要素发挥引领、吸纳与放大效应，要健全这些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二是完善相关薪酬机制。要科学运用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措施，充分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与创新潜能。此外，还要健全公益慈善组织体系，进一步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支持更多人财物投入社会公益领域。推动市场流通。现代社会进入互联互通的全球化大流通、大市场的发展时代，市场流通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社会分工、满足市场需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聚焦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市场流通效率。一是完善公平竞争机制。持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充分调动各类所有制企业积极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势互补，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二是完善统一市场机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方面针对阻碍市场流通的机制障碍开展专项治理，确保市场流通顺畅无阻，另一方面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三是完善对外开放机制。在全球视野下整合优质创新资源，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推进制度规则的国际化接轨，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同时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范围，对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多国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倡导成立跨国技术创新网络和产业发展联盟，提升我国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科研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壮大新型消费。消费是经济稳增长的主引擎。新型消费是指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引领的消费，能够有效促进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对接，实现消费资源的高效配置。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一是完善数字消费机制。支持企业研发推出更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其中不仅包括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数字化产品，而且包括云服务、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服务。同时，丰富数字消费新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多元、高效的数字消费体验。二是完善绿色消费机制。运用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激励企业加大绿色环保技术研发力度，推广绿色产品和绿色技术，同时通过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换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及安全改造、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为绿色消费增长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三是完善消费升级机制。坚持供给和需求双向发力，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一方面推进质量强国、品牌强国建设，增加优质供给，加快形成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文化娱乐、旅游观光及国货“潮品”等新型消费增长点；另一方面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婴幼儿照护等的投入，有效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激发消费潜力。总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坚持守正创新的过程。“守正”主要体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基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保障。“创新”主要体现在建立有利于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的经济运行机制，从要素培育、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收入分配、市场流通、新型消费六个方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近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扩大老年读物供给、加强数字资源建设等措施，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幸福。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回应了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揭示了银发经济在文化消费领域的巨大潜力。如今，越来越多老年人投身阅读学习，寻求自我提升，享受社交互动的乐趣。然而，面对数字化浪潮，优质老年阅读产品的供给却显得捉襟见肘，从内容到载体的适老化改造，仍有不少空白等待填补。数据显示，我国银发经济当前规模约7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30万亿元左右，面对这片蓝海，如何精准捕捉老年人的文化消费新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做到内容关爱，深入洞察老年人内心真实的阅读需求。近年来，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逐年稳步上升，但面向老年人的阅读内容与品牌还很稀缺。这背后，既有商家对老年人文化消费新需求认知滞后的原因，也有老年人与商家、作者之间沟通渠道不畅的问题，导致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消费心理无法有效引导市场供给。因此，建立老年人文化消费反馈平台，策划线上线下融合的适老助老阅读活动，根据老年人实际购买或借阅情况，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推出更多内容丰富、互动性强、影响深远的老年阅读内容与品牌，显得尤为重要。要打破消费障碍，充分考虑老年人身体状况和认知习惯，打破“数字鸿沟”确保网络空间成为他们享受文化生活、便捷消费的场所。为此，要综合考量老年人的传统阅读习惯和文化消费新需求，在数字资源建设、数字化阅读操作、线上线下图书购买及借阅等方面，不断提升适老化改造的服务意识和精细程度。比如，商家可以将阅读产品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建立银发阅读交流群组，方便老年人咨询阅读信息、享受文化服务，让老年人在文化消费的同时学习新知识、结交新朋友。此外，可以与听书类、视频类平台达成合作，在关照老年人阅读习惯的大字版书籍内附上音视频转换二维码，在拓宽老年读者视野的同时，也可为平台拓展用户。物质富裕则老有所养，精神富足则老有所乐。更好满足老年人文化消费新需求，既是消费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各方应携手并进，从内容到形式、从线上到线下，同步提升适老化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不断完善服务模式、健全数字资源，为老年人精神世界注入活力，为社会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