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问题类型大致可以分为研究问题、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研究问题通常用“为什么”的句式来表示，常常表现为悖论——需要一个让悖论变得合理的理论。譬如，既然人是理性的，为什么不选择搭便车而愿意参加革命？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革命，我一个人承担百分之百的成本，但是受益者可能是以万计、以亿计的，我的收益可能是万分之一、亿分之一，这样一个在经济学意义上明显不理性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现实问题一般用“是什么”的句式来表达，常常表现为困境——需要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事实陈述。譬如，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事实陈述其实有很强的价值判断成分，“苦”“穷”“危险”都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比较的、建构的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空心化”，我们在研究城市化的时候讲到中国乡村的空心化问题，这个空心化就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陈述。它把农村人口的减少表述为一种危机，你看城市越来越像欧洲，农村越来越像非洲。农村的人才在流失，资源在不断地被抽取，导致农村在凋敝。而换一个角度，换一种价值，农村的人口减少不是空心化，而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农村的人口向城市迁移，农业部门的人口向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迁移，这是一个正面的现象。农村人口少，不代表凋敝，欧美的农村人口也是很少的，但农村的人均收入跟城市相差无几。政策问题通常用“怎么办”来表述，常常表现为策论——需要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譬如，在邻避运动盛行的情况下，如何解决邻避型公共设施的选址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行垃圾分类政策，可以提升居民的支持度和遵从率？在写文章之前，要考虑清楚是要解决一个研究问题、现实问题还是政策问题，定位准确才能把论文写好。如何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我认为大体上有三种途径：第一，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观察，发现有趣的和重要的政治事实，进而寻找其背后的缘由。譬如，为什么同样是资本主义体系，欧洲是高福利国家，而美国的福利水平比较低？为什么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实行的是同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绩效却大相径庭？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着比此前的贫困时期更多的社会动荡？大家既要关心关注国家大事，譬如媒体的深度报道，为我们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多线索；同时也要留心身边那些不起眼的小事，譬如城市更新导致很多社区小商业消失了，这会给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邻里关系造成什么影响。第二，寻找理论和社会事实之间不吻合的地方。当两者有出入的时候，去寻找新的解释。我们要在理论文献与经验世界之间反复穿梭，发现理论与事实相悖反的情况。譬如，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只要把价格搞清楚，就会有良好运行的市场，而事实并不见得如此，那么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又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缺乏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人们不大可能参加集体行动；但事实上人们经常会奋不顾身地参加集体行动。第三，理论对话。面对不同的理论流派，我们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从而调和这些看似有冲突的理论，这也是一种发现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文献，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寻找现有理论的软肋，在理论争辩中找到自己的学术立场，或将原本对立的或不相关的理论范式整合起来，譬如，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取向与文化研究取向，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这些看似针锋相对的理论传统是否可以调和乃至于整合成一个新的理论范式？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在中国在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认为需要兼顾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我称之为“在中国”。所谓“在中国”，用英文来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in China，是指“在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不存在美国/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美国/中国只是一个田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美国/中国的经验现象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对经验材料和数据的分析，通过理论与事实的互动、中西经验的对话，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则和理论。我们不能把中国看得过于特殊，一定要在比较的视野中观察和思考中国。第二个立场是“为中国”，用英文来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for national interest，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社会的福祉和人类的命运，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还有义务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唐世平认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来改善人类的福利。从这个层面上讲，社会科学不是“玩学术”，而是要解决基本问题。
